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研究的是近现代中国佛教论,从中国的佛学与近代哲学、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之间的关系多个角度进行探索与了解。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了、佛学有缘(代序)、中国佛学与近代哲学、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关于佛教研究方法论的几个问题、关于佛教在社会主义时期作用问题的探讨、西域佛教与江南佛教、上海佛教发展的特点、民国年间的上海伸缩学书局、《大乘起信论》简论、试论玄奘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复兴、朱熹与佛学、《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试论智者大师的“两风”建设和理论特色、欧阳竟无《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今所必需》评述、试论谭嗣同在维新运动中的佛学思想、论章太炎佛学思想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梁启超的佛学思想、试论熊十分对印度佛学思想的批判与改造、梁漱溟的佛学思想、吕溅对汉文大藏经的研究、浅淡吕溅对玄奘翻译的评价、怀念恩师吕溅先生、台湾佛教与我国大陆佛教密切相联等详细内容。
本书主要研究的是近现代中国佛教论,从中国的佛学与近代哲学、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之间的关系多个角度进行探索与了解。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了、佛学有缘(代序)、中国佛学与近代哲学、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关于佛教研究方法论的几个问题、关于佛教在社会主义时期作用问题的探讨、西域佛教与江南佛教、上海佛教发展的特点、民国年间的上海伸缩学书局、《大乘起信论》简论、试论玄奘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复兴、朱熹与佛学、《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试论智者大师的“两风”建设和理论特色、欧阳竟无《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今所必需》评述、试论谭嗣同在维新运动中的佛学思想、论章太炎佛学思想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梁启超的佛学思想、试论熊十分对印度佛学思想的批判与改造、梁漱溟的佛学思想、吕溅对汉文大藏经的研究、浅淡吕溅对玄奘翻译的评价、怀念恩师吕溅先生、台湾佛教与我国大陆佛教密切相联等详细内容。
高振农,笔名傅教石,1927年12月生于江苏省武进县青龙乡高家塘。曾任江阴县私立汇南小学校长、武进县青松庵小学校长。武进县机关干部学校专职教师、武进县教育局科员、武进县文化科科员等职。1959年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毕业,留院哲学研究所工作。1965年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五年制佛学研究班毕业,毕业后仍回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筹备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宗教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长期从事佛学研究,已出版的著作有:《中国佛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龙华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青安古寺》(合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近现代高僧与佛学名人小传》(合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上海宗教史》(合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大乘起信论校释》(中华书局1992年版)等。此外,任《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编委(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特约编辑。参加“六五”规划全国重点项目《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罗竹风主编)和《中国近代哲学史》(冯契主编)的编写。又参加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宗教通史简编》、《宗教经籍选编》的编写。
总序
佛学有缘(代序)
中国佛学与近代哲学
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
关于佛教研究方法论的几个问题
关于佛教在社会主义时期作用问题的探讨
西域佛教与江南佛教
上海佛教发展的特点
民国年间的上海佛学书局
《大乘起信论》简论
试论玄奘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复兴
试论唐代佛典翻译的特点
朱熹与佛学
《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
试论智者大师的“两风”建设和理论特色
欧阳竟无《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所必需》评述
试论谭嗣同在维新运动中的佛学思想
