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旅人：李叔同传

目录
序言：人间已无李叔同
上篇 人生传奇
第一章 二十文章惊海内
一、津门早年
二、南迁上海
三、天涯五友
四、南洋公学·沪学会
五、母丧·出洋
第二章 曾经欢场色相因
一、杨翠喜
二、李蘋香
三、朱慧百·谢秋云·金娃娃·高翠娥
第三章 “向西洋艺术全面进攻”
一、东京·春柳·茶花女
二、南社与《太平洋报》
三、浙一师
四、弘门二子
第四章 索性做了和尚
一、助缘皈依
二、可敬不可学
三、李息逃禅有叹欷
第五章 孤云野鹤云水僧
一、发愿弘律
二、参礼印光
三、晚晴山房
第六章 一轮圆月耀天心
一、南闽梦影
二、悲欣交集
第七章 弘一遗案
一、近代佛学复兴思潮影响
二、佛学大师的悔忏精神
三、独特的人格际遇
中篇 代表作品
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人生之最后
改过实验谈
律学要略
青年佛徒应注意的四项
佛法十疑略释
清凉歌（五首）
晚晴集
下篇 开放讨论
讨论一：弘一大师的主要佛学思想是什么？
讨论二：弘一大师的文艺思想何以超前？
讨论三：如何评价弘一大师的书法艺术？
后记：深入大师的心灵之旅
参考书目

　　第一章
　　二十文章惊海内
　　一、津门早年
　　如是我闻。1880年10月23日（清光绪六年农历九月二十日），李叔同出生于天津河东陆家竖胡同二号，其地临近地藏庵。一般认为，李叔同祖籍为浙江平湖，祖上为经营盐业，从平湖乍浦迁至津门。先生尝自称“当湖李成蹊”、“当湖惜霜仙史”、“江东少年”等，亦被人称为“当湖名士”。此外，关于李叔同的祖籍还有山西说，但因缺乏有力的资料支持，可信度不高，聊备一格。
　　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1812-1883），字筱楼，1865年中举进士，曾任吏部主事，不久辞官经商，主营盐业和钱庄，遂成津门巨富。李世珍是标准的儒家门徒，饮食起居，均以《论语·乡党》篇为准则，毫不违犯。但他思维活跃，不特理学，乃至阳明心学、禅宗都有涉猎，且颇具工夫。晚年乐善好施，热心公益，设立义塾，创立颇具规模的备济社，专事抚恤贫寒孤寡。每到冬天临近，筱楼公必到乡村探视贫苦人家，根据其家庭人口多寡，施舍衣食。除备济社，还设存育所，冬天收养流浪的乞丐，使其免遭冻馁。筱楼公为行慈善，斥资千万计而毫不吝惜，因此被人们称为“李善人”。另外，他还坚持放生，平生所放鱼鸟不计其数。李叔同出生那天，许多捕卖鱼虾的商贩拥上门来，求筱楼公购买，因人多拥挤不堪，鱼盆里的水盈溢出来，汇成小河。筱楼公晚年得子，高兴之下，悉数买下放生。此后每逢爱子生日，筱楼公必大举放生。
　　筱楼公前后娶有一妻三妾，长子文锦系原配所生，但不幸夭折。次子文熙（字敬甫，后成津冀名医）亦体弱多病，筱楼公担心他也像长子一样早夭，于是又娶了李叔同的生母王氏。李叔同的母亲名叫王风玲，原是丫鬟，据说粗知文字，笃信佛教。李叔同出生时，父亲六十八岁，母亲只有二十岁。
　　传说很多大人物出生时都有异兆，李叔同的出生也不乏传说。据说，在他呱呱坠地时，有一对喜鹊衔着一根树枝飞进屋来，落在床前。这根树枝，到他出家后依然保存完好。在民间迷信中，喜鹊衔枝可谓祥瑞，也似乎蕴含着某种因果。
　　李叔同三岁时，举家搬入与旧居一巷之隔的粮店后街六十二号，新宅广宇四进，有房屋七十余间。宅内有洋书房和一座名为意园的袖珍园林。李叔同日本留学回来后，曾在此短暂居住。
　　到李叔同五岁那年，父亲筱楼公突然腹泻不止，自知寿将不永，于是延请高僧于榻侧诵《金刚经》。五岁的文涛（李叔同乳名）揭开帘子，偷偷窥视。最后，筱楼公安详而殁，如入禅定，享年七十二岁。灵柩留家七日，每日诵经不绝。文涛觉得好玩，便行模仿，此后时常带着侄儿李圣章等一帮小孩，仿效放焰口（佛教仪式，为一种根据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经而举行的施食饿鬼之法事）游戏，而他自己披着床单居上座，扮演大和尚。
