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作 者：[美]彼得·盖伊 著
译 者：王皖强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01月
定 价：99.00
I S B N ：9787208134591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历史 > 中国史
标 签：
《自由的科学》是彼得·盖伊巨著《启蒙时代》的第二卷，与*一卷《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一起，构成了盖伊对启蒙运动的完整阐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中分析了启蒙哲人对基督教世界的反叛以及对古典异教思想的召唤，探讨了他们的教育背景。《自由的科学》将分析启蒙哲人所处的环境，那使启蒙哲学变得有的放矢、大势所趋的经济和文化变迁；考察作家和艺术家的地位；阐明启蒙哲人的纲领，即他们对于进步、科学、艺术、社会和政治的看法。在追求现代性的大势所趋中，牛顿成为时代偶像，科学被缔造为新的神话，进步、民主、平等、人道等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在这个人类充满自信的时代，启蒙哲人的诉求和期望终于有了实质性意义，他们对于科学、艺术、社会和政治的看法，促成了现代世界的大转型。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一场人类的心灵革命，就此起航。
彼得·盖伊（Peter Gay）：德裔美国史学家，耶鲁大学荣休教授。1923年生于柏林，后移民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曾在此任教。他著作等身，研究主题广泛，涉及启蒙运动、中产阶级等诸多社会文化史领域。曾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历史学会杰出学术贡献奖、美国艺术与文学院金奖等重要奖项。
盖伊先后花费了六七年时间撰写的《启蒙时代》至今依然是关于启蒙的必读之作。
王皖强（译者）：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思想文化史。译有《保守主义的含义》等。
译者序
前言
第三篇 现代性的追求
第一章 重振勇气
1. 现代性的序曲：重振勇气
2. 启蒙：医学与治疗
3. 时代精神
第二章 进步：从经验到纲领
1. 文人共和国
2. 从过去到未来：大转向
3. 希望地理学
第三章 自然之用
1. 启蒙运动的牛顿
2. 没有“牛顿的上帝”的牛顿物理学
3. 令人疑惑的大自然光环
第四章 人的科学
1. 启蒙运动的人性观
2. 精神世界的牛顿
3. 对理性主义的反叛
4. 想象的驰骋
第五章 艺术的解放：“过去”的负担
1. 艺术与启蒙
2. 赞助人与公众
3. “过去”的负担
第六章 艺术的解放：现代性的探索
1. 狄德罗与莱辛：两位恭敬的革命者
2. 品味的发现
第七章 社会科学
1. 最早的社会科学家
2. 社会学：事实、自由与人道
3. 政治经济学：从权力到财富
4. 历史学：科学、艺术与宣传
第八章 德行的政治
1. 宽容：一场务实的战斗
2. 废奴主义：一个初步的探索
3. 司法正义：一场自由的圣战
第九章 经验的政治
1. 多样化的政治经验
2. 法国之争
3. 开明绝对主义：从答案到疑问
第十章 教育的政治
1. 启蒙运动的逻辑
2. 对平民的偏见
3. 卢梭：道德社会中的道德人
尾声：实践中的纲领
文献综述
主要引用作品
索引
序言
本书为第二卷，与1966 年出版的《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一起构成了我对启蒙运动的完整阐释。本卷像上卷一样独立成书。我在《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中分析了启蒙哲人对基督教世界的反叛以及对古典异教思想的追慕，简言之，我探讨了他们的教育背景。在这一卷里，我将分析启蒙哲人所处的环境，亦即使启蒙哲学成为有的放矢、大势所趋的经济和文化变迁；我将考察作家和艺术家的地位，这种地位使得启蒙哲人的诉求和期望有了实质性意义；我还将阐明启蒙哲人的纲领，亦即他们对于进步、科学、艺术、社会和政治的看法。本卷的书名为《自由的科学》，我是想借此暗指启蒙哲人的方法和目标。本卷自成一体，不妨视为一部启蒙哲学的社会史；同时，上下两卷又是一个整体，为了突出这种整体性，我采用了一个总书名《启蒙运动：一种诠释》，并把两卷的内容安排成辩证三段式，上卷包括前两篇，分别对应正题和反题；下卷包括第三篇“现代性的追求”，阐述的是合题：启蒙哲人的哲学。
