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者不言

本书收录周振鹤先生近年来撰写的学术随笔和报章所开设的专栏“故纸堆”、“词与物”中的相类文章，凡121题，分作四辑，即说人、说事、说书、说词。说人自然及于人与书，说书说词也难免纠缠于人与事，所以四辑之间，实难以泾渭强分。话题所谈大致以晚清中外文化交通中的习见或易被忽视的人事为重心。诸如革命、文学、经济、封建等高频常见的词，今天有着既不同于古代传统概念、也区别于西方语境中意义的复杂演变。作者借不常见的日记、书札等文献史料，参证以私藏秘笈，经过梳理考证为我们还原了晚清中日欧三方的词语交流中的有趣过程。可说关乎旧学，不乏新知。

周振鹤，1941年生，厦门人。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地理》集刊主编。关注课题包括政治地理、文化地理、地方制度史、近代新闻史以及文化语育学，语言接触史的研究。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岛的历史地理背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及省部级项目多项，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政治过程对行政区划变迁的影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史研究》及国家教委社科项目《中央与地方关系史研究》的研究。曾多次赴日本、欧洲、北美、澳大利亚进行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

著有《西汉政区地理》，《方言与中国文化》（合著）、《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主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历史地图集》（主编）；编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并有论文集《逸言殊语》、《周振鹤自选集》、《学腊一十九》及学术随笔集《随无涯之旅》，《中人白话》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小序
说人
　“不战不和不守”的来源
　戈鲲化的生年月日及其他
　马国贤的中国经历
　从僧道儒之路
　他们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可怕的通事
　晚清去德国的中文教师
　王韬晚年未完成的一件大事
　《洋务辑要初编》为何没有出版？
　晚清翻译家钟天纬有关英语教育之佚文
　王茂荫的一侧佚事
　谁是黄嘉略
　武昌起义后章太炎在日本的几次活动
　鲁迅的太老师
　令人肃然起敬的竺可桢先生
说事
说书
说词

“不战不和不守”的来源

近代史上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一直是一个不但遭人诟病，而且惹人笑话的人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他的作为被人用顺口溜总结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说的是他既不敢与英国人开打，也不能与他们媾和，更无法将广州城守住。广州沦陷于英国人之后，他既不自裁，也不投降，更不逃走。结果被英国人俘虏，送至印度加尔各答囚禁，一年以后亡故。
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似乎已被钉在耻辱柱上，无法翻身了。不过，也有人不以为然，最近黄宇和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叶名琛并非像顺口溜里所描写的那样颟顸，这个顺口溜完全是为了要搞臭他，而由英国人炮制出来的。
黄文认为，叶名琛在被俘前的八年里，用军事与外交手段顶住了英国人要求人城的要求，最后英国人终于全面动武，叶无力抵抗才导致广州沦陷。叶在八年里的作为使英国人极为恼火，于是抱着要把其名声搞臭的心思，设计了这首民谣。黄分析说，这首民谣并非源自汉语，而是从洋泾浜英语倒译过来并加以发展的。这个考证似乎有点出人意料，尽管大有商榷余地，也可聊备一说。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泰晤士报》有一名特派记者Wingrove Cooke正在广州，战后，将其见闻写成一本书《China：Bein9“The Times”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1858》。在书里，Cooke说到他在1858年1月28日时听到有洋泾浜英语的顺口溜：“Eep number one fools；he no make writee pigeon，he no make fightee pigeon；he number one bad mandaline；he no cuttee thloat”
