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1793—1901：中西文明交锋下的乌合之众

1793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来华，这一事件标志着封闭的天朝与西方世界的相交与碰撞。生于这种大变革、大融合、大冲突下的中国人，从龚自珍到林则徐，从严复到叶名琛，从张荫桓到王韬，从容闳到刘光第，从郭嵩焘到义和团，尽管身份地位各异，都成为东西方文明角力之际催生的杂种。在千古未有之大变局面前，他们或拯救，或绝望，或逍遥，或愤怒，最终都无法阻止社会集体腐败的大清帝国滑向深渊的车轮。

聂作平，男，1969年生于四川富顺，现居成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迄今已发表和出版作品300余万字。代表作有随笔集《历史的B面》、《历史的耻部》（和吴思的《血酬定律》同获新浪网、当当网评定的“2003年度最有价值图书”），专著《1644：帝国的疼痛》等。

第一章    英国第一位汉学家眼里的天朝
第二章    来自高级官员张集馨的报告
第三章    从龚自珍的诗文看天朝没落
第四章    林则徐与严复：英雄的真相
第五章    叶名琛从总督到罪人的宿命
第六章    第一留学生容闳和他夭折的强国梦
第七章    留美幼童：祖国亲生的杂种
第八章    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的孤独之旅
第九章    报界第一人王韬的生存方式
第十章    光绪重臣张荫桓之乱世功名
第十一章  公祭政治犯刘光第的幕后玄机
第十二章 “义民” 义和团VS“汉奸”李鸿章

尽管我努力克制这种神奇而又令我沮丧——可能也令所有中国人沮丧——的联想，但思维总会在不经意间触碰到一千多年前那则著名的寓言：黔之驴。在这场现实版的驴与虎的博弈中，中国充当了那头愚蠢的庞然大物，而人口与历史均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的英国，则充当了狡黠而又隐忍的老虎。在从“慭慭然，莫相知”到“大骇甚恐”，到“稍近益狎”，再到因断定“技止此耳”而“断其喉，尽其肉”的不断深入中，最初把驴子视为神的老虎，终于获得了饱餐的机会。
真正意义上的东西方接触，始于明清之际。西方对中国最早的了解，来自传教士、冒险家和商人们的转述。在这些夸张的东方传说中，西方最早的中国形象近似于哈哈镜中的反射：通过这面神奇的镜子，东方的没落与专制缩小了，光辉与仁厚放大了。这个盛产瓷器、茶叶和丝绸的广大国度，得天独厚地沐浴着圣人的教化。伏尔泰为此断言：从道德层面上，西方应该毫不犹豫地向中国学习。莱布尼茨则说：“这是一个神奇的帝国，由一个欧洲人应该羡慕的开明君主极好地统治着。”
伏尔泰和莱布尼茨都没见过的这个开明君主，就是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四任皇帝：乾隆。但是，当东西方真正近距离接触后，雾里看花般的美好想象顿时被残酷的现实之手撕得粉碎。而东方中国的真相之幕，则由一个毕生与中国打交道的英国绅士揭开。
1793年9月14日，当这个英国绅士还是个十二岁的孩子，他在位于北京一百多英里外的热河行宫，见到了已经八十三岁高龄的乾隆。那是一个秋意深浓的早晨，这个英国孩子在一群中国官员的带领下，在黑暗中行走了四公里后，走进了灯火通明的行宫。这是一顶黄色的大帐篷，周围如众星拱月般拥挤着无数小帐篷。英国孩子进入帐篷时，看到一个精神矍烁，看上去只有六十多岁的老人端坐在龙椅上。按照此前双方经过多次艰难磋商才达成的协议，一个英国绅士向乾隆单腿下跪行礼。礼毕，英国绅士将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信呈给了乾隆。之后，这个孩子随同他的父亲也跟着上前行礼。当乾隆听说这个满头卷发的小洋人居然会说汉语，兴致勃勃地要小洋人说几句。于是，小洋人就用一年来在前往中国途中学会的汉语向乾隆表达了祝福和感谢。这个小洋人，就是后来成为英国第一位汉学家的乔治?托马斯?斯当东，那位率先向乾隆行礼的英国绅士，就是著名的马戛尔尼。
接见之后的日子，作为英王特使的马戛尔尼以为他的外交使命才刚刚开始。当他正准备就若干重要事务和天朝官员商讨时，天朝却一再暗示：你的朝贡任务已经完成，现在该返回你们的国家了。
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尽管聪慧过人，但想必不一定会对东西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有很深刻的理解。多年以后，当他长大成人，才会明白这场后来被史学家们称为“聋子之间的对话”的失败外交会对地球东西端的两个大国产生多么久远的影响。

