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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把新闻学提到所未有的高度，与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10门大学科并称为“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本书适应新时代对新闻学的呼唤，以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为宗旨，通过对理论梳理、历史回顾、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以及学风与文风四个方面的阐述，从实践到理论，从历史到未来，为新时期的新闻学构建了宏大而有体系的框架，具有学术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新疆乌鲁木齐人。学术兼职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天津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
第一编 时 代 话 题
新时代新闻学若干问题辨析 3
从学术生态看新闻学的形势与任务 19
再谈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与历史观 28
“小方是谁？” 46
——兼谈当下新闻研究的一些学风问题
第二编 理 论 视 野
重塑新闻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再审视 61
专业性还是人民性——新中国新闻业断想 87
一波三折——中国传播学百年发展历程 103
世道人心——重思现代中国及其传播学 131
形塑意识形态——符号与政治的名实之辩 152
第三编 在历史中思考
新中国与新文化 169
文化自觉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新闻传统 201
国家建设与民国报业 217
新记《大公报》与文化政治 229
从历史虚无到价值虚无 243
学术与政治：传播学哪儿去了 253
第四编 从记者到学者
学南振中，当好记者 261
附：既读书，又看报：与研究生谈读书 270
重读斯诺《西行漫记》 276
读“天珠”，谈新闻 281
范敬宜与清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述略 289
培养有梦想、有灵魂、有文化的中国记者 299
我们需要这样的新闻学院院长 304
第五编 学风与文风
走出“八十年代”：学术何为 前沿安在 311
附：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 330
精神开放天地宽 346
青年学人书序十则 349
学术笔谈之主持人语四则 395
一语天然中国梦 402
学界也当改文风 411
追忆一次阳光灿烂的学术会议 418
后记 424
第一编 时 代 话 题
新时代新闻学若干问题辨析
历史上一些重要关口，往往是学术思想骤然活跃的时刻。近年来，因应中国与世界的历史性变革，特别是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发展开始走向政治自觉与文化自觉的“新时代”，学术论争也渐趋蓬勃，关于新闻学何去何从的文章同样接踵而至。蔡惠福、顾黎的《关于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自主建构的几点思考》（2013）、赵月枝的《被劫持的“新闻自由”与文化领导权》（2014）、胡钰、虞鑫的《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2016）、丁柏铨的《中国新闻理论体系调整之我见》（2017）、吴晓坤、童峥的《大数据背景下新闻价值体系的嬗变与重构》（2017）、陈力丹的《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2017）等，一方面，给人以新鲜有益的启发；另一方面也不免促发一些新的思考与困惑。鉴于兹事体大而错综交织，笔者无力穷根究底，只能权且提出新时代新闻学的若干命题，并略作阐发。
新闻学还是新闻传播学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学科建设的主攻方向是新闻学，还是新闻传播学，这一点不仅涉及名分问题，而且更关乎事功问题。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党和国家文献中向来都用“新闻学”。如《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意见》（2004），提出编写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和文学9个重点学科教材。习近平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11个“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时，也明确提及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
作为见仁见智的个人理解，我认为国家层面主要关心的应该还是名副其实的新闻学而非“新闻传播学”。原因不难想象：新闻学同共产党、共和国的新闻舆论工作息息相关，也同当下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伟大斗争生死攸关。正如习近平说的：“新闻舆论工作处在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事实上，共产党、共和国的新闻学既融会着党性原则、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等思想，也折射着延安《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人民广播，以及范长江、邹韬奋、邓拓、穆青、齐越、范敬宜等一代人民记者的身影；既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自由解放的天下理想，也体现着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中华传统，包括梁启超、邵飘萍、戈公振、张季鸾等报人的志向。至于作为舶来品的传播学，1虽然为新闻学带来一些新鲜、新奇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助于学术研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迄今为止总体看来还没脱离
1 所谓传播学有广狭两义：广义往往被理解为一种古今中外、包罗万象的社会生活“领域”及其研究；狭义则专指以美国主流研究为典范的建制化“学科”，包括其理论、历史、方法等。本文所指为狭义的传播学。