上下两卷的主线是狭义的启蒙运动，即启蒙哲人的启蒙运动，我打算把这三个篇章及其相互间的辩证关系作为对启蒙哲人经验的核心定义。不过，正如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并在上卷开宗明义地指出，本卷又一再重申的那样，狭义的启蒙运动脱胎于更广泛、更深刻的18 世纪背景，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把这个世纪称作“启蒙时代”。启蒙哲人不仅从这个时代汲取思想，也从这个时代获得支持；他们既引领了这个时代，也象征着这个时代，还否定了这个时代。在本卷中我尤其将梳理两种启蒙运动的关系，亦即作为一场哲学运动的启蒙运动与其背景的关系。这种关系错综复杂，而且如上文所说，是时而对立、时而融洽的。无论如何，理解这种相互关系乃是全面阐释启蒙运动的关键。换言之，塞缪尔·约翰逊与伏尔泰、蒲柏与休谟，乃至卫斯理与莱辛既有很大差异，也有很多共同点。本书虽然聚焦于伏尔泰、休谟与莱辛，也不会忽视约翰逊、蒲柏与卫斯理。
我想澄清一下对我的研究的两种误解。我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能够写出集体史，并且不应把这种集体史降格为单个人物的传记。我深知，启蒙运动，即便是狭义的启蒙运动，是丰富的、多元的，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不论是上卷还是眼前的这一卷，我都用“家族”（ family）一词来概括启蒙哲人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个词涵盖了启蒙哲人彼此间的共鸣和分歧。当然，我们应该记住狄德罗与莱辛美学思想的差异，记住休谟与伏尔泰政治哲学的不同，记住启蒙哲人在进步、科学、教育和其他涉及面相当广泛的问题上的不同观点。我要将这些差异一一记录下来，这是本书篇幅如此之长的原因之一，其实是主要原因。有鉴于此，我对“启蒙哲人”的一般定义并没有特别提及政治或美学思想。我力图通过这种方式既关照启蒙运动的历史丰富性、微妙之处、个人特质，同时也兼顾其集群与“完形”（Gestalten）。
为了划分狭义和广义的两种启蒙运动，我把18 世纪某些人物纳入启蒙哲人俱乐部，将其他一些人拒之门外，这就引发了对我的第二个误解。我不是要将这些人物分出高下，而是出于论证的需要。我并不认为伏尔泰“胜过”约翰逊，这个俱乐部的成员资格也不是什么荣誉头衔，毕竟这个俱乐部收容了一些讨厌鬼和庸才，却让那个时代的一些佼佼者吃了闭门羹。作为历史学家，哪怕我已经坦承本书的观点只是“一种诠释”，我也将尽力避免作出这样的价值判断；反之，我将竭尽所能地阐明各种盘根错节交织在一起的观念与激情、信仰与迷信，阐明贯穿了这个特定时代的观念之争。
这并不表示我没有任何倾向性。我想我已经相当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站在18 世纪世俗人士一边。但是，这种立场不应当，我也希望它没有，左右我对于启蒙时代的评价。其实，尽管我有自己的立场，我却尽量不去触及一个重大的问题：启蒙运动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关系。显然，我认为这两者之间有很直接的关系，而且相关程度超出了启蒙运动的批评者乃至崇拜者的想象。如果说有哪一个时代迫切需要启蒙运动的人道志向和批判方法，那非我们这个时代莫属。但我不想点破这层寓意；我认为，重要的是先对启蒙运动作出诠释，因为要想让启蒙运动为我所用，首先必须了解何谓启蒙运动。本书正是致力于界定何谓启蒙运动。
走笔至此，我依然觉得意犹未尽。我研究启蒙时代已逾20 年，这项工作给我带来了持久的愉悦。目前我准备转向其他研究课题，我认为是时候以政治人而不是历史学家的身份来表明态度了。有鉴于此，我写了一本《批评的桥梁》，这本捍卫启蒙运动的论著篇幅不大，将单独出版。我希望读者把它看作是眼前这部长篇历史著作的政治后记。
像上卷一样，我写作本卷时得到许多人的帮助。1967—1968 年度古根海姆基金会的研究基金虽然主要是资助其他项目，却使我得以对本书作了一些重要修改；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为我提供了一笔旅费，让我有机会参加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我在会上与一批研究18 世纪的学者进行了交流；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办公室慷慨地批准了我的打字经费申请，考虑到本书篇幅巨大，这笔经费犹如雪中送炭。说到打字，我要特别感谢埃娜·西尔韦特，她对我一贯耐心，而且打字又快又好。1967—1968 和1968—1969 年度，我两度获得宝洁公司设立的“人文科学与科学进步奖”，颁发的奖金让我可以购买一些必要的书籍，也在其他方面减轻了学术上的负担。
我从前和现在的学生都曾从旁协助，尤其是杰拉尔德·J.卡瓦诺、维克托·韦克斯勒、威廉·凯勒、罗纳德·I. 博斯、斯蒂芬·凯恩、琼·卡勒和西奥多·布罗德克。在爱丁堡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瓦萨学院、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以及其他几所好客的大学，我都遇到了一些有见识的听众，其中许多人我甚至不认识，他们的意见促使我修正论点或是重起炉灶。两个学术团体，美国历史协会和法国历史学会，对我同样耐心有加。
