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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


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

作  者:郑树森 编

出 版 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3年10月

定  价:22.80

I S B N :9787563342327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文化  >  文化理论与研究    

标  签:影视鉴赏  漫话影视  娱乐  影视作品与评论  影视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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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从文化批评角度研究华语电影的论文集。汇集了大陆、港台及海外华裔知名学者以及著名美国理论家詹明信和毕克伟的精彩论文。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对当代华语电影中的认同困惑、族群意识、文化寻根、移民生态、对传统和历史的追寻等进行立体的透视,试图发掘电影影像背后蕴的民族心理文化背景;同时,对当代华语电影与中国传统对曲等艺术形式的关系也进行了探讨,对若干有影响的电影作品,如《霸王别姬》、《孩子王》、《秋菊打官局》等进行了深入的个案分析和文本解读。
本书是一部从文化批评角度研究华语电影的论文集。汇集了大陆、港台及海外华裔知名学者以及著名美国理论家詹明信和毕克伟的精彩论文。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对当代华语电影中的认同困惑、族群意识、文化寻根、移民生态、对传统和历史的追寻等进行立体的透视,试图发掘电影影像背后蕴的民族心理文化背景;同时,对当代华语电影与中国传统对曲等艺术形式的关系也进行了探讨,对若干有影响的电影作品,如《霸王别姬》、《孩子王》、《秋菊打官局》等进行了深入的个案分析和文本解读。

TOP作者简介

郑树林,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比较文学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文学研究组主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执行委员、母校比较文学组主任及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现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近年中文论著有《文学因缘》、《与世界文坛对话》、《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从现代到当代》、《艺文缀语》等。另编有《中美文学因缘》、《现象学与文学批评》、《张爱玲的世界》等论集。

TOP目录

导论: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 廖炳惠
“通俗剧”、五四传统与中国电影 毕克伟
黄土地上的文化苦旅——1989年后大陆艺术电影中的多重认同 戴锦华
秋菊打官司》的中国图像主义与“中国”的符号意义 陈儒修
男性自恋与国家民族文化——陈凯歌《孩子王》中的主体性 周蕾
《霸王别姬》——戏剧与电影艺术的结合 廖炳惠
民族电影与香港文化身份——从《霸王别姬》、《棋王》、《阮玲玉》看文化定位 梁秉钧
功夫喜副——传统·结构·人物 吴昊
跨越边界——香港电影中的大陆显影 丘静美
香港一九八九——移民论述/爱情絮语 张锦忠
重绘台北新图像 詹明信
赖皮的国族神话(学)——《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黄毓秀
观看、认同、模拟——从《香蕉天堂)看电影机器 廖朝阳
作者简介

