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政的智慧：走进人民大会堂的中国智囊

人民大会堂，代表委员参政议政的最高殿堂。红色作家余玮、吴志菲携手跑“两会”，直击大会现场，聚焦与会抢眼要人，见证代表委员履职的细节，揭示一个个重要国策出台的幕后，代表委员的人生传奇、上会心得、履职故事在这里全景再现。

《见证履职》姊妹著是代表委员最给力的中国民意读本、高层政要新闻记者的时政红宝书、中国民众民情民意破译的参考书。

李鹏爱女李小琳的家事、心事与国事、为医疗改革开“药方”的内情、首倡“国民素质国策”的背后、主倡“低碳生活”的传奇、政协委员的人生拐点与心灵史……所有这些在全国政协委员卷《议政的智慧》一书中“读”领风骚。

余玮，非虚构作家、红色文史学者、资深媒体人，在新闻出版界有“高端人物的解密者”与“为红色中华立传”之誉。湖北赤壁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出版有《红歌纪事》《红墙见证》《世纪小平》《敦厚朱德》《魅力陈云》《出入中南海的高层智囊》《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从下塘街到中南海》《从琳琅山到中南海》《新闻老照片的背后》等，并有作品列入中学《语文》课本，著述共计1800多万字。曾获“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奖，出席过2007年中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

吴志菲，红色励志作家，在新闻出版界有“智囊传记专业户”之誉。湖南耒阳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著有《触摸红墙》《中南海大讲堂》《中国经济前沿报告》《中国高端访问》《百岁名流》《第三只眼看人居》《红舞台下的凡人邓小平》《我们跨过鸭绿江》《芳菲年华：李菲传奇》等，在《人民日报》《新华文摘》《读者》《家庭》等报刊发表各类作品800多万字。曾获“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奖。

序      勇闯人物访问“特区”的前行者?李而亮
马万祺  见证澳门风云的诗家
        在澳门生活了60多年的澳门历史见证人和参与者
        广州沦陷后避居香港，后移居澳门
        对叶帅和邓小平先生很崇敬
        爱写诗词的他拥有美满幸福的大家庭
陈 竺  直面医改困局的院士部长
        受命危难之间直面医改困局
        著名血液学专家的起点是赤脚医生
        科技伉俪在海外并肩作战的岁月
        海归在“贫瘠”的土地上开花结果
        挑战从学者到部长的无缝链接
邰丽华  借助手语议国是
        行走在舞台与政坛之间的艺术家
        近乎完美的二人世界
        用“心”演绎“千手观音”的脸
        另一种语言和一个久违的梦
        用感恩的心传递无声的另一种美丽
        镜头外快乐而率真的“邻家女孩”
邓敏   剧坛“铁姑娘”的真情世界
        舍弃学音乐、汉剧，千里求师改学京剧
        通过舞台还原“真正的东方公主”
        在“世界最高人控雷达站”上感动得观众直掉泪
        舞台就是一亩三分地
        育儿经历让一位爱心妈妈更懂民生的疾苦
樊锦诗  “嫁”给敦煌的守护者
        与“墙壁上的博物馆”的一见钟情与长期磨合
        夫唱妇不相随的两人自天各一方到“嫁”给洞窟
       “年迈”的石窟如何延年益寿令“敦煌女儿”牵肠挂肚
       “十大女杰”的薪火相传与最大满足
舒乙  众人称甲的“爱国者‘捣蛋’”
        奔波在胡同与四合院里的“政协委员”
        不看他人脸色就是给自己“面子”
        几个第一眼和几个最后一眼回首早年难忘的辗转岁月
        不“认”父亲的孝子半路出家研究“先生”的“空白”之谜
        解密扑朔迷离的中国诺贝尔文学奖
        完成一代宗师的“人生最后一件大事”
        与一个好嗓子结缘的“滴溜溜转”的小男孩“大器晚成”
陈建功   “委员作家”的人生拐点与发“家”史
        细述中国文学新时期的发展与繁荣的轨迹
        文学大发展大繁荣是“陈建功们”的一个梦
        母亲“怂恿”出的《日出》和《欢歌》
        从几个人生拐点看一个作家的心灵史
        让丰厚的文化资源走向普通民众
        跟进时代的紧迫与超然物外的洒脱
杨伟光   “传媒大鳄”见证新闻大战
       从中央电台“下放”到中央电视台的心路历程
      “小弟弟”与“老大哥”进行没有硝烟的新闻大战
       首闯禁区的电视转播让海内外反响强烈
        走钢丝的舞者擅长“度”的艺术
        中国第一强势媒体的奠基人原本寒门骄子
        难舍的广电情怀与高声疾呼的“精品论”
徐锡安  不辱使命
        让网络世界阳光普照、绿意盎然
        大学、大师与大社会的教诲或历练
        换位子跟着换脑子
        关注“无冕之王”这个特殊的弱势群体
周海婴  生活在鲁迅的影子之外
        一代文豪十分珍爱“上天赐予的礼物”
       被贴上“鲁迅之子”标签的率性之人
       老“火腿”不老的真情故事
       永远的镜匣人生
梁从诫  “低碳生活”理念的主倡者
       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绿色组织”
      “人间四月天”里真正的生活原型
       为文物与环境的保护鼓与呼
       “不受欢迎”的“低碳生活”主倡者
       永远的“中国公民环保启蒙的先驱”
解思忠  首倡“国民素质国策”的红墙智囊
        首次提出将提高国民素质作为基本国策
        一次会议促使他开始思考国民素质问题
       “不正业”而收获叫响社会的“国民素质三部曲”
        用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提升国民素质
孙晓华  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号脉
       成功切换不同的人生角色
       探寻民企危机管理的良方
       为“金融海啸”闯关掬尽心智
李小琳  李鹏爱女的家事与心事
        一盏煤油灯与一辈子的梦想
        直面“煤电顶牛”的现实
        以“静水深流”构建和谐企业
        红色家庭背景的熏陶
        “女强人”对“美力”的诠释
伍淑清   “合资001”女主人的两重世界
         中国“001”号合资企业的诞生与年轻港商结缘
        在中国与香港及世界之间用心架起彩虹之路
        在西部大开发中甘当“红娘”
        工作与生活的两重世界
夏家骏  “布衣常委”是顶沉重的桂冠
        我没有特权，只有胆量
        湘西孤儿：周总理亲自过问办理我的进京户口
        长了两个胆的人：“成克杰案”是我开的头一炮
        苦行僧：享受部级待遇的他为省手机费发短信摁肿了大拇指
        大杂家：走遍全国习字著书是他所期待的退休生活
李春岩  德业相济的“神经内科NO.1”
        破译“格林—巴利”之谜的“神经内科NO.1”
       “双高”院长与所挚爱的“责任田”
        院士委员为医疗体制问题开“药方”
顾心怿  我为祖国找石油
        第一次真切感受到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
        迫于生活压力差点辍学
        发誓把中国贫油的帽子甩到太平洋
       “胜利”昂首阔步迈向大海
        不通“世故”难尽孝心的本色院士
        情系“民生”直面“能源危机”
跋  春天的约会

