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周恩来

伟人何以成为伟人？一代良相是怎么炼成的？胡长明博士为您一一掰开了说来。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推许周恩来总理为当代良相，堪比西汉张良，然而这一代良相是如何炼成的，伟人何以成为伟人？本书正要回答这个问题。本书是胡长明博士研究周恩来总理的代表之作。在此书中，胡博士着重分析了一代伟人周恩来的大智慧，分为“人生”、“外交”、“政治”、“经济”、“军事”等等主题，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事例来介绍“人民敬爱的总理”周恩来的人生和智慧。

胡长明，1965年生，湖南澧县人。现任《书屋》杂志社主编。曾任湖南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研究室主任。出版过《毛泽东评点历代王朝》等畅销图书。

序（胡长明） /001
人生篇
周恩来一生将中国传统儒士的温文尔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激越情怀集于一身，既是斗士，又是调和者；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多变；既关注目标，又清醒实务。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和恰如其分的温和迷住了任何一个见他的人，但同时他又是尖锐严厉甚至是冷酷无情的。日本学者梨本佑平在所著《周恩来》中，认为“鹰和鸽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潜伏在他的体内”。
“鸽性”与“鹰性”的完美统一 /002
既为真君子，又为大丈夫 /004
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 /006
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 /008
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010
良心安则人格立 /012
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 /013
攻恶毋太严，教善毋过高 /016
实意做事，不尚高论 /019
博学勤思，以才辅德 /021
按东方人的习惯生活 /023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025
自备炉锤，锻造人格 /027
以忍求进，以屈求伸 /028
兼听虚怀自我改造 /029
了却生前事，超然返本真 /031
外交篇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从事外交工作的基本方法，它为和平共处开辟了现实的途径。“求同”就是寻找与外交对象的共同点；“存异”就是撇开分歧，把不同的保留，不发展争论。由“求同存异”派生出来的办法还有求同立异、存异待同，等等。
务实的外交 /036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039
两个阵营，三种力量 /043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 /045
不要乱攀“母子关系” /048
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 /05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52
求同存异，淡化分歧 /054
外交无小事 /056
另起炉灶，灵活建交 /059
战略上联合，战术上批评 /060
就势将赫鲁晓夫一军 /063
和第三世界一道前进 /065
针锋相对要看全局 /067
讽刺与挖苦绝不是外交 /070
美国要脱身，我们不让它脱身 /072
退避三舍 /074
设身处地，理解为先 /076
利用尼克松，带动日本人 /078
租借卫星地面站 /081
谈判篇
根据谈判双方的实力对比和具体情况确定谈判技巧，是周恩来谈判艺术的重要体现。当己方处于优势时，他会毫不犹豫地首先报价，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利用对方的弱点迫使其就范；而当处于劣势时，他则严守谈判“腹稿”，把精力集中在试探对方的真实意图，通过讨价还价和据理力争，尽可能争取更多的利益。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亮出己方的底牌。
硬于所当硬，让于所当让 /086
占优先报价，处劣后摊牌 /088
调整预案，打破僵局 /092
利用矛盾，争取主动 /095
以链条式让步求稳妥，以一次性让步显真诚 /098
让步的艺术 /100
事实胜于雄辩 /104
先治气，后治心 /106
要互相承认，而不要互相敌视 /109
政治篇
周恩来精通政治斗争中“曲”与“直”的辩证法，在他看来，为着实现党在特定时期的基本方针，策略和方法具有极大的可变性、灵活性和丰富性，要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有时取攻势，有时取守势。还要讲求公开活动和秘密活动相互结合，合法手段与非法手段兼相利用。