黄宇和由此记载推测，英国人巴夏礼为了臭叶名琛，构想了“叶是头号大傻瓜，不写不战。叶是头等坏官僚，不挥刀自刎”这样的意思，然后用洋泾浜英语散播给懂得这种混合语言的人，这些人再用汉语译出意思来，并加以润饰渲染，在广州城里大肆传扬，才有了“不战不和不守……”这样的顺口溜。
洋泾浜英语当时在广州相当流行，其时称作广东番话。上面那句话中Eep是粤语“叶”的读音，number one是广东番话中用来表示形容词最高级的用法，writee，fightee，cuttee即write，fight，cut，pigeon即business，mandaline即mandarin，thloat即throat，Write应该是指写降书的意思。巴夏礼1841年13岁时就来到中国，依附于其嫁给德国传教士郭士立的姐姐。郭的汉语极好，巴夏礼受其熏陶，又在中国的环境下，因而在十多年后的1858年，是有能力编出汉语顺15溜的。我于是怀疑，巴是在中国人的帮助下编了汉语顺口溜，然后有人再以洋泾浜英语说给Cooke听。而不是相反。
不过顺口溜应该朗朗上口，我想最初的雏形或许是：“叶最傻，不降亦不打，叶最猾，不走不自杀。”俗话说人言可畏，一成顺口溜，叶名琛就万劫不复了，黄宇和的文章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
（原刊《东方早报》2004年8月 18日）
　　戈鲲化的生年月日及其他
感谢张宏生先生及其朋友的努力，将一位在中国名不见经传，而在美国哈佛大学却留下深深屐痕的人物，重新活现在我们的面前。由张宏生编著的《戈鲲化集》及2月21日《中华读书报》张宏生与记者的长篇问答，给人以启迪的不只是如何发掘在哈佛担任过中文教席的戈鲲化的资料，更重要的是让人理解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应当如何深入。在历史研究方面，从来都是锦上添花的多，对于大人物、大著作、大事件，研究成果迭出，重复雷同在所不顾。但对于细小事件，则少有人注目，因为花工夫多，而收效少。但是只有大事件的历史是不丰满的历史，有时甚至是歪曲了真相的历史，因此很希望能多有如、《戈鲲化集》这样的书问世，使历史的色彩更加绚烂。我比较详细地读了这本书与上述的问答，对戈鲲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也想说上几句。
张宏生在《戈鲲化集》前言中说，戈氏生于1838年（道光十八年），不知何据。若就戈鲲化所编《人寿集》来看，他应生于1836年（道光十六年）。因为陈安仁在唱和诗中注明“君生丙申年”，丙申即道光十六年，当公元1836年。而且也须是此年，才合于杜维德1879年7月28日致埃利奥特信中所说的，戈当时四十四岁的话。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考出戈出生的具体日子，据曹士 虎和诗注云：“君生五月十九，是日夏至。”据曹注，则夏历五月十九日又值夏至之日，正当光绪元年（1875）。再查历书，丙申年五月十九日当公元1836年7月2日，则是戈鲲化的生日（按：此文发表时对戈鲲化生日的公历推算有误，承邬国义先生指出，谨表谢忱）。
戈鲲化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比较普通的知识分子，他为自己的四十岁生日写了四首自述诗，他的朋友数十人写了总共六百多首和诗，编为《人寿集》。他自己的诗则编为《人寿堂诗钞》，也有师友为之作序或题辞。这些师友有的有一些小名气，有的做了不算大的官（只有章望与黄钰的官做得较大，但他们做的两个序恐怕都是求来的，如黄钰的序就是由戈的契弟程登甲请托的，并非一般朋友之作），还有一些我们今天不知其履历，但可推知也是一般的士人。这些人有诗文集传世的只是少数，我查了其中的十几种，发现只有一种提到戈鲲化，那就是王泳霓的《函雅堂集》。 在该诗集的卷五中有《题戈研昀诗集》一首。戈鲲化字砚昀，古人的字，同音常相通假，故研昀即砚昀。王氏这首题诗正置于《人寿集》的题辞中一除了王泳霓外，尚未见其余友人的诗文集中提及戈氏。当然，也许还有其他诗文集未被找到，但就这十余种而言，或可说明题辞或和诗者并不把这些应酬之作看得很重。
另外，在《人寿堂诗钞》里，有几首和内自讼斋主人的诗比较特别。这位主人，连戈自己也不认得，故在酬谢诗的小序中说：“内自讼斋主人素未觌面，并不知其姓氏，承和《四十自述》诗，刊登《申江日报》，三叠韵奉酬。”晚清并没有什么取名《申江日报》的报纸，想来应当就是《申报》，一查，果然该报在丙子年五月初九日的第四页上有《奉赠人寿室主人即步四十韵》四首，兹抄录如下，聊作《人寿集》之补篇：“才调翩翩美一时，长河浩落想襟期。鲰生久切瞻韩意，介绍先凭尺幅诗。○飞鸿莫递海天书，同此依人异地居。何日乘风挂帆席，相逢始信愿非虚。○遥想诛茅曲水滨，图书满架一吟身。半生著作如相示，不异赍粮馈我贫。○会待旗亭同贳酒，相将画壁听新声。人生有乐须行乐，莫漫悠悠负壮生。”诗后署“内自讼斋主求定草”。戈氏在当时名不为重，何以有人专门登报发表和诗?何况当时在报纸上发表作品，有如今天某些学术刊物，不但没有稿费，还要倒贴版面费的。据我所知，其时以内自讼斋为号的，似只有周凯一人。此人是浙江富阳人，道光间曾任福建兴泉永海防兵备道，主修过《厦门志》，其他情况则不清楚。