陈竺 直面医改困局的院士部长
当过两年赤脚医生，今天开始直面13亿人口的卫生健康大问题。没有念过大学的他，曾多次获过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中华医学科技奖、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等多个奖项及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骑士荣誉勋章”。
从一名自学成才的赤脚医生，到血液病治疗研究领域响当当的专家，再到中科院当年最年轻的院士，2007年6月29日，拥有传奇经历的陈竺在他不凡的人生履历中又画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第一个无党派人士当选为国家卫生部部长。

受命危难之间直面医改困局
2007年6月29日下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的任免案。任命陈竺为卫生部部长，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首位出任国务院组成部门正职的无党派人士。
7月3日晚，与中国科学院的旧部下话别时谈及医改，陈竺坦言：“这关系到13亿中国人的切身利益，责任重大。确实压力很大，自己会慎重，慎重，再慎重。”
7月4日下午，北京国谊宾馆，中国社区卫生协会成立大会召开，陈竺首次以卫生部长的身份在公众场合亮相。他身着白短袖衬衣、蓝西裤，干净利落。主持人介绍新任卫生部部长到会时，陈竺马上起身鞠躬，谦恭而礼貌。在致辞中，他说，要把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作为城市卫生改革的突破口，作为加强公共卫生事业，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基础性工作。
就在媒体聚焦陈竺的非党员身份和科学家从政问题时，更多的生物医学工作者更是为陈竺捏了把汗。如何重整现实情况复杂的卫生部，怎样推动迫在眉睫的医改，这两个棘手问题毫无疑问成为这位新任院士部长的潜在试金石。
中国遗传学会副秘书长安锡培说，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的新农村合作医疗，最早就是陈竺提出的建议。“陈竺做过赤脚医生，对农村非常熟悉。”安锡培说，陈竺一直很推崇美国国立卫生院的模式，认为中国医改可以参考，这个模式可以理解为市场主导模式。
据陈竺介绍，医改的体系可以看作是一个大厦，其中有“四梁八柱”。“四梁”包括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体系；“八柱”包括医疗管理机制、运行机制、投入机制、价格形成机制、监管机制、科技和人才保障、信息系统、法律制度，而“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促进人人享有基本卫生医疗服务”是卫生部医改的总体目标。
“中国医改如何定调，不是部长陈竺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但是作为卫生部门的一把手，能够把眼光首先盯在疾病控制与预防上，这充分显示了陈竺是一个非常懂行的卫生行政官员。卫生部需要这样的内行官员。”医改方案起草负责人之一的王虎峰教授对陈竺提出对疾控预防要高度重视的观点，表示极为赞同。事实上，陈竺对“未病先防”的观念早在30多年前当赤脚医生时就有体现。
2003年非典刚开始肆虐时，陈竺就敏锐地看到了它的危害性，随即组织科研人员对非典病毒进行研究。这年5月，国家防治非典科技攻关领导小组成立时，已对非典病毒有所了解的陈竺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并因此被任命为副组长。5月13日，非典肆虐正甚时，他奉命亲率12名专家，奔赴广州和香港。
当时的香港，人们对非典的不了解正在转化为社会恐慌。在与特区政府和医学界人士沟通后，很少面对媒体的陈竺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把非典可能的发病原因和传播途径告知大众，有利于缓解紧张气氛。
在广东，在同样的气氛中，陈竺戴着口罩，两天内访遍“重灾区”，先后考察了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等地的隔离病房。此行，他在最短时间内拿到了非典病源样本，使中科院得以在第一时间公布非典病源基因结构。钟南山院士这样对陈竺评价：“他能根据事实分析政策，不是光看上头，能独立思考。另外，他很尊重学术界的老同志，能够听取意见。”
经历与非典的这场“战斗”后，陈竺对中国科技和卫生体制的落后有了更深切的感受。疫情平息后，他与21位院士联名给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呼吁加大公共卫生研究及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之后，陈竺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就卫生医疗体制改革发表意见和建议。他多次直陈，中国今后应对医学和健康领域的研究增加投入，少做一些“形象工程”：13亿人的健康，不可能光靠看病吃药解决，加强预防和保护环境是根本。
“加大公共卫生研究及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构建公共卫生服务中政府、消费者和提供者三方关系的新框架，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陈竺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好卫生工作，直接做好公共卫生执法监督，部分参与医疗、筹资和科研活动。

