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进大城市

本书是近年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成果中较有新意和深度的学术成果。作者利用丰富的原始档案文献，以实证研究方法，对中共进入石家庄之后的建政与社会管理进行了细致而丰满的梳理和分析。本书史料翔实，结构合理，论证严密，以大量的例证、表格和图示等深入分析和说明了中共进入城市初期在城市执政和管理问题上遇到的种种困难、疑惑和摩擦，弥补了以往研究的缺陷。

李国芳，1970年生于河北省灵寿县，1989～1996年先后在河北师范学院(今河北师范大学)政教系、历史系读本科、硕士研究生，后留校任教。2002年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2005年毕业后到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科研与教学工作。迄今，在《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党的文献》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其中《建国前夕中共创建石家庄民众参政机构的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获得“第三届张静如中共党史党建优秀论文奖”三等奖。

序
导言
绪论
第一章 建立“革命新秩序”
　第一节 进入石家庄前后中共对城市的认识
　第二节 斗争、清算：入城初期的群众运动
　第三节 由乱到治：进城初期的社会秩序
第二章 建政与建党
　第一节 城市基层政权的初建与重建
　第二节 行政层级的调整
　第三节 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
　第四节 共产党组织的公开、发展与“扎根”
第三章 肃清“不纯洁分子”
　第一节 严厉的“蒋党人员”登记运动
　第二节 遣返城市中的“地主”
　第三节 遣散“旧人员”
第四章 城市经济管理
　第一节 控制物价
　第二节 私营工商业政策的调整
　第三节 探索城市税制
　第四节 财政收支制度的变化
第五章 城市社会管理
　第一节 城市治安与户籍制度的建立
　第二节 清除社会旧习
　第三节 全面改革教育体系
结语
大事记（1947－1949）
附录
征引文献及参考资料

在中国近代以前，不但与“乡村”对立的“城市”概念并不存在，而且“城”与“市”各自拥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城”指攻不破的防御工程，“市”指交易场所或买卖行为，彼此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①现代汉语中所谈到的当时的“城市”仅仅指洽所与行政中心或军事重镇。中国在西方压力下开埠后，近代化的工业、商业贸易、交通运输及新式文化、新式教育机构的出现与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亟待完善等构成了建立现代城市政府与管理体系的巨大推动力。1908年晚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标志着现代城市制度开始在中国萌芽，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市组织法》，则最终从法律上全面确立了现代城市制度。因此，现代城市之所以能够与乡村、城镇相区别，一则因为它们具有人口、工商业、经济金融、文化教育等高度的集中性，作为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具有的强烈吸引力和辐射力，社会生活的开放性与复杂性等基本特征②，二则因为它们实行了与乡村不同的管理制度。正如周锡瑞所言，在近代以前，中国城乡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截然区分和对立，它们更像一个统一体、因为那时的“城市”同样由治理周围乡村的知县或其他地方官员统治，“城市”中的官员和地方社会上层即士绅，在文化上与乡村的士绅同样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大都和乡村占有土地，与乡村的地主拥有相似的经济利益。但到近代，造就近代社会的电力、汽车、柏油路、电话、电报以及工厂、银行、百货商店等几乎无一例外地集中到了城市。民国时期特别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市政府的建立最终将城市变成了与周围乡村分离的独立政治体和地域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