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

前言
第一章 教会与宗教
第二章 宗教改革前德国的社会与政治
第三章 路德：早年时期
第四章 从修士到叛逆（1505—1517）
第五章 路德与教廷（1517—1520）
第六章 路德与神圣罗马帝国（1521—1525）
第七章 路德与德国的宗教改革（1525—1546）
参考书目

书摘
一位美国的精神分析学者埃里克·埃里克林，收集了大量路德回忆童年时代的资料，在他的《青年路德》这本书中，埃里克森以这些资料和他成年后对童年的回忆为基础“分析”路德。埃里克森认为路德的神学是为了要防止上帝生气，他还指出路德潜意识里将上帝等同于他严厉的父亲。研究路德的学者对于他的宗教理念至少都有基本的同情与了解，可以想见他们一定
不会同意埃里克森将路德的神学说成只是童年时期挨打受骂的结果，历史学者也指出埃里克森所依据的童年记忆的资料像是随意捞取来的，事隔多年记忆是否正确，这不无疑问，更可怕的是路德对着餐桌边的听众讲述他的生平经历时，听众们把这些话加油添醋地记载下来。此外，还有学者指出如果路德常被狠狠地鞭打，那么同时期德国的小孩也几乎遭受同样的对待，这
些责罚儿童的行为有着宗教教义作其后盾的，而且也许马丁·路德自己没有这样对待他的孩子，但是他至少也在理论上完全支持这种作法。尽管批评的声浪如狂风暴雨般袭来，埃里克森的文章没有堆砌太多的术语，仍然提供了一个了解路德的新取向。
我们可以在路德身上看到他得自父母亲的影响，譬如也许是为了反抗双亲过度的严厉，他自己则是个慈祥的父亲。他当然也继承了双亲农民般的生命力和对困难工作无比的包容力，以及从他父亲处得来的率直与坚强。路德永不止息的努力和远大的志向，将他的家族带离偏远又默默无名的农田和矿区，并且使后代子孙有了高贵、受人尊敬的职业，马丁·路德显然已经成为父亲期待的那般杰出，甚至还有过之无不及。农民——矿工环境中的民间信仰也影响着路德，包括连那样迷信的年代都不寻常的小精灵、妖精、女巫和乡村的恶魔崇拜。路德一直相信自然现象是被超自然力量所控制的，这影响到他一生中的某些重要的转折点，尤其是在他决定进入修道院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讨论到这一点。
路德回忆教育方面的影响还包括学习圣经(也许是路德自修，因为中古教会并不提供这方面的教育)、学习教会赞美诗(路德成为一个很好的音乐家和赞美诗的作者)以及拉丁文的训练(是他通往世俗成功的护照)。心理史家注意到路德与其他所有的德国学童都必须进“拉丁学校”，切断与“母语”的联系，只要他们说德语就会受到羞辱和鞭打。“挨揍、颤抖、恐惧、悲伤”，年迈的路德回忆起半个世纪前，当自己还是那个可怜的小男孩时，依旧会泪眼迷潆。即使在他通晓拉丁文之后，德语仍然是他的第一选择。1519年莱比锡辩论中，他大声疾呼：“让我用德语，否则人们不了解我在说什么。”他也说过如果不用德语，他几乎无法了解自己。尽管如此，对于神学家、国际知名作家、导师、翻译者的路德而言，拉丁文还是一把不可或缺的钥匙。在曼斯菲尔德、马格德堡，爱森那赫接受学校教育之后，1501年，路德18岁时进入了爱尔福特的大学，他的事业在此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赎罪券是什么?又如何影响了路德的神学理论?赎罪券与天主教会的忏悔礼(告解礼)有关，这项仪式是定期(一年至少一次)向教士告解，而教士是上帝的代表，被赋予权力来赦免人们。但是，人类的罪纵然被赦免了，他们平日所累积的过错仍需要被清除。虽然清除的工作可通过告解和做善功来完成，但若是有过错至死仍未完全去除，人就必须待在一个像地狱的地方，称为炼狱，在那里等待罪恶被洗涤除尽。