著名血液学专家的起点是赤脚医生
1989年7月3日，一架有鲜红国旗图案的中国民航飞机在巴黎戴高乐机场升空后，向着东方的天际飞去。
紧靠舷窗的两个坐席上，年轻的中国留学生陈竺博士和他的妻子陈赛娟博士，肩并肩地坐着。陈竺向窗外望了望，依稀可见塞纳河的碧波和埃菲尔铁塔的雄姿。5年的留法生活、36年的人生印象像历史的画卷，一幅一幅地在他的眼前闪过……
1953年8月17日，上海市徐汇区日晖一村，一个孩童呱呱落地。初为人父人母的陈家伦和许曼音夫妇为孩子取名“陈竺”，这对拥有医学博士学位的年轻父母，希望儿子能成长为宽厚仁达的有用之材。
陈竺七八岁的时候，许曼音开始引导他学习小提琴，期望儿子长大后在音乐上有所建树。后来见他对画画有兴趣，就领他去拜师学素描，还经常给他买船模、船模材料、各种书籍，培养他的各种能力。陈竺感兴趣的事，许曼音都尽可能地帮助他。此后，许曼音顺着孩子对科技方面的兴趣，促其成长。
1967年，陈竺进入上海市红星中学读初中，当时的教学秩序已十分混乱。1970年，陈竺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临行，父母特地让陈竺带上中学数理化课本，还不停地教他炒鸡蛋、煮饭等生活技能。
随着上山下乡的大军，陈竺辗转来到江西省赣南地区信丰县小江公社山香大队的老圳头生产队，开始了6年的知青生活。当地农民回忆说，每天收工后，陈竺总待在家里，看父母寄来的医学书，常点着煤油灯看到深夜。第二天天还不亮，他就起床，赶在出工前读英语。
即便是在插队期间，陈竺的父亲也没有放松过对儿子学业的督促。当时身在千里之外的父亲陈家伦，每月用1元钱买1本英文版的《中国建设》寄给陈竺。要知道那时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七八元钱。对于陈竺所在的那个偏僻乡村，1元钱的英文书着实轰动一时。每次一收到新杂志，陈竺就把有关医学的报道翻译出来寄给父亲查阅批改。父亲披阅后再寄给陈竺，每次寄回的文章都被圈圈点点，修改得十分详细。就这样，6年的“函授教育”，使陈竺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和医学基础。
1973年，陈竺参加了高校招生文化考试。在当时江西省信丰县2000多名考生中，陈竺的成绩名列第二。然而，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名列前茅的陈竺却落榜了。他一度为此痛苦迷惘。
但陈竺没有消沉，不久就调整过来了，继续努力学习，继续埋头生产。经过几年的医学知识积累，陈竺的医术已远远超过当地的很多“老江湖”。1974年，21岁的陈竺正式开始了他的“医学事业”——成为一名赤脚医生。从此，山香村的村民只要头疼发热，就会去找“陈医生”。
回顾在农村的岁月，陈竺说：农村生活加深了他对农民的感情。当时许多农村都很贫困，但农民却宽容大度地接纳了他们，分担了国家的就业压力，在国家困难的时候，可以说是农民养育了知识青年。同时，也让他切身体会到，“‘修地球’光靠热情是修不好的，国家要富强，必须靠知识和文化”。
由于陈竺的表现突出，1975年，横峰县武装部一名负责人推荐他到江西省上饶地区卫生学校学习。陈竺进入卫校后，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勤奋好学的他被同学们选为班里的学习委员。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毕业那年陈竺各门成绩全是优秀，加之优良的品质给学校领导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陈竺被原上饶地区卫生学校留校任教。其间，他仍然没有停止求知的步伐。工作之余，他向更深的医学领域钻研，翻译了数十万字的医学文献。

科技伉俪在海外并肩作战的岁月
1978年，陈竺被推荐到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内科进修，踏入的第一个病房便是血液病病房，在这里，他结识了著名的血液学专家王振义教授，开始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王振义意外地发现陈竺虽然只有中专学历，但是写的病史十分仔细、准确，字迹工整，他对其他学生说：“你们以后也要这样写。”从此悄悄地开始暗中观察这个年轻人……
这一年10月，高校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爱才心切的王振义鼓励陈竺报考自己的研究生。陈竺没有上过大学，开始夜以继日地自学大学课程，最终在600多名考生中获得总分第二、血液学专业第一的好成绩。王振义坚持“用人不限资格，但择有才”的选才标准，承受了重大压力，破格录取了这位没有上过大学的研究生。
这一年，王振义只招收了两名学生，除了陈竺外，还有一名就是后来成为陈竺妻子、在白血病研究方面卓有成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授予“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的陈赛娟。在王振义教授的指导下，陈竺学业进步很快，先后在《中华医学》英文版上发表了3篇有关血友病的论文，引起国际医学界的关注。不久，他被接纳为国际血友病联盟的第一个中国会员。
1984年，陈竺凭着优异的专业成绩和掌握英语、法语两门外语的优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赴法国担任外籍驻院医生的人选，来到巴黎圣?路易医院血液中心实验室。一年后，他开始在这里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主修分子生物学。
陈竺如饥似渴地学习，常常通宵达旦。在一次用法语应答的理论考试中，陈竺一鸣惊人，竟考了第一名。紧接着在第一年的考试中，陈竺以“白血病T细胞受体基因的研究”的论文，再一次夺得全班第一。
1986年1月，陈竺的夫人陈赛娟“狠心”抛下不到两岁的儿子，来到陈竺在法国学习、工作的研究所，攻读细胞遗传学博士学位。她接手的第一个课题，就是一个高深的细胞遗传学课题，攻了整整半年，未见一丝成功的曙光。陈竺来助战，几个月后依然因技术原因陷于困境。那段时间，熟悉的人都知道，“半夜还亮着灯的实验室，一定是陈的”。甚至连实验大楼的大门钥匙，都由陈竺掌管了很久，因为他们来得太早，走得又太晚。
当夫妇俩在新课题上大有进展的时候，导师却让陈赛娟把它交给一位新来的、自命不凡的美国人。但陈竺夫妇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开始了又一轮“地下工作”。半年后，美国人一无所获，而陈竺夫妇俩合作发表了6篇论文，在白血病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被法国同行称誉的“突破性成果”。这一成果找到了染色体断裂的确切位置，并提出了新的断裂点集中区域的概念，之后被国际同行广泛采纳。
1989年，陈竺夫妇俩决定回国。听到这个消息，老师们劝他们：“留下来，你们会有灿烂的前程；回国，你们将一无所有。”陈竺回绝了挽留，笑了笑，说：“之所以回国，不是因为我们不爱法国，而是因为我们更爱中国。”他在自己博士论文的扉页上，工整地写下：献给我的祖国。

