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台大四十年

本书系作者对在台湾大学四十年（一九四五一一九八五）教学生涯的回忆录。由于作者“谨守一个原则：无一不是事实，绝无杜撰捏造之事，连‘想当然耳’亦在摒弃之列”，可谓真实性极强。作者以专业之外的另一种笔墨体味台大校园文化，既有台大现代学术体制方面的介绍与剖析，更有对其独特大学校园神韵和人文情趣的追摹与感怀。台大的发展多以民国北大、清华知名学者为班底，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是北大、清华在台湾的移植或延续。其精神沿袭有北大、清华之特质，又早得现代学术之预流，另创台湾学术之新风气。本书的出版，对大陆学人了解台湾大学文化之面目及其现代科学体制之形成，有所助益。

描画胡适、钱思亮、毛子水、李济、傅思年、杨树人等知名教授风采，记述“八仙会”“教联会”“猴会”等知识群体活动，既有对台湾大学学术体制的介绍与剖析，更有对其独特校园神韵和人文情趣的追记与感怀。
光复后的台湾大学发展多以民国北大、清华知名学者为班底，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是百年北大、清华在台湾的移植与延续。其精神沿袭有北大、清华之特质，又较大陆高校更早得现代学术之熏染，而能开创台湾学术之新风气。
当事人的娓娓“闲话”，一部“台大外史”回忆录！
描画胡适、钱思亮、毛子水、李济、傅思年、杨树人等知名教授风采，记述“八仙会”“教联会”“猴会”等知识群体活动，既有对台湾大学学术体制的介绍与剖析，更有对其独特校园神韵和人文情趣的追记与感怀。
光复后的台湾大学发展多以民国北大、清华知名学者为班底，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是百年北大、清华在台湾的移植与延续。其精神沿袭有北大、清华之特质，又较大陆高校更早得现代学术之熏染，而能开创台湾学术之新风气。
　　当事人的娓娓“闲话”，一部“台大外史”回忆录！

叶曙，生于1908年，毕业于日本千叶大学，抗战胜利后由大陆去台湾。曾任台湾大学医学院病理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被誉称“台湾病理学之父”。除专业著作外，另著有《病理三十三年》等回忆性著作、医学人文图书。

自序
初期台大的人与事
我所认识的八位台大校长
值得特别一记的几位台大教授
值得一记的几个联谊会
我所认识的胡适之先生
记以遗体供病理解剖的几位教授
台大多狷介之士
我与四“家”私立医学院的关系
台大教授的待遇
病理科主任卸任以后
台大各院教室巡礼纪实
优秀台大人之另一面
台大师生在学术上的荣誉
命令退休之后
台大病理学研究所四十年之回忆
郭水教授主任任期内所发生的几件值得一记的小事
欣闻陈定尧教授执教三十五年
《宋瑞楼教授荣退纪念文集》序

