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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中国佛教论:高振农文集


近现代中国佛教论:高振农文集

作  者:高振农 著

出 版 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丛 书:真如丛书

出版时间:2002年12月

定  价:22.50

I S B N :9787500434948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哲学/宗教  >  宗教    

标  签:综合  佛教  宗教与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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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研究的是近现代中国佛教论,从中国的佛学与近代哲学、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之间的关系多个角度进行探索与了解。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了、佛学有缘(代序)、中国佛学与近代哲学、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关于佛教研究方法论的几个问题、关于佛教在社会主义时期作用问题的探讨、西域佛教与江南佛教、上海佛教发展的特点、民国年间的上海伸缩学书局、《大乘起信论》简论、试论玄奘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复兴、朱熹与佛学、《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试论智者大师的“两风”建设和理论特色、欧阳竟无《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今所必需》评述、试论谭嗣同在维新运动中的佛学思想、论章太炎佛学思想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梁启超的佛学思想、试论熊十分对印度佛学思想的批判与改造、梁漱溟的佛学思想、吕溅对汉文大藏经的研究、浅淡吕溅对玄奘翻译的评价、怀念恩师吕溅先生、台湾佛教与我国大陆佛教密切相联等详细内容。
本书主要研究的是近现代中国佛教论,从中国的佛学与近代哲学、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之间的关系多个角度进行探索与了解。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了、佛学有缘(代序)、中国佛学与近代哲学、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关于佛教研究方法论的几个问题、关于佛教在社会主义时期作用问题的探讨、西域佛教与江南佛教、上海佛教发展的特点、民国年间的上海伸缩学书局、《大乘起信论》简论、试论玄奘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复兴、朱熹与佛学、《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试论智者大师的“两风”建设和理论特色、欧阳竟无《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今所必需》评述、试论谭嗣同在维新运动中的佛学思想、论章太炎佛学思想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梁启超的佛学思想、试论熊十分对印度佛学思想的批判与改造、梁漱溟的佛学思想、吕溅对汉文大藏经的研究、浅淡吕溅对玄奘翻译的评价、怀念恩师吕溅先生、台湾佛教与我国大陆佛教密切相联等详细内容。

TOP作者简介

高振农,笔名傅教石,1927年12月生于江苏省武进县青龙乡高家塘。曾任江阴县私立汇南小学校长、武进县青松庵小学校长。武进县机关干部学校专职教师、武进县教育局科员、武进县文化科科员等职。1959年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毕业,留院哲学研究所工作。1965年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五年制佛学研究班毕业,毕业后仍回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筹备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宗教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长期从事佛学研究,已出版的著作有:《中国佛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龙华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青安古寺》(合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近现代高僧与佛学名人小传》(合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上海宗教史》(合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大乘起信论校释》(中华书局1992年版)等。此外,任《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编委(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特约编辑。参加“六五”规划全国重点项目《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罗竹风主编)和《中国近代哲学史》(冯契主编)的编写。又参加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宗教通史简编》、《宗教经籍选编》的编写。





TOP目录

总序
佛学有缘(代序)
中国佛学与近代哲学
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
关于佛教研究方法论的几个问题
关于佛教在社会主义时期作用问题的探讨
西域佛教与江南佛教
上海佛教发展的特点
民国年间的上海佛学书局
《大乘起信论》简论
试论玄奘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复兴
试论唐代佛典翻译的特点
朱熹与佛学
《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
试论智者大师的“两风”建设和理论特色
欧阳竟无《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所必需》评述
试论谭嗣同在维新运动中的佛学思想
论章太炎佛学思想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梁启超的佛学思想
试论熊十力对印度佛学思想的批判与改造
梁漱溟的佛学思想
吕徵对汉文大藏经的研究
浅谈吕徵对玄奘翻译的评价
怀念恩师吕徵先生
台湾佛教与我国大陆佛教密切相联
后记

