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茶业经济（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本书对唐宋时期的茶叶消费及茶法演变、生产条件、生产形态、生产技s术、商品经济等从理论上作了全面的探讨和研究，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做了考辨与稽校，再以茶业经济中唐宋社会的结语殿后，把茶业经济放在历史长河的大背景下考察，作出了一些因茶业经济而涉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指出了自己独到见解。 本书视野宏阔，运思慎密，在严密的逻辑思维下，建立了较完整的体系，在一些问题上多有独到的见解。……是一部学术佳作，也是一部有现实经济效益的著作。 本书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占有丰富的第一资料，并对前人研究的成果有全面了解。在此基础上，对唐宋茶业经济的各个方面做了全方位的剖析，提出了众多可喜的新见，堪称一部佳作。

序 李 埏
前言
第一章 唐宋茶叶生产的发展
第一节 茶叶生产发展的条件
第二节 茶叶生产的形态
第三节 茶叶生产技术
第四节 茶叶产地与产量
第二章 唐宋茶叶商品流通
第一节 茶叶市场网络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节 茶叶市场的主体和客体
第三节 茶商资本
第三章 唐宋茶叶消费
第一节 茶叶消费概况
第二节 茶叶消费的主体
第三节 影响茶叶消费的诸因素
第四章 唐宋时期的茶法
第一节 唐代榷茶
第二节 北宋前期东南地区的茶法
结语：茶业经济与唐宋社会
主要参考文献
后 记

书摘
商品经济的发展削弱了农民与地主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唐代以前的贱民身份亦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据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研究，唐代的贱民阶层奴婢和部曲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步获得解放，到宋代则废除了贱民的法律。与之相应的是徭役劳动削逐渐废止，佃农制则不断发达。有学者对晚唐时的农书《四时纂要》和唐以前的《四民月令》、《齐民要术》作了比较研究，发现中晚唐的剥削方式似已转变为以地租和雇工为主。无疑，贱民身份的变化扩大了佃农及雇工的队伍。
茶叶是南方重要的经济作物，发展茶叶生产需要大批劳动力，而丧失了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农民，也在茶业这个新兴的产业中找到了谋生的手段。他们或佃食茶园，或受雇于茶园主。宫崎市定指出唐后期乃至五代，由于茶叶等资源的开发造成经济的繁荣，吸收了大量劳动力。茶叶产区也往往是贫民集中区。如宋代安丰车(今安徽省寿县)固有打柴、烧炭、割漆、采茶之利，大量饥民便聚集在那里。当然，在唐宋时期也存在许多自耕农，他们亦可依靠自身山量经营茶园。大量南方农户专门从事茶叶生产，说明当时社会劳动力资源已能满足茶叶等经济作物的专门化生产。
在农业生产中，劳动力与上地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对食物的巨大需求以及农业生产效率的极度低落，迫使低收入国家把大部分劳动力和上地资源用于农业。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60—8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这里的农业生产主要指以粮食生产为主，大抵不会是错误的理解。大量人口从事粮食生产，使经济作物的专门化生产得不到足够的劳动力供应，在我国唐宋以前的社会中便是如此。而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尤其是传统的农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此，美国学者约翰·梅尔有精辟的论述：“土地和劳动力是传统农业的主要投入物，而劳动力又是在传统农业结构内增加生产的首要工具。在现有的土地和资本资源条件下，通过育苗管理、水利利用、除草和收获等农事活动中使用更多的劳动力就可直接增加生产量，也可通过使用劳动力进行土地开垦、水井挖掘、农田整治等增加产量。在向动态农业转化的初始阶段，劳动力也是首要的因素，因为很多技术革新需要增加劳动力。同样，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劳动力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农业生产要素。”唐宋时期，人口增长迅速，我们已有论述。我们再以宋代为例，看一下当时人口的阶级构成。据漆侠先生研究，自宋仁宗天圣初年至神宗熙宁五年客户比数由37．9％下降到30．4％，此后又逐年回升，至宋高宗绍兴四年升至36．15％。在主户中，由第四、第五等户构成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在宋代总户口中的比重极大，在北宋时，约占总户数的43．3—58．5％之间，取其中数则在50％左右。客户，第四、五等户及第三等户中的富裕农民约占总户数85％以上，若算进手工匠人和作坊主、一般中小商人，比数可达93％或94％。由第一、二等户及第三等户中的一小部分组成为地主阶级，加上大商人和高利贷者，约占总户数的6％或7％。由此可见，“宋初百年以来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主要地是具有生产力的劳动人口的增长：这是宋代人口同时也是封建社会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特点。”