　　筱楼公病逝后，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亲为丧事点主。点主身份越高，死者及其家庭的荣耀就越显赫。至于津门李家与合肥李家的交往，传说甚多。一说李鸿章与李世珍为同年进士，一说李鸿章之子李石曾与李世珍次子文熙同为津门另一盐商姚学源家的女婿。总之，两家关系非比寻常。李叔同后来还曾为李鸿章刻过两枚印章：“鸿章之印”和“少荃”。
　　父亲去世后，李叔同也到了上学读书的年龄。他童年和少年所受教育经历，大致情况如下：五岁随母诵习名诗格言，六岁学习家规，七岁从兄文熙开蒙，依次学习《三字经》、《百家姓》、《百孝图》、《返性篇》、《玉历钞传》、《格言联璧》等。文熙对叔同教督甚严，教其待人接物不得越礼。八岁从常云庄读《文选》，“日诵五百，过目不忘”。九岁读《四书》、《诗经》、《孝经》及唐诗，开始从书法家唐静岩先生学习篆刻。十二岁攻《史记》、《汉书》，临《张猛龙》、《张迁碑》、《龙门二十品》等。十六岁入辅仁书院学习新学。十七岁，拜津门名士、诗人、书法家赵幼梅学词，以童生资格入天津县学。少年李叔同才思过人，常提笔千言，纵横满纸，曾因文长纸短纸不敷用，而在一格中写下双行文字，由此，被人戏称“李双行”。同窗友人王吟笙有诗称颂李叔同：“聪明匹冰雪，同侪逊不如。少即嗜金石，古篆书虫鱼。”
　　李叔同七八岁时，有个曾到普陀山出家的王孝廉回到天津老家，居住在无量庵。叔同的大侄媳妇早寡，生活悲苦，常从王孝廉学大悲咒、往生咒等。叔同见而甚喜，常从旁听其唱诵，随即也能背诵。叔同的乳母刘氏，能背诵《名贤集》，经常教其习诵，如“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人贫志短，马瘦毛长”等等。李叔同出家后曾自述“七八岁时，即有无常苦空之感，乳母每诫之，以为非童年所宜。及慈亲早丧，益感无常，悟无我理”（蔡冠洛《戒珠苑一夕谈》）。传说，他十二岁时，已经写下了“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瓦上霜”这样苍凉的诗句。
　　少年李叔同见兄长待人接物，礼仪常随人之贵贱而异，心里颇为不平，遂反其兄之道而行之，遇贫贱者敬之，富贵者轻之。他喜欢养猫，甚至于敬猫如敬人。在东京留学时，给家中写信都不忘询问家里养的猫的近况。
　　十八岁时，李叔同奉母命与茶商之女俞氏结婚。俞氏长叔同二岁，端庄素雅。李叔同属龙，夫人肖虎，李家老保姆曾说他们夫妻是“龙虎斗”的命相，一辈子合不来，虽荒诞无稽，但却不幸言中。两人相处，前后只有七八年的光景，即便如此，李叔同在这七八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学校和社会中度过的。李家大办婚事，文熙拨家产三十万元供叔同家用。婚后，李叔同买了一架德国钢琴，开始学习车尔尼的《钢琴初步教程》和拜厄的《钢琴基本教材》。
　　总的说来，李叔同在天津的早年生活富贵殷实、风平浪静，使他得以打下良好的教育基础。
　　二、南迁上海
　　1898年6月，光绪帝从康有为、梁启超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行变法维新之议，史称戊戌变法。当时在辅仁书院读书的李叔同已受新学影响，亦认为“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自存”，对维新运动发自内心拥护，并传曾刻有“南海康君是吾师”的印章。然而，维新百日即告破灭，谭嗣同等六君子弃市。此后不久，李叔同奉母携妻南下，定居上海。
　　关于李叔同离津赴沪的原因，坊间传说多称其为康梁余党避祸而走，“北方事已无可为”。此说并不确切，没有资料显示李叔同与康梁二人有什么直接或间接的交往。李叔同次子李端在《家事琐记》中提供的另外一种说法，似更合情理：“据我家的老保姆王妈说，我父亲当时的南下，是想从此脱离开天津这个大家庭，去南方扎根立业。因当时我们家资富有，上海也有我家钱铺的柜房，可照顾我们一家的生活”。不难猜测，丈夫去世后，李叔同母亲在大家庭里的地位难免比较尴尬。儿子既已结婚，遂有自立门户的想法，这十分正常。加之时局动荡，南迁也很自然。
