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塞留和马萨林

大事年表
导言
第—章 走向权力的两条道路
第二章 王室仆从
第三章 胡格诺问题
第四章 贵族的态度和政治
第五章 战争：一种紧急状态
第六章 有限专制主义
第七章 海上计划和商业计划
第人章 教会与国家
第九章 作为宣传的艺术
第十章 为安全而奋斗
第十一章 马萨林和投石党
第十二章 马萨林的胜利
第十三章 和平的缔造
第十四章 名声
名词解释
参考书目

书摘
在奥地利的安娜的婚姻生活经历中，可以解开她和马萨林关系的关键所在。她是西班牙人，而且她的朋友中包括那些渴望和平胜于一切的人，所以在黎塞留看来，他们是亲西班牙的。她也被丈夫所忽视，过着忍气吞声的生活。在监视之下，她生活在权力的边缘。她在教皇的使节那里找到了同情，并欣赏他的温和举止——以及他说她的母语卡斯蒂利亚语的能力。1643年，在期待相对的自由和真正的权力，但也真切地意识到她的责任的同时，安娜把理想的政治伙伴定为马萨林，路易的教父。他是否远不止这些呢?可能不是。她是一个哈布斯堡人，性格傲慢而骄横，严守教规。她主要关心的是她的儿子，一心要保证他安个地继承王位。马萨林为许多女人所崇拜，但他非常谨慎，而且选择独身。在他对妇女的殷勤中有着许多的温情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礼貌，但显然缺乏激情。安娜在给流放中的他写的信中，充满了用密码写成的段落和符号，表达出希望得到他的陪伴和忠告的渴望。实质上他们一起成为一项大事业的合伙人，相互之间的尊重和感激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如果一个贵族，像布永一样，在王国之外拥有土地，与奥兰治王室有家族联系，并在法国南部拥有独立的子爵领地，像孔代在克莱蒙台斯一样，有权征税，那么他也许会视自己为君主。到了这种程度，贵族的权力便意味着对国王的威胁。正是在这些地方，可以看到黎塞留决意“扫除贵族的傲慢”——他声称他也是这样向路易十三承诺的。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建立个人的帝国，从而便自己成为人上人，也没有妨碍他获得领地、尊贵和宫殿，以及安排战略性的婚姻。最后，他把自己的侄女克莱尔·克莱芒丝·布雷兹嫁给了昂吉安的公爵，未来的“伟大的孔代”。
在贵族的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是服务国王这位最高封建主的观念；这是自愿的、个人的，因此是有条件的。某些家族具有世袭的担任地方统治者的权力。这意味着对军队的指挥权、广泛的庇护以及在当地的显赫地位——如果他们在该地方占有大量的领地，那么这种显赫更加危险。这种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增长意味着，高级贵族，无论在官员中还是在一般贵族中，都拥有广大的拥护者：人们直接忠诚于大人物，即使他进行武装叛乱。当协商中的高层贵族的决定与王国的事务有着明显的利害关系时，一般假定国王有保护贵族秩序的特殊义务。例如，这对孔代影响甚大。孔代先是作为国王的臣仆，后又成为国王的敌人，明显地揭示了这位大将军自私自利的行为准则。
这种态度也表现在一直保持决斗的习俗上。它把贵族区分开来，决斗成为他们的独有的一项活动。决斗夺去许多人的生命。国王曾作出许多努力，但无法制止这项活动。要有效地禁止决斗，就要鲜明地表明国王的绝对权力。1627年，蒙莫朗西家族的成员之一布特维尔伯爵，在王宫组织了一场三人决斗，公开反对王室的法令，他由此被处决了。虽然决斗并没有被彻底消灭，但至少在禁止决斗方面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先例。

