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最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务员录用考试专用教材-申论高分冲刺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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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认为,高考不应过多承载改变命运的功能,因为如果仅凭高考才能改变命运,意味着民众在社会地位和福利保障等方面存在缺位。
在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眼中,高考应成为学生自主的求学选择,而这需要拓宽多元成才空间,缩小行业间、岗位间福利待遇差距,同时打破学历社会,引导每个人关注教育的内涵,而不是教育对人身份的改变。
中国人民大学程方平教授认为,高考一直在改革和探索,但无论怎么改,注重公平公正的原则底线不能突破。在他看来,任何可能挑战公平公正的变革都应该叫停。
3.有网友在微博贴出一份2011年北京市部分重点小学“幼升小”的择校费清单。清单显示,北京市景山学校择校费高居榜首,高达25万元,紧随其后的北大附小18万元、实验二小17万元。据了解,该择校费是北京教委统一要求的数额(最高3万元)以及人情关系费、中介费等的总和。无怪乎有人形容,想上好学校,得“三拼”:拼爹、拼钱、拼命。
对此,有学者愤怒地表示:“由于这一收费是违法的,所以主管部门、学校均不承认,采取‘不报不究’的态度。因此,出现这样反常的现象: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中择校尚有‘三限’规范,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收费反而陷入无从规范、无法无天的状态,巨额择校费的收取、管理、使用从不公开,成为特别混乱、问题特别严重的‘黑洞’。”
事实上,北京地区择校费也正在呈现快速上涨态势。资料显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一费用已从七八千元涨到一万元、两万元、三万元。2000年,北京市出台公办高中招收择校生“三限政策”,即招收择校生执行“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3万元)”原则。以此为参照,北京市幼升小、小升初的择校费很自然地固定在3万元的标准线上。
当然,这是“官方标准”,但由此拉开了择校费的口子。
“越收越放肆、越没事儿。”已故的北京市政协教科文卫体特邀委员王晋堂生前谈及“三限政策”时曾明确指出:“慢慢地,把‘违法’的事情‘合法化’了,尽管是‘有限’合法化。其后果是高中收、小升初收、人小学也收,甚至人公办幼儿园也照收不误。”
2010年年底,教育部发布“禁令”,要求各地3年到5年基本解决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问题,但北京、广州、南京等地中小学择校费用不降反升。最近一项调查表明,近年北京“小升初”择校准备费用至少递增30%。
4.2012年2月,浙江省教育厅负责人表示,浙江公办中小学择校率坚决要降到5%以下,同时重拳治理择校乱收费,坚决落实公办中小学择校与收费完全脱钩的规定,这意味着“择校费”今后将在浙江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该负责人解释,今后,公办学校在核定的班额内,如有多余学额,一律通过摇号确定招生名单,“今年秋季开始,这一政策将在全省陆续贯彻执行”。
据悉,由浙江省教育厅与省政府纠风办、省财政厅、省物价局联合发布的《关于治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择校乱收费的通知》已下发到各地市教育局负责人手中,各地的具体政策也陆续出台。
“目前,除城市学校住宿费外,浙江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已无其他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浙江省教育厅计财处的张华良说,现在浙江鼓励“择校到民办,公办不择校”。
2012年起,浙江将全面推行“阳光招生”,实现公办中小学择校与收费完全脱钩。“对择校乱收费行为,一经查实坚决纠正,并实行退钱不退人的办法,让乱收费者‘赔了夫人又折兵’。”张华良说。
根据“阳光招生”,浙江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将根据适龄儿童、少年数量和分布状况划分学区,并确定公办学校就近招生的范围和人数。每年招生前,各地要把学区划分、入学资格、报名时间等向社会公布,招生结果也要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同时,浙江还将建立完善捐赠资金审核鉴证制度,坚决反对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如发现属于与择校相关的变相乱收费,除按有关治理教育乱收费的规定处理外,要依法依规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对治理择校乱收费,浙江还开出几剂治本的“药方”:增加财政教育投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将更多的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各初中。“多管齐下,就是要确保高烧不退的‘择校热’降温。”浙江省教育厅一负责人说。
对浙江省打击择校费的“新政”,有人评论说:“公办学校收取择校费,早已是‘千夫所指,、备受诟病,然而家长又为什么要放弃让孩子接受均等义务教育的机会,不惜花费高额费用去择校?说白了,这是教育资源失衡和竞争激烈的社会现状造成的。重点学校意味着有好的学习环境、高的教学质量、优质的教育资源。每家就一个孩子,谁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依靠一纸行政命令,取消择校费,往往简单有效,但真正让人担心的,是取消之后政府部门不知道该做什么。人们痛恨择校又乐此不疲,是因为对低质的教育服务的不满,对接受优质教育服务的强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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