离开军事政治便是空谈 /112
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 /114
“左”倾并不比右倾好 /116
以反面手段达到正面目的 /117
错误要逢人就讲 /119
抗日是前轮，民主是后轮 /120
不做“无兵司令”，不做“空军司令” /124
没有四张王牌决不冒险赌博 /126
有时直进，有时迂回 /127
以多种策略对付蒋介石 /130
不计前嫌，不忘旧功 /133
爱才惜才，用人不疑 /134
筹组政府，智请黄炎培 /136
阶级消灭，个人愉快 /137
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 /139
国家管理力量的源泉是人民 /141
确保中庸是十分必要的 /144
用系统论思维处理问题 /146
事物的20%决定另外的80% /149
做旁观人不行，做对立的把你冲垮 /151
千方百计保护干部 /155
力促邓小平复出 /157
军事篇
周恩来很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道理，从而把策反视为从事军事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安插内线、思想感化、第三者传话等多种途径以求达到里应外合、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在他看来，中国雇佣式军队的特点在于军官起很大的作用，所以那种“要兵不要官”的兵运策略在根本上是错误的。
分兵游击，集中指导 /162
退中求进，迂回取胜 /163
声东击西，留头斩尾 /165
瓮中捉鳖，鳖会咬手 /166
抓住“生命线”不放松 /168
围点打援，各个击破 /170
钳制正面，主攻侧翼 /172
出没无常，变化无穷 /173
向东示形，向西突围 /176
难得者时，易失者机 /178
不战而屈人之兵 /180
我们要搞尖端国防 /181
经济篇
周恩来经济思想贯穿着深刻的唯物辩证法。他认为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相互依存，互为前提，因此既反对把重点与一般对立起来，只强调抓重点而舍弃一般，也反对没有重点的平均用力，“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突出重点，照顾一般，主次结合，协调发展
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 /186
计划不是法律，也不是废纸 /187
综合平衡，全面安排 /188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191
头脑冷静，考虑周全 /192
任何时候都要用“两条腿走路”/195
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政策是不一样的 /197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199
坚持速度与效益的统一 /201
关键是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203
经济发展需要国际合作 /206
科学文化篇
重视科技必然重视知识分子。周恩来认为知识分子是建设中一支伟大的力量，知识分子的学问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在1963年初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支不小的技术力量和一批科学研究机构，这是国家的宝贝。”这些论断在当时不愧是有胆有识之见。
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贝” /212
不要给知识分子“上大课” /214
要提倡地道的中国东西 /216
标语口号不是文艺 /218
建设时期应“以学术为主” /221
主观主义的小框子是错误的 /224
只要人民喜欢，就有价值 /225
一车两轮，相辅而行 /228
宣传篇
周恩来说过：“策略是根据形势的变动而变动的，但策略又是为着实现基本方针的。”搞垮蒋介石就是中共的基本方针，为了实现这个基本方针，宣传策略依据不同时期的特点和条件可以灵活变通，坚持适时、适度、适情的原则，要防止过与不及两种偏向。
宣传与军事并举 /232
借谈判进行宣传 /234
宣传口号要迎合中间派 /236
大处着眼，抓住本质 /238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239
投石问路，恰到好处 /241
一字不改，照样发表 /242
象征、暗示与轰动效应 /243
公开宣传与秘密传播 /245
党建篇
周恩来认为，党员是党内生活的主体和党内事务的主人，服从纪律和顾全大局是必要的，但是自觉行使自己的权力，敢于发表意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也很重要，对一切问题只知道请示和服从，是党内生活的“奴隶主义”，看领导的眼色说话，是旧社会的官场习气。
党指挥枪 /252
党的机关社会化、职业化 /254
思想统一是最根本的统一 /256
党员不能蠢如鹿豕，只知服从 /259
协调矛盾，团结为上 /261
统战篇