海归在“贫瘠”的土地上开花结果
2000年，中国旅法著名“装置艺术家”陈箴因病溘然长眠于巴黎拉雪兹公墓。这让陈竺悲痛万分。逝者正是比陈竺小两岁的弟弟，死因恰恰是陈竺毕生倾心研究的血液病。
1980年,当陈竺在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血液病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时，酷爱艺术的弟弟陈箴却被发现患了溶血性贫血。这是一种病因复杂的危险疾病，患者会因红细胞破坏加速，骨髓造血能力不足，而出现贫血症状，并可能危及生命。弟弟的患病无疑成为十几年来陈竺倾力攻克血液病难题的一个鲜为人知的动因。
据了解，1999年底，为了让弟弟改善情绪、正确认识疾病，他还亲自为弟弟授课，研读医学典籍。陈竺很少在公开场合提及自己的家事，因为他是一个沉默、谨慎的人。但陈竺同时又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
归国初期，创业之艰苦超出了陈竺夫妇的想象。当时，担任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职务的王振义只是一个“皮包所长”，条件很艰苦。陈竺要建血液研究室更是缺人、缺设备，甚至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子。他们一路上小心翼翼带回的试剂也没有零下80度的低温冰箱来存放。一个星期后，因寄放在上海二医大基础部的低温冰箱出现故障，这些价值几万法郎的试剂竟全部报废了！陈赛娟后来说：“那真是哭也哭得出来。”一开始做实验，由于没有相关设备，他们要到外边的实验室去“借做”；没有交通工具，陈竺就骑着自行车，把那些贵重娇气的标本、试剂、试管及实验材料轻轻地放在车筐里，四处奔走。
艰苦的条件，并没有吓倒陈竺。他们小小实验室的灯光常常闪亮到黎明。学校和医院也各尽所能，在物力和财力上给予支持。医院在房源极困难的情况下，腾出两间屋子给他们作实验室。“试剂泡汤事件”之后，院方特批给实验室配备了一台低温冰箱；人员，要谁给谁，全力支持。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陈竺实验室的研究工作迅速展开。
经过多年探索和试验，陈竺发现维甲酸和砷剂实际上是通过不同的途径，靶向作用于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同一关键致病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并因此提出两药共用的“协同靶向治疗”设想。临床试验中，90%以上的患者长期无病生存。
当陈竺得知哈尔滨医科大学张庭栋教授等用砒霜治疗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取得时间长短不一的完全缓解的消息后，便开始了与哈尔滨同行的合作，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癌细胞凋亡机理的研究中。1年多后，陈竺带领的研究小组与哈尔滨小组合作在国际权威杂志《血液》上发表论文，揭示了三氧化二砷（即砒霜）是通过诱导癌细胞凋亡（细胞程序性死亡）而发挥作用的。这一发现使砒霜这种古老的药物，正式步入了现代药物治疗研究的主流。
1995年11月3日，中国科学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增选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内科学教授、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陈竺研究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生物学部)。这年，他只有42岁，是当时中国医学界获得中科院院士称号最年轻的科学家。
随后几年间，陈竺牵头承担了一大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取得了一系列国际先进或领先的研究成果，成为国内外享有一定声望的青年学者。拥有中国、美国、法国科学院3个院士头衔的陈竺，在学术界的声望可见一斑。他所领导的上海瑞金医院血液学研究队伍，被国内外同行尊称为“中国陈竺组。”
2000年10月，陈竺“转战”北京，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分管国际合作局和生物技术局。中科院强调生命科学要在应用中体现，陈竺为此做了很多开创性的事情。比如，他曾推动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的建立，推动天津生物能源基地的建设，并在上海又推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和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合作建立生命科学院。尽管工作更加繁忙，但他的研究工作从未停止。