TOP书摘

书摘
佛教的盛衰是否都由统治阶级的意志所决定
对于佛教在中国盛行的原因,过去曾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是由于佛教的伪装和僧侣们的欺骗性宣传;有人则认为是劳动人民的愚昧无知,上当受骗;更多的人认为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植和利用。特别是后一种说法,十分流行,一些佛教著作,都把我国隋唐时期佛教盛行的原因归之于这一点。有人说,佛教是依靠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成长而起家的,也随着封建地主阶级的没落而没落。也有人说,中国佛教是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同命运,共盛衰的。南北朝的佛教是靠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植而得到发展的;隋代佛教也是在隋王朝的大力扶植下而得到更进一步发展的;唐代佛教是由于唐王朝统治者的大力扶持,又更进一步发展的。总之,他们都把中国的佛教的兴衰,说成全由统治阶级的意志所决定,统治阶级提倡、扶植和利用,佛教就昌盛,统治阶级压制和打击,佛教就衰亡。其实,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诚然,佛教在隋唐时期所以那么盛行,封建统治者的扶植和利用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惟一的因素。以唐代佛教为例,有的佛教宗派,受到帝王的大力扶植,其代表人物受到统治者的特别礼遇。但盛行时间并不很长。如唯识宗的代表人物玄奘从印度回国时,半路上就受到唐太宗的特别礼遇,下诏派员迎接,一到洛阳就被迎人深宫内殿。以后玄奘奉诏译经,太宗为之作序,题为《大唐三藏圣教序》,序中称玄奘为“沙门之领袖”当玄奘译出《瑜伽师地论》后,太宗又为之宣传、弘扬,敕令秘书省缮写九部,颁发九州“展转流能”。在一个时期内,玄奘每天跟随着太宗,成为太宗的侍从人员,常与谈论。太宗对玄奘如此推崇,可看出唐王朝对唯识宗的扶植和利用。按理说唯识宗应该盛行不衰了,但从佛教史看,唯识宗不过流行了三四十年即趋向衰落。相反,有的宗派没有受到帝王的特别重视,其代表人物甚至不愿与统治者合作,却在中国佛教史上流行时间最长,势力也最大。如佛教禅宗,其先驱人物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都不愿接近帝王,唐帝室曾下诏请他们二人人京,他们都未应命。以后禅宗分为二系,世称南能(慧能)北秀(神秀)。北宗禅的神秀曾受武则天的极端推崇,被接人京都成为武后、中宗、睿宗三代的帝师。据说他作为出家人不仅不向王者礼拜,反而武则天亲自向他礼拜,可谓名重一时。他的弟子义福和普寂,也都受到唐帝室的尊重,时人目之为“两京法主,三帝门师”。可见神秀一系很受帝王重视,但未经几传即趋向衰亡。南宗禅的代表人物慧能,常与平民相杂而居,“混农商于劳侣”,过着平民的生活,对统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在曹溪生活了30年,名振四方,虽武则天和中宗几次召他人京,他都“固辞”而未去,一辈子未与帝室接近,最后死于曹溪。他的弟子神会,虽由于传法方便,不得不与一些官僚接近,但仍鄙视神秀当帝师的作风,认为与其宗风相违,说明他仍继承慧能的传统,不愿与统治者合作。显而易见,禅宗南宗一系,在受到统治者的扶植和利用上,比起法相宗来要差得多。可是在慧能及其弟子神会的弘扬下,禅宗经过几代的流传,很快在全国广大地区发展成为五个较大的支派,几乎代替了整个佛教,直到宋明以后,还继续流传。这就清楚地表明,佛教的盛行与否,不完全在于统治者的扶植和利用。而且从禅宗发展史看,佛教个别宗派也不一定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共盛衰。我国从中唐以后,封建社会已由盛而衰,但佛教禅宗,恰恰是创于中唐而盛行于晚唐和五代,一直到宋明时期仍不见衰。由此可见,统治阶级的扶植和利用,不是佛教盛行的惟一原因,应该说,佛教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佛教思想传来中国后,与传统思想相结合,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从而吸引了一些士大夫阶层的信仰;又如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使之有可能供养大量的僧侣。这都是隋唐时期佛教盛行的因素。多麻烦的宗教仪式,不要背诵烦琐的经典,只要坚定自己的信仰,相信自己的内心,就可解脱苦难。这种简易的修行方法,也吸引了很多的信徒。但是,这一切都还不是佛教盛行的最本质的原因。最本质的原因,应该是当时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是使人民群众遭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曾经说过:“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又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这是说明宗教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佛教亦不例外。只要社会上存在着阶级,有贫富现象,有压迫和剥削,人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就有佛教存在的条件。人间的苦难越多,向佛教中求解脱的信徒也会更多。在隋唐时期,阶级矛盾尖锐,人民生活痛苦。特别是从魏晋南北朝以来,多次的农民起义遭到失败,广大人民看不到光明,看不到自己的力量,他们想要摆脱现实世界的一切苦难,但又找不到出路,于是就想到佛教中去求取精神安慰。正如斯大林所说:“他们……不得不把委屈和耻辱、愤怒和绝望埋在心里,仰望茫茫的苍天,希望在那里找到救星。”。列宁也对男?
?明,说:“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
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佛教在中国,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盛行起来的。每当农民起义失败,对自己的力量失去了信心,就会很自然地到佛教中去寻求安慰,从而使佛教得到了更多的信徒。
