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第二版)

《日本史》分3编，共20章，计80万字，涵盖公元前8000年到21世纪初的日本历史，分为渔猎采集者时代、散布农耕者时代、强化农业时代和工业化时代4个主要时期。在这样一个框架内，康拉德·托特曼追寻着人类与环境关系变化的不同模式，在人们更为熟悉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史的领域内考查它们的相互影响。作者特别重视资源获取在日本历史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这就从一个新的史学视角——环境史学的视角，对整个日本历史进行了描绘。

《日本史》分3编，共20章，计80万字，涵盖公元前8000年到21世纪初的日本历史，分为渔猎采集者时代、散布农耕者时代、强化农业时代和工业化时代4个主要时期。在这样一个框架内，康拉德·托特曼追寻着人类与环境关系变化的不同模式，在人们更为熟悉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史的领域内考查它们的相互影响。作者特别重视资源获取在日本历史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这就从一个新的史学视角——环境史学的视角，对整个日本历史进行了描绘。

　　康拉德·托特曼是耶鲁大学的退休教授，也在圣巴巴拉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西北大学讲授过日本史。他另有10本著作，包括《佩里之前的日本简史》、《近世日本》和《环境视野中工业化之前的朝鲜和日本》。《日本史》（第二版）原是美国“布莱克韦尔世界史”丛书中的一种，原书《丛书编辑前言》认为这部书提供了“一种全球视野”——“一种关注各个地区的交互作用、各个地区共同经历或先后经历的一些巨大转变的全球视野”。英国《泰晤士报》的《高等教育增刊》认为此书是“最近数十年中英语学术界对日本历史最有感觉、最富启发的研究著作之一”。《日本研究》杂志也称赞“托特曼的著作体现着这位作者的博学、开阔视野和人性”。

中译本序言
修订版前言
前言
致谢
概图
引言

第一部分 序章
简介
年表
第一章 地质、气候和生物区系
今日日本地理
地质遗产
气候和洋流的影响
生物遗传
第二章 从原始时期到农业的出现
早期采集渔猎者
后期采集渔猎者
农业的出现

第二部分 分散的农耕者时代(公元前400年-公元1250年)
简介
年表
第三章 公元671年前的政治统一
大陆影响
物质基础
争夺霸权
第四章 律令制的建立(672-750年)
政治情况
各种来源
都城的创建
国家教会的形成
750年的律令国家
更广阔的背景
第五章 律令制的适应与衰退(750-1250年)
政治情况
稳定的因素
改变的力量
第六章 古典的高级文化(750-1250年)
开端
繁荣：摄关家全盛期
扩展：后期岁月

第三部分 强化农业的时代(1250-1890年)
简介
年表
第七章 紊乱的世纪(1250-1550年)
生产和分配中的一些趋势
政治情况
第八章 中世的高级文化(1250-1550年)
权门文化
宗教发展
口头文学
第九章 幕藩制的建立(1550-1700年)
政治情况
1700年的幕藩体系
第十章 成长的年代(1590-1700年)
增长的几个方面
京都复兴
平民高级文化的丰富
第十一章 停滞与衰退(1700-1850年)
主要生产：趋势与支流
文化趋势与政治趋势
第十二章 危机与转向(1800-1890年)
外来的复杂影响
转向：朝向工业化

第四部分 工业化时代：早期年代(1890年-现在)
简介
年表
第十三章 早期帝国胜利(1890-1914年)
国内政治进程
成为帝国
国内发展
第十四章 早期帝国社会与文化(1890-1914年)
社会状况
文化状况
第十五章 后期帝国政治与经济(1914-1945年)
紊乱的政治
国内发展
第十六章 后期帝国社会与文化(1914-1945年)
社会状况
文化状况
第十七章 漂向灾难(1914-1945年)
紊乱的外交
卷入全球漩涡
第十八章 企业日本：政治与经济(1945-1990年)
外交背景
幸存与转向(1945-1960年)
昭和元禄时代(1960-1990年)
第十九章 社会与环境(1945-1990年)48l
社会状况
环境状况
第二十章 企业日本时期的文化(1945-1990年)
媒介与信息
文化表达方式
结束语：日本的今天与明天
当下状况
远景