此外，我还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18 世纪欧洲文化研讨会”上阐述过我的观点，这让我受益良多。如果逐一提及提供过帮助的人，难免会挂一漏万，所以我要感谢所有人的耐心和慷慨。我与赫伯特·迪克曼、亨利·F. 梅和玛丽·彼得·迈克的书信往来让我受益匪浅。对于棘手的第三章，关于科学的那一章，洛伦·格雷厄姆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数年来，我一直与查尔斯·吉莱利斯皮探讨18 世纪的科学，他的两封内容详尽的信件很有启发性，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原先对这一章的想法。另外，我感谢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的建议。
最后，我要感谢最需要感谢的人。阿瑟·M.威尔逊、罗伯特·K. 韦伯以及我的妻子（她像过去一样）仔细通读了我的手稿。我感谢他们在百忙中为我提出宝贵意见，并在我的长期研究过程中始终给予我鼓励。
彼得·盖伊
1969 年2 月于纽约市
现代性的序曲：重振勇气
在启蒙世纪，有教养的欧洲人唤醒了一种新的生命意识。他们愈益感受到一种驾驭自然和人自身的力量感：周而复始的瘟疫、饥荒，朝不保夕的生活和夭亡，毁灭性的战争与脆弱的和平，这些构成人类生存的无尽苦难，此时似乎终于开始屈服于批判性才智的发挥。从前，人心思定、害怕改变；如今，人心普遍开始思变，害怕停滞；“革新”一词原先带有明显的贬义，如今也成为一个赞语。保守主义观念的出现，恰恰是人心思进的明证，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出不了保守主义者。毋庸置疑，在人与自然的斗争中，力量对比正朝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
人类之前也不时相信过自身的力量，但从没有像如今这样理直气壮。在18世纪，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的信心与现实主义结伴而行，而不是乌托邦空想的表征。自然科学家、商人、政府官员以及哲学家表现出来的自信，不再是掩饰无能的自鸣得意，而是一种理性的信念：天道酬勤。这种新趋势之所以蔚成风气，启蒙哲人居功至伟：他们着手提出种种设想，亦即社会、伦理、政治、美学纲领，它们旨在增进自由而不是抑制混乱。启蒙运动既是一场人类心灵革命的产物和表达，也是这场革命的一个主要动因。
各种古老的天灾人祸还在肆虐人间，虽然它们往往改头换面，显得没有过去那么可怕。战争、疾病、饥馑、不安全和不公正继续给人们的生活笼上了一层阴影，遏制着人们的希望。进步本身也导致了新的牺牲，一些改良减轻了许多人的重负，却加剧了另一些人的痛苦。总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用塞缪尔·约翰逊的话说，18世纪是一个苦多乐少的时代。只有家境优渥、能文善道的幸运儿才能接触到新思想，乡村和城镇民众很少能够参与到新体制之中。像思想领域的差异一样，西方社会不同生活方式之间有几个世纪的反差。1750年，启蒙哲人杜克洛写道：“离首都100英里的地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落后首都100年。”从英国到瑞典，从法国到那不勒斯，穷人的生活境况同过去没有什么两样。私生子仍然会被母亲杀掉；虽然普鲁士和俄国统治者宣称按照开明原则治理国家，两国的农奴依然过着原始的、实际上是非人的生活；在自诩为世上最文明国度的英国，穷人只能借杜松子酒浇愁，并因为酗酒而短命早逝。“在世界上一多半的可居住地区，”1771年，伏尔泰写道，“那里的两足动物依然过着近乎自然状态的悲惨生活，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几乎享受不到表达的乐趣，对自己的悲惨境遇浑然不觉，浑浑噩噩地自生自灭。”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改良时代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缺衣少食的生活让人绝望。尊卑模式正在缓慢改变，等级秩序却延续下来；有产阶级无视仁慈的基督徒和人道的启蒙哲人的抗议，在新的幌子下一如既往地忽视和剥削下层阶级。肺结核取代瘟疫成为人类的杀手，赤贫的城镇取代乡村成为人道主义者关注的重点。食物骚乱虽不像以往那样频繁，仍时有发生，对不稳定的欧洲公共秩序造成冲击；越来越多的人沦为进步的牺牲品，他们倍感失落和无助，怀着满腔怒火对手无寸铁的天主教徒、胡格诺派以及贪婪的雇主大打出手。圈地运动给农业带来了合理化改革，长远看将使包括穷人在内的大多数人获益，但问题是饥肠辘辘的人们等不了那么久。在英国，恶臭熏天的贫民窟挤满了背井离乡的擅占空地者；在法国，成群结队的失地农民在乡间乞讨和盗窃。苦难与经济发展如影随形。事实上，不论是工业、农业、教育，还是政府管理上的进步，18世纪的所有进步都祸福未卜。尽管消极和悲观情绪浓厚，就连启蒙哲人当中也不乏消极悲观之人，但是，进步确实是可喜的，史无前例的动人前景激励着那些幸运的时代弄潮儿。
