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与法西斯主义意大利

目录
图一：1919—1945年的意大利
图二：1940年的意大利帝国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背景：自由主义的意大利，1861—1915
第三章 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第四章 夺权，191—1925
第五章 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
第六章 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
第七章 外交与帝国主义，1922—1936
第八章 法西斯主义的衰亡，1936—1945
第九章 解读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
结 论
附 录 大事年表
参考书目

书摘
罗马那些风格各异的建筑遗迹常常使现今的游客们想起过去的那些世纪和那些瓦解了的政
权：如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以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统治。但如果你细心观察的话，在各处还可以找到另一个逝去的政权的痕迹，虽然年代较近，但与其他政权相比它似乎更遥远，更容易被人遗忘；例如，通往意大利奥林匹克体育场的道路两旁，那些已经损毁的石柱和破碎的马赛克图案纪念着曾经划时代的军事胜利，颂扬着一位逝去的“领袖：。这位“领袖”就是贝尼托·墨索里尼，而把他的“功绩”刻在石头上的，就是那个在1922—1943年间统治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
法西斯主义在当时的欧洲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许多右翼追随者都认为，它是一种爱国力量的自然爆发，一旦当政，必然取代无能的议会制的自由主义和危险的左翼革命，为国家带来秩序、效率和民族自豪感。但对于它的反对派来说，这些成就显得肤浅，甚至根本不存在；在他们看来，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就是对反对派实行流氓政策和暗杀活动，以及在权力上进行压制：一个腐败的政权加一个自大狂的“领袖”，压制自由言论、自由集会，以及其他政党和工会，其目的越来越带有帝国征服的味道。如今，尽管在英语国家中对法西斯主义的起源和特质的讨论可能仅限于学术圈，但在意大利本土，由于这段法西斯统治岁月在时间上的贴近，相关的一些学术讨论时常见诸于大众媒体，因此也吸引了更多民众的关注。
什么是法西斯主义呢?它在意大利出现并获得政权的过程及原因又是什么呢?它是如何执政，其带来的结果又是什么呢?以上就是本书力求发掘并尽可能予以回答的主要问题。随后你会发现，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并非用墨索里尼一个人就能解释得了的，不管他的作用有多大；而它也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一场资本主义的阴谋，或是罗马人的一场不合理性的暴乱。它可以算做1918—1922年战后危机的产物，但其意义又远非如此。法西斯主义的兴起，需要一个独特的社会经济环境，同样，它的夺权需要一个适合其进入的政治真空状态。夺取政权后，法西斯主义对恶劣的国内局势提出了它自己独特的解决办法，它所奉行的外交政策令其最终声名狼藉。
要想了解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各个方面，我们必须首先考察法西斯主义在其中出现并始终无法完全摆脱的社会背景：1861年诞生的“自由主义的”意大利。

1883年，贝尼托·墨索里尼在罗马涅的一个小城镇普雷达皮奥附近出生。该地区的反叛传统在他父亲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的父亲是一个支持共和党和社会党的铁匠，墨索里尼继承了他的世界观和性格。墨索里尼想从事教育事业，但表现平平，几次暴力事件又为他的履历留下了污点，但他在1902年还是当上了一名教师。从那时起到1910年，他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生活。在两度不成功的教学经历中，他在瑞士呆了两年(1902—1904)，做过临时工，有时到处流浪；后两年(1904—1906)则回到意大利参军。从1908年开始他才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做了一名左派记者，先是在奥地利统治下的特伦托工作，后来到了罗马涅的弗利镇。1910年，他当上了当地社会党报纸的编辑和弗利镇社会党组织的书记，开始在弗利的社会党内建立起个人影响，并以此为跳板，于1911一1912年一跃成为该党激进派的代言人。他反对利比亚战争并同焦利蒂合作，一时在全国家喻户晓。作为社会党1910—1914年左倾路线创始人之一的墨索里尼，1912年担任了社会党主要日报——米兰《前进报》的编辑，最初他忠实地坚持党的官方路线，反对意大利参加欧—洲战争。然而到了1914年10月，他就已经转到“积极的中立”立场上，对法英两国表示同情，到年底时，公开支持参战了。结果他被迫辞去《前进报》编辑的职位，并被逐出了意大利社会党。他的那些主战派同盟们有的成了革命工团主义者，有的成了未来主义者，还有的成了激进的共和党和右翼民族主义者：这种古怪的组合被他后来溶合成了法西斯主义。
的确很难解释像墨索里尼这样一个人在开战前还是社会党人和国际主义者，却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爱国战争的倡导者。就像他对弗利的罢工工人的热心支持一样他最初信奉社会主义是发自内心的；同样他对民族主义的公开批判也是出自真心的。但是，他的社会主义表现为极为个性化的东西，在他生活中，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更接近革命工团主义或是暴动的共和主义，而且，虽然他极力反对民族主义，但他的视野从本质上讲还是局限在意大利这个民族内的；他自愿从瑞士回国参军并认真服役就可以证明，在他国际主义的外表下有一层不为人知的爱国激情。或许他的政治生涯的关键是他对眼前的这个意大利恨之入骨，并拒绝参与意大利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阶层。他的恨主要是针对意大利狭隘的自由党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这种恨把他变成了社会党，而他的革命目标与其他社会党人所向往的革命后的社会不同。墨索里尼就像一个激进的工团主义者，面对1913—1914年的国内外时事，他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对于意大利是不适合的。在国内，社会党于1914年6月举行了一次“红色周”的暴动，结果失败了。墨索里尼从这件事看出社会党斗争的局限性，他确信，无论是社会党还是意大利的工人阶级都无力革命。在国外，1914年欧洲工人运动的表现破坏了他原来对国际工人阶级团结抱有的信心，也使他了解到民族主义作为一股得人心的力量是有很大潜力的。这两重认识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左翼参战派的观点，认为意大利参战虽然会导致一场非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但是这场革命会推翻自由主义制度，并将一个新的阶级推上统治地位，而这正是他要为之献身的。
然而，当时的前景并不好。虽然墨索里尼在参战派和法国人的资助下很快就出版了一份新的报纸——《意大利人民报》，但战争的真正开始却转移了原先公众对他的关注。墨索里尼参战两年——其间他因伤退役——之后又回到报界。随后的两年，他回去做了《意大利人民报》的编辑，投入到发展和宣传一种新的、从长远意义上讲非常高明的全国革命战略中。到战争结束时，《意大利人民报》已经放弃了它原来为社会党服务的宗旨，转而为“生产者和士兵”大声疾呼，反对自由党的寄生虫和不爱国的社会党。但在当时这种声音并没有多少听众。战争结
束后，社会党权倾天下，墨索里尼这个社会党的叛逆苟存于意大利政治生活的边缘上，一筹莫展。然而，他是不会长期这样下去的。