TOP书摘

书摘
除了中国土地的描述,另外值得注意的,当然是里面的女性角色——巧巧与九儿。她们两个都符合“东方小女人”的那些形容词。然而张艺谋似乎比陈凯歌更讨西方人欢心,因为在他的片子里,巩俐的角色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丰富之感”(plenitude,套用弗洛伊德的说法),也许是她的嘴唇,也许是她的眼神,使得她更像前面提到那些西方影片中的东方女主角。《菊豆》里面,在一片片大块泼墨式的鲜艳色彩之中,巩俐的红色小肚兜最为醒目——因为它/她出现在匙孔之中,成为每个观众(而不仅仅是天青)偷窥的焦点!到了发同黑白片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西方观众除了再度体认张艺谋控诉中国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之外,他们所注视的,仍是艳丽的巩俐。
这部片子果然不再有张艺谋以往漂亮的画面,有的是类似记录片形式、非常写实的镜头:街头的人潮(到处都是人!),马路上并行的马车、汽车、人力车与自行车,路边的个体户摊位(卖的是明星海报——周润发与汤姆·克鲁斯摆在一起),贫瘠又没有颜色的乡村(与五光十色的城市形成对比),老人空洞的眼神,骑着自行车的少女等等。这当然不是西方人所熟悉的、寂静无声的中国,这是把所谓“贫困的奇观”(spectacle of poverty)搬上银幕,也就是把中国人口多的历史事实,以及中国在进入现代化之前的杂乱无章情形,给西方人瞧瞧(令人联想到安东尼奥尼二十几年前的记录片《中国》)。一段又一段不相关的镜头之间,只靠着巩俐所饰演的角色连接起来。然而银幕上的她,挺着大肚子,全身被厚重的衣服包住,又说着陕西土话(影片上有中文字幕,我们才知道她说什么),已不再是西方的“东方小女人”。
在个人情欲的层次上,导演似乎要展示的,是蝶衣自少孤身离家,在学京剧的严苛训练下,孤独无援而令他变成同性恋者。电影开场砍去尾指的阉割暗示、严苛如酷刑的京剧训练、被迫唱“我本是女娇娥”,唱错了最后还要被师兄用烫热的烟斗塞进嘴中处罚。这里导演用非常煽情的手法,把同性恋处理成受迫害而形成的牺牲者,这代表了导演对性别比较狭隘的看法,也缺乏了对主体性的探讨与了解。在人物刻画上,我们只见他妒嫉、发脾气、自杀,完全是过去对女性的典型的描写。在导演的镜头摆布下,这人物在画面上又总是朦朦胧胧,隔着金鱼缸,放在纱幕之后,安置在中远景而少特写,特别少说话的机会,成为被观赏的景象。正因导演的无心正视,不欲细探,这人物的主体性显得空白一片,想写他沉迷京剧艺术等也就显得不够了。
而在历史的层面上,导演则仍然是用戏剧性的“史诗”手法,从反“谢晋模式”开始的第五代导演再吸收好莱坞的戏剧性表达,民族悲剧变成背景,而不是从个人主体感受可以推衍出去的经验。在民族文化的层面上,导演似乎对传统的民族文化给予非常严苛的批评。除了把京剧训练处理成造成同性恋的主因,片中最热爱京剧的袁四爷被处理成丑角,收集古玩文物又同时野蛮地生剖乌龟、喝血补身,电影确似是从“外人”、“异端”的角度去批评传统民族文化,它对国家的神话亦无美言,结果这部电影亦因为“国家”、“民族”的因素而起初不能在中国大陆(据说因为对“文革”后的处理不够正面)和台湾(据说因为电影里台湾工作人员不够半
数)公演。后来几经波折终于在两岸公演了,但它基本上还是被视为一部香港电影。
……

书摘2
毛泽东的诠释,透过把“孺子”重新命名为无产阶级大众,赋予了这个弱者以力量。基本上,共产党正是为“中国人民”这个谜样的形象建立了一个特殊的政治外貌,因而能够赢得广泛的同情。“弱者”的再现成了建立民族文化的一个“具体”基础。这种赋予力量的功用性本质,对我们该是耳熟能详的了。“大众”正因为他们是“弱者”,所以理想地说,他们应该利用知识分子为他们服务。
但服务在这里却围绕着另一个形象——牛。鲁迅使用牛的形象,不单强调了中国以农立国的本源,更突出了古典诗歌艺术里常出现的熟悉的家庭作用——大人扮牛让小孩骑着的那种充
满温情的游戏。“知识分子为大众做牛”的形象混合了孩童、双亲、家族关系等不同含义,而毛泽东则把这些意思抹去或最低限度转移,去确定他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及以“阶级斗争”为大前提的革命作出有需要的更改。然而,鲁迅所描述的形象却超越了毛泽东政治目的的局限,而表现了国家与知识分子间争取“中国人民”的复制问题,而这个“复制”的问题一直持续到今天。
这个形象的成分——知识分子、牛、大众——也构成了以阿城同名小说改编的陈凯歌电影《孩子王》(西安电影厂,1987)的形象。《孩子王》的故事发生在“文革”后期的农村社会,老杆这个故事叙述者与主角,在某生产单位干了几年后就被送往学校任职。阿城原著的故事集中描写老杆与学生们的关系,以及他带来的教学方法的改变。老杆来之前,学生“学习”的方法就只是随着老师黑板上的笔记抄写。老杆发觉这个方法徒劳无功,于是教学生们逐字逐字地学,然后再教他们作文。其中一个学生王福,因为愿刻苦,渐渐变成出色的学生,他与老杆的特殊关系,令老杆在离开时把那本学生们尊称为“老师的老师”的字典留下来给了王福。
小说与电影都同样把注意力放在持续吸引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作为社会低下层的孩童身上。《孩子王》里的孩子特出的地方是他们提出了一个关于民族文化的特殊问题:教育的地位。孩子们再不是——用拉康(Lacan)的心理分析划分——前象征幼儿期的一员,他们已是社会主要建制——即阿尔都塞所谓的学校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参与者。同时,孩童无权无势,他们的未来亦是未知之数。未来勾起了希望,但“文革”以后的希望却是令人沉郁的,尽管阿城在小说内从没有把“文革”形容是这样,但透过中国教育呈现的贫瘠境况来看,我们也可感受到“文革”的灾难性影响。为这些孩子可以兴筑什么样的路呢?我想这正是阿城小说所关心的地方,希望凭教育的力量找出这条路。作为社会的弱小,学童成了文化(再)生产与不同仲裁程度的斗争领域。在小说中,老杆的角色是要将学生们从毁灭性的文化生产中挽救过来,教导他们如何阅读,如何从最粗略平凡中写起,这样才有可能重新发扬国家民族文化。国家民族文化再不是与某个政制如共产主义挂钩,而是植根在人文主义的学习原则上,这是小
说给我们的信息。