　　李家在沪上申生裕钱庄设有柜房，这成为李叔同母子在沪生活的经济来源。初到上海，李叔同改名李漱筒，全家赁屋居住于法租界卜邻里（今金陵路附近）。李叔同一生所用名字甚多，据他在俗时的弟子刘质平考证，足有二百多个。除叔同、文涛之外，比较常用的俗家用名还有成蹊、李息、李哀等。个中涵义，颇值得玩味。
　　十里洋场，春风沪上。当其时，上海领风气之先，名流汇聚，卧虎藏龙。李叔同到上海后如鱼得水，很快便融入了当地文化圈，自此展开绚烂的文艺生活图卷。
　　三、天涯五友
　　1897年秋，宝山名士袁希濂（？-1950）组织发起城南文社，旨在切磋诗词文章技艺。文社每月活动一次，活动地点设在诗人许幻园（1878-1929）位于沪南青龙桥的城南草堂。1898年底，李叔同首次参加城南文社会课，便以“写作俱佳”名列第一。
　　许幻园非常爱慕李叔同的才华，第二年春天，他盛情邀请李叔同携全家搬入城南草堂同住，并为其住所题名“李庐”。同年二月，李叔同作《二十自述诗》序云：
　　堕地苦晚，又撄尘劳。木替花荣，驹隙一瞬。俯仰之间，岁已弱冠。回思曩事，恍如昨晨。欣戚无端，抑郁谁语？爰托毫素，取志遗踪。旅邸寒灯，光仅如豆，成之一夕，不事雕。言属心声，乃多哀怨。江关庾信，花鸟徐陵。为溯前贤，益增惭！凡属知我，庶几谅予。
　　庚子正月
　　李叔同在城南草堂期间写作并编印了《李庐诗钟》和《辛丑北征泪墨》两本诗集，迅速成为沪上文坛的一颗新星。
　　当时经常参加城南草堂聚会的除袁希濂、许幻园、李叔同三人外，还有江湾儒医蔡小香、江阴名士张小楼。他们五人年龄相仿，志趣相投，遂结为金兰之谊，并合影留念。合影照片上，李叔同以幼名“成蹊”题写“天涯五友图”字样。天涯五友由此名焉。此外，李叔同还与袁希濂、许幻园等组织上海书画公会，并因此结识乌目山僧宗仰上人、上海名画家任伯年、朱梦庐、高邕等。上海书画公会每周出版《书画公会报》一期，是上海最早的书画报纸。《书画公会报》共连续出刊四十多期，在上海书画界影响巨大。
　　许幻园的夫人宋贞宋梦仙是一位才女，写有《天涯五友图诗》五首，其中咏李叔同道：“李也文名大如斗，等身著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
　　李叔同有《和宋贞题城南草堂图原韵》一首存世：
　　门外风花各自春，空中楼阁画中身。
　　而今得结烟霞客，休管人生幻与真。
　　宋梦仙与李叔同的母亲相处甚好，李叔同直以大姊称呼。宋梦仙病逝后，许幻园将其遗作以《天籁阁四种》出版，李叔同时任《太平洋报》编辑，为此刊发广告，向读者介绍。
　　当时城南草堂附近还属于郊区，小桥流水，草木扶疏，一派田园风光。曲水流觞，雅集酬唱。在李叔同的笔下，那段时光宁静而充满诗意：
　　城南小住，情适闲居赋。文采风流合倾慕，闭户著书自足。阳春常驻山家，金樽酒进胡麻。篱畔菊花未老，岭头又放梅花。（《清平乐·赠许幻园》）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两年后，李叔同入南洋公学，张小楼赴扬州东文学堂任教，袁希濂进广方言馆就读，许幻园纳粟出仕，蔡小香忙于医务，天涯五友渐渐知交零落。1914年，李叔同重访城南草堂，但见楼台荒芜，旧日风光不复。宋贞已经病逝三年，许幻园请他在亡妻画作上题词。李叔同回忆起昔日家庭之乐、唱和之雅，恍如隔世，“恸逝者之不作，悲生者之多艰，聊赋短什，以志哀思”。1926年夏，弘一法师再度造访城南草堂，草堂已经易主，成为一处僧人道场。许幻园老态龙钟，靠给人抄书勉强度日，两人见面，好不唏嘘怅惘。又过一年，在江湾丰子恺家中聚会时，五友中的蔡小香已经去世。至1929年冬，弘一法师于夏丏尊家遇袁希濂，许幻园也已离世。
