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索格

《赫索格》是贝娄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是作为“高级趣味”而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在作家整个创作历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主人公赫索格是一位大学教授，为人敏感、善良，但是现实生活给予他一连串的打击，家庭的婚变，社会的摒弃，使他对世界的现状极端沮丧，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他只能写许多不寄出的信以发泄内心的积郁，诉说个人的见解。他苦闷的中心是在他生活的这个混乱的世界上，找不到赖以生存的立足之地。小说真实地表现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苦闷与迷惘，追求与探索。这也是他涉及社会问题最多的一部小说，内容丰富，寓意深刻，分析精妙，手法多样，是贝娄小说艺术的典范之作。

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美国作家。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拉辛，在蒙特利尔度过童年。1924年，举家迁至美国芝加哥。父亲是从俄国移居来的犹大商人，贝娄是家中四个孩子中最年幼的一个。1933年，贝娄考入芝加哥大学。两年后，转入伊利诺斯州埃文斯顿的西北大学，获得社会学和人类学学士学位。同年，赴麦迪威的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自1938年以来，除当过编辑和记者，并于二次大战期间在海上短期服过役外，他长期在芝加哥等几所大学执教。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和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 　　
　　从1941年到1987年的4O余年间，贝娄共出版了9部长篇小说。早期创作有结构优美的《挂起来的人》（1944）、《受害者）（1947），颇为评论界注目。《奥吉·马奇历险记》（1953）的出版，使他一举成名，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由于他把“丰富多彩的流浪汉小说与当代文化的精妙分析结合在一起”，这部小说成为当代美国文学中描写自我意识和个人自由的典型之作。其后，陆续出版了《雨王亨德森》（1959）、《赫索格》（1964）、赛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洪堡的礼物）（1975）、《系主任的十二月》（1981）、《而今更见伤心死》（1987）、《偷窃》（1989）等。这些作品袒露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从侧面反映了美国当代“丰裕社会”的精神危机。其中《赫索格》成为美国轰动一时的畅销书。此外，贝娄还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且惜今朝》（1956）和《莫斯比的回忆》（1968），剧本《最后的分析》（1965）以及游记《耶路撒冷去来》（1976）、散文集《集腋成裘》（1994）等。