意大利法西斯的政治独创性体现在1925至1939年间社团国家的建设上，该制度主张革命和社会相统一，在一个依法组建的框架里团结雇主、经理和工人，以保证经济进步和社会公正。法西斯的社团主义引起了海外的真正兴趣。国外的政治学家，尤其在美国，出版了很多专著研究它的运作方式，此外，还有许多政治崇拜者和未来的效仿者，包括英国的法西斯头目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和阿根廷未来的独裁者胡安·多明戈·庇隆。
然而，社团主义并非是法西斯的发明。它的起源和发展漫长而又复杂，其中有两股源头值得在此一提。其中一个源于19世纪天主教关于现代社会的观点。当时，关心社会的天主教徒，如教皇利奥十三世(1878—1903)，认为社会本是自然和谐的，因此当今社会不断加剧的社会冲突是可以治愈的，而解决办法是通过“混合的联盟”或“社团”将每一个经济活动单位内的工人和雇主联合起来。比方说，所有的农业人员，从最大的农场主到最穷的农夫都隶属于同一个“社团”，而所有的工厂主、工厂经理和工人都属于另一个“社团”。有人认为，这些社团不仅可以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矛盾，还可能取消作为议会代表制基础的地理选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第二个源头来自工团主义，它强调工会作为革命机构和未来社会和政治组织的作用。工团主义者信奉社团主义，他们摒弃了阶级矛盾的看法，鼓励阶级合作以增加工业生产——这种思想后来被称为“生产主义”，并于1919—1920年被写进邓南遮的阜姆共和国宪法中。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拿来天主教的社团主义和工团主义为自己所用，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利用社团来增加资本家的财富，并提高国家的威信。

有两类意大利人对民众这种被动的一致极为反感。一类是反对派，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由个人、小的秘密团体和工会小组组成，他们勇敢但力量薄弱，连反抗的火种几乎都保不住，但终究会发展成为更强大的力量。他们的很多领袖人物都被迫流亡海外，或者像卡洛·莱维一样被流放到国内最偏远的地区。另一种是极端的是法西斯分子，他们觉得政权的成就还不够。这些激进的法西斯分子憎恨依然有权的国王、资本家和教会，敏锐地察觉到法西斯无力填补国家与人民之间的鸿沟，同时他们还羡慕德国纳粹主义所走的更为极端的道路，于是就坚决要求推行真正的极权政治。1938年他们得到了回应，政府通过了种族法——虽然这个国家里只有
45000名犹太人(有一些还是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也没有过反犹太传统。其他不满意的法西斯党徒渴望着朝激进的、新工团主义的社会方向迈进，结果总是很失望。其实最能生动体现法西斯主义作为极权政权的局限性的，莫过于它自己的战士永远无法实现的“法西斯革命”的褐望。

对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普遍的理解是强调所谓“散漫”的大众所起到的作用。这种观点认为，迅速的工业化、城市化、战争和战后复员使数百万意大利人离开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习惯的地域的、人际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全都被破坏了。这些被抛弃的人们茫然无助，不知何去何从，于是就被那些老练的政客和有组织的少数人所利用，去反对统治阶级，结果自己成了牺牲品。这种观点，如同克罗齐的看法一样，也得到了很多法西斯分子的支持，因为他们急于谴责“旧的”政权，而想强调法西斯民同任何特定的阶级都毫无瓜葛，只迎合大众的利益。在法西斯党的眼里，社会经济的高速变化使无数个体彼此孤立起来，是法西斯主义帮助人们找回了自我和集体的归属感。
跟“大众社会”理论相关的另一种解释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埃里希·弗罗姆和威廉·赖希等心理学家所接受，他们运用各自的心理分析理论来解释个人和大众对法西斯主义感召力的敏感度。不必说，将法西斯主义划分为一种精神病理学症状根本不适合对真实的法西斯主义者的归纳。最近，一种类似的分析方法得到了一个“心理历史学派”的推崇。
很明显，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确实与上面提到的各种变化有关，也与各政党未能迎合和代表新生的力量有关。同样，如果我们能有条件运用它，那么了解驱使法西斯党徒——无论是首领、活动家，还是仅仅是追随者——的心理力量还是很有价值的。大多数用“大众社会”来阐述法西斯主义的方法——由于深受德国法西斯主义研究的影响——都有一点不能让人信服，就是它的概念：首先，新的大众群体被假定为是“散漫的”、非理性的和受控制的；第二，法西斯主义被轻易地诊断为一种大众心理病症。而我们积累的历史证据说明，至少在意大利，大多数的民众之所以信奉法西斯主义完全是经过充分——当然并不是说正确的——考虑自己的利益，以及强烈的阶级或是群体认同感才作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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