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变•通变•新变

   《正变·通变·新变》详细论述了这三个范畴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它们的发展演变情况。在考辨源流、评说得失中，颇多创获。《正变》部分对《诗大序》“风雅正变”说的全面考释，不乏新意。其纵向梳理，亦颇具特色。《通变》部分，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刘勰、皎然、叶燮为重点，同时论述了历史上“通变”的多种形态。《新变》部分，肯定了“新变”派重审美愉乐、轻教化礼义的特点，肯定了“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创作纲领。从“新变”在历史上的发展演变的论证中，得出“一代有一代之新变”的结论。

   刘文忠，1936年生，江苏丰县人。196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65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汉魏六朝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师从陆侃如先生。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代文学编辑室副主任，编审（已退休）。中国《文心雕龙》学会顾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鲍照与庾信》《中古文学与文论研究》《汉魏六朝文选》《汉魏六朝诗选》《正变·通变·新变》《温柔敦厚与中国诗学》《吕氏春秋选译》《左思与刘琨》《老学庵笔记评注》《东坡志林评注》《虚实话三国》《咏史词选注》等30余种。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引　言／1

上编　正变

第一章　先秦时代的“崇正抑变”／5

第二章　《诗大序》的“风雅正变”说及其发展演变／9

第一节 　《诗大序》与郑玄《诗谱序》的“风雅正变”说／9

第二节　“风雅正变”说的渊源／18

第三节　唐代孔颖达的“风雅正变”说／25

第四节　宋代朱熹的“风雅正变”说／26

第五节　宋代叶适对“风雅正变”说的怀疑／28

第六节　清代马瑞辰对“风雅正变”说所作的总结／29

第三章　《文心雕龙》中的“正变”论／34

第四章　“正变”论与刘勰前后的辨体批评的萌芽／43

第五章　唐代文论中的“正变”论／49

第六章　宋金元文论中的“正变”论／59

第七章　明代文论中的“正变”论／72

第一节　高棅《唐诗品汇》的“正变”论／72

第二节　焦竑的以“变”为“正”／75

第三节　许学夷《诗源辩体》的辨体批评与“源流正变”说／75

第四节　明代的“文体正变”说／93

第八章　清代文论中的“正变”论／99

第一节　清初“正变”论的政治倾向与“正”“变”之争／99

第二节　“正变”论的一个新里程碑——叶燮《原诗》的“正变”

论／106

第三节　沈德潜的“崇正斥变”与何焯论创作方法的“正变”／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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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引开头的几句话，认为《诗经》中的《国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也就是说，《国风》多为民歌，是男女之间的歌咏，是“各言其情”的作品，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这比《诗大序》所言“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要科学得多。汉儒论《诗》，穿凿附会之处甚多，朱熹在研读、涵咏《诗经》的过程中，逐渐发现《诗序））（主要指《毛诗小序》）与诗人本意不合，所以不得不“尽涤旧说”。（《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诗大序》提出有“治世之音”“乱世之音”“亡国之音”，并以治世之音为“正”，乱世之音为“变”，扬正而抑变。朱熹也认为“风”“雅”有“正变”，但他对“正”“变”的理解，不是因时代而异，而是强调感于物而发于诗的人的情性之邪正来区分“正”“变”，这是他与《诗大序》的不同之点。《诗经》中的《周南》《召南》，他也认为是“正风”“正风”的产生，不单是治世的产物，也与诗人有密切关系，是诗人蒙受了文王的教化树立了良好的道德规范，作诗之人皆能得性情之正，没有淫邪之思，所以发言为诗，可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有“中和”之美。所以他把《周南》《召南》视为“风诗之正经”。《诗大序》认为“变风”“变雅”产生的原因是“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朱熹则认为，自《邶》以下，各国的治乱不同，人的贤与不贤也不同，有所感发而为诗，邪正是非是不一样的，因而产生了“变风”。朱熹是理学家，重性、理之学，性情之邪正，道德之高下，是他关注的重心，从而也可看出朱熹以观人为中心的理学家的文学观。对于《雅》《颂》，朱熹认为：“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他还是强调了作者的性情与道德风范。即便是“变雅”，其作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悯时病俗之所为”。圣人所以取“变雅”之作而不弃，是看中了作者的“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换句话说，“变雅”之作的创作动机是好的，性情也是正的，所以也可尊为经，这些诗，都是“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见也。”（《诗集传序》）这里又一次看出理学家论诗的色彩，“天道”“人事”与“理”，都是“道”，这正与朱熹所主张的“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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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16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