挑战从学者到部长的无缝链接
曾有人说，王振义教授是陈竺和陈赛娟的“月下老人”，是他牵出了一条长长的红线，让他们牵手在一起。王振义这样解释：“不能这么说。1978年我招研究生时，的确只招了他们俩，但这仅仅是外因，内因还是他们真心相爱，强扭的瓜不会甜。我一直以这两名学生为荣。”
当年，陈竺和陈赛娟在一起上研究生专业课，一起做实验，也许是应了一句老话：日久生情。同窗好友成就了一段美丽姻缘。1983年3月，知根知底的老同学终于把手牵到了一起。
有一年，陈竺被任命为上海市人类基因组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一天，陈竺在实验时获得一个梦寐以求的数据结果，极度兴奋的他没有细加考虑，便马上向美国的合作者魏克斯曼教授通报了这些最新数据。
然而，随后的进一步核查，却发现这个结果是由于工作人员在实验操作过程中“污染”造成的。学术上一向精益求精、人格上力求完美的陈竺，顿时陷入了自责的深渊。他悄悄地写了一份辞职报告，准备离开身兼数职的领导岗位。就在这时，妻子陈赛娟对他说：“你要是辞职，就是错上加错，面对挫折你不应该丧失信心和勇气。”妻子的鼓励和支持，让他坚持了下去。
正是这个和他风雨同舟的贤内助，以其杰出的贡献于2001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杰出女科学家提名奖，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且还是“中国十大女杰”、“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十佳女职工”。
陈竺多才多艺，他喜欢拉小提琴和画画，还写得一手好字，特别对中国旧体诗词情有独钟。2005年6月30日，陈竺在阅读了时任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所长饶子和在《细胞》(Cell)杂志上发表的线粒体呼吸链复合物Ⅱ蛋白三维结构的研究论文，得知中科院微生物所所长高福等关于禽流感分子流行病学论文被《科学》(Science)杂志接收的喜讯后，情不自禁，一阙《水调歌头——贺捷》跃然纸上：昨读《细胞》作，今喜《科学》篇。问鼎尖端何难，豪气冲云天。将帅身先士卒，群英斩关夺隘，比翼本无间。慰我中华魂，创新倚天剑。2007年1月第一周的《美国科学院院刊》网络版上，发表了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人员成功找到一种适宜口服治疗糖尿病的小分子的消息。陈竺为此写下一首《水调歌头》，词中写道：四代人，五载情，凝一笑。神农倘能再世，应悔尝百草……从其行文的昂扬豪迈，不难看出这位甫上任的新部长，身上流淌着一种浪漫的理想主义激情。
为了科研，陈竺放弃了自己的许多爱好。他说，科学家都特别珍惜时间，因为科学研究也如体育竞赛，你必须去争先。在他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上下班之分，也没有工作日与节假日之别。由于他们夫妻研究的领域很接近，但想法却经常不一致，当年实验室里的争论往往会带回到家里。为了保证在家里有片刻的放松，有一阵子，他们只好约法三章：在家不准争论科研上的事。“当然，这样的约法也是很难执行的。”陈竺笑着说。
据了解，在被宣布任命卫生部长之前，有关消息就已经在医疗界传开。“这个消息我早知道了，此前他还跟我单独谈了一次心。”王振义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我只给了他一个建议，让他多去听听各地卫生厅厅长和大医院院长的意见，他们掌握医疗界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当然他可以开会听汇报，但是跟自己亲自去基层不一样，听汇报时间、内容都有限。现在国家领导人都带头下基层，他接受新事物快，综合能力强，肯定会去学习。”看得出，王振义对自己的门生很是肯定。
上任不久，陈竺对媒体表示：“我目前面对的主要挑战，是怎样从科学家成为一个部长。”如果说从知青到科学家，是陈竺人生中的一段传奇经历，那么从学者到部长的无缝链接是摆在其眼前的又一道人生重大课题。
“当看到看病难、看病贵成为老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时，我们就可以想象卫生部的责任有多重。我还想告诉大家，虽然面临种种挑战和问题，中国仍是今天世界上从事生物医学研究最好的地方。”陈竺如是说。陈竺认为，大力改善群众健康状况是实现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体现。而健康产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动力，这将促进经济的发展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医学将出现模式转变，预防比治疗更为重要。我更关心疫苗接种，特别是乙肝疫苗的接种。乙肝称得上是中国的‘国病’。现在，有一半癌症可以预防，乙肝就不能预防和治疗吗？”
从专业人士到卫生部部长，从技术研究人员到行政管理官员，连陈竺的父亲也认为儿子面临考验。但多年担任中科院副院长的经历，无疑为陈竺积累了宝贵的宏观管理经验。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之时，他的夫人陈赛娟表示：卫生部部长牵涉到国家整个医疗卫生系统的方方面面，医院和百姓对他的期望很高，各方面压力很大。“他这个人比较认真，我希望他在工作之余，要注意身体。”
卫生部被视为中国政府的一个关键部门，医疗改革关乎中国民众的切身利益。在它的掌门人选择上，中央肯定优先考虑了这方面的因素。国务院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陈竺为卫生部部长的理由中评价陈竺说，“事业心和责任感强，有开拓创新意识和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作风正派、顾全大局”，“善于合作共事”……在鼓励和嘉许里包含了更多的期许！
上任来，陈竺即受到空前的挑战。先是接受汶川特大地震后灾区大规模应急医疗救治的考验，当时他及时组织国内著名专家赶赴四川指导救治，采取“集中伤员、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工作方式，有效地抢救重伤员，努力提高抢救成功率，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重症伤员死亡率和残疾率；面对伤员众多、伤势严重的情况，卫生部协调组织专列、包机等向21个省、区、市转运了1万余名较重伤员，确保伤病群众得到及时救治，创造了中外历史上非战时最大规模的伤员转运壮举。在北京奥运期间医疗保障上，他提出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做好应急医疗救治等各项工作，兼顾涉奥和日常医疗保障工作，确保日常医疗保障工作正常开展，并不断加强兴奋剂监管和食品用餐安全管理，确保运动员患者在就医期间的用药和饮食安全。奥运期间，全面、扎实的医疗保障工作，让国际社会满意，让中国人民满意。接着，他又接受“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处理。作为国家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的领导小组组长，按照国务院部署，全国卫生系统全力以赴地展开了患儿医疗救治工作，各地卫生部门和医疗机构努力实现了筛查、诊断、治疗、宣传的全覆盖，科学合理安排了医疗卫生资源，积极应对了筛查救治高峰，有力保障了医疗救治工作顺利开展。
医疗改革是一个世界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由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作为组长单位的16个部委联合工作小组，紧张地制定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案。陈竺说：“中国要建立一个能够覆盖城乡人民的基本医疗保健制度。原则是要以人为本，就是要适合中国的国情，讲究公平、效率和质量的统一，要兼顾统筹各个方面的努力。最终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基本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需求，同时又满足不断增长的不同层次的需求。”他解释说，如果基本医保制度是一座大厦的话，公共卫生体系、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保障体系以及药物供给体系则是这座大厦的大梁和支柱。

人生◎手记
年年“两会”，岁岁不同。每年“两会”都要赋诗抒怀的马万祺，谈起今年的诗题连声说：“今年的会议非同一般，我要好好酝酿。”显得精神矍铄的马万祺高兴地告诉记者，现在澳门治安很好，经济也不错，主要因为国家经济快速健康发展，这是澳门稳定繁荣的重要保障。“国家形势这么好，我真的很开心。”
1950年，马万祺协助驻澳门国有机构抢购战略物资，支援大军解放海南和广西；改革开放初期，他又率先向珠江三角洲投资，把自己的事业和祖国的经济紧密相连；1991年华东水灾，他向灾区捐赠港币100万元，在国家有危难时他从不吝于出手。虽然身在澳门，但对于身后的祖国，马万祺总是以拳拳之心、赤诚之情相追随。
谈起祖国，这位从10多岁就投身抗日战争烽火并从此走上为民族振兴而奋斗道路的老人很动感情。马万祺说：“国家国家，祖国是国，澳门是家呀。回归前和回归后，祖国对澳门的关怀和帮助，就如母亲对她最疼爱的孩子那样。就凭这一点，澳门人对祖国的爱，不可能不是发自内心的赤诚。”同时，他说：“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个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澳人治澳’团队已经形成，而且在建设特区的过程中得到了磨炼、巩固和壮大。这正是澳门能取得骄人成就的关键所在。”