入唐以后，我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方经济力量增强，为茶叶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陷代已开通的大运河，使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较为便利，南方饮茶之风北传，北方地区的人们开始喜欢饮茶啜茗，甚至影响及于塞外少数民族，他们也逐渐嗜茶。北方的茶叶市场遂逐渐形成并不断扩展，这就加速了茶叶商品化过程，南方农户开始广泛种植茶树。由于茶叶是古代社会中重要的经济作物，从事茶叶生产的农户与种植稻麦的农产不同，他们是从事以出卖茶叶为目的的生产，而不仅仅是出售多余的产品，因此，这类农户已兼具商品生产者的功能了。
唐代中期以后，南方广大农户充分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大量栽培茶树。因为茶树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农谚中有“一个茶芽七粒米”之说。并且茶树是多年生作物，生长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只要栽培采摘得当，经济效益年限可达五六十年甚至更长，“千茶万桐，一世不穷”，对改变农民经济状况极为有利。南方地区多丘陵山地，农户可以在房前屋后、丘陵坡
地广泛栽种。高山丘陵地带，不宜栽种稻麦，却是理想的茶叶产地。“高山多雾出名茶”、“平地有好花，高山有好茶”，由于高山丘陵之地云雾弥漫，自然条件好，所产茶叶质量优，价高利厚，因而南方广泛种植茶树。文献中多有“茶山”出现，甚至诗人也把茶山作为抒情描述的对象。如李嘉祐在《送陆士伦宰义兴》中云：“浅疏通野寺，绿茗盖春山”；杜牧在《题茶
山》中赞美了宜兴的茶山：“山实东吴秀，茶称瑞草魁”；郑谷则吟出了“夜船归草市，春步上茶山”的诗句。唐宋文献中取材茶山者甚多，据朱自振统计，仅《全唐诗》中即有700多条关于茶事的诗句，其中属于唐代早期的占1％左右，唐代中期的占45％左右。反映出自唐代中叶以降南方农产开始大规模的从事茶叶生产。由于茶叶的市场价格远远高于粮食作物，从事茶叶生产比种稻植麦更为有利可图，许多农户便把用于粮食生产的部分资源转移到茶叶生产上，茶叶生产成为一部分农户的重要副业。于是，唐宋时期，由方地区出现了众多兼营茶业的农户。他们在种植粮食作物的同时兼种茶树制茶投放市场以完纳赋役，补贴家用，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唐时，“益昌民多即山树茶，利私自入”，大约就是以茶叶生产作为副业。宋代兼营茶业的农户数量更多。范成大诗云：“背上儿眠上山去，采桑已闲当采茶”，指的即是兼营茶业的农户，在采桑养蚕的的农闲之际采摘茶叶加工制造。另《续资治通鉴长编》云：“又有百姓输税者，亦折为茶，谓之折税茶，”太平兴国八年，宋政府因许多民间旧茶园荒废，特规定：“当以茶代税而无茶者，许输他物。”显然，交纳“折税茶”和“以茶代税”的农户与“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的茶园户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兼营茶叶生产的农户当无疑义。正因如此，宋政府不断调整赋税政策，以适应兼营茶业农户的生产实际，规定可以用茶叶折税，这是有利于茶叶生产发展的。兼营茶叶生产的不仅有个体小农，也有部分地主。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在庐山附近建有茶园；唐人李翱曾记载地主王野人“植茶成园，犁田三十亩以供食”，是一个既有粮食生产又有桑蚕生产同时兼营茶业的地主。兼营茶叶生产的农户其茶叶产量不会很多，但集腋成裘，聚积起来的数量是很大的。

