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翻译和新旧之争(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之路)

《声音、翻译和新旧之争（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之路）》以众多不同的个案，从不同的角度，对新诗通向现代性道路的几个重要方面，即“声音”“翻译”和“新旧之争”三个问题作了探讨。由“翻译”问题入手，重点考察了中国新诗作为一种新的文类的文体状况（“声音”），并延伸到了对中国现当代争论不休的“新旧之争”问题的探讨。通过翻译外文诗及相关诗学的介绍和接受，西方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由不同的时空，都汇聚到了中国现代文学这一现代的时间和空间上了。这正是新诗在其现代性之路上的现实处境。作者意欲传达这样一个基本观点：无论是西方诗学，还是中国古典诗学，要谈其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都只有放到中国现代文学这一现实场域中来才是合宜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到个人（诗人）在这当中的创造性作用。

陈太胜，诗人、学者。1971年生于浙江省仙居县，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出版有诗集《在陌生人中旅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学术专著《梁宗岱与中国象征主义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

第一章 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之路
声音
翻译
新旧诗之争

第二章 跨文化旅行中的原作与译作：胡适的译诗与新诗的发生
从“骚体”到“新诗体”
译诗与写作的三个阶段
作为原作的译作

第三章 高音与低音：郭沫若新诗中的两个面相
高音的诗
低音的诗
“乱写”的诗与“天成”的诗
诗与意识形态

第四章 译名与诠释：闻一多格律诗的理论与写作
“fom”一词的翻译与格律诗理论
格律诗理论的由来
写作和翻译
格律诗与自由诗问题

第五章 徘徊于“抒情绪”与“叙事实”之间：徐志摩的新诗写作
“抒情绪”的诗
“叙事实”的诗
翻译实践与哈代的影响
新的可能性的终止

第六章 从“唱”到“说”：戴望舒的1927年及其诗学意义
从《雨巷》到《我底记忆》
从“唱”的语调到“说”的语调
译诗与写作的转变
“前线诗人”的先锋意义

第七章 从自由诗到格律诗再到填词：梁宗岱的诗学、翻译与写作
新诗创造的纷歧路口：白话与格律
翻译的格律化
写作的格律化之途

第八章 格律体的主张与实践：卞之琳的诗论、写作与翻译
翻译与中国现代诗的关系
半格律体与新格律体
写作的技艺
翻译

第九章 格律与语调问题：叶公超的现代格律诗理论与新旧诗之争
新旧诗问题的提出
两种不同的节奏
新诗的格律
新旧之争的解决与徐志摩评论
表现思想的艺术

第十章 形式和内容之辨：新旧诗之争中的废名诗学
就“内容”谈新诗的依据及其与旧诗的区分
从“形式”上看作为“自由诗”的新诗
作为旧诗的“文艺复兴”的新诗
不一样的新诗史地图
作为现代文艺的新诗

第十一章 独特的抒情声音：彭燕郊的后浪漫主义写作
幻视的能力：彭燕郊的早期诗作
诗与音乐：彭燕郊晚期诗作解读
彭燕郊的散文诗写作和现代诗的一种可能

第十二章 中西传统与新诗的现代性

参考文献
后记

《声音、翻译和新旧之争（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之路）》：
　　可以说，我主要的批评目标，是通过对新诗形式的修辞批评，揭示其“缓慢而持久的社会功能”。
　　翻译无论是从胡适开始尝试新诗写作的1916年开始算起，还是从《新青年》发表第一批新诗作品的1917年算起，新诗这种新文类的产生，至今都已百年。在这对新诗来说不无纪念意义的时刻，种种关于新诗研究的深化与总结正当其时。中国新诗在其发生阶段与外国诗的关系问题，就是当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问题。考察外国诗与中国新诗的关系。翻译是个不可不重视的课题。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其中最重要、最应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有些评论者，由于中国新诗受外国诗的影响，而贬低中国新诗的原创性及其成就。这种讨论常被纳入所谓的“后发的现代性”这一话语中．被作为不证自明的教条为众多人所接受。像有的评论者，因过度高估了外国诗对新诗的影响及其重要性，开始怀疑新诗的“中国性”，认为新诗是“用中文写的外国诗”。
　　而我关注的重点，则在于翻译曾以怎样的方式影响了新诗的发生及其发展，对胡适、徐志摩和卞之琳这样的诗人来说，翻译又曾经怎样影响了他们本人的写作。我觉得，就研究与翻译相关的问题而言，这才是最为重要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新诗没有受到外国诗的影响，例如，胡适没有去美国，没有受英语文学的影响提倡白话诗。则新诗就不会产生。提出这种观点的人，一直为新诗到今天为止没有多少成就而扼腕叹息。我个人认为这种观点多少有点幼稚，与那类假设吴三桂要不是爱上陈圆圆，明代就不会亡于清，中国历史就有可能改变一样。我个人的假设是，即使胡适没有留学美国，即使胡适没有提倡白话文，用白话文来写诗仍然会是历史必然的进程。
　　《声音、翻译和新旧之争（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之路）》第二章至第八章涉及了1915年至1950年间有代表性的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梁宗岱、卞之琳等诗人的外文诗翻译及其与自己的写作的关系问题。卞之琳认为，实际的翻译对诗人的写作的影响，比之外国诗本身影响更大。这种实际的翻译实践，经常被像卞之琳这样的诗人视为“练笔”。
　　《声音、翻译和新旧之争（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之路）》注重从文体的层面，考察新诗通过翻译这一中介所受到的外来因素的影响，并关注它如何通过诗人本人的写作被本土化，成为一种催生新诗并导致其持续发展的重要的，甚或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不过，《声音、翻译和新旧之争（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之路）》的核心观点却是：最终，并不是由于有了翻译才有了新诗，新诗也只是中国诗发展的自然进程，翻译也只是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方式，促进了新诗这一新文类的诞生。并对它的形式和语言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无论如何也还是基于中国现代语境中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的，新诗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只是外国的东西在中国简单的移植。我根据自己的研究，认为新诗的产生是必然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甚至西方文化（文学）有没有对其产生影响，也不是首要的和必不可少的。早在新诗诞生之前，或新诗诞生不久后，其实都有不少译者（像第二章中讨论到的苏曼殊、胡适，后面讨论到的徐志摩）用文言文和旧诗体式来翻译外国诗，要说影响，何以就没有直接产生新诗呢？问题的关键可能还在于，诗人本人在这种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也正是我在《声音、翻译和新旧之争（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之路）》第二章中通过胡适的个案研究要证明的核心观点：在翻译当中，存在着新诗隐秘的源头，但这个开源之人并非英语原作的那个作者，而是译作的这个汉语译者；是译者，才使译作成了影响到一国一种新文类的产生的原作。因此，尽管新诗确实受到了外国诗的影响，但新诗也仍然是中国的东西，中国文化现实的产物，就像中国文化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但并不能说中国文化就不成其为中国文化了。当中的道理是一样的。那种说新诗是用中文写的西方诗之类的观点，实际上是非常简单和幼稚的观点。
　　新旧诗之争如果说，翻译这一关键词。在其根本上涉及新诗作为一种新兴起的文类与西方的关系问题，那么，自新诗这一文类诞生开始，就与这一中／西问题纠缠在一起，并同样重要的，便是古／今，也就是新诗与旧诗之争问题，简称“新旧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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