周海婴 生活在鲁迅的影子之外
一代文豪十分珍爱“上天赐予的礼物”
1929年9月，周海婴出生于上海。这一年，鲁迅48岁。很民主的鲁迅说：“先取一个名字‘海婴’吧！‘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
周海婴说，自己的出生是一场意外。“母亲告诉我，当时他们觉得生存环境非常危险、恶劣，朝不保夕，有个孩子是拖累。但是后来他们避孕失败，我就意外降临了。”“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已经是30多岁了，算是高龄产妇，是顺产，不是剖腹产。但是我是被钳子夹出来的。”
周海婴出生时属难产，鲁迅在医院里为许广平母子焦急万分，想方设法抢救。当医生征求鲁迅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鲁迅不假思索地说：“留大人。”结果母子平安。许广平产后，年已半百的鲁迅特意送了一盆花给她。
周海婴生前回忆说父亲有时也把他称为“小红象”。“现在咱们知道‘白象’是非常名贵的，非常稀有的，我母亲曾经爱称我父亲为‘白象’。那么既然是‘象’，‘象’的后代自然是‘小象’；那么小孩生下来皮肤很红，那么红皮肤的‘象’不是‘小红象’嘛，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爱称。”
鲁迅很喜欢这个儿子，他为儿子感到特别骄傲和自豪，鲁迅把他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在往后的7年多时间里，鲁迅在自己的日记里、在和友人的通信里，常常事无巨细地提及自己儿子。
鲁迅做事十分认真，书房也整理得很好。即便儿子在书房玩耍，弄得乱七八糟，鲁迅也绝不生气，只待儿子出去了自己再收拾房间。根据周海婴回忆，他曾问过父亲：“爸爸能吃吗？”鲁迅当时的回答也童趣盎然：“按理说是可以的，但爸爸只有一个，吃了就没了，所以还是不要吃的好。”
作为父亲的鲁迅留在周海婴脑海中的印象，是个一直趴在书桌前写作的长者：“他早上醒得比较晚，因此我每天早上起来都是蹑手蹑脚的，大家都让我别吵爸爸。在濮存昕主演的电影《鲁迅》里，有一个镜头就是小海婴给鲁迅装烟，当时我就是这么做的，因为我觉得孩子应该孝顺父亲，装支烟也是孝顺。”在周海婴的记忆中，鲁迅是个慈父。
也许，正因周海婴是意外出生的“多余人”，所以反而得到了加倍的父爱。周海婴自幼体弱，鲁迅在日记中至少有上百次带儿子到医院就诊的记录。鲁迅曾笑言，扯大这个儿子，自己都要成“二十五孝”父亲了。
周海婴童年时就患有哮喘病，最费鲁迅心神。每当换季时节发作尤为厉害。儿子的病一旦犯起来，呼吸困难，彻夜难眠。学过医的鲁迅即便平日谨慎，一般不替人看病或开处方，但在这情况下也充当起家庭医生的角色，解燃眉之急，他为儿子的哮喘病设计了至少4种缓解病症的方法。
每当此时，鲁迅常常会取来一个脸盆，放进2两芥末粉，再倒入滚烫的开水，随后把一条毛巾展开放进水里。等芥末汁浸透整条毛巾后，鲁迅就将筷子插起毛巾取书，把水拧干，以周海婴所能承受的最高温度敷在他的后背上，然后再用干毛巾盖住。这样过去10多分钟后，周海婴的背部就会粉红一片，用手指头碰一下都特别疼。而就在这个时候，周海婴会感觉呼吸顺畅、特别舒服。这就是鲁迅屡试不爽的治疗哮喘的“经验方”：芥末水热敷后背。中医养生专家认为，鲁迅这种治疗方法类似中医里的贴敷，能让芥末的药性通过背部的经络、穴位直达脏腑，对哮喘、呼吸道感染以及因虚寒而产生的关节疼、头疼都有一定作用。不过，对于一些皮肤比较敏感的人来说，贴敷的时间不要过长。
在晚年，周海婴还记得，儿时他家住在上海大陆新村，楼下的房间用装有玻璃的门隔开。有一天，一位邻居小朋友来他家玩，不慎把周海婴关在里间。由于门太紧，周海婴一时打不开，他心里非常焦急，拼命想把门打开，他一掌用力推过去，一块门玻璃就被他打破了，手也被碎玻璃划出一道口子，鲜血直流。周海婴一时慌了，在楼下放声大哭，正在楼上书房中写作的鲁迅听见哭声，三步并作两步奔下楼梯，马上用云南白药和纱布将周海婴手上的伤口包扎起来，并安慰周海婴说：“孩子别慌、别慌，过几天就好啦。”紧接着鲁迅又和蔼地将吓得呆在一旁的那位小朋友送走了，事后鲁迅也没有责骂过周海婴，而是请师傅将门玻璃重新装好了。
事后，鲁迅在给母亲的信件里也提及此事：“前天玻璃割破了手，鲜血淋漓……”信是1936年9月22日写的，“距父亲去世仅23天，有一张母亲和我在万国殡仪馆站在一起的照片，可以看到我右手腕包扎着纱布”。周海婴后来找到了这张照片。
在晚年，周海婴还记得，当年“父亲弯下身，细心地给我膝盖上出脓流血的伤口敷药的情景。每年闷热的夏天，晚饭后，长着满身痱子的我，总可以跑到二楼，由父亲将痱子药水轻涂在我胸上或背上，每搽一面，母亲用扇子扇干。这是我最快活的时刻，可以不怕影响父亲写作而被‘驱赶’，有机会亲近父亲，心里感到无比温暖”。
鲁迅在1919年写下《我们怎样做父亲》，他在文中谈及对后代的教育：“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10年后，周海婴的出现，让鲁迅真正地实践“怎样做父亲”。
作为一个男孩，周海婴也偶然因顽皮挨打骂。“其实那只是虚张声势，吓唬一下而已。”他这样回忆。在鲁迅给自己母亲的信中也说：“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又说：“有时是肯听话的，也讲道理的，所以近一年来，不但不挨打，也不大挨骂了。”周海婴曾这么回忆：“我在家里，感觉父亲对我，跟普通家庭一样，而且更和蔼，没有大声喝喝，或者是训斥。当然也有他看我不乖的时候，拿一个纸卷起来，轻轻地在屁股上打打，这完全是一个威慑作用吧。”
鲁迅用孩子的童心诱导孩子，把功夫用在培育孩子的身心健康上。有一次周海婴听说家里买了观看狮子老虎的马戏票，他高兴极了。谁料鲁迅不让他去，他急得哭了起来。鲁迅虽说不爱看电影，但为增加儿子的精神食粮，凡有适合儿童观看的影片，他都特意陪着海婴去观看。为什么这一次却不让去呢？因为这马戏在夜晚表演，孩子容易受惊吓，不利于身心的健康。于是鲁迅采用童心诱导的方法耐心地告诉他说：“那马戏节目大都是猛兽表演，又在黑夜临睡之前，孩子看了要惊恐得不能入睡的，对身心健康有影响。”周海婴见父亲说得有道理，也就不哭了。
“父亲从不逼我学这学那，让我自然成长。”周海婴生前回忆说，当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叔叔周建人曾送我两套《儿童文库》和《少年文库》丛书，父亲就把书放在我的专用书柜里，任由我读，他从不过问我读了哪些，或指定看哪几篇、背诵哪几段，完全“放任自流”。
年近半百才得子的鲁迅并不忌讳和年幼的儿子谈论死亡，他曾对儿子说：“我会死，你也会死。”更不避讳对儿子进行性教育。从事业上来看，“文二代”周海婴并没有子承父业步入文坛，而是成为了造诣精深的无线电专家。“我的父母从未要求我子承父业，只是在我快长大成人的时侯，母亲才要我‘学一门本事，自食其力’。”相对于现在很多被父母强迫着学这学那的孩子，周海婴一直很庆幸也很感激父母给了他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虽然远未达到父亲的高度，周海婴表示，“我们尽自己的力量，做好自己的本份，就无愧于我父亲”。

