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的历险

《辩证法的历险》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出版于1955年的巴黎，是梅洛—庞蒂在那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 本书中，梅洛—庞蒂不仅首次采用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提法，并且以韦伯式的自由主义立场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与辩证法的意义。为此，他先后考察了辩证法在卢卡奇、列宁、托洛茨基、萨特等不同思想语境中的历险与命运。 《辩证法的历险》借助对共产主义政治的哲学反思，深刻地表达了梅洛—庞蒂关于社会、历史问题的持久思考，亦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自由的历险”。

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u-Ponty，1908—1961)，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他在存在主义盛行年代与萨特齐名，是法国存在主义的杰出代表，也是法国现象学运动的奠基人之一。

序

第一章 知性的危机
第二章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第三章 《真理报》
第四章 行动中的辩证法
第五章 萨特与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

跋
译后记

第一章　知性的危机

马克斯·韦伯对自由和真理有着最苛刻又最多疑的感情。但他也知道，它们只在特定的文化中、借助特定的历史选择才显现出来；它们在这些文化中始终是不能完全实现的；它们不能消除它们由之而来的那个混乱的世界；它们因此并不拥有神圣的权利；除了它们实际地提供给人们的辩护（justification）之外，它们没有其他的辩护，除了那些在斗争中（在这场斗争中，它们原则上也是处于劣势的，因为它们不能利用所有可资利用的手段）已经获得的名义外，它们也没有其他的名义。真理和自由是不同于斗争的另一种秩序，但如果没有斗争，它们也不能维持下去。对它们来说，承认其对手的合法性和对抗它们是同等重要的。由于仍然忠诚于探究精神，忠诚于知识，韦伯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自由主义是全新的，因为它承认真理始终为阴影留有余地，它不能穷尽过去的实在，更不能穷尽当前的实在；历史是暴力的天然场所。它不像以前的自由主义那样，天真地把自己看作是事物的规律，它坚持通过一种尚未预先规定其规律的历史而成为这一规律。
韦伯不是革命者。他确实偶然写过这样的话：马克思主义是“理想类型之建构的最重要例子”，所有那些使用马克思的那些概念的人都知道它们是多么地富有成效，只要他们把马克思描述为力量的内容看作是意义就行了。但是，对韦伯来说，这种调换是既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能与马克思主义实践相兼容的。作为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借助于经济学的因果说明，在它的革命实践中，韦伯从来就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的基本选择的出现。由此可以看出（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个伟大的精灵是作为一个外省的德国资本家在评判那些革命运动（他是1918年以后的德国革命运动的见证者）。慕尼黑暴乱曾把他最会说教的学生摆到了革命政府的首脑位置上（在学生面临镇压之际，韦伯在法庭面前为他辩护说，“上帝在其盛怒中使他成为了政治人物。”①）。韦伯只停留在这些微不足道的真实事件中，他从来没有在1917年以后的革命中瞥见一种新的历史意义。他反对革命，因为革命对他来说不是革命，也就是说，不是对于历史整体的创造。他把革命主要描述成一种军事独裁，至于其余的，则是妆扮成政治人物的知识分子的一场狂欢舞会。
韦伯是自由主义者。但我们在一开始时就说过，他有别于旧的自由主义。雷蒙·阿隆说过，他的政治，就像阿兰的政治一样，是一种“知性政治”。只不过，从阿兰到韦伯，知性已经学会了怀疑自己。阿兰推荐的是一种稍许简易的政治：每天只做公正的事，而不操心其后果。每当人们处于I临界情景时，这种智慧总是沉默无声，知性因此仍与它的原则相悖，有时是激进的，有时是顺从的。韦伯自己清楚地知道，知性只是在某些临界点之间才能自如地起作用。他有意识地赋予知性这一任务：把历史维持在历史摆脱了二律背反的区域之内。他不对知性提出一个孤立的要求。在一种我们并不能确保其最终具有合理性的历史中，那个选择了真理和自由的人并不能证明做出其他选择的人们是荒诞的，甚至他也不能自嘘他已经“超越了”他们。“一个领略过知识之树的文化时代的命运就在于知道，我们不可能通过完整地研究世界事件之如其所是来破译它的意义，相反，我们必须自己创造出世界事件，对世界的洞见从来都不可能来自对事实的认识，因此，那些强烈感动我们的最崇高的理想从来都只是在与其他的理想（它们对于其他人来说是神圣的，正如我们的理想对于我们来说是神圣的一样）的战斗中才具有价值。”①
韦伯的自由主义并没有假设一种政治的九霄云外，也没有把民主制度的形式领域奉为绝对，他承认所有的政治都是暴力的，甚至民主政治也以其自身的方式归属于暴力。他的自由主义是好斗的（甚至让人感到不舒服），英雄主义的。这就是说，他承认他的对手的权利，他不同意去仇恨他们，他不会逃避与他们的会面，为了说服他们，他只考虑他们自身的矛盾，只考虑用以反驳他们的争论。对于他所拒绝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平主义，他不想把它们置于不受法律保护之列，他没有放弃去理解它们。在帝国时期，他持反对潜水艇战争和支持一种白色和平的立场，但他宣称自己与那些杀死进入但泽的第一批波兰人的爱国主义者休戚与共。他反对左派的和平主义者（他们让德国独自对一战负责，并事先宽恕了外国人的占领），因为他认为对这种自咎的滥用会为明天酝酿一种猛烈的民族主义。但他又出庭支持他在和平主义宣传中受到牵连的学生们。尽管他不相信革命，他还是表达了他对李卜克内西（Liebknecht）①和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②的敬意。他在大学内部反对政治上的歧视。他说，也许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会让一位学者准备去考虑历史的某一侧面，如果没有这些观点，这一侧面就会继续受到忽视。尽管他已经小心翼翼地在他的教学中抛开了所有那些可能会服务于某一事业或突出他的人格的东西，他仍然支持教授们的政治参与，只要是在讲坛之外，在用于讨论的一些论著中，在对手可以做出回应的一些公共集会中；只要学术的独白不被偷偷地用于一种宣传……韦伯于是维持着链条的两端。他于是让真理和决断，认识和战斗同时运行。他于是得出结论说，自由从来没有为某一压制挣面子。③
这比一种妥协更好吗？在他的人格之外，他成功地统一力量的意义和自由的意义了吗？除了两者择一的方法外，还有同时满足两者的方法吗？当韦伯想要在这些基础之上建立一个政党时，他是如此轻易地放弃了，他是如此快地退回到了他的研究中，以致人们开始认为他并不是很坚持这个政党，他感觉到有一种不可超越的阻碍在那里，最终说来，一个不玩弄游戏规则的政党只是一个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