早在台湾光复的那年（民国卅四年）十一月，我就接到台大首任校长罗宗洛先生的电报，请我担任台大医学院病理学教授，可是当时我身任上海私立东南医学院病理学教授兼教务主任，同时还负责伪中央大学医学院二、三年级学生的甄训教务工作[原来日军接收中央大学之后，利用大部分校舍办了一个陆军医院，保留医学院，照常招生上课，胜利后政府派郭琦元先生——他原来就是东南医学院创办人，并担任院长多年。抗战军兴，真茹的东南医学院校舍为日军炸毁，只剩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的附设医院分院仍照常执行医务，医学院便躲在医院里招生上课。郭校长将院务委托现任几位教授组织一校务维持委员会，继续运行，他本人则从军，随政府后迁。胜利时他已官拜军医少将——接收陆军医院和二、三、四、五、六年级五班医科学生。接收工作浩大复杂，郭先生动员东南医学院几位重要专任教授（陶炽、蒋本沂、李伟、陈兆柱四位教授）一同赴南京接收，而日方军医医务人员中有几位征召来的军医（东京帝大医科二人，千叶医大三人），交谈之下，都是熟人，因此，接收工作顺利完成。五班学生临床方面的四、五、六年级，留在南京陆军医院上课。教授除了前述四位之外，全由东南医学院的临床教授兼任。每周往返京沪一次，倒也办得有声有色。可是前期的二、三年级二班则因师资设备两缺，郭先生便将两班学生送来上海，借用东南医学院附近的震旦大学一部分课堂宿舍，供他们上课、住宿之用。教务工作由我负责，训导工作由教育部派来的宋继元先生负责（宋先生后来也来台任职热带医学研究所及台大医院）]，十一月中旬，正是我忙着为东南的三年级及从南京来的伪中央大学的三年级上课的时候，无法分身前往，但与他约定卅五年暑假应聘赴台。到了卅五年春，消息传来，罗校长与长官公署（当时陈仪任台湾行政长官，台大经费全由长官公署发付）不睦，向教育部辞去台大校长之职，返回前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前清政府于庚子年赔偿八国的“赔款”，通称“庚款”；有的国家全部归还，由我国自行运用，多供派遣赴该国进修留学生之用。日本则由外务省经营，一部分用之于留学生生活补助费，每月七十日元；一部分用之于研究所，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即是“庚款”所办之一，胜利后由中央研究院接收，中研院的植物研究所和生理学、心理学等研究所即设于此）。我得悉罗先生返回植物研究所，七月某日我第二次前往访问，目的无非想自他处明了更多的台大现况与台湾生活情形。谈话正在进行之中，忽然工友来告，台大新任的校长陆志鸿先生来访，当即由罗先生介绍，三人坐下来一谈一小时余。我发觉二位留日前辈（罗先生是日本北海道大学毕业生，并是初期留日获得博士学位的少数留学生之一；陆先生是东京帝大工学部毕业生，任中央大学教授多年），无论学识、谈吐风度，一经接触，皆能令人钦仰。经不起二位的劝说，我立即答应陆先生，在他先走数日之后搭机赴台。那时候沪台之间的交通，海上只有招商局的货轮，空运也只有军用运输机。我于同年八月五日飞抵台北松山机场，下得机来，只见一片空旷，寂静无哗。分明知道会有人来接，但不知哪几位，幸好来接的人中有当时的台大总务长陈达夫先生，他大声呼喊：哪一位是叶曙先生，我便应声而出，与来接的三位先生相见，另两位，一为留任日籍病理学教授薄田先生，一是病理科助教郭阿仑先生。寒暄之后，便把我送到福州街的台大校长官舍。陈达夫先生是最初派来接收台北帝大的八位教授之一，他们便是罗宗洛、沈璿、苏步青、戴运轨、马廷英、陆志鸿、陈振铎、陈达夫诸先生。我到的时候，苏步青先生已返回大陆，那时家眷已来台湾或将来台的计有陈达夫、沈璿、陈振铎、马廷英、于景让五位先生，都已有自己的家，而陆志鸿先生和戴运轨先生两位则住在校长官舍。他们把我也安置于此，于是福州街、牯岭街口的台大校长官舍便成了我们单身来台的教授临时公寓。公寓有一名阿巴桑，专司打扫烧饭洗衣工作，她是台大的工友，工资不必我们负担，每月伙食则由我们三人外加于景让先生公摊，由于先生自愿管账。每天上下班，我们三人之外，还有两位秘书（一位是萧先生，另一位是骆先生）五人搭乘台大校长用车（名牌克莱司勒大型轿车，那时台湾便只有两辆，一辆是日本总督乘用的，另一辆便是台北帝大校长用的这一辆车），于是校长用车便变成我们的交通车。我住在校长官舍一直到留任日籍病理学教授薄田七郎先生于十月间被遣返日本之后，由我接住他的房子（就是现在的铜山街十六号），方才搬出校长官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