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 彷徨

《呐喊》：《呐喊》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写于1918——1922年“五·四”运动前后，鲁迅说他“呐喊”几声，目的在于慰藉那些斗争中“奔驰的猛士”，使他们勇敢直前。作者创作《呐喊》的目的是：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勇士，使他不悼于前驱。 《彷徨》写于“五·四”运动后新文化阵营分化的时期。原来参加过新文化运动的人，“有的退隐，有的高升，有的前进”，鲁迅当时象布不成阵的游勇那样“孤独”和“彷徨”。《彷徨》表现了他在这一时期在革命征途上探索的心情。

贾平凹（其中凹读wā），中国当代作家。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西安市人大代表、西安市作家协会主席。 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的主要作品有：《商州初录》《浮躁》《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天狗》《黑氏》《美穴地》《怀念狼》《病相报告》等。曾获得全国文学奖三次，并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那文学奖和法兰西文学艺术荣誉奖。其作品以英、法、德、俄、日、韩、越等文字翻译出版了二十余种版本。长篇小说《秦腔》获2008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自序
一件小事
狂入日记
鸭的喜剧
端午节
故乡
孔乙己
药
阿Q正传
兔和猫
社戏
风波
头发的故事
明天
白光
祝福
在酒楼上
幸福的家庭
肥皂
长明灯
示八人
高老夫子
孤独者
伤逝
弟兄
离婚

一件小事
【赏析】
从篇幅来讲，《一件小事》只能算是一篇小小说，而且也不像一般小说那样，人物、环境、故事情节一应俱全。它情节比较单一，语言也很朴实，手法也只是很简单的对比。粗读起来，似乎只有即兴挥洒的议论抒情，但是仔细品读之下，就会发现：在这一千余字里，所包含的情感和“我”对灵魂的拷问历程却极为深刻，可以说是精准剖析一个人灵魂深处感悟人生奥秘的手术刀。
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作者在写作本文时改变了其一向隐晦的写法，以直抒胸臆的方式，把“我”的“皮袍下的小”赤裸裸地剥露给世人看，这也更有力地拨动了人们的心弦，使人们产生强烈的共鸣。固然，小说中的“我”反映了作者的某些思想，如谴责军阀统治、严于解剖自己等，“我”的心理活动可以说是贯穿全文的。但是，这个“我”并不完全等同于当时的作者，没必要进行更深的挖掘，也不必将其上升到“作者因之发生思想嬗变”的高度来看待。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问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
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几乎遇不见人，好容易才雇定了一辆人力车，教他拉到s门去。不一会，北风小了，路上浮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车夫也跑得更快。刚近S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了。
跌倒的是一个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伊从马路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斤斗，跌到头破血出了。
伊伏在地上；车夫便也立住脚。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
我便对他说，“没有什么的。走你的罢，！”
车夫毫不理会，——或者并没有听到，——却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搀着臂膊立定，问伊说：
“您怎么啦？”
“我摔坏了。”
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
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①来。
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
巡警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罢，他不能拉你了。”
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
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走着，一面想，几乎不敢想到我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
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
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日诗云”②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一九二○年七月。
狂人日记①
【赏析】
鲁迅先生之所以要借狂人（疯子）之口来抨击那个“人吃人”的社会，便正如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所说：
“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也早借了《查拉图斯特拉》苏鲁支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
的确，如同尼采在《瞧，这个人》的自传书写中所言——他自己同时能够以健康人看病人，以病人看健康人，所以才可能有着双重眼光——酒神的眼睛，这个眼睛构成了尼采这个“狂人”书写的基本笔法——这是对看本身的反观：“从病人的角度去看较为健全的概念，反过来，从丰富生命的充盈和自信来俯视颓废本能的隐蔽活动——这就是我经受的为时最长的训练，即独到的经验，假如说我在某个方面有所专长的话。”——这是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能力的最为直接的说明！当然，在尼采思想早期，已经有了文化医生的思想，一直贯穿在他对苏格拉底以来生命颓废的整个分析。
正如嵇康的醉，李白的醒，到底谁是醒着的，谁是醉着的，谁是疯狂的，谁是健康的？
不然，谁能说“虽千万人，吾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