“西化”或“美化”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距离中国化依然任重道远，特别是其中浸透的价值观方法论与中国道路不免抵牾（批判传播学虽然具有马克思的思想基因，可惜既不属于主流传播研究，又与中国实践时有龃龉），同习近平念兹在兹的立足中国大地、以人民为中心、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等，不说格格不入，也是各说各话。
关于中国学派
不止一位论者指出，与其他学科相比，目前新闻学还缺乏系统的学理，没有形成体系，更没有形成学派。笼统地看，确实存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则另当别论。一方面，说新闻学缺乏“自身系统的学理”“没有形成体系”“更没有形成学派”，那么，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细究起来恐怕概莫能外，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传播学等大抵如此，无不照搬、照抄欧美的学术思想。正因如此，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才明确要求，应着力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另一方面，说中国新闻学缺乏“学理”“体系”“学派”，也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至少新中国曾经形成独具特色而系统完整的新闻学及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1由此也可以说形成新闻学的中国学派。其中，甘惜分、王中等人的新闻理论，方汉奇、丁淦林等人的
1 丁耘论新中国学术传统与学术主权时谈道，“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前三十年非常明确有自己的学术传统，也有自己的学术贡献，它一定是自己立法，自己治理的；它有自己的主权，有自己的道”。而当下中国学术，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几乎失去学术主权意识，学术界的“肉食者”与管理者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推动中国学术与西方接轨（美其名曰“国际接轨”）。“中国现在正面临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留学文化运动和科研换血运动……留学运动会接什么传统非常清楚，就是留学生的国外导师的学术传统”。参见张志强等：《人民共和国的文明内涵》，载《开放时代》，2018（1）。
中国新闻史，张隆栋、梁洪浩等人的外国新闻史，蓝鸿文、郑兴东等人的新闻采编，齐越、张颂等人的播音学等，都达到高度自洽的学术水平，不仅为新闻业提供了有力的学理支撑，而且培养了一批“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舆论人才。如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的郭超人、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杨伟光、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周瑞金、北京广播学院的杨正泉、杭州大学新闻专业的慎海雄等，当代新闻学界老、中、青几代人才的成长说到底也无不受惠于此。对此，今人应予充分肯定和崇高敬意，我们既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妄自菲薄，而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即便说当今新闻学没有形成“中国学派”，那么关键也不在于未建立学术上的“体系”“话语”，而在于未能充分自觉、自信地立足中国大地，正心诚意地致力于中国化的学术目标。相反，如今习见的往往更多是从理论到理论，从纽约到伦敦，从而与共产党、共和国的中国道路及新闻实践，也与亿万各族人民的光荣与梦想渐行渐远。众所周知，唯一得到国际学界公认的社会学“中国学派”，恰恰源于吴文藻、费孝通等一代大家将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就像李培林说的：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学界，社会学在教学和研究上有两种趋势：一是很多社会学家热衷用中国已有的书本资料，特别是历史资料填入西方社会和人文科学的理论，二是用当时英美社会学通行的社会调查方法来描述中国社会。吴文藻回国后，正值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中国广泛开拓之际，他大力提倡和推行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运动，并苦苦思索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子，认为社会学要中国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国国情……吴文藻培养了大批具有国外教育背景又扎根于中国国情的学术人才，如林耀华、费孝通、李安宅、瞿同祖等。1
1 李培林：《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的“中国学派”》，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12）。
至于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等中国道路的先驱者与开拓者，在近百年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大刀阔斧，披荆斩棘，以及由此开创的一整套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思想理论体系，更是中国学派当之无愧的引领者与集大成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立足中国大地，广泛吸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优秀成果，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新闻学等一大批学术思想，创造性地发展出既融汇古今中西，又切合中国实际的现代思想，无论对社会政治实践，还是对文化政治实践，都提供了生机勃勃的中国化的理论话语，不仅赢得天下与天下归心，而且形成现代世界独树一帜的思想理论体系。正如张文木举例说明的：“毛泽东写《论持久战》也没到哈佛去查资料，什么都没有，没必要。毛泽东在延安能写出《论持久战》，我们的研究一定要扎根自己的本土，写中国的东西，这就是‘中国学派’的特点。” 1解志熙针对革命文艺现代性从一个侧面提示的历史图景，又何尝不是延安以来中国新闻业与新闻学的人间正道：