在天朝，擅自学习汉语是死罪

我们今天常说清朝闭关锁国，并把晚近中国的落后归之于这种漫长的固步自封。但事实上，清朝将近三百年间，真正闭关锁国的时间只有区区二十一年，还不到这个王朝历史的十分之一。并且，这种闭关锁国从现实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正确选择：明朝灭亡后，唯有台湾郑氏凭借风急浪高的海峡继续奉朱明正朔，不断派兵骚扰沿海。为此，1662年，康熙下令禁绝所有口岸的对外贸易，并将沿海居民内撤30-50里。1683年，随着台湾问题的解决，清政府取消了海禁。两年后，又在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四地开设海关，这就是所谓的四口通商。
清朝二十一年的闭关锁国，却给后人留下了长期与世隔绝的坏印象。究其因，不在于海禁政策施行的时间长短，而在于清朝君臣固有的观念里挥之不去的天朝情结。简单地讲，清朝——无论君王还是臣民，都以天朝上国自居。他们自认为物产丰富的天朝无所不有，根本用不着和夷人做生意通有无。仁慈的皇帝之所以允许通商，不过是对夷人的恭顺赐予的“恩惠”。也就是说，当天朝觉得夷人不够恭顺，可以随时取消这种“恩惠”。就像马戛尔尼使团中的一个成员在他的游记里写过的那样：“中国人从小时候吃奶起就逐步养成了对外国人和商人的偏见。”在四口通商维持了七十多年后，正是恼怒于夷人的不够恭顺，清朝才从实质上断绝了宁波、厦门和上海的贸易，仅仅开放广州，实行一口通商。
这件事得从一个叫洪任辉的英国人说起。洪任辉这个名字，听起来像中国人，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英国人。此人精通汉语，是英国第一个汉语翻译，多年来一直在广州为东印度公司服务。当时，西方与清朝的主要贸易地是广州，而广州地方官员几乎无一例外地利用职权之便，向洋商大肆敲诈勒索。东印度公司不胜其扰，同时也为了扩大与清朝的贸易，指派洪任辉和喀喇生带两支商船北上定海。随后，英国方面把更多的商船发往宁波等地。如此一来，到达广州的英国商船便急剧减少，广州官员的灰色银两与海关税收均呈直线下降。为此，两广总督向乾隆提请将宁波的关税翻一番，打算以这种方式来迫使洋商“自愿”留在广州。
对帝国税收来说，无论洋商的目的地是广州还是宁波，其收益原本都一样。但乾隆不这样想，他不愿看到洋人的船只像蝗虫一样从南方扩散到北方；他希望看到的局面是，在广州这个地方，保有一个帝国与夷人之间的窗口，既以此彰显天朝对恭顺熟番的关照和恩赐，也方便宫中进购自鸣钟、八音鼓之类的西洋新玩意儿。
果然，宁波的关税很快就比广州高出了一倍。在这种情况下，东印度公司再次指派洪任辉北上。这个说得一口标准汉语的英国人，因缘际会地成了第一个向中国皇帝告御状的外国人。
洪任辉到达天津后，通过向官员行贿，将一纸诉状送达乾隆御前。状纸中，洪任辉指控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等官员敲诈勒索，作为洋商代理机构的洋行故意拖欠货款，希望天朝改革现行贸易制度，保护洋商正常贸易。乾隆看完状纸，龙颜大怒——皇上最大的愤怒，不是他选定的官员们假公济私，而是这个非我族类的夷人，不但说得一口汉语，而且还找到了中国人帮他写状纸，此中隐情必定就是中外勾结。况且，这个夷人对天朝恩赐的贸易机会，不但不心怀感激，反而横挑鼻子竖挑眼。凡此种种，无一不是有辱天朝体面。
独裁者愤怒的后果很严重：洪任辉被押往澳门，在大牢里蹲了3年，那个胆敢给洪任辉写状纸的中国人刘怀，被斩首示众。在乾隆亲自给洪任辉拟定的几条罪名中，最令今人意外的一条是：擅自学习汉语。
学习汉语竟然是一种罪行，在今天各个国家都努力推广自己的语言文字，以期增进了解的背景下，这简直匪夷所思。后来，当斯当东一行前往中国，他们物色到两个在意大利学习的中国神父，并聘两人为翻译。但当使团抵达中国后，其中一个神父即胆怯退出——他一定知道刘怀的前车之覆。另一个神父之所以敢留下来，仅仅因为他长得像外国人。这种思维方式我们今天完全无法理解，但当时的朝廷理直气壮：夷人一旦会说汉语或国人一旦会说夷语，他们就有可能互相勾结，图谋不轨。这种简单的推理，类似于只要有鸡巴就必定是强奸犯。多年以来，却少有人质疑其荒诞与不经——三十多年前的“文革”时期，不是也有许多会说外语的人被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吗？
洪任辉豪气干云地前往北京告御状，不仅没能解决事实上的一口通商和朝贡贸易体制下清朝官员对洋商的巧取豪夺，反而因激怒了乾隆而被监禁。更重要的是，朝廷很快下了一道旨意，正式规定广州是向洋商开放的唯一口岸。从此，广州就成为帝国这间铁屋上硕果仅存的一个巴掌大的窗口，一直要等到鸦片战争时期，才有更多的窗口在坚船利炮的威胁下次第洞开。
作为对洪任辉擅自告状和居然懂得汉语的惩罚，朝廷在确定一口通商国策的同时，还对洋商作了诸多被西方人认为令人发指的规定。比如在广州的洋商，春节必须撤到澳门，直至次年秋天才准再来；洋商的女性眷属，一律不准进入广州；在广州的洋商，其起居行动，仅限于划定的十三行区域；外国人不准学中文，也成为白纸黑字的规章制度。
教科书曾经一再教育我们：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方就处于不平等状态，中国就饱受列强欺凌。但我们很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B面，那就是在鸦片战争以前，中西方同样处于不平等状态。那种不平等，乃是在中国自命天朝上国的前提下对西方的种种苛求与阿Q式的精神胜利的不平等。　　

