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一书，是公安部党委为缅怀罗瑞卿同志创建、发展新中国公安工作的丰功伟绩，继承和发扬罗瑞卿同志优良的思想和作风而决定编写的。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陶驷驹部长给予了巨大的关心并多次给予具体指示。原部长王芳、副部长俞雷、部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罗锋先后代表部党委组织领导了这项工作。安全部原副部长胡绍普代表安全部参与领导工作。公安部党委还聘请了刘复之（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凌云（原安全部部长）、李广祥（原公安部副部长）和王仲方（原中国法学会会长）四位领导同志为编写此书的顾问。这
四位领导同志曾经是罗瑞卿部长的部属，也是为捍卫年轻的人民民主政权而与罗瑞卿同志共同战斗了近10个春秋的亲密战友。他们对罗瑞卿同志怀有深厚的革命感情，对罗瑞卿同志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有深刻的了解，对罗瑞卿同志作为公安部长任内的辉煌业绩，不仅耳闻目睹，
而且许多工作都是亲身参加的。
书摘
罗瑞卿作为一位有着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清楚：群众运动必须要有党的领导，而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最重要的是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领导。只有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行动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来，才能保证镇反运动健康地、顺利地发展。所以，全党动员、群众动员、依靠群众搞镇压反革命斗争，首先要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原原本本地告诉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
镇反运动一开始，罗瑞卿就大抓对人民群众的教育动员工作，他要求公安机关要当好宣传员，处处去讲反对反革命。把反革命搞得“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他为了把教育宣传工作做得更加普遍深入，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建议：宣传、公安部门订合同，拟订一个时期切实具体的工作计划；宣传、公安部门组织互助组，协同工作。1951年6月，公安部派15个工作组下去视察镇反工作时，他又邀请中央宣传部派人参加。同时，还介绍一些做宣传工作的同志到各地去采访。他说，如此才能创造出可观的“公安文化”。
实际上，罗瑞卿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宣传员。在北京，他到中央和北京市的机关、学校中去；到政务院、政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去；到中央各部门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上去，宣传镇压反革命。他出差外地，也像在北京一样，深入到干部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到各种会议上去做宣传。
他的讲话，总是根据听众层次的差异，随着变化着的情况，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凡是在高层次会议上的讲话，他都要将讲话稿事先送请中央领导审阅，直等到中央领导表示同意了，他才去讲。
他讲道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令人折服；他语言生动，铿锵有力，极富鼓动性。听过他讲话的干部赞叹：就像听到胜利的锣鼓声，令人精神振奋。连那些在战争年代听过他讲话的山区乡亲们至今仍在说：“俺们老百姓就爱听老罗讲话，一听说是老罗讲话，不用叫就都跑来了。他讲话都是站在俺们中间，老乡们在他周围围一圈，他的话讲完了，俺们还站着不愿散哩！”
罗瑞卿为了推动面上的镇反宣传工作，时刻注意抓住对群众的宣传动员工作做得好的和坏的两种典型，亲自写上批语，通报各地。如：他看到唐山市由于对群众宣传工作做得不好，第一批处决反革命犯波动面宽的报告，立即进行严厉批评，并且强调指出：镇压反革命必须大张旗鼓，加强宣传工作，做到家喻户晓。宣传工作要有计划，要规定应该宣传的内容和办法。否则，不仅不能发动群众起来同反革命斗争，而且反而会引起群众对于镇压反革命怀疑。时隔不久，他看到唐山切实加强镇反宣传后取得了良好效果的报告，就又高兴地加上按语：“唐山市吸取京津经验，迅速改变了镇反工作中不做宣传或不善于做宣传的情况，以致取得了广大人民对镇压反革命的参加、拥护，是完全正确的。”
他看到天津市召开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宣传镇压反革命，引起强烈反响的报告，非常高兴，立即加按语；“天津镇反做得很好，团结和教育了各界人民，一切地方均应照此办理，坚决打破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作风。”
他看了西北公安部《五个月来镇反情况》报告，又立即批示：“应报主席。其中关于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大张旗鼓，民主人士与闻宣传工作各点总结都是好的。”
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后，徐子荣副部长到广东省英德县视察，罗瑞卿非常赞赏徐子荣视察英德时，宣传党的政策一杆子插到底的工作方法，在报告上指示：“这是一个很好的报告，通报各地检查组，要学习徐子荣同志小组对英德工作的考察方法，对英德县的干部群众传达决议，打通思想，交代政策，使三公会家喻户晓的作法，所有县均应仿行。”
仅1951年，罗瑞卿亲自加上批语转发的有关对群众进行宣传动员工作的报告即有20余件。
事实上，亲友接见战犯并不是那时才开始的。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有我们党的干部去探望过战犯。陈赓司令员和战犯宋希濂等人，是黄埔军校的同学，后来彼此分道扬镳，陈赓当了共产党的兵团司令，宋希濂当了国民党的兵团司令。宋希濂被俘后最初关押在重庆，陈赓经组织上同意后，去看望了宋希濂，并在监狱内准备了一桌酒饭，和宋希濂等人聚餐。陈赓勉励宋希濂等人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成为新人。宋希濂等对陈赓看望他们并聚餐，很受感动。原在延安工作的一些人，也曾去看望过曾在延安任国民党联络参谋的郭仲容。贺龙元帅和叶剑英元帅，都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看望过溥仪，鼓励他“好好学习改造”。
