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合徂集

    《中西合徂集》主要介绍：王国维曾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学与思皆应从“身之所容、目之所瞩、意之所游”三个角度出发，追求“境真”、“境实”、“境深”三种“境界”。但“境界”是一种深度创构，是“本”，“天怀意境之合，笔墨气韵之微”，“放之可弥六合”，而后可以求“道”知“道”，故应将其作为理想的学术追求，“持之以恒古今之作者”。本丛书体现了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全体同仁如是学术旨趣——静虑澄心，“虚怀若谷，静一至道”。于学科建设而言，此为根本，当有深意焉。“大学，乃大师之谓也”。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全体同仁恪尽职守，教书育人，同时“皓首穷经”，不断提升理论素养，拓展学术境界，提高专业能力。我们高悬起“学术境界”这把标尺作为理想的目标去衡量、读解与阐释外语教学生动的现实实践，试图以求“道”之旨“月印万川”，鉴照理论与教学实际，使其呈现“有我之境”。丛书的核心理论追求就是“求道”，并将其悬为映照万川之“月”，作为价值尺度，以求“学理”。

    傅勇林，教授，国务院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华东师范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9年1月生于四川射洪.1989年毕业子四川大学外文系，获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学位，199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曾赴英国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伦敦大学、剑桥大学、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法国巴黎中央大学、德国慕尼黑技术大学、斯图加特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校作学术研究并作学术访问。曾两次荣获“戈宝权文学翻译奖”优秀奖、四川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现任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行政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翻译协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四川省翻译文学学会：会长、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华西语文学刊》主编。主编出版《文化范式：译学研究与比较文学》《中外别裁集》《强迫着陆》《安提戈涅》《海变》等专（译）著11部。在《中国翻译》《现代外语》《长江学术》《中国比较文学》等重要期刊发表研究论文近百篇，完成境内外科研项目17项。

总序
第一编 译学研究
跨文明对话与翻译的地位和作用
——贺中国译协成功申办2008年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
译学研究范式：转向、开拓与创新
西方当代译学研究：文化整合范式的早期探索
西方译学研究
——学术范式的变革
文化理念、思想框架与译学范式
——论翻译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定位
文化范式与翻译范式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西方译学研究与文化整合范式的发展
分层系统理论与译学研究：佐哈的贡献
翻译规范与文化限制：图瑞对传统语言学与文学藩篱的超越
文论模式与诗歌翻译阐释
王维诗《鹿柴》：语言训诂、文化解读及其翻译的多维阐释
英汉互译：具象与抽象之间
词源、阐释与翻译
——兼析王佐良先生译《西风颂》
误释及认同：复义、氛围及诗歌翻译
——兼评《西风颂》的两个中文译本

第二编 比较诗学与文化研究
双向融摄：跨文化研究与中国比较文学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最新学术动向
中国文论话语的构建
——经验论证与价值探索
中印欧文化范型的确立及其意义与言说方式的历史形式
西方理论预设与中国诗学文本的重组
——论《人间词话》与申西文论的交融
“以少总多”与中西诗学的双向熔铸和综摄
以少总多.尚象精神。诗性智慧
——关于“比兴”说的一个理论评注
考据学的传承与学术范式的更新
两汉经学之争与屈骚阐释
Sein：诗歌形式本体论
——郭沫若诗学二题
醉与狂
——一个原型和《西风颂》
宏观概括与微观实践
视界融合、中西化合与中西译学的双向熔铸和综摄
——读张旭博士《视界的融合：朱湘译诗新探》
视阈延伸与学科价值的多维凸现
——评《比较文学与现代文艺学》

第三编 语言学研究
重建中国学术话语：经验论证与价值探索
——外语学科建设学理基础刍议
英汉翻译的影响与香港书面汉语的语义结构变异
——以“机会”一词为例
文脉、意脉与语篇阐释
——Hallidzly与刘熙载篇章理论之比较研究
非语法性及句法变异
非语法性及诗歌句法变异
文体学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简评K。威尔斯的《文体学词典》
建立在语言科学基础之上的修辞研究
——评《英语修辞格词典》
后记

    经学之典，通指《五经》《六经》或《十三经》，成书约当于先秦。因为“古今语殊，四方谈异”，后人读经均须通过经生训释，自此形成中华元典之注疏传统，注疏依附经文，否则空无依傍，经文有赖注疏，否则“行之不远”，凡治经者均须“依经立义”，借注通经，而郑玄经学的“小统一时代”就是在这种传统之中衍生起来的。这种“统一”无异于文化整合，其结果便是“依经立义”意义生成方式的最终确立。
    毫无疑问，郑玄集经学注疏传统之大成，除经学元典的文化整合以外，还在于经学诠释传统亦即意义生成方式的确立与“统一”，自此以降，遂渐次形成一套固定而系统的经学阐释模式，如传、笺、注疏（正义）、章句、集解等，而在这些操作性极强的阐释模式之中又始终流泻着“依经立义”的理论意绪，终成“疏家通例”，为两汉文化范型的确立打下了深厚的经学根基。可以说，没有这些操作模式就不会生成质性很强的文化范型，因为以经学为枢纽的文化范型，除经师共同的经学信仰和经学研究传统以外，尚需以经学诠释模式和相应的诠释规则体系予以支撑，离开了后两者，两汉文化范型就会丧失丰满的肌理，造成经师共享文化价值的严重缺失。其实推究起来，这些阐释模式个个都与经义有关，其终极目的都是要“依经立义”。
    经学的泛化造成经学的神化乃至谶纬化，这种经学效应旨在达至“引古筹今”的所谓高妙境界，其渊源当以孔子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其滥觞，至历代儒生递次强化，而其中又以曾为汉代大一统文化铺设理论基石的董仲舒作用最大。从儒学的历史流变来看，董仲舒的贡献主要在援引当时著称于世的公羊学说推论出某种具有普适性的王政规范，从而完成了大一统文化的精神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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