　　“天涯五友”之中，袁希濂最为年长。他是曾任民国教育部次长的袁希涛的弟弟，世人将他与其兄希洛、希涛合称“宝山三袁”。袁希濂早李叔同一年赴日留学，在东京法政大学攻读法律，1911年回国后任职于天津法院。袁希濂的任职地常常与李叔同的行迹暗合，李叔同出家次年，他由杭州调任武昌，临行前与李叔同话别。李叔同劝袁读《安士全书》，并说他前世是佛。袁希濂听信其言，开始亲近佛法。1926年，于丹阳任内，读《安士全书》恍然大悟。1927年致仕，遂皈依印光大师，后又从持松法师修习密宗。寓居上海的犹太大富翁哈同病重之时，专请袁希濂放焰口，可见其影响和功力。日军侵占上海后，仰其德望，邀他担任上海市市长，被其婉拒。1950年，袁希濂逝于苏州，荼毗（梵语，本为燃烧之意，通常指焚烧遗体，即所谓火葬）后遗骨色白如珂雪，顶脑骨作莲瓣状，见者无不赞叹称奇。张小楼江湾聚会不久也皈依佛门，专修密宗。他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李公朴的岳丈，膝下无子，唯有一女，视女婿如己出。李公朴被杀害后，张小楼悲恸而死。天涯五友自此烟消云散。
　　四、南洋公学·沪学会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惨败，朝野震惊，要求变法求新的呼声高涨。同年，盛宣怀奏设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于天津，次年奏设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于上海。1897年8月，曾授翰林院编修的贵州学政严修奏《请开经济特科折》，意欲在科举之外开辟选拔西学实务人才的道路，此举对后世影响巨大，梁启超称之为“新政最初之起点”。1901年，经沈寐叟提议，盛宣怀在南洋公学增设特班，以备经济特科之选。成绩优秀者可保举经济特科，给予相当于举人、进士一类的身份。
　　1901年9月，李叔同考入南洋公学特班，改名李广平。当时校长为王凤藻，蔡元培任该校总教习。入学考试分笔试、口试两部分，主持口译者系公学代理总理、译书院院长张元济先生。李叔同同学中名人辈出，有黄炎培、邵力子、谢无量、王世澂、胡仁源、项骧、洪允祥、殷祖同、贝寿同等。诸多高徒中，蔡元培最喜欢邵力子、王世澂、胡仁源、洪允祥，其次是黄炎培、谢无量、李叔同、贝寿同。
　　关于李叔同在南洋公学的生活，黄炎培曾有如下回忆：
　　我和叔同是1901、1902年上海南洋公学——后来被先后改名南洋大学、交通大学——特班的同学。……同学时他刚二十一二岁。书、画、篆刻、诗歌、音乐都有过人的天资和素养。南洋公学特班宿舍有一人一室的，有二人一室的。他独居一室，四壁都是书画，同学们很乐意和他亲近。特班同学很多不能说普通话，大家喜爱叔同，因他生长北方，成立小组请他教普通话，我是其中的一人。他的风度一贯地很温和，很静穆。（黄炎培《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
　　蔡元培主张民主，提倡新学。特班选修课程甚多，计有政治、法律、外文、财政、教育、哲学、文学、伦理等二十余门，学生自选一至三门，蔡元培亲为开具相关书目，有专门老师讲授，但主要是学员自学。蔡元培要求每人每天必须写出一篇读书笔记，每月另作命题作文一篇，全部交由他本人批阅。除此之外，蔡元培还坚持每晚召集三两学生谈话，点拨启发。由此可以看出，蔡元培对特班所寄厚望。
　　在蔡元培的指导下，李叔同在校期间先后翻译并出版了玉川次致的《法学门径书》和太田致弘等人编著的《国际私法》。这两部书是中国近代法学界最早介绍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的著作。其中，后者被列入专门编译欧美法政名著的《译书汇编》杂志出版的政法丛书。署名耐轩的序言中称：“李君广平之译此书也，盖慨乎吾国上下之无国际思想，致外人之跋扈飞扬无以为救也。故特揭私人与私人之关系，内国与外国之界限，而详哉言之。苟国人读此书而恍然于国际之原则，得回挽补救于万一，且进而求政治之发达，以为改正条约之预备，则中国前途之幸也。”