周恩来曾说，统战和外交的一项基本工作就是广交朋友。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像周恩来那样，在不属于自己的党派和阵营中拥有那么多的朋友，这点连毛泽东都钦佩有加，认为周恩来无论在党内党外都有广泛的联系。周恩来之所以朋友遍天下，依笔者之愚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充分发扬了中国传统的“三达德”——智、仁、勇。
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 /266
“大无外”与“小无内” /267
统战的最佳途径：求同 /269
求同而不非异 /271
争取几个代表人物，影响后边一批 /273
统战三字诀：智、仁、勇 /275
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277
全面认识中间派 /279
以说服为主，以斗争为辅 /281
变间接同盟军为直接同盟军 /283
归国万事足，无累一身轻 /285
地下工作篇
地下工作者由其所处特殊环境所决定，他们既要立场坚定，内心向党，又要老练沉稳，巧于周旋，给自己披上保护色，以便长期潜伏。周恩来作为中共地下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常常告诫地下工作者要外圆而内方，同流不合污，不暴露身份，不打草惊蛇。要从长期存在打算，求得稳步的发展。
乔装打扮，瞒天过海 /290
布闲棋冷子，应不时之需 /293
乘其不备，出其不意 /298
外圆而内方，同流不合污 /301
单线联络，分散领导 /304
勤业、勤学、勤交友 /307
因势利导，纵深发展 /309
韬光养晦，等待时机 /312
跋 /315
主要参考文献 /320

“珠玉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这句话出自谁人之口，我已想不起来了，但认为将其用在周恩来身上，则再贴切不过。在我眼中，周恩来是一位既富于深厚教养和学养，又有着广泛令德和善行的政治家。哲人已逝，岁月的烟尘非但没有淹没其巨大的身影，反倒让人对之怀想万端。在周恩来110周年诞辰之际，我愿将多年来研究他的一些心得，用随笔的形式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同时权当一段不可忘却的纪念。

一、家族背景对周恩来的影响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在血统上与鲁迅先生为本家。其所属宝佑桥周氏（又称“老八房”）尊周庆为始祖。周庆为周氏迁绍始祖周茂之曾孙，字德芳，赠文林郎，曾任明朝山西道监察御史。殁后与妻合葬绍兴破塘殷家坞山麓。从周庆到周恩来共历18代。
1939年3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以国民党军政部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借考察民情、宣传抗日的名义赴皖南视察新四军，顺便去了一次家乡绍兴。他在瞻仰祖屋时，亲笔在《老八房祭簿》上续写谱系，凡14条，共248字，有关他本人的一条如下：“恩来，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长子，出继簪臣公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其中的“五十房”便属于绍兴宝佑桥周氏的一个支房。
在历史上，绍兴乃物华天宝、人文荟萃之地。周恩来所属的宝佑桥周氏，仅在清代就出过两位进士、五位举人。在五位举人中，有四位是周恩来的堂伯父或堂叔父，即周和鼐、周嵩尧、周嘉琛和周嘉英。周氏家族的突出特点是有外出当师爷的传统，推崇一种“温、良、恭、俭、让”的人文精神，幕僚文化十分发达。元明以降，全国师爷大多出自绍兴，故有所谓“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师爷虽然不算官，只是幕僚，却在中国行政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古代科举出身的官员，上到六部显秩，下到知府县令，多数人仅通晓诗书礼乐等一般知识，所以一旦接触实际政治，特别是碰到刑名、钱谷等专业知识便显得力不从心。这就为掌握专门知识的师爷们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舞台。
绍兴师爷子承父业，家学源远流长，世家子弟写公文信函简练得体，言谈举止不温不火，律令法规、成例前案烂熟于胸，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在行，更兼熟悉政坛掌故、民间习俗，所以最能应付场面，为主官排扰解难。师爷还是联系官与吏的纽带，许多事情吏可瞒官，但不可瞒师爷，因而师爷又要善于做合事佬，随时注意疏通关节，由此可见师爷在古代行政中的作用。明代理学家陈几亭作文送他的朋友去绍兴当知县，文中说到，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师爷全出自绍兴，师爷的父兄教化好了，他们就可以教化好师爷，从而做到天下大治。清雍正年间，河南巡抚田文镜很受朝廷赏识，河南官场中人人都说他依赖一位名叫邬思道的绍兴师爷，以致雍正帝在批复田文镜的奏折时也随便问邬先生好，对邬师爷揣摩上意的功夫表示赞赏。
