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

《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为孙郁先生研究著名作家汪曾祺的专著，以传记形式呈现，又区别于普通意义上的传记。

《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为孙郁先生研究著名作家汪曾祺的专著，以传记形式呈现，又区别于普通意义上的传记。作者以传主的生活和创作经历为经，以时代背景、同时代的作家及传主的师友为纬，从现实和精神层面深入剖析了汪曾祺的创作观和文学价值。作者为文有学者的严谨，分析细致深入，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同时，避免了学院文章的枯燥、单调，有很强的感染力。

 孙郁，本名孙毅，1957年生，做过知青、文化馆员、记者，2002年到鲁迅博物馆主持工作并担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2009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80年代起走上文学批评之路，已出版《鲁迅忧思录》《走不出的门》《文人的左与右》《张中行别传》《鲁迅藏画录》《混血的时代》等近二十部著作，洞察深邃，文字醇雅，是当代中国杰出的学者、批评家。

1、一个儒者
2、在昆明
3、爱的文学
4、教授诗人
5、拍曲
6、浦江清
7、朱德熙
8、文道
9、李健吾
10、黄裳
11、午门上
12、大众之音
13、老舍先生
14、安之若命
15、样板戏
16、革命话语
17、乡土气
18、废 名
19、人间世
20、梨园内
21、文人画
22、贾平凹
23、林斤澜
24、各自的路
25、杂 学
26、美国之行
27、聊斋新义
28、狂放之舞
29、食与色
30、墨痕内
31、张爱玲的眼光
后记
 

我认识汪曾棋先生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那时候做记者，有一年春节，文艺部搞联欢，把汪先生与陈建功、刘恒等人请来。我与汪先生是邻居，那次上他家送请柬才开始与之交往。其后，偶有信件和电话联系，直到他去世，时间不长，只有五年。
他去世的消息是我在报社连夜发出去的。那次经历给我深深的刺激，因为此前不久我们还见过面，谈了些趣事。他还帮助一个退休的女作者，为其文约来几篇评论文字，发在我编的版上。我很感动于他的悲悯之情，以及他对人的爱怜态度。只能用“真”来形容这个人，老一代的温暖感，在他那里都有一些，可谓古风吧。那时候经常接触一些傲气十足的作家，我得到的只是一些失望感。可是汪先生完全是别样的，在我看来，他是灰蒙蒙天底下一湾清泉，走到哪里，晦气就消失了。
当时文坛吸引我的只有张中行、孙犁和汪曾祺三人。孙先生无缘见面，汪先生和张先生给我的印象之深，则是永难忘记的。那时候人们说汪曾棋是个士大夫式的人物，我却在他那里感到了一丝孤独，是从他内心流露的孤独。我们谈天的时候随意而快慰，我感觉自己在这个老人面前很放松。他身上有着迷人的东西在流溢着，声音、神态都像林风眠的绘画一样透着东方的静谧，对时弊的不时讥讽，都自然无伪，很有趣的。
他的住所在晚年变动了两次。第一次是搬到蒲黄榆，我那时就住在附近；后来搬到虎坊桥，与邵燕祥先生很近，我也多次去过。他家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没有奢华的装潢，也见不到大量的藏书，可是很有味道。汪先生对来客很热情，从没有拒人千里的感觉。我见到他像和自己的父辈一样随意，觉得这是个很值得信任的人。直到我为他逝世十周年举办展览的时候，内心依然保留着对他的那份眷恋和敬意。我觉得他对汉语的贡献，是我们这些后来者难以达到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坛如果没有汪曾祺的存在，将大为逊色。我在他那里读出了废名、沈从文以来的文学传统。汉语的个体感觉在他那里精妙地呈现着。那时候的青年喜欢创新，可是他们的文体都有些生硬，让人觉得不那么自在。汪先生的作品不是这样，一读就觉出很中国的样子，而且那么成熟，简直是我们躯体的一部分。我也正是通过他的小说，发现了现代以来文化遗失部分的复苏。
汪曾棋的人缘好，像他的文字一样被许多人喜爱。他好像没有等级观念，与人相处很随和。他的身上有种温润的东西，我们从中能呼吸到南国的柔风。沈从文的清秀、废名的古朴，在他那里都有些。重要的是他的文字后面有着欧美文学的悲凉的况味，这是一般作家所没有的。较之于他的文学前辈，他似乎更好地处理了文学个人化问题。当人们还在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问题时，他无声地回答了诸多的难题。而且，就精神的色彩而言，他总要比别人多一些什么。关于汪曾棋的生平，已经有多部作品介绍，研究者日见其多。我一直喜欢他的自述。在《自报家门》中，他写道：我是一九二○年生的。三月五日。按阴历算，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这是一个吉祥的日子。中国一直很重视这个节日。到现在还是这样。到了这天，家家吃“元宵”，南北皆然。沾了这个光，我每年的生日都不会忘记。

装　　帧：平装

页　　数：309页

版　　次：1

开　　本：16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