　　在南洋公学，存在着新旧思想对峙，双方矛盾冲突不断，最终因一个小小的墨水瓶引发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退学风潮。中学部教员郭镇瀛，禁止学生阅读《民报》等进步书籍，压制学生言论自由，素为学生反感。一天，他发现自己座位上有个墨水瓶，以为是学生故意捉弄侮辱，勃然大怒，要求学校严处。学生不服，起而辩论。校方态度强硬，下令开除当事学生，有老师求情者，一并辞退。
　　蔡元培竭力斡旋，无济于事。于是率领特班学生，愤然退出南洋公学。时间是1903年11月16日。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次退学风潮，社会为之沸然，有论者认为“今日之事，为我学生脱离专制学校之新纪元”。（俞子夷《南洋公学学生出学始末记》）李叔同及其同学放弃保举经济特科的资格，转入蔡元培自筹资金开办的爱国学社继续学习。爱国学社由蔡元培任总理，吴稚晖任学监，教员还有章太炎、陈去病、吴仲祺、胡孰复、王小徐等，皆为义务奉献。据当年爱国学社学生俞子夷回忆，爱国学社除一般文化课以外，还开设“哲学、政治学、革命的佛学”，学生人手一册章太炎的《正仇满论》、《逐满歌》，畅言革命已胜过新学。
　　离开爱国学社以后，李叔同与他的老师蔡元培再没有见过面。就在李叔同皈依前一年，蔡元培提出了在中国美学和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后来（1930年）又进一步解释认为“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美育代宗教》）李叔同却走了一条与此完全相反的道路，他以自身的行动证明了美育是不足以代替宗教的。今天看来，蔡元培的观念不无肤浅之处，至少是没有认清宗教和艺术各自的本质、功能和界限。尽管观念不同，但蔡元培还是很以他这位学生为荣，他曾回忆说：“我在南洋公学教过不少学生。在艺术方面成就最高，涉及领域最广，培养人才最多者，首推李叔同。在戏剧、音乐、美育等方面均有建树。”
　　自清末张之洞上《劝学篇》，主张庙产兴学以来，毁庙驱僧之事屡有发生。民国延续此风，特别是1927年北伐战争中，僧产不断遭受冲击。冯玉祥更以打倒迷信为由，没收白马、少林、相国三寺，驱逐僧尼三十万众，勒令还俗。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蔡元培在青年会演讲，亦对僧界多有微词，认为僧人不事生产，广占山林庙产，应予整顿。弘一法师为此致函“旧师孑民”（蔡元培），向其申明毁庙灭佛之危害，并举荐太虚法师和弘伞法师参与改革僧制，专任整顿僧众之事。但没有看到蔡先生对此的答复。至1931年8月，国民政府公布维护寺产训令，明文禁止侵夺占领佛寺僧产，这场庙产兴学风潮才告结束。
　　在李叔同就读南洋公学时，旧的科举制度仍同时并存。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讲，科举仍是首选的道路。李叔同从未取得过功名，就在从南洋公学退学的那年秋天，他寄籍河南内黄李家，赴开封参加乡试，结果未中；次年又以嘉兴府平湖县监生资格赴杭州乡试，再次名落孙山。当时，他为侄子李晋章所题扇面诗云：“文采风流四座倾，眼中竖子遂成名。某山某水留奇迹，一草一花是爱根。休矣著书俟赤鸟，悄然挥扇避青蝇。众生何事干霄哭，隐隐朝廷有笑声。”聊见其怀才不遇之心境。
　　1904年，李叔同与黄炎培还参加了马相伯、穆藕初组织的沪学会。沪学会以兴学和演说为主要活动内容，并开设补习学校。李叔同请南洋公学附小教师沈心工开设“乐歌课”，教授西方现代乐理，并向他学习西洋作曲法。李叔同天资聪颖，很短时间内学会了作曲。他以民间的《老八板》为原型，改编了一首乐歌《祖国歌》：
