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说：开第一次会时，我心也跳
这里先说说日内瓦会议的由来。
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的中朝首席谈判代表同美国和南朝鲜首席代表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协定》上签字，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终于停止。然而，军事冲突停止之后，远东的国际紧张局势却仍未彻底缓和，停战协定中规定的政治解决程序遭到破坏，战火随时可能重新燃起。
问题出在美国人身上。
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美国人拒绝从南朝鲜撤军，而当时，法国正在印度支那跟越南打仗。美国以中国可能会干涉印度支那为由，要挟英、法等国联合行动，对中国采取所谓威慑行动，使印支战争有扩大的可能。
法国人对美国的意图并不赞同，它在印度支那八年的战争，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而战场的形势却每况愈下，败仗连连。法国国内反战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政府内部意见分歧也吵得不亦乐乎。这一切已经影响了它在欧洲的地位。法国总理拉尼埃曾在国民议会上哀叹：
“三大国（指美、英、法———作者注）中只有法国还在流血，而这个战争将妨碍法国扩大它在欧洲的军事地位。”
英国人也不赞同美国人的想法。对英国来说，它觉得不论交战双方谁取得胜利，或者是美国人介入，都有可能会冲击英国在马来半岛的利益，而搞不好的话，还有可能使英国卷入跟中国的战争，所以，它也希望印度支那战争能早日停火。
在这个背景下，1954年1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开会，会上苏联提出，邀请朝鲜战争和印支战争各方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寻求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和印支地区的和平途径。
美国人自然是不愿意看到中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而且它非常害怕在国际事务中出现中国的声音。但是，要想阻止中国登上国际舞台，也是不可能的。美国人自己也明白，没有中国的参加，任何问题都很难得到真正的解决。“无视一个拥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的存在是愚蠢的。”
经过激烈的争论和讨价还价，四国外长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并发表了联合公报，宣布于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五大国外长会议。
当时美国人坚持要在公报上写明，邀请中国参加，并不含有对中国外交承认的意思。所以，公报上写了一句：“无论是邀请参加上述会议或举行上述会议，都不得被认为含有在任何未予以外交承认之情况下，予以外交承认之意。”
中国政府对出席日内瓦会议给予积极的回应。
1953年10月8日，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表示赞同苏联政府关于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的建议。
当时有很多国家对中国或缺乏了解，或慑于美国的压力，而没有跟我们建立外交上的联系。中央决定，要利用这个机会，尽一切努力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力争获得某些协议，粉碎美国对我的封锁，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同时，展现我崭新的外交形象，拓展我国际空间，争取同更多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因为这将是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在国际多边外交舞台上亮相，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从内部来说，中央对这次会议给予高度重视，周恩来亲自挂帅。4月19日，中国政府正式任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副外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为秘书长，黄华为代表团新闻发言人。
考虑到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参加重大国际活动的代表团，而且出席会议的美、英、法、苏等国的代表团都十分庞大，外交部建议也多派些人去，包括选一些各方面的专家，这样既可以应对各方面的工作，同与会各代表团开展多层次、多方位的沟通和交流，同时，也锻炼一下自己的队伍，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见见世面，积累外交斗争的经验。中央同意了外交部的建议，组成了18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
确实，对于代表团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任务。虽说我们有跟各国建交谈判的经验和朝鲜停战谈判中同美国人的较量，但是，出席这样的多边国际会议毕竟是第一次，大家都没有什么经验。
鉴于这种情况，为了保证开好这次会议，充分展示新中国崭新的外交形象，周恩来在代表团组建之后召开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即向大家提出了要求。他强调：
尽管我们过去在国内有谈判经验，跟美国吵架有经验，但那是野台子戏，那是无法无天，什么也不怕，闹翻了也就那么回事，当然我们谈判不是为了闹翻。就是说，那时我们进行谈判的范围小，有什么就说什么。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有几个兄弟国家参加，要配合，要有板眼，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还是本着学习的精神。
在部长级会议休会前，周恩来又一次给代表团讲话，除了勉力大家继续努力做好工作之外，还谈了自己的外交经验和感受，就是在这次谈话中，他说“第一次开会时，我心也跳”。
短短的一句话，道出了当时斗争形势的严峻，也表现出了周恩来的谦逊和坦诚。
引言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是一个国家为了主权和利益而施展其智慧的历程，而外交档案则是对这一历程的最直接、最真实的记录。
扑朔迷离的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的外交风云，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当这一切都成为过去的时候，外交档案作为历史的沉淀，将昨天的故事尘封进一个个厚重而神秘的案卷之中，成为历史的永恒。
2004年1月16日上午，外交部非常低调地举行了“外交部开放档案借阅处”的揭牌仪式。一个小小的仪式，却传递出一个让国内外公众十分瞩目的信息。在随后的几天里，国内外各大媒体都报道了一个同样的消息：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外交档案首次向国内外开放。
此次解密开放的是外交部1949年至1955年间形成的外交档案，有一万多件，开放比例达30％以上，比较完整地为我们展现了建国初期的外交风云和历史画面：
从拥有170多人的外交部的建立，到第一批脱下戎装的“将军大使”的选调和派出；从周恩来作为外交部长发出的第一份公函，到“文装解放军”的组建；从新中国接受的第一份国书，到第一次建交高潮的来临；从“紫石英”号事件的兵戎相见，到中英“马拉松”式的建交谈判；从司徒雷登“赖”在南京，到美国间谍案引发的外交较量；从往返纽约一百小时的中国政府特别代表联合国之行，到哈马舍尔德秘书长三封急电火速来中国“斡旋”；从日内瓦会议中美代表尴尬的握手，到“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不归之路；从领事、礼宾，到条约法律……
长期以来，在普通民众的眼里，外交是神秘的，外交档案就更加神秘。然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随着全球化进程和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地球的空间感和距离感在急剧缩小，国际间的交流和互动空前频繁，即使是地球最偏远的角落，也不再是传统意义的世外桃源。外交与普通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近，关系越来越密切，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某一个事件，很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正因如此，人们对外交的关注空前高涨，中国的外交战略，世界格局的发展变换，能源危机、美国大选、伊拉克局势，已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外交已不再仅仅是外交家的外交，作为外交活动历史记录的外交档案走出深闺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当部分外交档案解密并向社会开放的消息见诸报端和网络的时候，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有评论说，外交档案解密、开放本身，是中国政治民主和文明进程的反映，表明国家更加重视国民的知情权，是中国外交更加成熟、自信的标志。其实，外交档案即要为国家利益服务，同时也要为社会公众服务，这才是外交档案开放的真正目的。
随着这些外交档案的解密和开放，外交开始撩开它神秘的面纱，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那些似是而非的传闻，有些传说几乎尽人皆知，但实际上却是以讹传讹，正如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等，都随着首批开放的外交档案，而给出了最为真实可靠的答案……
插图
装 帧：精装
页 数：381
版 次：2005年1月第1版
开 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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