现代中国的革命和革命文艺之被当今的一些先进之士所否斥，这反倒证明当年的革命和革命文艺是真正的、并且是成功的革命和革命文艺。而被他们交口称赞的另一些革命者、革命思想家和文艺家，如葛兰西、卢森堡、本雅明等“西马”之流，则都是失败的革命者或书斋里的革命者，所以他们也就只好或在狱中深刻地思想着革命或在书斋里诗意地想象着革命，如今称扬他们，诚然是既深刻悲壮也浪漫诗意而又很安全之举，因为那本来就是些美妙博辩的革命精神胜利法，说来好听、好玩而已，并不当真的，也不能当真的。2
1 张文木：《毛泽东诗词中的战略思想 》，载《经济导刊》，2018（2）。
2 解志熙：《与革命相向而行——〈丁玲传〉及革命文艺的现代性序论》，见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序”，18~19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
新闻与传闻和新闻的源与流
由于新媒体的冲击，各方不免一惊一乍，种种学术流行语更是纷至沓来，浮想联翩。其中，有的自然包含一些新认识、新思考、新理论，有的则未免以偏概全，似是而非，甚至把清楚的事情又捣成糨糊，包括新闻、新闻价值、新闻真实等概念。比如，有论者在权威期刊撰文，纵论新媒体时代采访如何过时，更有论者认为，“新闻”原来是“关于事实的知识”，而在新的传播环境下，新闻源从河流变成了海洋，记者需要从这片无限的海洋里打捞新闻，提供关于“事实的知识的知识”。且不论新闻是“关于事实的报道”，还是“关于事实的知识”或“知识的知识”，这里有两点值得深究：一是新闻与传闻；一是新闻的源与流。
面临新媒体的异军突起、狂飙突进，社会信息山洪倾泻、汹涌澎湃，有的人仿佛失其魂魄，五色无主，往往将新闻与传闻（路透社与“路边社”）、新闻的源与流混为一谈，不顾由此导致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的困扰。比如，新媒体固然深刻影响“传播环境”而非如流行思维所言“颠覆社会结构”（批判传播学倒是证实，新媒体不是颠覆而是进一步固化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但网络上、手机中，微信群、朋友圈的信息海洋究竟有多少属于“新闻”，又有多少属于“传闻”？因此，不能不划开一条清晰的楚河汉界。而不少新说似乎对此或视而不见，或不以为然，仿佛只要传播，就是新闻。如同周麟之《海陵集》描绘的南宋“小报”情景：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官绅士大夫只要看到小报登载，就不论新闻与传闻，统统信以为真，“曰已有小报矣”。1
关于新闻的源与流问题同样颠倒、混乱。按照马克思唯物史观及其
1 [南宋]周麟之：《论禁小报》，见《海陵集》，卷四，北京，四库馆，1868。
新闻观，先有事实，后有新闻或传闻，事实在先，新闻或传闻在后，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或传闻是第二性的。这也是古今中外新闻业与新闻学的常识，源与流的关系一清二楚。所以，严肃、认真的新闻记者无不把亲历新闻现场把握事实，把亲眼看、亲耳听、亲身感受、亲身经历等视为新闻工作的天经地义或第一要义，古今中外没有哪个以新闻为天职的记者愿意“吃别人嚼过的馒头”，而不愿如王慧敏定位的“记者，就是把新闻现场作为战场的战士”。1而时下，网络、手机及其流行说辞却不仅混淆新闻的源与流，而且还自觉不自觉地颠倒源与流，好像记者不用再去新闻源头“采集新闻”，只需白发渔樵江渚上似的在浩浩汤汤的传闻洪流中“打捞新闻”。更有论者认为，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的风起云涌，新闻报道可以据此做出“未来”的报道，而不必基于“过去”的事实。换言之，即便没有事实存在，同样可以写出报道。如此说来，新闻不用再“根据事实描写事实”，而可以根据预测、预判“描写事实”。2假如新闻的立足点从实际发生的“过去”，转向可能发生的或预期发生的“未来”，那么，世人是把新闻作为实实在在的事实，还是作为仅供参考的天气预报呢。3更何况，新闻报道的社会意义除了真切描绘现实世界的历史方位，更在于通过影响每日、每时的社会认知而影响历史前行的不同方向。
1 王慧敏：《做有职业品格的记者》，载《中国记者》，2007（12）。
2 这种所谓新闻，在欧美称之为“推想性新闻”（specultive journalism），一直饱受争议与质疑，最近又开始盛行，如《华尔街日报》报道“谁将成为2020年的美国总统”。过去，此类对未来事态走向的推测与讨论，往往在报纸的“观点”与“专栏”板块，而时下往往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刊登在时事新闻板块。
3 美国学者Christy Wampole认为，这种所谓新闻的假设性成分更多，而真实性成分渐少。她质疑，如今最好的、最有洞察力的记者，难道并不需要告诉人们已经发生的事实，而只是告诉人们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实吗？她认为，许多虚假离谱的信息都是出自不负责任的推测、推想，即预测、预判。所以，还是把推测、推想的工作留给小说家，而把实事求是的责任留给新闻人吧。参见邱迪玉编译：《写新闻需要推想吗？》，载《文汇学人》，2018年2月6日第11版。
普遍性与中国特色
关于新闻学是否应该属意中国特色，或者说，中国特色新闻学是否成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学者以物理学为例，认为不需要划分某阶级、某党派、某民族、某国家的新闻学。拿新闻学与物理学作比，恐怕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若以物理学简单比附新闻学，何不用一加一等于二的数学说事。其实，即便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数学，都难免带有不同文明认知的鲜明胎记。中国数千年的算术始终联系着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等，如六十四卦、九五之尊；罗马数字与阿拉伯数字（实为印度数字）也不是一个繁复与简单的单纯运算问题，而是同样涉及思维方式以及理解宇宙万物的文化传统。看似超然物外的数学深究起来尚且如此，那么，与现实政治及社会历史息息相关的新闻学，又如何能够等同于物理学呢。其实，物理学等现代科学按照福柯的看法，追根溯源无不关乎现代文明征服世界、征服自然的“权力意志”，如永无止境的欲望，而并不纯属探究科学规律的“宁馨儿”。所以，江晓原在破解“科学”意识形态迷思之际，就在文章著述中屡屡强调——科学不等于正确。1
至于“同一个学科划分某阶级、某党派、某民族、某国家的”新闻学，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是否承认是一回事，是否存在则是另一回事。马克思主义道统的新闻学与新闻业，一向以唯物史观的阶级论即现实世界的阶级关系以及政党、国家等权力关系为立足点，正如资本主义新闻学总以唯心史观的“人性论”为立足点。拿时下自我设限的“新闻自由”为例，本来现实世界存在着不同阶级的新闻自由及其理论表达，何梓华30多年前的《两种社会制度 两种出版自由》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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