聋子与聋子的对话

2009年11月，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的一次拍卖会上，一枚玉质的印章拍出了三百一十五万英磅的天价。这枚印章的主人正是统治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乾隆，印章制作于他八十岁生日前夕。两百多年前，马戛尔尼率领那支达七百多人的使团前往中国，公开的理由就是代表英王乔治三世向乾隆补祝八十大寿。
晚年的乾隆是一个喜欢热闹的虚荣老人，不仅自命十全武功，也是世界上创作诗歌最多的人——他一生的诗作近四万首，堪比《全唐诗》数目。对追慕虚荣的君王来讲，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岛夷，竟然也历尽艰辛前来为他祝寿，难道还有比这更能证明自己的德政泽被天下的吗？万国来朝向来就是中国帝王们最好的一口，乾隆在这方面尤其有瘾。当英国方面通过商人向清朝传递出将派使团前往北京的信息，乾隆满心欢喜地答应了，并吩咐使团经停沿线的官员一定好生接待。
乾隆和他手下的官员们自然无法也无暇知道，祝寿只是一个幌子，洋人的真实面目掩藏在天朝自我制造的所谓英夷入贡的烟雾之后。
马戛尔尼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要建立中英双边的高层直接对话。直接对话则是为了英国的商业利益——英国方面一相情愿地希望，能通过马戛尔尼的这次出使，说服天朝同意在沿海划定一两块土地，供他们作商业基地；同时，清除广州一口通商的种种弊端；双方互派全权大使，处理两国之间的诸种事宜。
英国朝野对马戛尔尼这位老牌政治家的出使充满期待，虽然关于中国官员敲诈勒索的各种传说时有耳闻，但更多的英国人依然相信，古老的东方将会以积极的态度回应地球上唯一的日不落帝国。为了向中国皇帝示好，也为了显示大英帝国是足以与中国相提并论的伟大国家，马戛尔尼使团为乾隆备下了一份丰厚的、最能展示当时科技水平的礼品，这些礼品包括：天像仪、地球仪、天文钟、望远镜、机械工具、玻璃制品、测量仪、最新式的火炮和英国最凶猛的战舰的模型，以及精美的四轮马车。
这次从西方到东方的旅行漫长而充满风险。托马斯?斯当东这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子之所以能成为使团正式成员，在于他的父亲乔治博士是马戛尔尼的副手。这样，斯当东就以马戛尔尼的见习侍童身份赶上了东方与西方的第一次对话。
1792年9月26日，使团的三艘舰船驶出了英国朴茨茅斯港，1793年6月19日，抵达广州。此后，他们沿着中国东部海岸北上。当他们抵达北京时，乾隆正在他的夏宫热河避暑，使团被安排住在了著名的圆明园。五天后，使团动身前往热河。到正式见到乾隆时，距马戛尔尼一行离开家乡差不多一年了。这一年的旅途中，斯当东最大的乐趣就是向神父学习汉语。一年的学习，他已熟练地掌握了汉语——不仅是对话，还包括用毛笔书写。正是这次长途跋涉中的意外收获，确定了斯当东以后的人生方向：他的一生，都将和中国打交道。他将成为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汉学家，同时也将成为第一位把大清法律翻译成外文的翻译家。

