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远的回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文化

孕育生长于黄河——长江、伏尔加河流域的两大文明，各以其独特民族风貌与鲜明的地域特色而彰显于世，彼此之间又有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关联。岁月悠悠，斗转星移，中俄文化交往史上的无数动人景观已成过去，然而，华夏文明却无声地渗入一代又一代俄罗斯作家的精神创造中，俄罗斯文学和文化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激起阵阵回响。让我们以此书为向导，拂去历史的风尘，走进中俄文化双向交流互动的五彩缤纷的世界……

汪介之，安徽庐江人，1952年生。198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获文学硕士学位。1994年曾前往俄罗斯科普希金语言学院访学。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秘书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教学委员会委员，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理事。主要著作有《俄罗斯命运的回声——高尔基的思想与艺术探索》、《选择与失落——中俄文学关系的文化观照》、《现代俄罗斯文学史纲》、《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编著有《外国文学教程》、《高尔基》、《白银时代名人剪影》、《高尔基自传》。在《外国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当代外国文学》、《译林》等多家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译文计80余篇。多次获得国家、省级各种奖项。曾主持完成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目前正在主持省“十五”规划重点项目“中俄（苏）文学理论比较研究”的课题研究。

在历史与现实的长河中
——关于中俄文化交流的对话
李福清 陈建华
神交中国
——俄国古典作家心目中的中国
1．希诺瓦：俄国文学先驱者的东方想像
2．奇异的国度：18世纪俄国作家与中国
3．文化使者：东学西渐中的俄国汉学家
4．生命留痕：浪漫诗人的中国情思
5．识见与偏见：19世纪俄国作家的中国纪实
6．永恒的寻觅：托翁的终极追求与儒道墨学说
熔铸风雨
——俄国文学译介中的文化现象
1．初涉中国：从俄人寓言到虚无党小说
2．改塑与重整：“施施东来”的名家与名著
3．别求新声：在冲决旧文化桎梏的热流中
4．心灵交汇：俄国作家与中国新文学
契合与碰撞
——中国批评视野中的俄国古典作家
1．普希金情结：华夏大地上的俄罗斯诗魂
2．解读经典：走近真实的果戈理
3．悠长的牧笛：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屠格涅夫
4．跨越历史：托尔斯泰与中国文坛论争