附录
一、补充统计表
二、日语词汇术语表(不包括专用名词)
三、补充阅读材料
索引
译后记

就贵族社会结构而言，那种变化的一夫多妻的婚姻安排，以及家族等级、职位和财富方面的联系，将贵族家庭连结到一起，这里面既有持续的变化，机会主义的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产生了一些利益集团，以接近顶层政治人物，但同时又在这些集团中划出明显的层级界线。那些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在此时的政治体系中导致了很多不满，但它们多半是正常的政治纷争，律令制贵族机制的基本原则并未破坏。这个过程有助于抑制政治上的争斗，否则这些政治争斗会随着一些大家族——最主要的就是皇室和藤原家族——分裂为竞争对手而加剧。
贵族的社会价值观念也强化了这种稳定性。这些价值观念肯定着贵族凌驾于大众之上的优越，而在那些最受宠的少数贵族中间，他们又至少是在表达上维持着一种信仰，这就是因地位和财富的层级而来的等级秩序。这样的观念得到了关于神灵祖先和因果报应的宗教观念的支持，在这种观念中，律令秩序就成为佛教宇宙和中国古典哲学的“道”这种整体性的一种表述。万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理应如此。那些生而拥有高位的人，是因为他们命该生而如此，那些低下者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没有顺从这种命——这样的情况常常发生，那就是这个人的过失（或者是异乎寻常的礼物），这可能是因果报应，但并非这个体系的问题。在最高层面上，如同圣武知道得很清楚的那样，自然或人的任何灾难都是统治者失德的证明，是因失德而昏聩或无能的结果。在较低的层面，这种观念则震慑那些野心家的篡夺王位，有助于维持藤原家族对为数不多的政府顶端职位的几乎垄断，强化了对平清盛这类僭越者的厌恶。
层级上的这种宗教支撑，通过一些严格的制度安排来维持。在平安时代早期，那些宗教传奇——主要是神道教-佛教的——对既定秩序的支撑，通过修建众多寺院和神社而得到了强化，它们首要和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保佑宫廷贵族和都城。从那以后就维持下来，政府经常举行复杂的宗教仪式赞美皇室的圣洁和贵族的美德，并通过这些仪式的壮观，通过它们承诺的保佑，消除生活中的灾难，从而让那些参与者依附于宫廷。而且，对于许多关键人物来说，与宗教的连结还是个人性的，因为那些担任寺院和神社中主要职位的人，都是贵族家庭的成员，其中有些人在需要和有机会时还在神职与官职之间轮换担任。
这些因素就使得统治贵族能够较好地团结在一起，避免那些最严重的内部暴力冲突。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有助于排除——至少是几个世纪地延缓了外部竞争者的崛起。社会结构作为一个整体，在有文化有教养的产品消费者与大量没有文化的生产者之间画出了极其清晰的界线。这些界线是世袭的，被严格地记载下来，在居住安排和日常生活习俗方面表现出来。在城里，等级、头衔、地位和职责是众所周知的，阶层和大众之间的界线区分得很清楚。在绝大多数民众居住的内地，村落首领和地区官员界乎下层民众与上层官员之间。作为一个整体，这些安排有助于排除非特权阶层进入政治，特权阶层将非特权阶层作为达到自己目标的手段。
在更为基本的层面上，农业耕种及其缺乏显著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也使得统治上层不遭受外来挑战。额外的可供剥削的财富很少，这样的稳定性就极大地抑制了一种可能性，不会引来野心勃勃的外来者，成为一种改变的力量。生产上的这类增长，经济安排的这类变化，会导致现存的统治上层以它们自己的战略来适应，也的确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在下面将谈论。结果，就出现了一些中间群体，主要是地方武士、贸易商人、工匠和行乞修道僧侣，它们都很小，很分散，依赖着各自的保护人，它们基本上汇入了现存的秩序之中。于是，业已建立的少数统治上层与广大民众之间的界线，在12世纪之前就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在12世纪之后也只是逐渐地积累起一些变化。
最后，就对外事务而言，这些世纪中日本与大陆的联系有惊人的下降。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由于7世纪时大陆恢复了安宁，前往日本的移民数量大大减少。所以，尽管偶尔也有一些难民逃到日本，以躲避大陆的动乱，但他们的人数不多。从这以后，移民再也没有对日本发生过重大的数量上的影响。外交上的紧张也结束了，尤其是天武朝。8世纪后期朝鲜一满洲地区重新出现的动乱，的确导致日本忙于防御准备，但在奈良重开的关于“镇压”新罗的谈判，又终于使这件事波澜不惊地过去。
从重心上说，平安早期与大陆的联系变成了文化性和商业性的，日本的使节来到海外，培育有用的外交联系，带回了知识和物质产品。与大陆的联系对象主要是唐朝（618-907年）、百济（713-926年）以及朝鲜和西伯利亚的邻近地区。
不过，乘船前往中国是危险的，必须有很强的动机才会去冒这种险。到了9世纪后期，中国之行就减少了很多，因为摇摇欲坠的唐朝已经失去了它的光彩，平安贵族们相信从它那里已经学不到什么东西了。当唐朝和百济崩溃之后，旅行就变得更具风险，那些极力挣扎的后继政权似乎都是一些没有价值的篡位者。当宋朝在10世纪后期出现时，它显得只是一个新出现的篡位者而已，无法作为一个政权与曾是那般显赫的唐朝相比。无论如何是唐朝成为了平安、奈良、天武，甚至是大化的范本——记录了它们在日本历史黎明之后的出现。所以，尽管在较低的水平上日本还维持着与大陆的联系，但已经主要是不引人注意的商人和僧侣们的活动了。
对于遥远的日本西部来说，海盗仍然是个问题，这尤其与邻近大陆地区发生的骚乱和动荡相关。①不过，这对统治上层和日本作为一个整体的影响不算大，与以前相比，从10世纪到12世纪，大陆对日本事务的影响很小了。后来，随着商业的增长和政治及文化影响又开始撞击，这些趋势从13世纪往后又慢慢出现。与奈良之前的那些世纪相反，也就是说，在律令制后期，大陆在日本的发展上发挥了作用的人、观念、物品和设备很少。这种情况成为一个重要的保持平衡的因素，有助于维持既定秩序。
适应策略
每一个社会，那些位于社会顶层者都有充分理由要维持事物的不变，支持那些论证了事物不变的基本原理。然而，事物总是要变化的，所以，那些在位者就必须不断地调整，以站稳脚跟。在数百年的律令制的后期，城市供给方面的变化，控制农村生产上的变化，军事和宗教力量的特点及实践方面的变化，这些都引起了统治上层的回应，他们修改规则，设计了新的程序和原理，尽自己的努力来确保事态发展仍能够为他们的利益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