高高在上的乾隆很快就嗅到了马戛尔尼与以往那些来自安南、朝鲜、缅甸、琉球等国使者们迥然不同的气息。这气息令他极度不爽——马戛尔尼居然荒唐地拒绝向天朝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从一开始，马戛尔尼就知道他将面对一个有着古怪思维的国度，打算在一些非原则性问题上适当让步。比如，负责接待的清朝官员，在他坐的船上张挂写有“英吉利贡使”字样的旗帜，他假装没看懂。但是，一旦清朝官员从暗示到直接说出必须向乾隆行大礼的要求，他意识到这是事关国家尊严的事情，便坚决地予以拒绝。得知马戛尔尼的拒绝，乾隆当然不快，随即发布诏书称：“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观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之礼，即国王亲至，亦同此礼；今尔国王遣尔前来祝嘏，自应遵天朝法度，免失尔国王祝厘纳贡之诚。”乾隆的诏书没有撒谎，在东亚地缘政治圈内，中国作为唯一的大国，它的皇帝向来被视为天下共主，理应受到其他国家使臣乃至国王的膜拜。然而，乾隆不可能明白的是，现在面对的不是那些必须依附于天朝才能生存的蕞尔小国，而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生机勃勃的伟大国家。
不过，马戛尔尼不是来和乾隆抬杠的，得给双方台阶下，而不是大家还没见面就闹僵。为此，他提出：可以像清朝官员要求的那样，向乾隆行三跪九叩大礼，作为对等，清朝也应派一个和他品级相同的官员，向英王的画像行大礼。这一建议令乾隆更加不爽，这岂不等于承认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个人居然和作为天下共主的天朝皇帝平起平坐吗？但乾隆很快将他的不爽压制在心，可能也怕在礼仪问题上过于胶着，双方会闹得不可收拾，于天朝脸面和他本人追求的远夷输诚的盛世景象有损。为此，乾隆显得很开明地同意了马戛尔尼像对他的国王那样单腿下跪，但那种吻君主之手的英国礼仪还是免谈。
礼仪问题表面上化解了，但内在的阴影没有消除，反而更加浓重。双方还没见面，乾隆已对这个不守东方礼仪的夷狄之国另眼相看了。他原本着意营造的万国来朝的欢乐，已然大打折扣。余下的事情，就是简单地见个面，打发这些不识好歹的英国人滚蛋。
大礼之争令乾隆满肚子不快，但更令他不快的则是乔治三世通过马戛尔尼送来的那封信。尽管翻译已经尽量把它译得平和一些，低调一些，可在乾隆和他的臣子们眼中，这封信仍然离经叛道。在这封今人看来也许充满英国绅士礼仪——哪怕这礼仪有几分虚伪——的信中，乔治三世称乾隆为兄弟，“我们由于各自的皇位而似兄弟。如果一种兄弟般的情谊永远建立在我们之间，我们会极为愉快。”乾隆愤怒的是，乔治三世竟称他为兄弟——按中国人的观念，君主如同天上的太阳，天无二日，君主是唯一的。乔治三世虽是英国国王，但也只是抚有四海的天朝皇帝的化外之民，竟把自己和天朝皇帝相提并论，这不是僭越与狂悖吗？要不是看在英国远在万里之外，也还知道向天朝“输诚纳贡”，乾隆早就大发雷霆了。