冷酷无情的独裁者，实用主义的见风使舵者：对黎塞留的这两种评价都是正确的——但这不足以概括他整个人和他广博的学识。1635年后，留给他实现海上计划和商业计划的时间和王室资源都不多了。它们已被“财政逐渐消蚀掉”(奥塞尔)。虽然这位早年富有创造力的规划者偏离了他的路线，但不久他就提出了一个议程，并采取积极的行动，这不但对这些工程本身是重要的，而且作为一个先例，对柯尔贝尔的持续更久、更全面的工作也是重要的。
使黎塞留对海洋产生兴趣的各种原因中，他的家庭的航海背景也许是影响最小的。我们看到他的思想常常超越他的年龄和阶级的传统局限。他意识到法国容易受到当时主宰欧洲的西班牙的攻击，因而认识到有必要采取行动。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安托万·德·蒙克雷田，他是诺曼人，是铸铁厂的老板，是一个不倦的作家和出皈家，他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探讨了争取霸权的经济方面的原因。海洋贸易的增长、造船业的发展、英国和荷兰的例子，以及法国人意识到在竞争的世界中他们落后了的感觉，引起了当时人们的争论。其他国家正在靠商业繁荣起来，而法国却被排除在外；由于缺乏投资和技巧，所以由外国人提供商品和服务；王国的钱被抽干了。作者们可以指出自然的优势：漫长的海岸线、优良的港口、可提供木材的丰富的森林、有从事海运的人口；但是商船船队仍然很小，一些船是在外国的工场里制造的，实际上还没有军舰：黎塞留下令进行调查研究，调查人员揭示了惊人的事实：造船工人、船长和海员普遍缺乏：冶炼厂闲置不用，枪炮残缺不全，毛病很多。南特港被淤塞，布洛涅衰败不堪；商船弱小可欺；在大西洋并没有固定的船队，在地中海只有12艘大大船：法国的地理和历史、它漫长的陆上边界和已被证实的脆弱性，使得它采取倾向于大陆的军事思维方式，以及相应的政策上的偏爱。16世纪后期的战争刺激了其他国家的海军发展，但法国的内战阻止了它。社会态度也很重要。在有产阶级中，有着对商业的根深蒂的偏见：根据经营工商业便会失去贵族地位（derogeance）的规定，贵族是要拿自己的地位去冒险的；市民阶层希望“过贵族的生活”，假如有机会进行有效的投资，他们会首先选择购买土地或官职。

有关投石党的所有事情都是很复杂的。如果它不是拉罗什富科后来在失败的痛苦中所称的“一场悲哀的闹剧”的话，那么想在其中看到任何连贯的方式(除在大臣阵营里)和一致的思想的意图都是徒劳的。它过多地依赖个人的性格和地方的形势。在马赛，一位忠于马萨林的杰出的市民瓦尔贝莱，被授权重组市政选举以保证控制权。后来当总督梅克尔和高等法院的第一主席奥佩德按照他们的意愿修改了某些规则时，瓦尔贝莱带领一批人发动了叛乱(1658—1695年)。后来路易十四进入马赛(有意义的是，他通过城墙土的一个缺口进入)，并进一步修改规则把贵族排挤出城镇统治之外，这是他决定控制他的臣属，甚至传统与独立市的臣属的早期信号。
很明显，各省高等法院对地方权力的关注，并不能打动巴黎最高法院以及马萨林。团体精神(Espritdecorps)的聚焦点总是很窄。造成法国社会的特点是：统治很难，受引诱的大臣们诉诸于专制的方法。使得很难对国王的政策进行协调一致的抵制。这样的动荡足以让马萨林作出让步；但由于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同意的，所以也足以使他向摄政者保证那些让步可以被废止。在《圣日尔曼宣言》中(1648年10月)，他们还会走得更远：例如撤回总督(除边境省份外)，并保证任何个人都不能根据国王诏书被剥夺职位和自由。在此之前，马萨林曾试图搞一次突然袭击，打算处理那些极端分子，因为他们往往做出对敌方有利的事情。这是体现马萨林做事莽撞，过分相信巴黎人尊重王权的另一插曲。