之所以说“史无前例”，乃是因为这种心理状态十分微妙，难以捕捉，大概也无法加以证实，但我可以肯定，我所描述的18世纪精神状态是人类生活中一种影响深远的崭新姿态；这种姿态远非故态复萌那么简单，也远远超出了最自信的古代理性主义者的想像。这不是说古人始终不幸福，也不是说古人在所有事情上都束手无策、听天由命：他们也研究医学，修筑道路，管理国家。他们渴望理智地生活。但他们认识到，面对无可逃避的现实，这种渴望有如镜花水月，终归要落空。因此，早在罗马帝国时期，这种消极情绪便愈加浓厚，愈加普遍。基督教世界观比它取而代之的世界观还要软弱无力，基督教既是这种世界观的源头，也是这种世界观的反映。吉尔伯特·默里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中描绘了这种活力与理性的枯竭，他写道，随之而来的是“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兴起，某种程度上说是悲观主义的兴起；人们失去了自信，不再向往尘世生活，不再相信健全的人类成就；人们对执着探索失去了兴趣，只是一味祈求获得绝无谬误的启示；人们对国家的福祉漠不关心，一心将灵魂托付给上帝”。默里把这种“宗教情感的强化”称作“英雄气短”。18世纪的体验与之截然相反，我准备称之为“重振勇气”：这是一个神秘主义没落的世纪，一个对生活越来越怀有希望、对人力越来越充满信心的世纪，一个执着探索和批判的世纪，一个关注社会改革的世纪，一个世俗主义日益抬头、冒险之风日益盛行的世纪。
有必要再次指出，18世纪的体验乃是全新的。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把历史看作一个衰落的过程和不可阻挡的周期循环，从而戏剧性地突显了自身的无力。人文主义者时而对主张逆来顺受的新柏拉图主义顶礼膜拜，时而沉醉于炼金术士对无穷力量的幻想；“命运之轮”成为最常见的比喻：万物皆无常，是亦家族有盛衰，国家有兴亡。诚如马基雅维利所说，不管有多大的生气与活力，人类都只能拿走命运女神一半的东西，另一半始终掌握在那位变幻莫测的女神手中。培根和笛卡尔推翻了这种历史宿命论。笛卡尔在《方法谈》一书的结尾用动人的笔触写到，一门实用科学能使人类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这门科学“令人憧憬，它不仅能创造出无数的装置，让我们坐享大地的物产和诸般安乐，尤其还能保护我们的健康，而健康无疑是幸福中的幸福，也是所有尘世幸福的基础”。在笛卡尔说这番话之前不久，培根有针对性地重提了一句几乎被人遗忘的罗马谚语—“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审慎清醒而又雄心勃勃的方案。
到启蒙时代，这种自信在新哲学的信徒中已是司空见惯。洛克在日记中写道，“大量的知识领域有待开发和利用”，也就是说，“找到缩短或减轻我们劳作的新发明，或是聪明地综合利用若干权利与义务，以期获得有用的新产品，增加或更好地保持我们的财富（即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东西）”。洛克意味深长地补充说：“人类心灵完全可以创造出这样的发明。”相比之下，洛克的弟子沙夫茨伯里勋爵更为注重内心的感受，用古老的箴言来阐述明德克己之道：“明智练达之士会长久而稳妥地谋求秩序、平静与和谐”，从而成为“人生和命运的主宰”。毫不奇怪，这种箴言和态度也传播到英属美洲殖民地，1770年，托马斯·杰斐逊把“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faber suae quisque fortunae）作为自己最欣赏的座右铭；本杰明·富兰克林数年前曾提出在各殖民地开展科学合作的计划，揭示自然的奥秘，增强人类的力量，“增进生活的便利和乐趣”。在德国文学界，诗人们发掘崇高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的新含义，许多个世纪以来，基督徒满怀虔诚地一再重新诠释这个神话，再度以之象征培根自豪地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我有一个印象，”年轻的康德不无谨慎地写道，“对人类自身力量寄予某种高贵的期盼，有时并非毫无裨益可言。这样一种自信赋予我们所有的努力以活力，使之带有一些锐气，非常有助于对真理的探求。”日后，康德在写作《纯粹理性批判》时少了一些踌躇、多了几分果断。他写到，智力是世间的一股积极力量。人类一手应用理性原则，一手通过理性实验，运用理性探究并且效法自然，这种效法不是抱着学生般的被动态度，而是像法官那样，“强迫证人回答人类设定的问题”。实干家们亦是人同此心：1780年，伯明翰印刷商、地方史学家威廉·赫顿以这个时代特有的动人自信呼应培根的主张，“每个人的命运，”他写道，“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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