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在清咸丰年间跟随二哥周昂骏北上淮安，随馆学幕，并在此定居下来。周恩来回忆说：“我的家庭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都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淮安周家的绍兴气氛是很浓的，所以周恩来总是强调自己“原籍绍兴” 。对师爷的思维方式、工作特点、生活习俗等，周恩来非常熟悉。1964年，他在一次家庭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土地，为什么说是封建家庭呢？过去绍兴人靠什么为生？一靠土地，二靠当绍兴师爷。师爷很厉害的，给县官出主意的，现在叫‘秘书’。县官都用两个师爷，一个管收税，多数是沧州师爷（沧州师爷也是由绍兴迁到沧州定居的），一个管判案子，多数是绍兴师爷，都可以剥削人。”另据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回忆，周恩来曾向他们介绍过师爷的工作方法：为主官准备材料齐而全，并提出几种处理方案，供主官选择。
家族传统犹如一个“文化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多少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在周恩来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家族前辈某些群体性格的影子，如谦恭有礼、勤恳谨慎、精明干练以及成人之美的胸怀等。周恩来的堂伯父周和鼐为人忠厚，“名不求高但近情”，以做幕僚为人生归宿。他1907年做江苏巡抚陈夔龙的总文案，1917年又到南京督军李纯处当主任秘书。周恩来与他的交往颇为密切。周和鼐的长孙周尔流说：“我们周家是个受儒教影响比较深的家庭。我祖父作为清末举人，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经济上给七伯（即周恩来）一定的影响和支持，这都是肯定的。”
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周恩来的行事风格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在研究周恩来时有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即为什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中，他一贯地帮助别人升到顶端，而自己却拒绝这顶桂冠”。的确，周恩来投身革命后，从来没有谋求最高领导地位的愿望，尽管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机会。他一贯能够使自己的政治才能和专业知识为新的领袖所器重，成为领袖的一个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助手。周恩来这种政治性格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局限性，另一方面与他的家族文化习染也有一定的精神勾连。周恩来在谈及与毛泽东的关系时多次表示：“毛主席是搞战略的，我只能搞点战术，当助手是否当得好，还没有把握。”这虽是自谦之词，但也反映了他甘当助手和配角的自我定位。
除了家族传统，家庭生活对周恩来思想性格的影响也不可小视。他自己回忆说：“我出生后……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早年曾向舅舅鲁小和学做师爷，但未学成。他后来长期奔波在外，谋一些小差事，一个月的工资从未超过二十元。因此，周恩来是在浓厚的母教氛围中长大的。他以后在回忆早年经历时说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我的性格是有影响的，缺少那种野性。”
周恩来虽然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宦家庭，但到他的父辈已经衰落，家中的进益甚至不能维持生活。从六岁开始，他就随两位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搬迁漂泊，而且家中的变故也尤为剧烈。在九岁到十岁间，其生母和嗣母先后去世。幼小的他带着两个弟弟在族人的帮助和接济下度日，受了不少屈辱。周恩来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的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金冲及先生主编的《周恩来传》还披露了一个细节：少年周恩来在家中墙上贴一张纸，按封建家庭的习俗，“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幼承家计的经历使周恩来积累了一定的办事和协调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柔中带刚、愈挫愈奋的心理品质。明乎此，有助于我们理解周恩来后来成为国务活动家的角色定位。