必须把马萨林的阿尔萨斯作战行动，放到他关于法国在德国的利益这样一个大的思想框架中去考察：这样的安全程度，同与邻近君主们的良好关系是一致的。在投石党运动期间，法国因在莱因兰获得的亲善而受益——这同马萨林在流放期间个人所获得的利益是一致的。在投石党运动之后，他进一步利用法国保护人身份的越来越大的价值。他甚至大胆地认为某些选侯会背弃他们传统上对哈布斯堡的忠诚。1657年，在斐迪南死后，马萨林派出一个精干的法国特使，宣传路易十四的主张。他对黄金的“公平分配和仔细分配”充满信心。并希望找到更多的黄金：因为那时人们“就可以做以后几个世纪里人们连想都不敢想的大事”。他对结局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制造一个非德国人的皇帝，就如同“渴望用两三艘帆船打败一支舰队一样”。
选侯们一致选举哈布斯堡的利奥波尔德。他们并不选举一个强有力的皇帝。在法国人的劝说之下，他们对他的权力作了进一步的限制。在马萨林的支持之下，美因茨的大主教选侯和帝国的首相冯·舍博恩建立了君主联盟来保护德意志的自由，这被称为莱因同盟。该联盟创立于1658年，是对以前四十年的历史中所出现的问题的积极回应：当皇帝本人违背宪法以及外国君主占领德意志土地时，如何保护那些小国家的权力?通过确保法国的成员以及瑞典的成员，马萨林同时服务德国和法国。除了法国和瑞典之外，同盟背先包括美因茨和科隆的选侯，三个不伦瑞克公爵以及黑塞尔一卡塞尔的兰德格拉弗。由于它在法兰克福有着固定的理事会，加上由法国提供金钱的金库，用奥赛尔的话来说，它“使得法国的真正的边界以及政治影响，超过了地域的边界而拓展到莱因河”。所以，马萨林给他的王室学生上了一堂治国之术的课程——他们没有完全学会以及并不完美地遵循着。

未来的模式可以从《威斯特伐里亚和约》中看出。马萨林的事业与他以前效力的教皇的政治影响是共衰共荣的。现在教皇除了谴责该条约是“无效的”之外已无所作为。勃兰登堡有潜力来平衡瑞典的闯入。荷兰将会在世界市场上发挥自己的力量。西班牙将继续衰落，由于皇帝们面临奥斯曼帝国的挑战并把精力更多地集中在世袭的土地上，所以奥地利的政策需要重新定位：相应地，法国有了主宰的机会。然而，英国的暂时孤立是由于临时的环境。自1642年以及内战爆发以来，英国并没有连贯的对外政策。当查理二世在伍斯特(1651年)战斗中失败以后，他的政治声望一落千丈。正统性对安娜来说举足轻重，而对马萨林则不太重要。从马萨林的政府权威和军队规模来衡量，对他来说，克伦威尔——1653年后是护国公——的力量却是至关重要的，有些人认为他是未来的国王。商业利益导致英国与荷兰开战(1652—1654年)。这为它带来了物质利益。英国人坚持认为他们是“狭窄海洋的理想的主人和统治者”。然而，从传统的新教的角度来看，英国的天然敌人是西班牙。
1656年西班牙与查理二世签订了一个条约，并出资装备了一支小规模的保皇党军队。这导致了克伦威尔的报复。这顺理成章地使英国与法国结为联盟——而马萨林也需要一个同盟。西班牙并没有充分利用投石党运动。然而，它的军队取得了一些成功，尤其是对巴塞罗那的占领，这有效地制止了加泰罗尼亚起义。同年，即1652年，他们重新占领了格拉夫林和敦刻尔克。西班牙已经放弃了与法国在1648年缔结和约的机会。随着投石党运动的不断高涨，阿罗的谈判姿态越来越强硬。孔代的背叛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信心。孔代低估了马萨林的决心。马萨林亲自负责战争行动。他从色当写的信件反映了他掌控着作战计划和物资供应。然而，1653年蒂雷纳成功地围攻佛兰芒的城镇，并不足以促使西班牙寻求和平。1656年，孔代显示出他那使敌人
惊慌失措的力量并赢得了新的追随者。在“瓦朗谢讷的不幸”之后(孔代在1656年7月已解除了该城的围困)，马萨林决定迎难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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