书摘
　　爸爸，一个可怜人，他的笑貌能把小鸟引下枝头，能把鳄鱼引出泥淖。马德琳则不但风姿迷人，而且容貌漂亮，才智超群。她的情夫瓦伦丁·格斯贝奇，虽然粗眉大眼、心狠手毒，但依然有其迷人之处。他下巴宽大，长满一头火红的铜色鬈发(他用不着头皮专家)，装着一条木头假腿，走起路来一高一低，煞是优美，宛如一名在威尼斯运河上撑平底船的船夫。赫索格自己的迷人之处也着实不少，只是他的性功能被马德琳搞垮了。连吸引女人的能力都已消失，还有什么希望恢复正常?正是在这一方面，他感到自己几乎像个尚未康复的病人。
　　在性生活这种玩意儿上争高比低，实在无聊。
　　几年前，由于遇上了马德琳，赫索格替自己的生命史写下了新的一页。马德琳是他从教会里抢出来的——他们认识时，她刚皈依了宗教。为了讨取新婚妻子的欢心，他辞去了一份极为体面的教职，并且动用从他那迷人的父亲那儿继承来的两万元遗产，在马萨诸塞州的路德村买了一幢很大的旧房子。在这环境幽静的伯克夏附近，他还有朋友(瓦伦丁·格斯贝奇夫妇)，按理说，在这儿他本当可以安下心来，写出他《论浪漫主义社会思潮》的第二卷的。
　　赫索格离开学术界，并非因为他在那儿混得不得意。恰恰相反，他的声誉极好，他的论文颇有影响，已被译成法文和德文。他早年那本出版时不大为人注意的书，现在已在多处被列入必读书目，受到年轻史学家的推崇，认为它是新史学的楷模，是“一本使我们深感兴趣的历史”。那就是说，这是一本人世的，根据古为今用的观点来考察过去的史书。和戴西结婚后，他一直过着虽属平凡，但极其体面、安定的助理教授生活。他的第一本书，通过客观的研究，阐明了基督教和浪漫主义的关系。第二本书中，他显得倔强了，野心稍露，立论也较以前大胆。平心而论，他性格上实在有着许多百折不挠的地方。他意志坚强，能言善辩，对历史哲学特别爱好。娶了马德琳，辞了教职(因为她认为他应该如此)，隐居路德村后，他对威胁凶险、极端主义，对异端邪说，对酷刑苛判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才华，“破坏之城”对他特别有吸引力。他曾计划写一部如实总结二十世纪革命运动和群众动乱的历史巨著，观点和法国政治学家托克威尔大同小异，认为人人平等和民主进步不仅会普及于全世界，而且还会永恒持久地发展。
　　但现在，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能再自欺欺人了。他对此开始大加怀疑。他的雄心壮志遭到了严重的挫折。黑格尔给了他不少麻烦。早在十年前，他以为自己就已把黑格尔的协意和文明两个观念弄通了，但现在看来并没有搞对头。他越想越苦恼，越不耐烦，越生气，而就在这时候，他和妻子的关系也非常奇怪地有了变化。马德琳对现状已感到不满。起初，她不想让她的丈夫一辈子做个平平凡凡的教书匠，要他辞职，可是乡居一年后，她改变主意了。她认为自己年轻美貌，聪明能干，而且生气勃勃，善于交际，绝不该在伯克夏这样的穷乡僻壤埋没掉。她决定要读完她的斯拉夫语研究生课程。于是，赫索格便给芝加哥写了谋职的信。他还得给瓦伦丁·格斯贝奇找个工作。瓦伦丁原是个电台广播员，曾在皮茨菲尔德城电台播放唱片音乐节目。马德琳说了，你不能让瓦伦丁和菲比这样的人孤零零地留在这令人伤心的乡下啊。赫索格所以决定去芝加哥，因为他是在那儿长大的，人头熟。果然，他在市区大学找到了教职，瓦伦丁也在闹市区一家调频电台谋到了一份教育指导员的差事。在路德村的房子一用老头子千辛万苦挣得的两万块钱买来的房子一连同图书、英国的骨灰瓷器和新置的家具等等，都一并封了起来，丢给蜘蛛、鼹鼠和田鼠去享用了!
　　赫索格一家就这样搬到中西部来了。但在芝加哥住了大约一年后，马德琳觉得实在合不来，决定要求离婚。赫索格不得不同意。他能有什么办法呢?这件事使他深感痛苦。他爱妻子，更舍不得和小女儿分开，但马德琳坚决不愿再和他保持这种婚姻关系，他只得尊重她的愿望。奴隶制早已消亡了。
　　这第二次的离婚，给赫索格的打击实在太大，他感到自己快要垮了。平日给他们夫妇看病的芝加哥精神病专家埃德维医生，也认为可能他还是去外地走一走的好。于是，他和市区大学校长商量，说一待精神有好转，就会来任教。然后便带着向哥哥瑞拉借来的钱，到欧洲去了。并不是每一个有精神病危险的人都花得起钱去欧洲休养的。大多数人不得不继续工作，每天上班，每天依旧乘地铁。要不就喝喝酒，到电影院干坐着活受罪。赫索格应该感到心满意足了。一个人除非死于横祸，总有一些事值得庆幸的。事实上，赫索格心里的确很感激。
　　他在欧洲也不全闲着。他代表纳拉甘塞基金会在那儿作文化访问，并在哥本哈根、华沙、克拉科夫、柏林、贝尔格莱德、伊斯坦布尔和耶路撒冷作公开演讲。可是第二年三月回到芝加哥时，他的健康状况比十一月去时还要坏。因此他对校长说，他也许还是呆在纽约的好。回到芝加哥后，他并没有去看马德琳。由于他的举止怪僻，她认为对她的威胁太大，因此事先就通过格斯贝奇警告过他，叫他不要走近哈珀街的房子，因为警察已存有他的照片，要是发现他到那个街区，就会逮捕他。
　　赫索格一向不工于心计，所以直到现在他才看清，马德琳为了要摆脱他，事先作了多么周全的准备。在赶走他之前六个星期，她要他以两百元一月的租金，在游艺场附近租了一幢房子。搬进去后，他搭了书架，清理了庭园，修好了汽车房的门，还装了防风窗。仅在她提出离婚前一个星期，她还帮他洗熨了衣服。可是就在他离家那天，她就把他的这些衣服扔进一只纸板箱，然后砰的一声把它抛下地下室的阶梯。她需要让壁橱腾出更多的地方放东西。诸如此类的事发生不少，是悲，是喜，还是残忍凶狠，那完全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婚后直到最后一天，赫索格和马德琳之间的关系，态度都是相当认真的。也就是说，双方都能尊重对方的不同意见、性格爱好和提出的问题，并能协商解决。就拿她向他提出离婚这件事来做例子吧。她态度端正，语气温柔，这是她擅长的一套。她说她已把这件事从各个角度考虑过了，结果不得不承认失败。他们已没法再很好地相处下去。最后她还承认自己也有某些不是之处。当然，赫索格对此不是毫无思想准备，可是他原来还以为他们的关系正在改善哩。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他正在后院安装防风窗。院子里的番茄已经受过入秋以来的第一次霜冻。青草长得又软又密，每当深秋早晨，上面挂着根根蛛丝，煞是好看。露水已浓，久久凝而不散。番茄藤已变黑，颗颗鲜红的番茄绽开裂纹。
　　他看到马德琳出现在楼上的后窗，她正在侍候女儿琼妮睡觉。随后，他听到浴室里的水声。不久，就从厨房门口传来她喊他的声音。湖面吹来一阵风，使赫索格手上的那块窗玻璃也抖索了一下。他小心翼翼地把它靠在走廊的墙上，脱下帆布手套，但没有摘去头上的贝雷帽，好像预感到自己马上要外出旅行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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