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文集（第九卷 演讲录）

《章开沅文集（第九卷 演讲录）》精选了章先生的演讲稿近50篇，是先生多年来治学育人思想和经验的集合，也是其高尚品质和人格魅力的忠实写照。先生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他对社会的关怀，对正义的追求和匡扶，对世俗弊端的鞭挞，对后辈学人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都寓于其中。相信此书必将对青年学人的治学为人产生重大影响。

章开沅，男，1926年生于安徽芜湖。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Augustana College）荣誉法学博士，日本创价大学与关西大学名誉博士。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后长期执教于华中师范大学。享誉国际的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一现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一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一现改名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一的创办人和领导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三十年
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
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
辛亥革命的意义与纪念馆的建设
春风化雨桃李芳菲——向第一个教师节献词
我的四点希望
孙中山与宫崎兄弟
纪念馆的地位、功能及其发展方向
提高文化史研究的自觉意识为“两个文明”的建设作贡献
增强使命感责任感把我校办得更好
为“四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
本科为本切实加强本科教学
在索菲亚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
在教会大学与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上的开幕词
新年祝辞
在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上的讲话
关于孙中山研究的思考
跨世纪的思考——欲速则不达夜长而梦多
在“三个中心”的道路上迈进
艰难的探索——对五权宪法的再认识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
基督教与五四运动
海外旅程
我与教会大学史
真实性是文史资料工作的命根子
世纪之思
一个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过程
在亚太和平与公正联合会宴会上的讲话
世局变迁与宗教发展——以教会大学史研究为视角
湖笔文化与章氏家族
珍惜辛亥历史遗产——以世纪意识为例
辛亥学脉世代绵延
文化危机与人性复苏
中国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角色
章开沅教授谈打“首义牌”
首义文化区感言
感受张之洞研究张之洞
在“章开沅学术讲座”开幕式上的献词
金泽荣——中韩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受奖感言
武当文化的意义
为纪念南京大屠杀66周年在中山大学的演讲
三个问题
“中华归主”与“主归中华”
走自己的路——中国史学的前途
有感于文化创新——从与池田大作对话说起
追求和谐
读书与做人
殊途而同归——与池田先生的相遇与相知
感言——纪念史华慈诞辰90周年
寻踪樱花
泰晤士河源头的思考——从“牛津现象”谈起
教育就是完善自己
纪念“五四”超越“五四”
发扬金陵之光——纪念金陵大学120周年华诞
“20后”寄语“90后”
炎黄文化与辛亥革命
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报告
在殷海光诞辰9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根深才能叶茂——谈创新人才培养
纪念辛亥革命发扬辛亥精神
教育要用真正的爱来办
不要把辛亥百年纪念变成一个浮夸的嘉年华
辛亥百年寄语韩国人民
辛亥革命与今日中国
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高峰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唐长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致辞
百年锐于干载——辛亥革命百年反思
在中外教育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文集后记

按照传统的说法，三十年为一世。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真正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小的分支，和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一样，也只不过经历了一“世”的发展过程。
　　新中国成立前，除个别同志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它做过稍为系统的研究以外，辛亥革命史主要是作为国民党党史的一部分，被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御用学者所垄断。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版的汗牛充栋的书籍和文章，其中虽然提供了某些可用的资料，但大多数论著都属于或接近于宣扬反动正统观念的官方读物，真正谈得上有点学术价值者寥寥无几。
　　只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才开始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共出版有关辛亥革命的书籍五十余种，资料三十余种，论文六百余篇（不包括纪念性文字和回忆录）。应该强调的是，1957年以后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作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的《辛亥革命》一至八册和《民报》影印本等重要资料的相继出版，1961年以后全国政协主编的《辛亥革命回忆录》一至六集和各省（自治区）、市、县的专题性回忆录及资料的陆续刊行，特别是有吴玉章、范文澜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亲自参加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和《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的问世，对于这门年轻的学科都曾经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回顾过去三十年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列宁和毛主席关于辛亥革命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已经成为在这个领域占支配地位的指导思想。由于逐步加强了对于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研究，对于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剖析，对于政治崽想和文化学术领域的探讨，特另U是对于作为历史主体的入民群众斗争史实的发掘和阐明，使辛亥革命史研究逐步摆脱了中外反动阶级的消极影响，开始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人们可以看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内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在诸多领域，如经济背景和阶级性格，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纲领，黄兴、宋教仁、张謇等历史人物，新军和会党，君主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前夜思想领域的斗争，各地规模较大的群众斗争，以及帝国主义的干涉破坏等，都取得了虽然是初步但毕竟可喜的进展。1961年吴玉章同志《辛亥革命》一书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超越了个人回忆录的范围，体现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论述辛亥革命全过程的尝试。总之，各种迹象都表明，辛亥革命史研究曰渐兴旺，本来有可能在60年代之内出现一次较大的突破。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以及那个“理论权威”推行的极左路线的破坏干扰，辛亥革命史和整个历史学乃至全部社会科学，正常的研究工作都被迫中断，本来就比较年轻而又为数不多的研究队伍遭到严重的破坏。1974年以后，辛亥革命史研究更被“四人帮”纳入所谓“儒法斗争”的框框，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斗争的历史被糟蹋得面目全非、混乱不堪。只是在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以后，辛亥革命史研究才又一次得到了解放，中断十年以上的研究工作才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
　　辛亥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非常需要而且也必定能够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肃清“四人帮”极左路线在这个领域的流毒，至今仍然是需要花费很大气力的当务之急。为了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通过讨论加以澄清。
　　首先，从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本身来说，要打破所谓“立足于批”的精神枷锁，要推倒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等诬陷不实之词，要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识来拨乱反正，坚持正确地、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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