走出淮安跟随伯父周贻庚到东北求学的周恩来，常常被浓烈的怀乡思亲之苦所折磨。1916年春，他在南开求学时的一篇作文中写道：“余幼失怙恃，依于从父，津辽七载，所系梦寐者，亦仅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省我伯叔而已。乃境遇困人，卒难遂愿。”有年除夕，同学们大多回家了，他的这种感情更难抑制，悲慨跃然纸上：“夫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也何如父母双亡，北堂久不闻唤子之声。回思依依膝下，此情此景，不必读蓼莪之章，便已悲慨无垠。矧兹今夕，尤令人泪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其中“蓼莪之章”出自《诗经小雅》，是一首悼念父母的诗，语多沉痛，如“哀哀父母，生我劳瘁”、“无父何怙，无母何恃”等。翻阅周恩来的旅日日记，怀乡思亲的文字更是俯拾即是，如他在1918年2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想起来这个年，我们家里可以说是极难堪了，东西南北，分散各处。比着说，还是我处境稍优呢。抚心自问，我实在是不安，翻来覆去，也睡不着了。”
周恩来对家族伦理情感的强烈渴求，在求学过程中便转换成为身边之人“服役”的精神。他说：“人之立于世，既不克效禽兽草木之自为生活，要必有赖于公众之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他在学校甘于奉献，凡力所能及之事，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仿佛“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别人视之为愚，但自己“觉倍有乐趣存于中”。从南开中学毕业时，《同学录》对他作了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与“服役”精神相映照的，是那种谦抑虚受的品性。他从不锋芒毕露，而是事事处处想到“克己”、“藏拙”。他和张瑞峰、常策欧等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大家公认他出力最多，但周恩来却坚持推举张瑞峰担任会长。1916年初，他在送给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同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早年周恩来志向远大，但在对待名利上却展现了淡泊和超然的情怀。
当然，一个人的性格除了受家族背景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广泛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影响。所以，尽管周恩来性格的基本特征偏于柔和和温情，但后来长期的政治生活又锤炼和丰富了他的性格结构。毛泽东曾以“虎气”和“猴气”自喻，而日本学者梨本佑平认为“鹰和鸽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潜伏在周恩来的体内，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和恰如其分的温和迷住了任何一个见他的人，但他有时也是“尖锐严厉的”。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刚柔相济之人，毛泽东刚中带柔，而周恩来柔中带韧，这正是他们在互补互济中成就巨大功业的性格基础。

二、周恩来与道家文化

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有不少人通晓中国传统文化，而周恩来和毛泽东又最为突出。周恩来幼承庭训，求学期间又刻苦自励，对博大精深的国学涵咏默会，故对于儒、道、墨、法等传统学派均有精到的体悟。但中外人士谈及周恩来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大多十分强调儒家文化对他的影响，这方面的言论实在是不胜枚举。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指出：周恩来的教养，“来自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和‘上等人’应具有的品德、智慧、尊严、宽厚、仁慈、决心和刚毅”。不错，周恩来生长在一个儒家教化深厚的家庭，青年时代强调“诚意”、注重“人格”力量，主张待人处事要“端赖良心”，特别富于道德践履精神，因此很容易让人将之与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联系在一起。周恩来的许多优秀品质如积极人世、忧患意识、仁慈厚道、清廉俭朴乃至忍辱负重，确也能从儒家文化这个庞杂的思想体系中找到渊源。但我认为，仅仅专注于从儒家文化的角度去解读周恩来与传统国学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周恩来对道家文化的研究和体悟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道家文化对他的影响和启示决不在儒家文化之下。
