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导演的自述：王炎自传

王炎，导演，山东烟台人。少年时曾在机械厂学徒，1937年到山西参加抗日少年先锋队，1939年在太行山参加八路军剧社任分队长，1942年入延安鲁艺戏剧系学习戏剧理论，创作了秧歌剧《二流子转变》，后至战斗剧社编导了《劳动英雄回家》等剧。1947年入西北电影工学队，随后进入东北电影制片厂，在《光芒万丈》、《赵一曼》中任演员。1950年调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先后在汤晓丹、成荫、水华执导的《南征北战》等片中任副导演，1955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专修班进修，1957年分配到长影任导演，创作了《寻爱记》、《战火中的青春》、《独立大队》等著名影片。“文革” 后拍摄了《从奴隶到将军》，获文化部1979年优秀影片奖。 　　本书是《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中的其中一册，是中国著名导演王炎先生的自传。在本书中，王炎先生向读者展示了自己的艺术生涯、家庭生活等方面。在书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辛勤进取的中国电影人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所走过的足迹。对他所拍摄的那些老电影——《战火中的青春》、《独立大队》、《从奴隶到将军》、《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悠悠故人情》等等，有一个银幕以外的、进一步的了解。

出版前言
从大连至烟台
烟台·东炮台
梁老师和刘老师
出走
从山东到山西
在临汾重生
干上了艺术
到延安人鲁艺
鲁艺秧歌队
受欢迎的《二流子转变》
从鲁艺到战斗剧社
难忘的六人剧团
西北电影工学队
与孙月枝结婚
干上了副导演
《南征北战》
《寻爱记》
《三年早知道》
《康庄大道》
《战火中的青春》
《冬梅》
《独立大队》
纪录片《东北农业在前进》
“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际
《奇袭白虎团》
重拍《南征北战》
未搞成的几部影片
《从奴隶到将军》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悠悠故人情》
未拍成的《正月里来》
《女人国的污染报告》
《荒火》
《仅次于上帝的人》和《陶铸出行》
《阿曼尼萨罕》
结束语
附录：王炎年表
后记

书摘
从山东到山西
步行的路越走越漫长，钱却越走越少了。这时我们发现刘老师经常掏出
来看看的怀表不见了，那顶颇为体面的礼帽也不见了，据说只卖了8角钱。
这时大家的体力渐渐地不支了。那个穿运动鞋的女学生都露出了脚后根。大
家都眼巴巴地望着公路上来往奔驰着的卡车，心想要是能坐上去该多好。
我再也捂不住那来历让人脸红的黄金戒指了。我悄悄地和刘老师商量，
把戒指卖了吧!战争时期是票子贬值，金子涨钱。我们秘密地把金戒指卖给
当地一家老财，他验看了半天只给了7元法币，还说是帮助我们这帮穷小子
，不然他还不买呢。
在公路上，我们左等右等终于花5元钱上了一辆装着杂货的破烂卡车。
大家在车厢里兴奋了一阵后，渐渐地安静下来，随着“嗡嗡”的开车声，有
的人就摇摇晃晃地进入了梦乡。我还梦见了待我不错的舅妈在找她的戒指，
还梦见坐着过海的舢板去看母亲，突然一个劈海的巨浪迎头盖过来!我惊醒
了，原来是下坡急刹车，我被脸朝下抛到了公路上。
刘老师和车上的人都吃惊地跳下车，扶起满脸尘土模样吓人的我，返回
汽车。
这时汽车司机才钻出驾驶室，拦住我们：“没有摔着吧?那好，到了。
”
“什么?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是什么地方呀?”
“我们是到县城的呀!”
“别耍赖，给钱的里程到了。”司机生气地跳上驾驶室，又生气地斥责
道：“一群倒霉蛋加笨蛋，我好心告诉你们，前边就是火车站，快扒车去呀
!”他哐当一声关上车门，按了一声喇叭便拖着烟尘把车开走了。
我们正在无可奈何时，忽然从远处传来一声火车的汽笛声。大家顿时又
来了精神，架起了腿脚还有点酸痛的我，就向车站方向跑去。
老早就听说，陇海路上跑的火车是蓝钢皮的车厢。但我们跑到那个野外
小站时，停在那儿的防空列车，足有小站的两倍长。列车上都密密麻麻地挤
满了人，根本看不见什么“蓝钢皮”。不过这也给了我们机会和时间，我们
立刻分散开了，拼命地插到了叫嚷着的人群中去，挤上了车，糊里糊涂地到
了郑州。在郑州下车时，我们个个浑身麻木，动弹不得，不知是怎样滚下车
来的。临走时，我还是给列车敬了礼：“谢谢蓝钢皮”。没有它，我们现在
还不知道在哪儿像“铁拐李”似的一瘸、一颠的迈动着脚步呢。
郑州是当时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我们离开家后，唯一的一次享了两天
福的地方。这是因为我们一个同学的亲哥哥，是当地驻军中的一位中校副团
长，他让我们在这里的澡堂洗了个澡，换洗了衣服，还饱食一餐晚饭。副团
长晚上带着一个护兵严肃客气地找到刘老师说：“孩子们的报国之心可嘉，
但，就是嫩了一点。现在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哪儿都需要一些有文化的人。
不必到西北、到山西去，就留在这儿的学生连吧。从一开始的职级就是军士
级，要是提高提高闹好了自然是很有前途的。再说，也可以显显学生们的才
华和爱国热忱呀。”
“谢谢长官的关照。”刘老师婉言谢绝说：“到西北是有约在先。我个
人也不能专断。”他看看大家又说：“谁愿意留，当然可以留下。”
我们来的时候是9个人，走的时候成了6个人，果然有3个人留下了。用
我们山东话说：一是这一路实在累熊了，另一是可能留在这儿能弄个一官半
职的。后来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挎上了蒋委员长颁赐的“军魂剑”。
1937年的10月，我们只剩下6人的学生宣传队在驻军的帮助下终于渡过
黄河，经风陵渡到达陌生的山西省战时政治中心——临汾。
出了火车站，我们随着穿着各色军装的军人进入城里。在鼓楼下，我们
饥肠辘辘地围着一个挑着沙锅卖元宵的老乡，大家都尽可能地饱餐了一顿滚
烫的异乡大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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