被贴上“鲁迅之子”标签的率性之人
有人调侃，现在正处于一个“拼爹”的时代。与有些人公开叫嚣“我爸是某某”相比，周海婴一生更多的时候是想跳出鲁迅的圈子，自食其力，过一个平民化的生活。“你看，我60岁时还被人这样介绍——这就是鲁迅先生的儿子……每次我听了以后心里非常不舒服。没错，我是鲁迅的儿子，但不等于说没有我的工作、没有我的事业；我就是我，我就是周海婴！”
身为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生前坦言常年为声名所累。他曾接受采访时说：“我小时候，一直到中学，都尽量不用周海婴这个名字，用的是‘周渊’。因为觉得大家总是把我想成他们所希望的一个周海婴形象。在众人眼中，周海婴应该文笔很好，或者认为周海婴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受的。”做人难，做名人之子更难。从小到大，周海婴不愿在鲁迅的光环下生活，也从不向外人炫耀自己是谁的后代；他反对靠父母的余荫生活，虚度人生；强调靠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成绩，去赢得社会的承认。“当遇到许多困难和问题时，我就想，要不是鲁迅的儿子就好了……”他不想因为自己而“连累”父亲。周海婴生前曾向记者大倒苦水，感叹“鲁迅的儿子不好当”，需要“经常戴着防毒面具”，甚至还要“戴着生化保护武器”！
鲁迅博物馆内的鲁迅书屋里，悬挂着一幅鲁迅木刻肖像画，那是1936年8月初，中国著名版画家力群先生的力作，这幅作品后来成为世界各国大多采用的鲁迅画像。木刻画中的鲁迅神情凝重而坚毅，目光如炬，背景中手上握着的钢笔更像一把锋利的匕首，正扎向一只只丧家之犬。提起大家公认的这幅鲁迅木刻，周海婴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曾有一位雕塑家为鲁迅塑像，妈妈就给人家这样讲那样讲，说鲁迅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应该是那个样子的。但最后那位雕塑家说，如果我把鲁迅塑造成和蔼可亲的教授形象，社会就该不认可了。”周海婴说，战士也要有休息的时候，他也会唱唱歌跳跳舞，也会调侃调侃，只是人们把鲁迅的这一面忽略了。他还说，造成这种忽略的原因，也有后来的人选文章不够全面之故，比如中学课本里《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内容与孩子们的年龄特征不相符，不仅学生读不懂，连教学生的老师也不一定懂。
长期以来，鲁迅被塑造成横眉冷对的斗士，殊不知他是一位多性情的文学家。在孩提时代的周海婴眼里，父亲是爱开玩笑、非常幽默的。正如周海婴所称：“我问过我母亲、叔叔，甚至于和我父亲见过面的一些朋友，他们都没有看见过我父亲生气的样子，更不要说什么拍案、横眉冷对。由于受当时的环境影响，父亲见的人比较少，所以大家都是从字里行间去推论他的性格。其实现实中他如果和人家谈不拢，往往就不响了，不和别人多讲，最多到这一步为止。”
作为鲁迅的独子，周海婴7岁时用稚嫩的笔为父亲书写了墓碑碑文，此后长达70余年，他被认为是“鲁迅精神的传播者”，做了不少纪念、研究鲁迅的工作。2002年，周海婴和儿子周令飞投资创办了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监制了电影《鲁迅》，筹划了40集电视剧《中国大文豪》，尽到了伟人后代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他还曾著有《鲁迅与我七十年》等书。2010年，《鲁迅回忆录》的许广平手稿本得以完整面世，周海婴是该书的主编。
“鲁迅是世界的，我希望大家研究他的思想、文学价值，更希望大家看到凡人鲁迅、生活中的鲁迅、完整的鲁迅。”周海婴曾说，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工作，让被极左意识形态遮蔽和诠释了近60年的鲁迅和他的文化精神，得到“还原”和“解放”。“假如鲁迅作为一个时代的符号要一直存在下去的话，就必须给青年人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从他的外貌和生活上进行还原。”可以说，周海婴为“鲁学”研究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把鲁迅从现代文坛圣人的高位还原到现实中来。
鲁迅去世后，日本人奥田杏花帮助翻注面膜一具，给家属留作纪念。它上面还粘着鲁迅的7根胡子。周海婴生前说：“但已不是父亲生时的模样了，脸庞显得狭瘦，两腮凹缩，我想那是奥田杏花翻模时全副假牙没有装入之故，以致腮部下陷的吧。但不管怎样，它是极其珍贵的。上世纪50年代，上海鲁迅纪念馆落成，我们将这副面膜捐献给他们，现在作为一级文物保存着。”
周海婴很注意对鲁迅著作权、肖像权的保护。早在1986年，周海婴就因为日文版《鲁迅全集》的稿酬问题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打过官司。周海婴生前也多次对街头出现的“祥林嫂洗脚房”、“阿Q服装”等商铺感到心痛。他很反对鲁迅笔下的形象商业化。周海婴为父亲打官司之多，以至于特聘律师可以写一本《我为鲁迅打官司》的书。
2007年，周海婴联合长子周令飞撰写过一篇《鲁迅姓什么》，他们直指如今的鲁迅已改姓“钱”与“权”，痛批一些人打着鲁迅的幌子大发其财，一些部门利用鲁迅的名号动辄垄断。鲁迅希望鲁迅成为“天下为公”的公益性人物。
曾有人说，周海婴打官司其实就是为了钱，周海婴听了一笑，“我这是背了父亲的‘钱锅’”。终究是鲁迅的孩子，他爱父亲，必须维护父亲的名誉。在周海婴看来，公民的人格尊严神圣不可侵犯，自己的父亲作为深受各界爱戴的历史名人，其姓名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内涵。他认为，一些机构利用鲁迅的知名度在经营活动中搭便车，有违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在打官司之余，他开始宣讲鲁迅，他要让大家相信，鲁迅的思想并没有过时。
一次，周海婴无意中发现鲁迅的中、英文网络域名已被人抢注，他曾联系域名持有者，本想买回域名，结果令他跌破眼镜，“开价二十几万，不到二十几万就免谈”。周海婴认为，私自将名人姓名注册成域名，不仅侵犯了名人的姓名权，更侵犯了国家、民族的尊严。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曾提交有关“健全名人姓名注册中文域名”的提案，指出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名人中文域名的管理和保护，以免侵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尊严。
周海婴平时与人相处耿直、率真，而且同父亲鲁迅一样，敢说真话，从不怕得罪人。周海婴的长子周令飞说：“父亲最值得人怀念的就是一生求真的精神，虽然他曾经对顶着伟人之子的巨大头衔倍感压力，但他一生坚持处事认真，待人宽厚，真正做了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有一年，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界别联组会议上，在几位委员相继发言后，周海婴开始发言。让大家惊诧的是，他诚恳地向在场的政协委员“检讨”：“有关部门花了很大力气反盗版，并且要大家提高觉悟，不要去买盗版书。但是我检讨一下，我也买盗版书。一本书五六块钱，想了解一下，就买一本翻翻，看完再当废纸卖掉。”周海婴质问：“书价为什么总是定得这么高？”而在一次鲁迅青少年文学奖的活动上，周海婴也毫无敷衍之辞，又一次直言不讳地批评当下青少年写作真心话太少，“假、大、空”太多，匠气太重。
周海婴有三儿一女。长子周令飞长相酷似鲁迅，尤其是那两撇胡子，常有人跟他开玩笑，问是否有导演请他去演鲁迅，他笑声朗朗，“不行啊！我太高了！”周海婴夫妇曾考虑过暂不要那么多孩子，以便专心学业。去开人流手术介绍信时，被夫人马新云所在学校的领导制止了。校领导认真商议了一番，认为鲁迅的后代本来就少，怎可轻易打掉？
在儿子周令飞眼中，父亲是一个很认真很讲原则的人，他从父亲身上看到了祖父的影子。周令飞告诉记者，他和父亲既是父子又是同事。“父亲在平时经常和我商量要做的工作。我在工作上遇到困难，他会给我很大的鼓励。他常对我说，干部、烈士和名人的后代子孙，如果每个人都能够继承我们祖先的优良文化和精神，相信我们的社会会更好。我们不能置身事外，必须把这些当作自己的责任。