另外,在中国佛教史上也出现过个别统治者采用行政手段打击佛教的事件。如唐武宗灭佛,佛教称之为“会昌法难”。据《唐会要》记载,这次灭佛,共废毁大中寺院4600多所,小的庙宇4万多处,勒令僧尼还俗26万多人,没收寺院良田数千万顷,解放寺院奴婢15万人。这对佛教来说,确实是一次重大打击。但是佛教并未真正衰亡,在当时统治者的压力下,僧尼虽然被迫还俗,但信仰佛教的思想并未真正解决,人民群众仍然把摆脱苦难的希望寄托在佛教上面,只不过把信仰的思想暂时掩盖起来罢了。所以一年多后,当宣宗一下敕恢复佛教,佛教很快就恢复和发展起来,特别是禅宗,在此后还有更大的发展。
又如在我国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破坏宗教政策,迫害宗教界人士和宗教信徒,佛寺基本上全遭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能说我国佛教已消灭了吗?当然不是,只不过是一些佛教信徒迫于“四人帮”的淫威,将信仰活动转入地下而已。
总之,把佛教的盛衰完全归之于统治阶级是否扶植和利用,这不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佛教的兴起和盛行,是由于人们在现实的苦难生活中,企图寻找一种摆脱苦难的途径所导致的结果,统治阶级的扶植和利用,不过是在佛教盛行过程中,起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已。
佛教思想是否只能批判不能继承
佛教思想有没有批判继承的必要,这也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有人认为,佛教思想因为是荒谬的、反科学的,它毒害人们的思想,所以只能对它加以彻底批判。这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片面观点。我认为佛教思想既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它作为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分,也有一个批判与继承的问题。批判与继承,本来是一对对立统一的范畴,两者不可缺一。我们常说“破中有立,立在其中”,就是这个意思。批判什么?继承什么?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从哲学意义上讲,所谓糟粕,应该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东西,所谓精华,应该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但是,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常常是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里带有形而上学的东西,而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里又往往包含着辩证法因素,因而批判断承,就是要在批判形而上学中继承唯物主义,在批判唯心主义的同时继承辩证法思想。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们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继承并发展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这一马列主义的原则,应该说也适用于佛教思想的研究。遗憾的是有些人一提起佛教,只看到它是一种唯心主义,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是落后的反动的意识形态,只能批判,不能琳承。所以,有一些研究佛教的著作和文章,常常使用一些大批判的词句,研究佛教思想变成了单纯的批判佛教思想。虽然有毡人
也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佛教某些宗派的思想体系中,含有辩证法思想的因素,但最后又总是把它说成是相对主义和诡辩论。例如.有的著作承认在华严宗的唯心主义体系中,含有辩证法因素,佃却认为“辩证法和唯心主义归根到底是对立的,华严宗的哲学思想里,即使有些辩证法思想,在它的唯心主义体系下,只能把那一点点辩证法因素引导走向相对主义和诡辩论”。还有的著作在谈到禅宗的主要经典《坛经》时,承认慧能提出的36对逻辑范畴,“能够看到事物的对立”,多少还有一些辩证法因素。可是接着叉说,“不过,慧能是一个十足的唯心主义者,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终究要破坏辩证法的。所以对于慧能说来,任何辩证法的东西,都是不可能真正保持的。在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支配下,他的‘36对’范畴,都不过是一些相对主义的东西而已”。对于佛教思想中反映出来的一种自然神论和泛神论思想,在一些著作里也承认曾被后来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所吸收和利用,为一此进步思想家改造成为抗拒封建统治者的思想武器,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总认为“它毕竟没有和宗教神学,特别是宗教神秘主义划清界限,因而不足最有效的反宗教神学的思想武器”。对于唯识宗的一套精致的唯心主义理论,有的著作认为仅仅是“经过批判,来总结过去唯心主义如何向唯物主义进攻的经验教训,找出它的规律。并揭示它如何千方百计否认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所做的徒劳无益的努力”。从这些著作中透露出来的中心思想,无非是说,在佛教思想体系里,虽然也含有某些合理的因素,却是不能批判地继承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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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帧:平装

页  数:321

开  本:0开

纸  张:胶版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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