关于戈鲲化的生平，如果不是张宏生等先生在大洋彼岸发现那些重要的档案，我们几乎毫无所知，因为中国的地方文献里不见有关于他事迹的片言只语。不过张先生在《戈鲲化集》前言中说，“现存的宁波地方志，未见戈氏出生以后所修者”。这样说恐怕有点粗心。戈氏出生以后直到清末，至少有两部宁波的地方志行，即咸丰六年与光绪三年刊刻的《鄞县志》。后一部志书的主要修撰人都是戈鲲化的友人或长辈，一是徐时栋，志未修成而卒，踵其事者则有张恕与董沛，此三人都或在《人寿堂诗钞》上有题辞，或在《人寿集》里有和诗。但他们都没有将戈鲲化编入《鄞县志》中，不因为别的，只因为资格还不够，而不会是“漏收”。今天我们视戈氏为重要人物，而当时人则未必这样看。民国以后，又有一种《鄞县通志》行世，依然没有关于戈鲲化的条目。而且戈氏不是宁波人，在宁波的地方志里只能入流寓或寓贤一类，而这一类的名额是很有限的。如果戈氏在地方志里有传，那么在休宁的地方志里比在宁波的地方志里的可能性更大，但我估计，休宁的地方志也未必会有他的传记。另一个追寻戈氏生平的资源是族谱，可惜戈姓是小姓，现存族谱尚未发现休宁戈氏族谱。在《休宁名族志》里的五十几个姓氏当中，也没有戈姓的地位。中文文献的欠缺，就更衬托出英文档案的重要了，根据这些档案再加上两本诗集里的资料，大体上已经可以勾画出戈鲲化的基本轮廓了。
最后还要提到对戈氏的定位问题。在《戈鲲化集》的前言里说，戈氏“可能是中国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派出教师，去教授中国文化”。说“可能”是比较谨慎的，但在《中华读书报》上戈却被坐实为“第一个出国到西方任教的学者”。这样说不但没有根据，而且恰与张宏生自己所编的《戈鲲化集》的附录自相矛盾。该附录收有杜德维1879年7月28日致埃利奥特的信，信中说到：“法国政府聘用了一名中国教师到巴黎，为新任命的法国驻华领事官及其他外交官教授初级中文。但是这些学生到达中国后，不得不重新学习许多他们学过的东西。”可见法国人早在美国人之前就聘请过中国教师了，戈氏连“可能”是第一都谈不上。其实第一不第一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所起的作用如何。就如同容闳一样，张先生说他是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其实也不是。但不是第一个留学生，却丝毫不影响容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戈鲲化是幸运的，因为他曾执教于哈佛，而哈佛今天仍然是世界有名的学府，他的地位自然高崇。晚清到西方任教席的士人，并非只有戈氏一人，上述那位到巴黎的教师我不知道是谁，但我却知道起码有两个人到德国教过书，但他们都未享有戈鲲化这样的荣誉。近代史正不妨为这样一些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作过一定贡献的人开一个专题研究，以丰富史学的内涵。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必过分拔高戈氏的地位，想象他能将“他在美国所思所得带回来，推动中国的文化建设运动，就像后来的一批‘五四’文化人一样”，这个重任是戈氏承担不了的，也是晚清去过美国的许多人，包括那些浸润美国文化比戈氏还深得多的留美幼童所承担不了的。
按：本文发表时最后一段被编辑删去，后来将这一段又另行发表，现将全文予以复原。
（原刊《中华读书报》2001年3月21日；删节末段补刊于《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5月5日，题为《请让我把话说完》）
　　马国贤的中国经历
对于西方汉学的研究近来成为一门显学，逐渐从泛泛而论，进入到实质性的研究阶段，更有些学者利用外国人来华所撰写的文献，来补充我们自己史料的不足，更深入地揭示与复原历史的面貌。不过由于国人在外语小语种方面的弱势，大量的葡萄牙文、意大利文文献还没有人去翻译，甚至懂得的人稍多的法语与西班牙语文献也有相当数量无人问津。至于拉丁文文献，则只有极少数被翻译过来，这是很遗憾的事。不过这个缺陷可以用转译的方式来解决，尽管这有时也许会稍稍削弱原文的意思，但也不失为一种不得已的办法。对于15-19世纪传教士所写的拉丁语系文献，有许多的英语译本。同时也有小部分的日语译本。所谓转译主要自然是指将英语或日语译本翻译为中文，因为这两门外语在中国最为流行，借此可以弥补我们自己外语能力的不足。另外如果英、日语译本的译者是专门家的话，他们还往往会在译本中加入自己的注释，让中译者受益，这就更有利于中文本的转译了。
