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大学中国史文库：秦汉隐逸问题研究

《湘潭大学中国史文库：秦汉隐逸问题研究》对秦汉时期的隐逸现象及相关问题进行综合研究。主要内容是：回顾先秦隐逸现象的起源、当时的大致情况、春秋战国诸子的隐逸观；分析秦汉隐逸现象的背景原因，叙述秦汉时期各具体时段的隐逸情况及特征；选取商山四皓、诸葛亮等人进行个案分析；讨论秦汉隐士的生活经济来源、婚姻生活、精神文化生活、休闲生活等；分析隐士对秦汉社会的影响，譬如对社会风气的影响，隐士与文化、学术传承，隐士与社会教化等。

蒋波，湖南双牌人，史学博士，现为湘潭大学历史系教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以早期士人问题为主的先秦秦汉史研究、以楚文化及宋前湖湘文化为主的地域文化研究。近年来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5项，在《史学月刊》、《西北大学学报》、《河北学刊》、《江汉论坛》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绪言
第一章 先秦隐逸问题回顾
第一节 春秋之前的隐逸现象
一、我国隐逸现象起源辨析
二、商末周初的隐逸现象
三、姜太公的隐居生涯及相关问题
第二节 东周隐逸现象及诸子的隐逸观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隐逸现象
二、儒家的隐逸观
三、其他学派的隐逸观

第二章 秦汉隐逸现象概述
第一节 秦汉隐逸的原因分析
第二节 秦至两汉之际的隐逸现象
一、秦代的隐逸
二、西汉时期的隐逸
三、两汉之际的隐逸
第三节 东汉的隐逸现象
一、东汉经学人士的隐逸
二、“无道则隐”与为“道”而隐
三、因孝而隐及其他隐逸现象
第四节 秦汉隐逸的特点及对秦汉隐士的评价
一、秦汉隐逸的特点
二、对秦汉隐士的评价

第三章 秦汉隐逸人物个案分析
第一节 商山四皓相关事迹考论
一、商山四皓归隐的原因分析
二、商山四皓在汉初宫廷斗争中的作用及评价
第二节 论东方朔的隐逸情结
一、东方朔的隐逸言行
二、东方朔隐逸情结的原因分析
第三节 严光对自由生活的主动选择
第四节 王符隐居前后的心态及其隐逸观
一、王符隐居前的心态
二、王符的隐逸观
第五节 诸葛亮的十年隐居与“待识”心态
一、诸葛亮隐居十年的原因分析
二、诸葛亮的“待识”心态
三、隐居十年对诸葛亮的影响

第四章 秦汉隐士的生活
第一节 秦汉隐士的经济来源
一、自食其力
二、依靠他人“资助”
三、隐居教授与卖卜为生
第二节 秦汉隐士的生活状况
一、物质生活方面的情况
二、家庭婚姻生活方面的情况
三、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情况

第五章 秦汉王朝的“招隐士”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招隐士”
第二节 秦王朝的“招隐士”
一、关于秦王朝“招隐士”的两种记载
二、对上述两种记载的辨析
第三节 汉代的“招隐士”
一、汉代的“招隐士”活动
二、汉代“招隐士”的特点
三、汉代“招隐士”的效果及局限

第六章 隐士与秦汉社会
第一节 两汉社会的尊隐崇隐之风
一、从尊隐到崇隐
二、汉代尊隐崇隐风尚的原因及影响
第二节 隐士与秦汉学术文化的传承
一、隐士与经学
二、隐士与易学
三、隐士与道学及其他诸学
四、隐士与文化典籍的保护
第三节 两汉隐士与社会教化
一、统治者在教化方面对隐士的充分利用
二、隐士与汉代乡风民俗的纯化
三、隐士“化民成俗”的原因及意义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两汉之际隐士统计表
东汉隐士统计简表
略论司马迁的隐逸观
后记

第二节  东周隐逸现象及诸子的隐逸观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隐逸现象
　　春秋战国之际，天下纷纭，隐逸行为逐渐常见。隐士们或潜于民间，躬耕避乱；或隐居求志，肆意山林。《论语·微子》曰：“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一口气列举出7位隐者，该篇还记长沮、桀溺、荷篠丈人、楚狂接舆等隐士事迹，因此《微子》前后所记隐士不下数十人。这些人当中除伯夷、叔齐外，其余皆为春秋时人，足见春秋隐士之众。战国时期的隐士更多，例如《荀子·劝学》记载的琴艺绝妙、隐居汉水之滨的伯牙，《淮南子·览冥训》中隐居钓鱼的楚国隐士詹何，《吕氏春秋·异宝》里飘忽于岸边、劝说伍子胥不听后不知踪影的江上丈人，《孟子·滕文公下》提到的身为贵族却隐居不仕、被孟子称为齐国“巨擘”的陈仲子，等等。
　　春秋战国时期的隐士不仅数量较之前大增，且分布较广，几乎各大诸侯国均有所见。如齐国有小臣稷，“有处士曰小臣稷”；晋国有介子推（一作“介之推”），晋文公奖励功臣，介子推不贪利禄，与母亲隐身绵山，成一段佳话，“介子推不肯受赏……遂背而行，终身不见。”①秦国有隐士颠颉、牛缺，颠颉的事迹详见《韩非子·说疑》：“秦颠颉、卫侨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识、卞随、务光、伯夷、叔齐……皆上见利不喜，下临难不恐，或与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则不乐食谷之利。”牛缺的事迹载于《吕氏春秋·孝行览·必己》：“牛缺居上地，大儒也。下之邯郸，遇盗于耦沙之中。”马非百指出这位牛缺实际上是秦国一位隐居之士。
　　在各诸侯国中，楚国的隐士尤其值得注意。关于楚国士人的归隐情况，姜亮夫先生曾说：“（楚）有云梦之缥缈，洞庭之浩汗（瀚），于是而多隐遁之士，大隐如李耳、庄周……是楚地多隐君子。”②老子、庄子的隐士身份，早有定论，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隐君子也”、“（庄子）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楚国隐士除大隐老子、庄子之外，可考的尚有老菜子、渔父、鹃冠子、接舆、伯牙、詹何、江上丈人、北郭先生、长沮、桀溺、长卢子、娟子、许行等人。与其他诸侯国隐士不同的是，他们多为道家型隐士，老菜子、鹃冠子、娟子、长卢子、詹何、渔父、江上丈人都属此类。因此道家隐士是楚国隐士群体中的绝对主体，在楚国甚至可以说隐士与道家人士几乎是同名词。也许正因为这一原因，冯友兰先生曾说：“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③
　　除人数较多、分布地域较广之外，春秋战国时期的隐士群体还有一个特征，即他们的身份不局限于某家某派。道家型隐士已见前面所述，儒家、农家工人中亦有归隐者，儒家隐士如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中就有不少隐居的，“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④，其中“隐而不见”的有不改贫贱之乐的颜回、以孝著名的闵子骞等；农家隐士许行，不受官禄，隐居躬耕：“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履织席以为食。”⑤在道家型隐士中，既有老、庄这样的传统道家人物，也有黄老道家鹃冠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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