一个粗鄙而又自以为是的穷人，在他有钱的邻居面前，为了显示自尊与富足，最可能的做派就是对邻居家里昂贵的稀罕物故意视而不见，要不就是阿Q先生那句口头禅：从前，我可是比你们阔多了。当马戛尔尼使团把精心挑选的礼品万里迢迢运到中国，以为中国会对这些最新科研成果表现出好奇和喜爱，进而对他们的国家产生好感。但英国人确实搞不懂这个古怪的民族——清朝君臣的反应，出人意料地澹定。
马戛尔尼邀请接待的清朝官员观看他带来的八门小型铜质野战炮表演。这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每分钟能发射七枚炮弹，这对还大量使用弓箭和鸟枪的清军来说，无疑就是把原子弹穿越时空送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但是，清朝官员轻描淡写地说，这些炮在中国根本算不了什么新东西。已经对中国有一定了解的马戛尔尼当然不相信这位高级官员的谎言，他开始懂得，中国人在任何方面都永远不会承认落后，虽然这种落后就像日月经天江河行地那么不容置疑。当英国工匠们把地球仪从箱子里搬出来摆放好，围观的清朝官员在一番观看后大为不满——他们一致认为，这些可恶的夷人故意把天朝的面积缩小了。在他们心目中，天朝就是世界的中心，天朝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领土，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有像英吉利、西班牙之类的弹丸小国，才在天朝的阳光雨露之外艰难度日。
马戛尔尼对自己的礼品抱有信心，并用西方人的固执，企图向清朝官员详细讲解礼品的原理与性能，但这一举动遭到了以乾隆为首的清朝君臣的严厉批评。乾隆说：“此系该贡使欲见奇巧，故为矜大其词。”在使团人员为乾隆展示透镜时，乾隆轻蔑而粗暴地断言：这东西只配给儿童玩。
马戛尔尼在乘坐了由清朝提供的没有减震的两轮马车后，深信英国出产的有减震功能的四轮马车一定会在中国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为此，他特意把自己的那辆漂亮的四轮马车送给乾隆。但是，围观的官员们一致认为，车夫的座位在前面，位置比车厢还高，注定这个座位只有皇帝本人才有资格乘坐。至于后面的车厢，则是皇后或皇妃才有一席之地。——马戛尔尼的马车出口梦就此泡汤。
后人把东西方的第一次国家之间的交往称为“聋子与聋子的对话”，可谓神来之笔。进一步讲，随着马戛尔尼一行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渐长，这两个国家都有理由把对方看作精神病患者——在此之前，中国人眼里的英国虽是边远蛮夷，但由于久沐天朝教化，起码也算懂规矩的熟番；而在英国人眼里，中国则是一个出产丝绸、茶叶和文质彬彬的儒教的礼仪之邦。因而可以说，聋子与聋子的对话，比不对话还糟糕。不对话，双方还可能对对方抱有幻想和好感；一旦对话，却都发现了对方的不是。套用现代话来说，中英的这次见面，就好比两个在网上聊得还算投机的网友，兴致勃勃见面的结果，就是铁律一般的见光死。