李天纲这本《清廷十三年》就是从英文译本转译过来的，我以为是译得较好的一个范例。原书作者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5），名字与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一样，而姓氏则不同。两人都是意大利老乡，也都是天主教传教士，但前者晚生了一百三十年．他所看到的中国与利玛窦所看到的中国大相径庭。利氏看到的是晚明的衰败与知识分子的活跃，他没有机会在宫廷中生活。马氏看到的恰恰相反，是清代的盛世与宫廷的景象，甚至是皇帝的真面目，而较少与知识分子来往。所以马氏的这本《清廷十三年》与利氏的《中国札记》同样值得我们重视，虽然分量小了许多。
马国贤虽然也是天主教传教士，但与利玛窦分属不同的修会。有人一直误会马国贤是耶稣会士，包括权威的一些辞典也不免，其实他属于一个很小的修会——虔劳会。一直到18世纪，信奉新教的英国人还弄不清天主教不同修会的区别，以为所有教士都是耶稣会士。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英国船只不愿意携带传教士去中国，因为怕触怒中国政府当局而影响贸易活动，因此要求想要附船来华的马国贤等人发誓他们不是耶稣会士，碰巧他们真不是耶稣会士，所以毫无困难地发了这个誓。
马国贤到中国来的时候正是“礼仪之争”闹得不可开交之时。所谓礼仪之争并非指外国使臣觐见中国皇帝必须三跪九叩首的礼节，而是指信奉天主教的中国教徒能否照旧举行祭祀祖先与崇奉孔子的问题。利玛窦在晚明传教的时候认为祭祖拜孔并非迷信，与天主教义并不矛盾，教徒依然可以照旧奉行。这个观点使得传教事业得以顺利进行，也博得许多传教士的首肯。但同时也有许多传教士不同意利氏的看法，不但其他修会，如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强烈反对，即耶稣会士当中也有不以为然者。于是不同意见不断纷争，既发生在中外之间，也发生在修会之间与传教士之间。这场礼仪之争延续了百年之久，到康熙朝后期达到白热化程度。康熙皇帝既要利用传教士的各种知识技能，如数学天文地理，如音乐绘画医药，因而允许他们传教，但却要他们遵守“利玛窦规矩”，不干涉教徒的祭祖拜孔。如果不遵守这一规矩，就只能走人。罗马教廷起初举棋不定，后来决定不准教徒遵行中国礼仪。这样一来矛盾就闹大了，而且这个矛盾还不仅在于表面上的宗教礼仪问题，而是中西文化的冲突问题。因此对于这场冲突，西方学者写了盈篇累牍的论文专著。中国学者近年来涉及的也不少，李天纲自己就有一本专著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所以他翻译《清廷十三年》时，就有比别人坚实的知识基础。
马国贤本人是不认同“利玛窦规矩”的，但身在中国宫廷，又不能明白表示自己的观点，自然就要受到心理上的煎熬，我们从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因而《清廷十三年》无异是一本礼仪之争的重要参考读物，让我们看到这场冲突的许多细节之处。同时这本书还向西洋人揭开了中国宫廷以及康熙皇帝本人的面纱，使他们在万里之外看到了北京九重宫禁的一些内幕。即使对中国读者来说，书中的某些描写也是中国任何文献——包括起居注与实录——都不会有的。当然对于皇帝床上甚至不用床单之类是否可靠，也还只能作为参考的，但比起许多描写中国宫廷生活的笔记，我以为还是马国贤的靠得住一些。因为中国皇帝不但离老百姓太远，即使与重要大臣也有很大距离，能看到皇帝真面目的人并不多，像《铁齿铜牙纪晓岚》那样君臣像哥们儿的场面，也只能是电视剧而已。
正因为马国贤对中国的描写既是第一手的，而且又有一般史书所没有的内容，所以该书一直是西方大学中国课程的重要参考书。不过马国贤原来所写的是一部三大卷的大部头著作，题目为《（中国学院）史》，英译者从中选取了与中国有关的内容，译为一本单行的书。中国学院是马国贤回意大利以后在那不勒斯创办的，半个世纪后，英国使节马嘎尔尼要来中国访问，到处寻访汉语翻译人才，最终在这个学院里找到两位。再过一个甲子，中国天主教徒郭连城在《西游笔略》里也提到了这个学院，不过称其创办人为马玛窦，这是马国贤的另一个名字，似乎知道的人不多。要是什么时候有人将马氏那本原著完全翻译出来，那就是更大的功德了。而现在的情况是历史学者精通外语小语种者少，而精通这些外语的人又不研究历史（因为历史领域效益很差），所以很可惜，一大批小语种外语文献没有人翻译。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五大卷西班牙文的多明我会中国传教史，已经出版了近半个世纪，还一直晾在那里，无人理睬。哪怕只要有几个西班牙语专家肯做一点这类文献的翻译工作，不必说嘉惠士林的话，就是他本人也必然要出大名的。
最后附带说一句，李天纲大概没有找到马国贤的画像，所以未在其译书中附上。我正好找到一幅，附在这里，以为读者参考。
（原刊《文汇报》2005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