周恩来在青年时代就对老子哲学怀有非同一般的敬意，甚至有明显的扬老抑孔的思想倾向。春秋时代，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期，那时社会秩序失范，天下大乱，于是异说竞起，各展风姿。周恩来在解释孔、老哲学产生的原因和用意时说：“且孔氏亦值是时，尼山设教，倡仁义之说，秉先王之法，学者风从，几移完域。老氏际此，其不入于孔者几希。然老氏固明哲者，周都授礼之日，未尝不嘉孔氏之志。惜所言未尽脱于羁挚，所行又多限于绳规，乃不得不超乎世俗，为忿世嫉邪之言，冀世人醒悟，守真返璞，知死明生，勿逾分作私利之争，宁退让保故有之我。弃礼灭义，剖斗折衡，岂无因而发哉？”老子比孔子年长20岁左右，曾经为周王室守书，博览文典，又经世变，对成败祸福之道体悟极深。在周恩来看来，老子的明哲之处，就是他知晓孔子“所言未尽脱于羁挚，所行又多限于绳规”的局限性。换句话说，就是儒学明于知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不知道“仁义出，大道废；智慧出，有大伪”。鉴于当世人“假仁义以济私，恃斗衡而犯禁”的乱象，老子不得不站出来发抒己见，虽言多愤辞，但目的无非是促世人醒悟，回到知雄守雌、见素抱朴的正道上来。
耐人寻味的是，周恩来特别强调：那种认为老子主退让便是失去了竞争之旨的观点是肤浅的，因为既然一味主退让，老子又何必为道德五千言，“发为文章，与孔氏争学理之长短哉？”鲁迅曾在一次演讲中透辟地指出，凡文章都关乎人事，一个人既然写诗文，就可以知道他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讲“兼爱”，杨朱讲“为我”。 墨子讲兼爱当然要著书；杨朱就一定不著，这才是真正的“为我”。因为一旦写出书来给别人看，便成为“为人”了。周恩来与鲁迅一样，不愧为英雄巨眼。他认为老子既然著书，就表明老子于世事未能忘情。老子倡无为之说，实际上是仍欲以此治天下。
于是，早年周恩来将老子的“生存常道”与赫胥黎的“天演竞争”并提，确认它们掌握了天地生化、人事演变的真谛。在他看来，世界上的各种学说（包括孔教、耶稣教和佛教）中，对生死存亡阐发得最为通达的，无过于老子和赫胥黎。这两家学说，一派主退让，一派主竞争，看似有如冰炭不同炉，实则“二氏固未为冰炭，且所持之道，实一而二，二而一也。吾子殆未之深思也”。周恩来“深思”后的见解是，老子主“无为”，实际上是想做到“无不为”；老子讲柔弱，而柔弱却可以胜刚强，比如水至柔，却无坚不摧；舌至柔，但齿落而舌存；老子崇尚谦冲处下，但谦冲方能受益，如江海为川谷所归。这便是老子所谓“明道若昧、进道若退”的精义所在。退让与竞争看似矛盾，实际上却有某些相通之处。对于周恩来的见解，他在南开的国文教师深有同感，评论道：“凡作文必有一段不可磨灭之识，始能不朽，若拾人牙慧，不越宿而腐矣！”并称赞周恩来能将老、赫二氏“救世之心，曲曲传出，识解迥不犹人”。旅日期间，周恩来又在日记中写道：“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将“自然的妙理”与“进化的轨道”并称，恰恰是周恩来以前将老子的“生存常道”与赫胥黎的“天演竞争”并提的旨趣之延伸。
正因为早年便对老子哲学有过浓厚的兴趣和较深的研究，所以周恩来后来与人谈论老子哲学时也颇能驾轻就熟。1939年，他在故乡绍兴与《战旗》杂志社的曹天风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曹天风说：“道家思想对于革命、对于社会改造虽然无用处，但对于个人修养却是有帮助的，能使自己过好‘黄金关，权利关，美人关’”。这时周恩来反问道：“道家最精彩的话是什么？”曹天风一时回答不上来，周恩来笑着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话了吧？”从老子五千言中选出这十二字作为最精彩的话，显然是比较推求的结果。虽然周恩来在20世纪30年代才讲这番话，但这个认识应当说在青年时代便形成了，因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正是道家自然主义宇宙观和人生观最为集中的表达。
《道德经》云：“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就是说，虽然“道”使万物产生、繁殖、成长、发育、结果、成熟，但又不据为己有，不恃为己功，不主宰它们。所谓“不有”、“不恃”、“不宰”，即“不以有为有”。“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正因为有而不有，所以才有“有”。这就叫“玄德”。老子在这里阐述的本来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但它却可以转化为一种崇高而智慧的人生观，周恩来正是这样做的。
谁都承认，周恩来有着儒家、墨家那种积极入世、励志勤苦的精神，对世界、对人类有脱不开的情缘。他像他所推崇的诸葛亮那样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我们只要仔细寻味便可发现，周恩来又呈现出一种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特点。他对名利得失的超然和淡泊，使他格外地能够忍受劳苦乃至屈辱，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光和热，给世人留下了深厚的遗爱。人们往往惊叹他做入世之事的专注和投入，却很少去考量在这种态度的背后还有何种精神底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最能传达出周恩来人生哲学的神韵和境界。他在青年时代就乐于为公众“服役”，但这种“服役”绝没有什么功利色彩，而几乎是出自道德上的“绝对命令”。