除了上帝没有人知道人的灵魂中还留着多少罪恶，神学家认为大多数人都不够好到可以立刻进入天堂，也不至于坏到要在地狱受着永久的煎熬，他们必须先在炼狱中各自待上一段长短不同的时间。但是，人们担心他们的未来必须以炼狱作为最后的终点，他们也担心父母或其他人所遗留下的善功泡汤。教会替人们这些忧虑提供解决之道：有许多被基督和圣徒所累积的善功(善功的宝库，由教会担任管理者)，通过赎罪券的发售，基督徒可借以去除他们残余的罪恶。赎罪券的理论是在中古十字军东征时发展出来的，死于十字军东征战场上的人们，由教会发给赎罪券，除了涤净罪过的功效外，还可以借给他们善功来免除炼狱之苦。同样地，凡是帮助十字军或有其他值得称许的事迹者，也可以得到赎罪券，使得人们在炼狱停留的时间缩短或者完全得到赦免。赎罪券从奖励性质到公开买卖，只是一段很
短的过程，而且是在路德出生之前就开始施行了。
开始讨论赎罪券买卖的弊端之前，我们必须知道在1517年以前，就已经有许多赎罪券神学理论的支持者大力抨击路德的态度：第一，赎罪券理论已经行之有年，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在神学上的贡献(总是打着他们以《圣经》为基础的旗号)，而路德却否定这一切人类智慧的结晶，甚至批评为诡辩。第二，既然路德认为《圣经》是基督教真理的唯一来源，而《圣经》至少有赋予赎罪券间接的认可。第三，赎罪券的立足点在于教会被委任为上帝在人间的执行者，上帝与人定契约，将权力转移到教会中，也就是上帝把统治他子民的无上权柄释放一部分给教会。此种说法对许多人造成冲击，例如路德和其他受到唯名论主张绝对神论影响的人便不能接受此一说法。他们认为圣奥古斯丁说的“上帝就是上帝”才是真理。第四，赎罪券是一种渐进式的宽恕，路德则认为上帝通过耶稣宽恕了罪人(虽然基督徒仍带有“原罪”)，救赎是在一瞬间就完成的。现在不论从哪一点来看，路德的神学理论已经得到充分的发扬，赎罪券只能被作为说明路德神学的反证：赎罪券是路德神学的对立面，它破坏着路德成熟的保罗式救赎理论的核心，即人只要凭着信仰就可以被拯救，而不必买赎罪券来借善功以获得上天堂的保证。赎罪券在路德看来不只是没有用处，更糟糕的是它可能让人们产生一种必能得救的误解，而他们的心中却不再有信仰。
即使是原初形式的赎罪券教理，也和路德的神学理论相悖，但是两者的冲突有助于神学问题的厘清。凡是以行“善功”为基础的主张，最终都将招致路德的批评，赎罪券只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同样地，其他形式的救赎理论也会引起路德的攻击，赎罪券这种特殊形式的救赎理论当然也抵挡不住基督徒对它的质问，所以给了路德机会来怀疑它以及附诸其上的神学成见。
真正引发路德不满情绪的，是一个声名狼籍的商人约翰·特策尔鼓吹的赎罪券，这是向德国8年兜售计划的一部分，因该计划，德国被划分为3个区域。这套计划背后混杂了犬儒哲学、秘密以及牵涉到梵蒂冈的教廷、德国总主教、美因兹大主教阿伯特·冯·霍亨佐伦、奥格斯堡的富格银行团的卑劣交易。计划的其中一项是要建造圣彼得大教堂，这似乎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霍亨佐伦大主教负责偿还向富格银行团所借贷的款项，因为之前教廷不顾教会法的约束，特许他在担任其他重要职务情况下，同时接任美因兹大主教的职位，所以他必须有所回报。路德在1517年10月公开谴责特策尔赎罪券，虽然他并不清楚这个计划的商业背景和奸诈手段。

