鲤鱼洲纪事

     江西鲤鱼洲，20世纪70年代初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的“五七干校 ”。《鲤鱼洲纪事》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师生、工农兵学员、家属子女对当时鲤鱼洲干校生活的回忆散文的结集。这些长长短短的散文随笔，是当事人的“片断记忆”，而非“历史结论”。《鲤鱼洲纪事》有由陈平原主编。

     陈平原，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执行院长。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全国高校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1995、1998、2003)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2009)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等。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鲤鱼洲纪事》
回首烟波浩渺处——《鲤鱼洲纪事》前言
浮生散忆(摘录)
补记
《梅棣盒诗词集》(摘录)
补记
从鱼子山到鲤鱼洲
鲤鱼洲纪事
扁担和小竹椅——鲤鱼洲杂忆
鲤鱼洲琐记
北大教育革命的一个怪胎——鲤鱼洲草棚大学
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到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
关于鲤鱼洲诗的信(附《扁担谣》)
鲤鱼洲杂俎
鲤鱼洲点滴
草棚大学第一课
鲤鱼洲生活点滴
草棚大学纪事
“五七道路”纪事三则
回望鲤鱼洲
.回想”五七”路
“大象”
我在鲤鱼洲上大学
回忆父亲和我在鲤鱼洲的日子
鲤鱼洲”五七干校”
鲤鱼洲无鱼
附录：
江西鲤鱼洲北大实验农场年表
参考文献

     浮生散忆（摘录） 林焘 在“牛棚”劳动了两个多月后，学校被“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接管，“牛棚”不久也被解散，被关押的人分别回到各单位继续监改，仍是白天学习，晚上学习，住在学生宿舍，条件比“牛棚”好多了。那时全校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不断揪出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开了几次全校对敌斗争宽严大会，每次都宣布几个认罪态度好的从宽处理，也必然要揪出一两个态度顽固的当场铐走。我们这些已被监改的人反而比较轻松，不久把我们分配到学生各班去和革命师生一起参加运动，也就放我们回家去住了。我正在庆幸重获自由，不想有一天工宣队突然找我单独谈话，说是有重大历史问题没交代，并且明确告诉我不是红卫兵闹派性时捏造的那些事。从那天起，组成专案组日夜轮番对我进行“攻心战 ”。我自知并无历史问题，因此不管如何“攻心”，认定一条，决不胡说。几天后，专案组终于向我交了底，说我在燕大读书时曾接受国民党特务指令在校园张贴反动标语并准备炸毁燕大的水塔。万没想到交的底竟然如此荒唐可笑，我据理驳斥其荒谬，和工宣队僵持了好几天。这时又召开了全校宽严大会，把章廷谦先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当场铐走，此事对我震动极大。章是鲁迅弟子，不久前还对我谈被逼供的苦恼，并且说没有的事决不能承认。可是他现在被从严铐走，我如果再坚持，很可能会和他一样下场。一旦被从严，自己受几天罪是次要的，已经上山下乡的两个孩子就将成为从严的反革命分子的子女被人歧视，他们在农村的处境将很困难，前途也将更加黯淡。这时我已对现实彻底失望，为了保护孩子，面对荒唐的现实只好用荒唐办法来对付，就按照专案组向我交的底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果然立即得到从宽处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竟然没有人追问一句炸水塔的目的何在、受谁指使、从哪里弄来炸药等等关键问题。“文革”后才知道这是我在燕大读书时的同屋好友在上海被逼招供罚站十二小时体力不支时胡说的，他以为只要看到燕大水塔那样高大坚固，就不会有人相信他的招供。谁知这份材料转到北大，就在那水塔旁边居然会上演一场如此荒诞的闹剧。 两个多月以后，北京市以战备的名义大疏散，北大和清华教职工除七十岁以上和极少数有其他任务的以外，一律下放到江西鲤鱼洲，我自难幸免。鲤鱼洲本是农民在鄱阳湖边围堤造田形成的，是血吸虫病重疫区，居民很少，把北大清华的教师下放到那种地方劳动，真不知是何居心。我已经有过住“牛棚”的经验，很快就能适应这种半劳改式的农场生活了，中文系的人都分配在七连。劳动之余，也经常相互开个玩笑，编个小节目，学段样板戏，给单调的生活增添一点点生趣，也弥补了思想上的空虚。我刚去时打瓦、修堤、插秧、挠秧、双抢都干过，半年多以后，分配我去放牛，这可是个好差事，每天天蒙蒙亮就把七连的四头水牛领到草地吃草，看着广阔田野东方太阳冉冉升起，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低吟昆曲《惨睹》中“眼见得普天受枉，眼见得忠良尽丧，弥天怨气冲千丈，张毒焰古来无两”，久被压抑的心情得到暂时的舒缓。遇到雨天，穿戴着蓑衣蓑帽，在瓢泼大雨中看着牛快乐地吃被雨水洗净的绿草，就像是雨水已经洗净了世上的一切污泥浊水似的。1971年8月，北大在鲤鱼洲招收了工农兵学员，大约因为我在农场表现不错，居然被调去做教师，一个多月以后，随着工农兵学员一起调回校本部，结束了一年半的下放劳动生活。 从鲤鱼洲回到北京后直到“文革”结束，我一直和工农兵学员在一起，他们基本上都是些纯朴的青年，有不少是北京上山下乡的知青，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最低的只有初小水平，给教学带来很大困难。我刚刚从鲤鱼洲回来两个月，就又和工农兵学员一起到《石家庄日报》社采访实习，到过井陉，参观过大寨，一去就是五个多月。七三年春天又一起去平谷参加当地“批林整风”运动，从农村回来后大约因劳累过度，又重犯了咯血病，可能是肺切除的后遗症，住院疗养了一个月。七四年初到北京齿轮厂和新入学的工农兵学员一起参加“批林批孔运动”，接着是开门办学，“评法批儒”，给工人讲法家著作，经常往返于北大和北京齿轮厂之间。从北大到东南郊的北京齿轮厂要换好几次车，公共汽车挤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每次上下车简直就是一场战斗。齿轮厂伙食极差，我和王力先生有时就乘公共汽车到城里一些大饭庄去解解馋，也算是“苦中取乐”吧。1975年初，开始和工农兵学员一起编《古汉语常用字字典》，齿轮厂工人也参加，名为“三结合”。5月完成初稿后，部分师生和工人转到王府井商务印书馆修订，食宿条件比工厂好多了。年底修订稿完成时，我竟然又得了黄疸性肝炎，大约在城里饮食不慎传染上的，住校医院疗养了一个月才恢复。 （林焘：《浮生散忆》，载《燕园远去的笛声——林焘先生纪念文集》466—50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以上摘录,见《燕园远去的笛声》499—501页） P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