　　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呜乎大国民，呜乎，唯我大国民！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呜乎，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祖国歌》词曲豪迈，极富感染力，经沪学会首唱，不胫而走，很快唱红全国。李叔同首次展现他的音乐才能，便一举成为闻名全国的乐歌作者。
　　1904年，曾志忞编《教育唱歌集》和沈心工编《学校唱歌初集》分别于东京和上海出版，在新兴学堂中风行一时，自然也引起了李叔同的注意。他称赞“沈子心工、曾子志忞，绍介西乐于我学界，识者称道毋少衰”，但又不满意两本歌集辑录的都是近人的创作，“古义微言，匪所加意”。于是，李叔同便自己动手，从《诗经》、《楚辞》和古诗词中选出十三篇，一一配以西洋和日本的曲调，连同两段昆曲的译谱合并在一起，以《国学唱歌集》的书名出版。《国学唱歌集》于1905年5月由上海中新书局出版，系沪学会乐歌研究科教本，与曾志忞的《教育唱歌集》和沈心工的《学校唱歌初集》一起成为中国近代音乐的奠基之作。
　　五、母丧·出洋
　　1905年3月，李叔同生母王氏病逝，享年只有四十五岁。李叔同携妻儿护送母亲灵柩回津，因为庶出，按照当地习俗外亲不能进家门。为此，他同兄长文熙经过一番争执，最后才将母亲灵柩停进院子。
　　五岁丧父，今又丧母，年轻的李叔同悲伤可想而知，哀不自禁，抚琴长歌：
　　哀游子茕茕其无依兮，在天之涯。惟长夜漫漫而独寐兮，时恍惚以魂驰。萝偃卧摇篮以啼笑兮，似婴儿时。母食我甘酪米粉饵兮，父衣我以彩衣。月落乌啼，梦影依稀，往事知不知？汩半生哀乐之长逝兮。感亲之恩其永垂。哀游子怆怆而自怜兮，吊形影悲。惟长夜漫漫而独寐兮，时恍惚以魂驰。梦挥泪出门辞父母兮，叹生别离。父语我眠食宜珍重兮，母语我以早归。月落乌啼，梦影依稀，往事知不知？汩半生哀乐之长逝兮，感亲之恩其永垂。
　　“我的母亲很多，我的生母很苦。”李叔同曾对丰子恺含泪说起自己的母亲。母亲去世时，他正在买棺木，没能见到最后一面，成为终身遗憾。他说：“我从二十岁至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一直到出家。”（丰子恺《法味》）
　　李叔同那时是新学的先锋，在处理母亲后事上，他大胆破除旧的葬礼，改用新式追悼会，亲写悼词并唱《挽歌》。当时的《大公报》连续报道，并刊登李叔同的哀歌，称其为“新世界之杰士”。
　　办完母亲的丧事不久，李叔同即告别妻儿，东渡日本留学。临行前作《金缕曲·别人好东》抒怀：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行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乱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叹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哪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此时的李叔同已改名李哀，想来是为寄托对母亲的哀思。但巧的是当时梁任公在《清议报》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用的是“哀时客”的笔名。李叔同笔下一派家国悲情，化名李哀，亦有可能是受梁任公的影响。几年后，乐石社的的社友小传中，李叔同条有“自谥曰哀公”之语，可见其心死已久，后来出家也就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么难以理解。
　　……

装　　帧：平装

页　　数：240

开　　本：32开

纸　　张：胶版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