儿童斯当东的首次中国之行，获得的最直接的礼物就是乾隆赐给他的那只荷包。而对他毕生产生深远影响的，却是他沿途所见所闻的大清帝国。那是一个在他心中迅速坍塌的天朝上国，了解越深，坍塌的速度就越快。
乾隆固执地深信：他所统治的这个东方大国，乃是举世无双的天朝，而且经由他本人缔造了前无古人的盛世。他多次给负责接待英使的大臣下旨，要求他们在英使面前，尽量展现天朝的强盛。然而，正是这种刻意的展现反而自曝其丑：斯当东一行进入北京时，他们惊奇地看到这座古老的城池虽然城墙高大，但城墙上没有配备火炮，只有一些用于放箭的箭孔。城门上有一座箭楼，每层之间有一些专门供插枪筒用的射孔。仔细观察却发现，这些射孔根本不存在——那只是用笔画在箭楼上的图形。斯当东的父亲讽刺说：“就像有时人们在商船两侧画的舷窗一样。”一个自命天朝的大国的首都，其防务居然采用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不但说明了它骨子里武备的松弛，也说明表面文章与形式上的光鲜好看已成为这个国家从上到下的变态追求。
当西方国家大量采用热兵器时，清军的主要装备依然是冷兵器。马戛尔尼回忆说，“当我告诉他们，欧洲人早就放弃了弓而只用枪打仗时，他们显得十分吃惊。”在镇江，当地军队受命向这些一无所获的英使展示其威武，但马戛尔尼一行看到：这些兵士手里拿的几乎全是矛、剑和弓之类的冷兵器；兵士们的头盔远看闪闪发光，近看才发现是涂了漆的皮革，甚至硬纸板。英使同时也了解到，这个老大帝国的军队虽说有百万之众，但他们更多的任务不是搞好国防，而是充当警察和狱卒，以及负责征收税款和看守粮仓乃至管理船闸。
更令英国人看不懂的是，这个国家的军人不仅在驻地结婚，还分有一块土地。他们自我负责制服和出征的马匹，饷银太低，不足糊口，不得不另外务农或是做生意。因而，这些军人除了重大场合身着制服外，其他时间都穿得和老百姓一样。在英使一行即将经过时，这些军人手拿扇子，或蹲或坐；当英使走到面前，他们才在长官的喝斥声里匆匆穿上制服。这些乾隆用来震慑夷人的天朝卫士，给英国人的感觉不像是进行军事演练，更像登台唱戏。
在帝国门户虎门，马戛尔尼看到的情况是：“防御很薄弱。大多数开口处没有炮，在少数几处有炮的地方，最大的炮的直径只有六英寸。”马戛尔尼认为，只要涨潮和顺风，任何一艘军舰，都能毫无困难地从相距一英里的两个要塞中通过。
装备如此差劲，军纪如此涣散，素质如此低劣，这样的军队如何能令船坚炮利的英国人慑服呢？相反，天朝的富庶与无能，反而使它像一个怀揣珠宝过闹市的幼儿，只会令他人心生不轨之念。然而，官员们呈报给乾隆的奏章，永远只会为博得圣上的欢颜而粉饰——在许多时代，令人尴尬和不爽的真相，就是必须向上级隐瞒的过滤词。“该夷人等一路目睹田塍绣错，人物蕃熙，备仰太平景象，其悦服之情见于颜色。”这一切，就像一个英国人说过的那样：中国政府对外国人一概蔑视，它对外国实力的无知使它过分地相信自己的强大。它认为派遣使团只是一种效忠的表示。
马戛尔尼这次原本饱含希望的东方之行，以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而告终。为了这次以祝寿为名的外交活动，使团耗资达78522英镑——据估算，相当于今天的三十亿元人民币。不过，英国人并非一无所获，至少，他们终于揭开了这个东方大国脸上的神秘面纱，在各种缥缈不实的传言之外，触摸到了天朝虚幻而脆弱的神经。使团成员之一在日记中愤愤不平地写道：“中国除了被一个文明的国家征服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能使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历史把这个征服的机会给了斯当东。

装　　帧：平装

页　　数：253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