与茶叶产地密切相关的是茶叶产量，因为茶叶产地的扩展也就意味着茶叶总产量的增加。同时随着人们植茶经验的积累、生产技术的提高，茶叶的单位面积产量也在增加，由于缺乏准
确的统计资料，要弄清唐宋茶叶产量是十分困难的。可贵的是已有学者对之作了开拓性的研究，现拟再作进一步探讨。
首先，我们考察晚唐时期茶叶的亩产量。据王洪军推算，当时茶叶亩产约合今143市斤，而周荔的推算结果与此不同，合今182．7斤／亩。两位学者据《四时纂要》的同一记载；“三年后每科收茶八两，每亩计二百四十科，计收茶一百二十斤。”为什么推算结果不一致呢?王洪军的143斤／亩并没有完全换算成今制，即l唐亩生产143斤茶叶。周荔先生是按1唐宋亩=0.788市亩，1唐斤=1.2市的标准推算的。按，唐宋1斤约合今1．1936市斤，唐代l亩约合今
0.783市亩，那么，亩产量应是120×1.1936÷0.783=182.9斤/亩。目的我国茶园亩产一般为100斤／亩，晚唐时种植三年后的茶叶亩产达180多斤，疑是鲜茶产量。若是干茶则亩产当为45．7斤，。三年之后，亩产量会有较大的增长，而宋代亩产茶量当又高于晚唐。
张泽咸先生认为唐代每年的产茶量现在无从查考。尽管我们无从知道唐代总的茶产量，但通过唐代文献的记载，仍可以窥知唐代茶叶产量的一鳞半爪。《封氏闻见记》云：“其茶自江
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唐人杨华列举了当时许多名茶及其销售地区，其中蜀茶“自谷雨已后，岁取数百万斤，散落东西”；衡州茶“岁取十万”；蒙顶茶“不数十年，遂斯安草市，岁取千万斤”，由此足见唐代茶叶总产量是不小的。
唐亡后，我国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尽管缺乏安定统一的大环境，茶叶的牛产和贸易仍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指出，这一时期，茶叶生产和贸易获得了较大发展：
“最令人瞩目的，是蜀及江南地方制茶业的发达。茶作为中国特殊商品，长期博得世界名声，而它的生产，实际是在五代分裂期间获得确实稳固的经济基础。”事实上，南方各政权的确十分重视茶业的作用。据有湖南之地的马殷除了用茶茗修贡以搞好同邻国的关系外，还大力发展茶叶生产以增强经济实力：“用自京师至襄、唐、郢、复等州，置邸务以卖茶，其利十倍。……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岁人万计，由是地力大完。”南唐亦用茶叶解决经济困难：“以茶盐强民而征其粟帛，谓之博征”，因茶叶总产量提高，茶叶贸易繁荣，征收茶税成为各封建政权的重要收入。后梁末帝龙德初年，盐铁转运使敬翔“奏请于雍州、河阳、徐州三处重置场院税茶”得到了批准。五代十国的茶产量同样无从查考，但应比唐代又有较大提高。

因为赊卖赊买盛行，宋代围绕着赊卖而产生的许多矛盾和经济纠纷亦错综复杂，在茶叶的赊买赊卖中此类问题更是层出不穷。作为赊卖者，为获得更多商业利润，有时以大大高于一般市价进行赊卖，且多赊与“浮浪与卑幼”之人；而赊买者拖欠、赖账的情况也很多。宣和三年二月二十三日的诏书云：“访闻：诸路州县奸猾之人，赊买客人茶盐，并不依约归还，致客人经官理索，旋置草簿，虚写人户姓名、欠钱数目，在铺全家走闪。官吏启幸凭据虚写文薄，勾追监理，搔扰良民，失陷客人钱本，有害茶盐大法，可令逐路提举官严切觉察，今后有犯，并其案申尚书省，当议重行编配。“因为赊买茶盐赖账不还给正常的市场贸易带来严重不良影响，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并采取一些相应措施以杜绝此类事件发生。孝宗淳熙十一年七月，针对不肖子弟瞒着父母赊茶贩卖亏本后又令父母破产偿还的情况，政府特下诏云：“令今后应赊买客人茶，其人见有父母、兄长并要同共书押文契，即仰监勒牙保均摊偿还。其余买盐货之人亦一体施行。”光宗绍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赦文云：“在法违欠茶盐钱物，止合估欠人并牙保人物产折还，即无监系亲戚填还、及妻已改嫁尚行追理之文。昨令户都申严行下，许人户越诉。访闻人户负客旅及店铺价钱缘系榷货，有已经估籍家产偿还不足，依旧监系牙保等，牵联不已，可并令除放，毋致违戾。”对赊买茶盐违约不还的行为，政府是严厉打击的。随着经济生活中许多新问题的出现，宋政府在经济立法方面也做了一些探索，对民间赊买赊卖尤其是茶盐的赊买赊卖有一套比较完备的立法，以打击赊买者的诈骗违约行为，保护赊卖者的正当权益，同时亦对赊卖者加以约束。这对商业信用的正常进行和发展是有益的，也有利于茶叶商品流通和茶叶贸易的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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