眷恋与沉思
——20世纪俄罗斯作家视界中的中国文化
1．寻找参照：
索洛维约夫对中西文化的比较考察
2．心仪诗国：
阿赫玛托娃等诗人与中国诗歌文化
3．面对神奇：
巴赫金对中国文化的描述
4．“写意”与“假定”：
梅耶荷德对中国戏剧艺术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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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18世纪前期的俄国是与彼得大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推行的改革措施使俄国摆脱了中世纪愚昧落后的状态，开始跻身于欧洲大国之列。这种改革也给文学带来了新的气象。从30年代开始，康捷米尔、罗蒙诺索夫、苏玛罗科夫、诺维科夫、杰尔查文、冯维辛和拉季谢夫等一批作家相继登上文坛。尽管这些作家的作品尚未产生世界影响，但是他们在俄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俄国近代文学是从他们开始起步的。我们看到，“中国”这个词也屡屡出现在这些作家的笔下。
对于18世纪俄国民众来说，虽然中国仍是那么遥远，它的面目仍十分朦胧，但对这个词却已不陌生。在上流社会，这个词一度还颇为时髦。这是因为17~18世纪盛行于西欧的“中国热”正在对俄国产生深刻影响。17世纪，随着中欧间海路的开通，体现中国深厚文化底蕴的各种艺术品开始大量进入西欧，从而在西欧(特别是法国)掀起了一股崇尚“中国情调”乃至仿效中国艺术的“罗科科”旋风。而当时的俄国正处处以西欧为楷模，崇法思想十分严重，仿佛是“欧洲文化的一个复制品”。这种“复制”的结果自然让“中国旋风”也很快席卷了18世纪的俄国，特别是上层社会和知识界。
当然，“中国热”的出现也与俄国内在的需要相关。当时的俄国经过不断向外扩张，其势力范围已经伸及整个西伯利亚，中俄成了接壤的邻国。前往中国的外交家、旅行家、商人和传教士逐渐增多。以17世纪末至18世纪60年代初叶，俄国官方派出的经过西伯利亚前往中国的就有传教士使团5批，商队12支，人数多达数千人。这些人中有的将自己在中国的见闻和对中国的印象变成了文字，如季姆科夫斯基的三卷本《中国旅行记》等。18世纪俄国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著述多达百余种。有的刊物以相当多的篇幅介绍中国情况，如《莫斯科电讯报》和《西伯利亚通报》(后改名为《亚洲通报》)等。这期间，从西欧翻译过来的这类文字也不少。俄国科学院所藏的中国书籍也迅速增加。这一切自然引起了俄国民众，特别是作家们对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浓厚兴趣。
如今能见到的18世纪俄国著名作家笔下的有关中国的文字已经不多。然而透过这些文字，我们还是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些作家们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化。
在那一时代的不少俄国作家心目中，特别是那些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作家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理想王国，一个皇帝仁慈、政府清廉、法纪严明、百姓勤劳的国度，一个可以与虚伪的丑恶的俄国现实相对照的道德的和哲人的国度。
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作家诺维科夫(1744~1818)因介绍“中国思想”而与叶卡捷林娜二世发生的一场冲突。18世纪60年代，叶卡捷林娜二世也曾作出过拥护启蒙思想的姿态，俄国的社会思想一度比较活跃。女皇为显示自己政治上的开明，创办了讽刺杂志《万象》，提倡“含笑地”嘲讽一些人性的弱点。社会上讽刺杂志应运而生。在这些杂志中，诺维科夫创办的《雄蜂》、《空谈家》和《画家》等最为出色。可是，他的杂志所载文章锋芒毕露，直指社会弊端和“穿裙子带王冠的答尔丢夫”。他的《雄蜂》创办于1769年，是18世纪俄国最优秀的讽刺杂志。其刊首题词“他们劳动，你们却享受他们的果实”就充分体现了他的启蒙精神。就在
这份刊物的第8期(1770年2月出版)上，诺维科夫刊出了《中国哲学家程子给皇帝的劝告》一文。
这里的“程子”指的是宋代中国哲学家程颐(1033～1107)，他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文章的原题是《为太中上皇帝应诏书》，写于1065年，系程颐为其父亲起草的给宋英宗的奏折。俄译文取的是其后半部分，由列昂季耶夫译出。这一部分谈的主要是治国的方针和理想君主应该具备的条件，即“一日立志，二日责任，三日求贤”。以立志为首，因为“君志立而天下治”。“所谓立志者，至诚一心以道自任，以圣人之训为可必信，先王之治为可必行，不狃滞于近视，不迁惑于众口”，“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或欲为而不知所措，或始锐而不克其终，或安于积久之弊而不能改为，或惑于众多之论而莫知适用，此皆上志不立故也”。
刊登这篇“给皇帝的劝告”，表面上只是赞扬中国哲学家关于“君志立而天下治”的思想，而实质上却在讽刺俄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叶卡捷林娜二世的所谓“开明政治”的许诺是“始锐而不克其终”。这里有这样一个背景：1867年，女皇声称要修改17世纪编的法典，给全国公民以平等、自由和法律。她召集成立了“新法典编撰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尚未真正开始工作，就因涉及一些实质性的问题而被解散。因此，文中的这段话：“假如你的主意还未打定，而且意志也不够坚强，那你就可以知道，不但你不要改革政府，恐怕连改革你自己都很困难。”其针对性就很强了。诺维科夫还在译文的后面加上了这样的似褒实贬的文字：“由于我们伟大女皇的圣明治理、她对臣民的关怀备至和不倦的辛劳，由于她树立了良好的社会风尚和提倡科学艺术，更由于她知人善任、执法如山，她的恩情真如江河经地、无所不在。总之，由于她所有的不朽业绩，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如这位中国哲学家活到现在的话，他就不必写这篇劝告给皇上，他只要劝告皇帝步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后尘就可以进入永恒之宫了。”①这样的讽刺文字当然会激起女皇的强烈不满，《雄蜂》杂志被迫停刊。
同年7月，诺维科夫又创办了刊物《空谈家》。在这份刊物的第2期上刊登了《中国汗雍正皇帝给儿子的遗嘱》一文。此文原为《雍正遗诏》，系1735年清朝皇帝雍正写给弘历等太子的遗嘱，载《大清世宗宪实录》，由列昂季耶夫译出。文章的内容是雍正对他的继承者该如何治理国家的告诫，主要涉及勤政为民和惩恶扬善的一些原则，诸如“勤求治理，扶育蒸黎，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无一时不深其祗敬”，“大法小廉，万民乐乐”，“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勿为奸诈谄媚之徒所欺，勿信邪恶之言，为人君者修德，国家自得安康太平”等。这样的原则自然不错，在如此“开明、仁慈”的皇帝的治理下的国家岂不就是18世纪启蒙作家所盼望的理想王国吗?诺维科夫当然要为之张扬。与此相对照，女皇统治下的俄国现实就太令人失望了：“人人尔虞我诈，神父尽量欺骗老百姓，仆人欺骗老爷，而大贵族总想欺骗皇上……拿吧，捞吧，不管什么，抓到手就算数。”这段文字出现在刊载《雍正皇帝传子遗诏》的同一期刊物上。②中国皇帝的上述训诫之词对于俄国的女皇来说不是也很管用吗?这当然大大刺激了叶卡捷林娜二世，而更令她气愤的是编者刊登这篇文章有明显的暗示她交权的用意。此前叶卡捷琳娜曾声称她将在儿子16岁时将皇位传子，而1770年她的儿子巴维尔正好满16岁。诺维科夫如此的越轨之举，使得他的杂志只能再次以停刊而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