论章太炎佛学思想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梁启超的佛学思想
试论熊十力对印度佛学思想的批判与改造
梁漱溟的佛学思想
吕徵对汉文大藏经的研究
浅谈吕徵对玄奘翻译的评价
怀念恩师吕徵先生
台湾佛教与我国大陆佛教密切相联
后记
书摘
佛教的盛衰是否都由统治阶级的意志所决定
对于佛教在中国盛行的原因,过去曾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是由于佛教的伪装和僧侣们的欺骗性宣传;有人则认为是劳动人民的愚昧无知,上当受骗;更多的人认为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植和利用。特别是后一种说法,十分流行,一些佛教著作,都把我国隋唐时期佛教盛行的原因归之于这一点。有人说,佛教是依靠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成长而起家的,也随着封建地主阶级的没落而没落。也有人说,中国佛教是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同命运,共盛衰的。南北朝的佛教是靠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植而得到发展的;隋代佛教也是在隋王朝的大力扶植下而得到更进一步发展的;唐代佛教是由于唐王朝统治者的大力扶持,又更进一步发展的。总之,他们都把中国的佛教的兴衰,说成全由统治阶级的意志所决定,统治阶级提倡、扶植和利用,佛教就昌盛,统治阶级压制和打击,佛教就衰亡。其实,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诚然,佛教在隋唐时期所以那么盛行,封建统治者的扶植和利用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惟一的因素。以唐代佛教为例,有的佛教宗派,受到帝王的大力扶植,其代表人物受到统治者的特别礼遇。但盛行时间并不很长。如唯识宗的代表人物玄奘从印度回国时,半路上就受到唐太宗的特别礼遇,下诏派员迎接,一到洛阳就被迎人深宫内殿。以后玄奘奉诏译经,太宗为之作序,题为《大唐三藏圣教序》,序中称玄奘为“沙门之领袖”当玄奘译出《瑜伽师地论》后,太宗又为之宣传、弘扬,敕令秘书省缮写九部,颁发九州“展转流能”。在一个时期内,玄奘每天跟随着太宗,成为太宗的侍从人员,常与谈论。太宗对玄奘如此推崇,可看出唐王朝对唯识宗的扶植和利用。按理说唯识宗应该盛行不衰了,但从佛教史看,唯识宗不过流行了三四十年即趋向衰落。相反,有的宗派没有受到帝王的特别重视,其代表人物甚至不愿与统治者合作,却在中国佛教史上流行时间最长,势力也最大。如佛教禅宗,其先驱人物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都不愿接近帝王,唐帝室曾下诏请他们二人人京,他们都未应命。以后禅宗分为二系,世称南能(慧能)北秀(神秀)。北宗禅的神秀曾受武则天的极端推崇,被接人京都成为武后、中宗、睿宗三代的帝师。据说他作为出家人不仅不向王者礼拜,反而武则天亲自向他礼拜,可谓名重一时。他的弟子义福和普寂,也都受到唐帝室的尊重,时人目之为“两京法主,三帝门师”。可见神秀一系很受帝王重视,但未经几传即趋向衰亡。南宗禅的代表人物慧能,常与平民相杂而居,“混农商于劳侣”,过着平民的生活,对统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在曹溪生活了30年,名振四方,虽武则天和中宗几次召他人京,他都“固辞”而未去,一辈子未与帝室接近,最后死于曹溪。他的弟子神会,虽由于传法方便,不得不与一些官僚接近,但仍鄙视神秀当帝师的作风,认为与其宗风相违,说明他仍继承慧能的传统,不愿与统治者合作。显而易见,禅宗南宗一系,在受到统治者的扶植和利用上,比起法相宗来要差得多。可是在慧能及其弟子神会的弘扬下,禅宗经过几代的流传,很快在全国广大地区发展成为五个较大的支派,几乎代替了整个佛教,直到宋明以后,还继续流传。这就清楚地表明,佛教的盛行与否,不完全在于统治者的扶植和利用。而且从禅宗发展史看,佛教个别宗派也不一定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共盛衰。我国从中唐以后,封建社会已由盛而衰,但佛教禅宗,恰恰是创于中唐而盛行于晚唐和五代,一直到宋明时期仍不见衰。由此可见,统治阶级的扶植和利用,不是佛教盛行的惟一原因,应该说,佛教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佛教思想传来中国后,与传统思想相结合,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从而吸引了一些士大夫阶层的信仰;又如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使之有可能供养大量的僧侣。这都是隋唐时期佛教盛行的因素。多麻烦的宗教仪式,不要背诵烦琐的经典,只要坚定自己的信仰,相信自己的内心,就可解脱苦难。这种简易的修行方法,也吸引了很多的信徒。但是,这一切都还不是佛教盛行的最本质的原因。最本质的原因,应该是当时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是使人民群众遭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曾经说过:“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又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这是说明宗教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佛教亦不例外。只要社会上存在着阶级,有贫富现象,有压迫和剥削,人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就有佛教存在的条件。人间的苦难越多,向佛教中求解脱的信徒也会更多。在隋唐时期,阶级矛盾尖锐,人民生活痛苦。特别是从魏晋南北朝以来,多次的农民起义遭到失败,广大人民看不到光明,看不到自己的力量,他们想要摆脱现实世界的一切苦难,但又找不到出路,于是就想到佛教中去求取精神安慰。正如斯大林所说:“他们……不得不把委屈和耻辱、愤怒和绝望埋在心里,仰望茫茫的苍天,希望在那里找到救星。”。列宁也对男?