组织战犯到社会上去参观，进社会这个大学校，这是我国对罪犯改造工作的一个创举。通过参观，使罪犯看看现在，比比过去，以加速他们的思想改造。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组织工作和非常生动实际的教育工作。对于普通罪犯的参观，一般由当地自行组织，就近参观。对于战犯的参观，由公安部统一组织。1955年12月28日，罗瑞卿根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向中央写出报告，拟组织中、外籍战犯到社会上进行参观，让他们接受现实教育。报告提出：参加的范围，除年老、患病不能行动的以外，全部参加。参观的步骤，先就地参观，后到外地参观。经中央批准后，就地参观从1956年2月开始，为期—个月。1956年3月12日，罗瑞卿批发了关于组织战犯去外地参观的计划，并亲自召开24个有关省、市公安机关领导同志的会议，进行具体布置。战犯们参观了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南京、杭州、沈阳、长春、鞍山、抚顺、哈尔滨、太原等地的一些工厂、矿山、水利建设和文化设施，亲眼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成就，促使他们进一步认罪服法。
通过参观，上千名日本战争罪犯普遍表示要向中国人民谢罪。在抚顺等地参观时，日本战犯亲眼目睹了屠杀中国人民的“万人坑”，听取了当时日本侵略军制造的一个又一个惨案的介绍，他们都无比愧悔，泣不成声，跪地不起，频频谢罪。在北京参观时，全体日本战犯签名沉痛检讨了过去侵略中国时犯下的惨无人道的罪行，说“我们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愤怒的面前，无论从道义上来讲，从法律上来讲，受到正义的惩办，是理所当然的。”在赴武汉、南京参观时，行前在北京火车站由宫崎弘代表全体日本战犯向中国人民谢罪。火车开动后，又有84人痛哭流涕地表示低头认罪。在南京参观时，当听到有关人员对日本侵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罪行的控诉后，全体日本战犯宣誓：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彻底地向中国人民认罪，接受中国人民的正义审判。在整个参观过程中，每当听到群众对当年日本侵略军所犯罪行的控诉时，都有一些战犯当场跪下向群众请罪。就连少数一贯表现反动、不认罪服法的战犯，也检讨了自己过去的认罪态度。日本战犯中将安达诚太郎，参观后动摇了自己的反动立场。他说：“波涛汹涌般的中国人民的和平建设力量，像雨后春笋般地突飞猛进地成长着，中国人民的远大幸福前途，照耀人类幸福的光明大道。我一定加速改造自己，跟着这个时代潮流前进。”
国内战争罪犯看到祖国日益兴旺的景象，都十分惊讶，十分兴奋。绝大多数都表示认罪服法，决心加强自我改造，重新做人。在沈阳参观时，战犯们住在一个招待所的楼上，楼的两边面临大街。正当参观回来休息的时候，一个战犯突然发现楼外的水泥地上，有人用粉笔划了一幅画，他立即招呼大家来看二这幅画画的是《群虎图》，有一群老虎被关在一个笼子里。其中最大的一个老虎还在张牙舞爪，在他周围的许多中老虎、小老虎，也都凶相毕露，似乎在窥
测方向，企图乘隙逃出重围。这幅画说明有的人对战犯们能否彻底被改造还存在着疑虑，但却成了战犯座谈的中心话题，成为他们联系过去进行认罪的具体内容。杜聿明在座谈会上，首先承认画中的那只大老虎指的是他，因为他过去是东北掌握大权的保安司令，犯有许多罪行。范汉杰也联系自己，进行了检查，说大老虎身边的那只略小一点的老虎，指的是他。邱行湘最后发言，说他在洛阳担任警备司令时杀人不少，洛阳的老百姓早就给他起一个凶恶的绰号叫“邱老虎”。一些原来抗拒改造的战犯，参观后也有了转变·。国民党四川省主席、老牌军阀王陵基，原来把自己比作泡了几十年的蒜头，骨头都泡黄了，很难改造，参观后也说“悔已无及”。
到社会上参观对于加速罪犯改造的作用，连罪犯本人也不能不承认。有的战犯在特赦后回忆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改造战犯的一着高招，就是参观。每当让去参观的时候，那种高兴的劲头是当犯人以来所从没有的。进一进社会这个大学校，去看看实实在在的东西，对比对比过去，就会很自然地相信制度不同一切就改变了这一条规律，比学什么经典著作对战犯都能起到极大的作用。”他们认为，参观的确是改造罪犯的一条捷径，“想出这一办法的人，和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一样胆大”。
鉴于公安机关由于执行任务的需要，掌握有法律赋予的一定权力，为防止少数人滥用职权，罗瑞卿一直狠抓反对旧警察作风和特权思想的教育。他说：“我们必须反对侵犯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国民党作风，提倡与树立为人民服务，忠心耿耿地做人民的勤务员和警卫员的作风。”伟大的“三反”运动一开始，他就指示各地公安机关，把反对旧警察作风作为“三反”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遵照他的指示，各级公安机关在“三反”中普遍开展了反旧警察作风的运动，充分发动群众，揭发错误，并令犯错误的干警当众检讨，情节严重的当场宣布处分。仅十个大中城市的统计，“三反”运动中发现有这方面问题的数百人，除对吃白饭、看白戏等违反纪律的错误行为给以批评教育并让其悔过、保证不再犯外，其余都给了适当的处理。经过这次
整顿，干警的作风有了明显的转变。
1952年12月1日，《天津日报》刊登了《冯景泉事件》的报道。其中说，天津市公安局侦缉队员冯景泉，到南市区某餐馆吃饭，结帐时，他说服务员把钱算多了，发生了争吵。结果把服务员给铐起来了。罗瑞卿看后，立即批交有关同志处理，要求全国公安系统在“三反”斗争中或以后，要像天津一样，大张旗鼓地开展这样一个斗争，以克服公安人员中的权威思想，密切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此后，各地公安机关均结合当前斗争，进行了反旧警察作风的补课，进一步清扫了这种坏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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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装 帧：精装
页 数：263
版 次：2002年12月第4版
开 本：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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