因为小孩的角色无法取代叙事者的作用,电影再创造出一个名为“阿城”的角色,由导演严浩自演。正是这样的处理,显示了与原作的距离,以及导演所投射的香港主体的尴尬。且不说第一人称叙事者不等于作者这样的问题(阿城尤其是像鲁迅那样的小说家会把第一人称叙事者也加以虚构,甚至加以含蓄的批评,避免以他为真理的代言人),更主要是在他们对下棋的态度。在阿城的小说里,王一生作为社会价值系统以外的人,以下棋完成他自己的意义与价值。他的棋是跟天下入学的,那捡废纸的老人捡拾的四旧里有道家的思想,他当妓女的母亲,他遇到的小人物和萍水相逢的朋友,代表了主流价值以外的种种朴素世俗行为的意义。小说把王一生称为“棋王”,也是对这些过去被排斥的意义的肯定。
但如果说下棋在小说里是生命意义的完成,在电影里却变成比较现实的考虑。电影里的“阿城”角色在棋赛之前劝王一生说这是上进的机会,赛赢了可以改善他目前的环境。电影里的王一生亦附和此说,以棋赛作为改善物质环境的手段。这是最可惜的败笔。因为电影里本来也有出色的视觉处理,在这场对话之后,为了传话,角色推开剧场密封多年的大窗,让光照进来。在外面,我们看到刚好是领袖像的壁画推开了一个缺口,这样的视觉处理难得在规范化的民族电影中见到,可惜是并未作更好的发挥。
电影的小孩角色在长大后成为在台湾做广告生意的程凌,由岑建勋饰演,把这个角色与张系国的程凌角色相比,更见到电影投射的香港主体的问题。电影里的程凌被改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媒介人,附和传媒的优势,讲包装,会讨价还价。小说里的程凌至少有更多的反省,想画画又怀疑自己的能力,还会与友人担忧人类的未来。小说里的程凌反对假做神童,反对人利用神童,尽管力不从心是另一回事;电影里的程凌却是自己提出作假的。
电影其实没有特别提到香港。北京和台北在电影一开头就出场了,香港的空间却是始终缺席的。提到香港,也是最表面的符号:“1997”出现在电视银幕上。海边几个人吵架时台湾人骂香港人怕1997,但这场戏到头来结束时是台湾人香港人一致对着大梅喊自己是否相信“明天会更好”。好像是一个显示不同中国人社区参差观念的场合,被抹平为一种无分彼此的假作乐观。原作中一些比较实在的思考反而没有了。掳去孩子为了问人间的前途是删改了。同样没有的是书中结尾提到的肥皂泡,呼应前面一场兄弟对话中说到世界上种种可能的选择,人不知未来的结果,惟有尽力而为。没有了思维层次的反省,只留下灵幻与玄虚了。
电影的另一种“联系”是一个十字架,除了以程凌的回忆闪接台北与大陆的场景以外,就是以十字架作为一种道具连接今昔。以十字架作为“文革”时知青携带身上又因恐批判而欲弃掉的事物显得牵强。西方宗教的联想、超验意义,似乎并未能回答故事中的需要。这一种强调了世界性与普遍性的象征底下,遗漏了的正是不同中国人社区文化的独特性。香港导演的这部电影作品里,似乎正是无法说出一个香港的故事,说到香港的时候,又是内化了人家的滥调,再把香港说成一道联系的桥梁,把香港的角色,说成一种现实、进取、精明而又面目模糊的角色。
……

TOP 其它信息

装  帧:平装

页  数: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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