1522年在维登堡与维登堡激进分子的遭遇中所赢得的胜利带给了路德信心，也影响了他对既有威权体制的态度。他不再盲从杰洛姆或奥古斯丁这些早期教会神父的主张，对教会的一切感到怀疑和轻视。他的个人主义也影响到他对帝国当局的观点，诚如我们所见，1522年他与公侯交谈时语带攻击性，咄咄逼人。也许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导致他对政治威权产生负面看法，连带造成他与威权体制的紧张关系。截至目前为止，尚未有任何一个德国公侯宣称自己是个路德派的信徒。各地公侯和代表在沃姆斯召开的帝国会议，正式判决驱逐路德出境，1522年在纽伦堡召开的帝国会议又再次认可这项判决。1523年在布鲁塞尔，皇帝查理五世下令烧死两个路德的比利时弟子。路德似乎并没有被这些政治威权所击倒，他甚至还与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展开一场激烈的笔战。亨利八世是教皇的支持者，他撰文批评路德将七圣典简化成只剩二种圣典。在布鲁塞尔事件之前，路德对于帝国权威的幻灭与失望便表现在1523年的《论当局何能服众？》一书中，对于国家有适当的权威就像罪恶有补救办法的这种传统观点，路德便给权威定下极为严格的限制：“……它不能伸展得太广以致于侵犯到上帝及它的统辖范围，上帝不会容许任何权威去治理灵魂，除了它自己。”谈到帝国对基督徒的宽容问题时，他以《基督徒的自由》来附和自由主义的观点：“如果有人强调灵魂应该遵守人类的法律，要么相信他说的，要么你可以怀疑上帝的话语是否已经不在他的灵魂之中。”此时，路德用毫无忌惮的言语攻击帝国，提及这些“醉醺醺、疯癫癫的公侯们”，他说：“你们只会用诈骗和征税来维持骄傲与辉煌，等到贫穷的百姓们再也无法负荷这些沉重的负担时，剑就已经架在你们的脖子上了。”

解决之道就如保罗所说的，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原则来表达，“因信得救”。不再需要做任何狂热的善功，因为这样只会让罪人的罪和上帝的正义之间的鸿沟更大。其实，上帝的正义就足以覆盖世上的罪人，若是仔细阅读圣奥古斯丁和其他中古时期的作品，会发现他们早已有此洞见。路德专注于研究原罪的问题：人一出生便带有原罪，使人会有犯罪的倾向，路德发现
此种外乎个人的原罪——“归派”给人的原罪——会被上帝去除，基督正是以他的死“使罪恶可以被原谅”，人只要在内心简单地回应，称为“信”，正如路德的良师圣保罗在《新约全书·罗马人书》中所言：“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与神相和!”解决了路德在心理和神学上遭遇的双重困难，他认为只要信仰神，便能与神和好，路德特别强调“只要”两个字，因为这是达成救赎的唯一方法。
路德这个重要的观点(大约在1513至1519年间发现的)引起了一些争论，我们研究路德在16世纪20年代发表的演讲，可以看出此一“发现”的主要架构是在1517年路德反对赎罪券时形成的。赎罪券所依据的救赎理论，正好与马丁·路德因信得救的想法相左。
从路德进入修道院到1517年他反对赎罪券这件事期间，他一直努力建立自己的神学理论，在他与教会决裂后，他仍然继续研究他神学理论中的细节问题。不过，路德神学理论中的几条主线是在1517年以前就确立了，抗议赎罪券这件事可以视作他这套神学理论的起点。为何路德在如此年轻时就寻找到他问题的解决之道(即使是粗糙又急就章的)，根据他自己的叙述，长期以来一直无法解决这些困难：他的忧虑如此尖锐，如果“再持续十分之一小时……我就会完全地死去，而我的骨头也将只剩下灰烬”。这当然是路德喜欢夸张的另一例明证，不过他内心的沮丧痛苦却也是毫无疑问的，即使在他发展了自己的神学理论之后，那黯淡忧郁的情绪还是不断萦绕在他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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