?明,说:“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
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佛教在中国,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盛行起来的。每当农民起义失败,对自己的力量失去了信心,就会很自然地到佛教中去寻求安慰,从而使佛教得到了更多的信徒。
另外,在中国佛教史上也出现过个别统治者采用行政手段打击佛教的事件。如唐武宗灭佛,佛教称之为“会昌法难”。据《唐会要》记载,这次灭佛,共废毁大中寺院4600多所,小的庙宇4万多处,勒令僧尼还俗26万多人,没收寺院良田数千万顷,解放寺院奴婢15万人。这对佛教来说,确实是一次重大打击。但是佛教并未真正衰亡,在当时统治者的压力下,僧尼虽然被迫还俗,但信仰佛教的思想并未真正解决,人民群众仍然把摆脱苦难的希望寄托在佛教上面,只不过把信仰的思想暂时掩盖起来罢了。所以一年多后,当宣宗一下敕恢复佛教,佛教很快就恢复和发展起来,特别是禅宗,在此后还有更大的发展。
又如在我国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破坏宗教政策,迫害宗教界人士和宗教信徒,佛寺基本上全遭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能说我国佛教已消灭了吗?当然不是,只不过是一些佛教信徒迫于“四人帮”的淫威,将信仰活动转入地下而已。
总之,把佛教的盛衰完全归之于统治阶级是否扶植和利用,这不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佛教的兴起和盛行,是由于人们在现实的苦难生活中,企图寻找一种摆脱苦难的途径所导致的结果,统治阶级的扶植和利用,不过是在佛教盛行过程中,起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已。
佛教思想是否只能批判不能继承
佛教思想有没有批判继承的必要,这也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有人认为,佛教思想因为是荒谬的、反科学的,它毒害人们的思想,所以只能对它加以彻底批判。这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片面观点。我认为佛教思想既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它作为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分,也有一个批判与继承的问题。批判与继承,本来是一对对立统一的范畴,两者不可缺一。我们常说“破中有立,立在其中”,就是这个意思。批判什么?继承什么?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从哲学意义上讲,所谓糟粕,应该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东西,所谓精华,应该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但是,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常常是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里带有形而上学的东西,而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里又往往包含着辩证法因素,因而批判断承,就是要在批判形而上学中继承唯物主义,在批判唯心主义的同时继承辩证法思想。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们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继承并发展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这一马列主义的原则,应该说也适用于佛教思想的研究。遗憾的是有些人一提起佛教,只看到它是一种唯心主义,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是落后的反动的意识形态,只能批判,不能琳承。所以,有一些研究佛教的著作和文章,常常使用一些大批判的词句,研究佛教思想变成了单纯的批判佛教思想。虽然有毡人
也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佛教某些宗派的思想体系中,含有辩证法思想的因素,但最后又总是把它说成是相对主义和诡辩论。例如.有的著作承认在华严宗的唯心主义体系中,含有辩证法因素,佃却认为“辩证法和唯心主义归根到底是对立的,华严宗的哲学思想里,即使有些辩证法思想,在它的唯心主义体系下,只能把那一点点辩证法因素引导走向相对主义和诡辩论”。还有的著作在谈到禅宗的主要经典《坛经》时,承认慧能提出的36对逻辑范畴,“能够看到事物的对立”,多少还有一些辩证法因素。可是接着叉说,“不过,慧能是一个十足的唯心主义者,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终究要破坏辩证法的。所以对于慧能说来,任何辩证法的东西,都是不可能真正保持的。在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支配下,他的‘36对’范畴,都不过是一些相对主义的东西而已”。对于佛教思想中反映出来的一种自然神论和泛神论思想,在一些著作里也承认曾被后来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所吸收和利用,为一此进步思想家改造成为抗拒封建统治者的思想武器,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总认为“它毕竟没有和宗教神学,特别是宗教神秘主义划清界限,因而不足最有效的反宗教神学的思想武器”。对于唯识宗的一套精致的唯心主义理论,有的著作认为仅仅是“经过批判,来总结过去唯心主义如何向唯物主义进攻的经验教训,找出它的规律。并揭示它如何千方百计否认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所做的徒劳无益的努力”。从这些著作中透露出来的中心思想,无非是说,在佛教思想体系里,虽然也含有某些合理的因素,却是不能批判地继承的。
……
装 帧:平装
页 数:321
开 本:0开
纸 张:胶版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