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

本书从李鸿章的早年落拓，写到他参加镇压太平军、甲午海战，创办洋务运动，周旋于世界外交舞台直至死去的一生。 　　李鸿章从镇压太平天国发迹，创办洋务运动他的声望达到顶点。在甲午海战中他苦心经营的海陆军全军覆没。梁启超深刻地分析了李鸿章在甲午海战中的种种失误。指出即使没有这些失误，李鸿章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因为世界的竞争是国民智力和创造力的竞争。彼时日本各国已经开化。民众在世界眼光和参政热情上已经大大领先，而满清政府仍然禁锢民智民力，失败也就难免了。 　　洋务运动的失败宣告了李鸿章创办的官督商办的官僚资本主义必然失败的命运。官僚既不懂工商业的技术和管理，反而把它当作渔利的工具，不仅企业没有效率，更压制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限制了他们的参与热情，窒息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 　　作者把李鸿章同古今中外要人霍光、诸葛亮，秦桧，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伊藤博文等做了对比，指出李鸿章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能够忍辱负重，但是他没有长远的眼光，不知道为后世立百年大计，仅满足于修修补补。不懂得现代民主政治的特点和国民的地位、国民在现代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因此在现代国际竞争中处处落于下风。处处受制。总之他的失败也就是晚清政府的失败，是晚清政府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必然结局。 　　最后作者忧虑地说，在晚清政府中李鸿章是最具有世界眼光、最有能力和品格的一个人，尚且不能避免失败的命运。今后内忧外患的风潮。将要比李鸿章时代还要严重数倍，但要想再找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人，也几乎不可能了。想到中国未来的前途，不禁毛骨悚然，不知道最终是什么局面。

梁启超（1873一1929），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著有《饮冰室合集》，代表作有《李鸿章传》、《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

雾满拦江，传统文化研究者，著名作家，实战派企业管理研究专家　已出版著作《推背图中的历史》《烧饼歌中的历史》等在《当代》、《十月》、《今古传奇》等杂志发表小说百万余言，代表作品有《黄泉客》、《兽兵》、《兵变玄武门》等。

重读《李鸿章传》／1
李鸿章传(白话文)
序例／003
第一章 绪论／005
第二章 李鸿章所处的历史位置／011
第三章 李鸿章未发达以前及当时中国的形势／019
第四章 军事家李鸿章(上)／027
第五章 军事家李鸿章(下)／049
第六章 洋务运动时期的李鸿章／059
第七章 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李鸿章／071
第八章 外交家李鸿章(上)／085
第九章 外交家李鸿章(下)／097
第十章 赋闲时期的李鸿章门／111
第十一章 李鸿章的末路／131
第十二章 结论／147

有关中国封建社会之定义及分期，学界历来众说不一。中国秦代以后形成的封建主义，与马克思看到的西欧封建主义是不同的，西欧的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分散的贵族领主制基础上的，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则是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帝制，形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西欧有地方自治的历史传统，像英国《大宪章》就是贵族联合起来限制王权、改革法律和司法的范例，由此也在一定范围内确立了平民享有的政治权利与自由，保障了教会不受国王的控制。而中国则没有这样的历史传统，中央集权的帝王专制形成之后，皇帝口含天宪，权力不受制约，专制垄断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时至今日，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依然任重道远。四部族政权之私心
李鸿章是当时内外公认的中国权臣，他的权力到底有多大？作者曾举李氏与俾斯麦的对话为例，诠释晚清中国的权力结构及李在其中的位置。李鸿章环游欧洲，曾问德国前首相俾斯麦：“一个做大臣的人，想要给国家尽力办事，但满朝官员与之意见不合，群起牵制掣肘，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实现自己的主张，有什么办法呢？”俾斯麦回答说：“最重要的是得到皇帝的支持，得到支持就能独揽大权，还有什么事办不了？”李鸿章说：“比如现在有一个大臣，他的君主无论谁的话都听，君主身边那些大臣侍从，经常狐假虎威，借君主的名义干涉大事。处于这种境况该怎么办呢？”俾斯麦想了很久才说：“既然做了大臣，以至诚忧国，想来没有不深获君心的，惟独与妇人小孩共事，就很无奈了。”
梁启超详析了清王朝任用满汉大臣的亲疏之别，认为满清以几十万外来民族统治上亿原住民，难免存在门户之见，“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员无权臣”，“自咸丰以前，将相要职，汉人从无居之者（将帅间有一二，则汉军旗人也）”。清廷后来擢用曾国藩、胡林翼等汉员，实因洪杨难起，政权有倾覆之危，时势使然，不得已而为之，但并不信任他们。曾国藩“自金陵克捷以后，战战兢兢，若芒在背。以曾之学养深到，犹且如是，况李鸿章之自信力犹不及曾者乎？”
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来，虽然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并沿袭其政治制度，但政治权力的内圈仍为亲贵觉罗，世代靠钱米俸禄吃饭的八旗子弟则是其外围，形成了一个靠族群血缘维系的特殊利益集团。二百余年岁月的消磨，令这个“弓马得天下”的民族活力尽失，同光以来汉臣的崛起及由其主导的改革，不断触发他们对统治特权及既得利益的疑虑和危机感。
钱穆先生认为清代“可以说是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以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族政权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能掌握整个政权的。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在这一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
余英时先生指出：清王朝为“少数民族的一族专政”（或日“族天下”），并有着八旗制度这种严密的组织系统。他认为戊戌变法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围绕着戊戌变法的激烈政争决不可单纯地理解为改革与守旧之争。最重要的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本能地感觉到，决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于被统治的汉人之手。开国会、立宪法则必然导致满人不再能控制政权，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便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他征引梁启超的记述，指出“当时最有力的反对口号便是御史文悌所上长折中‘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句话”。
由是观察，满清王朝不仅承袭了汉族历代王朝制度之积淀，更兼有狭隘自私的部族政权特性，前期虽经历过康乾盛世的辉煌，但一旦与挟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文明碰撞，其格局器量顿时捉襟见肘。对外既无力保中国，对内岂能保大清？这种部族政权的私心，越到危殆时刻越患得患失，越发认定只有自己的子弟靠得住。辛亥革命前夕组成以满清贵胄为主的“皇族内阁”，即是私心与法术的回光返照，令立宪派乃至北洋将士率与朝廷离心离德。武汉首义枪声一响，满朝亲贵束手无策，拱手让汉族权臣袁世凯坐收渔人之利。
多年来，影视传媒一直致力于制造大清专制王朝的盛世神话，已属咄咄怪事；近年更有学者罔顾历史，将清王朝吹捧成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权，更是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