在成为职业革命家以后，“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与共产主义理念在周恩来的头脑中产生了共振效应，从而使他一步一步地迈向人格的巅峰。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现，周恩来在谈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时，总是把聚光灯的焦点只对准毛泽东一人。他对任何宣传他个人的形式和内容都加以劝阻。江苏淮安县委多次提出，要在他的旧居所在地办个纪念馆，他始终没有同意。周恩来对功劳缄口不言，但对错误却公之于众。他说：“错误要逢人就讲，既可取得同志的监督和帮助，也可以给同志以借鉴。”1961年，有次周恩来在上海与文艺界人士座谈时，有人提议他把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写成一本书，他笑了笑说：“如果我写书，就写一生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在党内，周恩来做检讨的次数恐怕是最多的，他动辄讲自己过去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的某些错误，以致陈毅元帅后来都有了厌倦之感，说你那点事我们都知道了，用不着再说了。
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曾特意将《史记汲郑列传》推荐给周恩来阅读。汲黯、郑庄在汉武帝时皆位列九卿，而且都服膺道家思想，习治黄老之术。也许是毛泽东赞赏汲黯、郑庄不谋私利、忠心辅国的品德，认为他们与周恩来的为人有某些共通之处，所以才将他们的传记推荐给周恩来。1973年3月26日清晨，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凌晨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事实上，周恩来比起汲黯、郑庄来，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他的一生充分体现了不以有为有，所以才有“有”的人生哲理和大无大有的辩证法。他一生公而忘私，又终不留言，死不留灰，属于那种事情做完，转身即走的大智之人。
道家思想对周恩来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人生观、道德观方面，而且在其治国理念上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周恩来对中国政治史有极深的体悟。早在1939年他就说过：“我们不但要做党的领导者，还要做一个治国的人才。如果参加中国的治国，不懂科学，不懂中国的社会历史，那怎么治国呢。”治国要懂科学，人人都会明白，至于治国还要懂“中国的社会历史”，则不是人们一下子能体会透彻的。但只要我们留意和分析便不难发现，周恩来在治国中广泛吸取了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中可资借鉴的东西。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他的政治思想明显受到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所谓“无为而治”，绝不是无所作为，无所事事，其实质在于与民休息，讲求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保持一个安定无扰的秩序，让人民在平稳体制所提供的广大空间中自由地谋求福利。
历史上有名的“萧规曹随”，展示了汉初宰辅“返淳守朴、唯施是畏”的治国风范。那时政治上几乎全是道家的天下，汉朝最有名的相国萧何鉴于民众痛恨秦之酷法，“顺流与之更治”，甚至冒死为民请“上林苑”，大得百姓之心。萧何死后，曹参为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曹参极为推崇黄老之术，对汉初法令守而勿失，所以时人对他的评价是“载其清静，民以守一”。此后文帝景帝时的邓章、王生、田叔、司马谈等亦贯彻曹参的思想，讲求“无为而治”，其结果是到汉武帝时，太仓之粟溢出仓外，府库之钱年久索断，穷困已极的天下一变而为物阜民康的社会。北宋有名的宰辅赵普和司马光，深为周恩来所推许。这两人皆以道家政术推行儒家的理想，特别是司马光，他与王安石论战，便公开以黄老之术为奥援，反对王安石喜激昂、务更张的政治做派。在司马光看来，王安石抛弃老子的“无为而治”，转而大事兴革，是不幸流于“浅丈夫之谋”。由此可见老子思想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了《共同纲领》。这是一部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意在使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达到恢复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周恩来郑重指出：“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所谓“不折不扣地做下去”，实际上就是与民休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新中国成立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