老“火腿”不老的真情故事
1932年10月9日，瞿秋白夫妇到鲁迅家中避难小住，特意给3岁大的周海婴赠送了一种叫“积铁成像”的玩具。这是一盒铁材制成的可组装成各种模型的玩具。周海婴用它组装小火车、起重机，装好了再拆，拆了又装，鲁迅总是从旁鼓励。它不但使周海婴学会由简单到复杂的几百种积像玩法，还可以脱离模型，发挥自我想象力，拼搭各种东西。
爱上拆卸的他还试过把父亲特意为他买的留声机拆开，弄得满手油污，把齿轮当舵轮旋转着玩，乐趣无穷。母亲见了，吃了一惊，但并没有斥责，只让他复原过来，他也做到了。除此之外，他还拆过家里的日本进口缝纫机。
鲁迅离世时，周海婴年仅7岁，鲁迅留下的遗嘱中叮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周海婴尊重父亲遗愿，报考南洋无线电夜校，最终成为一名跟文学不搭界的无线电专家，用他的话说，这是“靠自己的努力穿衣吃饭，既没给父亲丢脸，也没硬要去沾他老人家的光”。
周海婴从事无线电事业长达55年，曾出版过《电子爱好者的金桥——业余无线电通信》。他曾长期兼任中国电子学会科普部副主任，为培养后备人才，他与多位科技界人大代表联名提案，使得中国内地个人业余电台在1992年12月22日重新开放。周海婴是国内首批注册的22名老“火腿（对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称号）”之一，呼号为BA1CY，频率是14.180MC。无线电爱好者张家齐说，每天早晨8时左右，他们就能在14.180兆赫这个固定频率上听到周海婴的声音。刚开始，他们通过这个频率相约一起聚会，地点经常选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慢慢年龄都大了，每天他们都坚持在这个频率上聊天，“我们笑称大家在空中天天见”。有几位老“火腿”由于身体不便，不能参加追悼会，他们相约11时，也就是周海婴追悼会开始之时打开电台表示哀悼，向天堂的周海婴送去哀思。
“我上学以后，开始爱好理工专业，后来又投身于科技工作，细想起来，也许和他们两位（瞿秋白夫妇）当初对我的启迪不无关系吧？”周海婴生前对儿时的玩具记忆尤深。
如今，再也听不到周海婴的声音了，无线电爱好者很难过。按照惯例，一个无线电呼号停止使用5年后，将被重新分配给他人。周海婴作为“火腿”名人，他的呼号BA1CY将被永久保存，以作为对他的纪念。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租界被日寇占领。这年12月15日早晨，许广平被日本宪兵抓走，受到严刑拷打，身心受到摧残，头发白了不少，双腿被打伤不便走路，但敌人从她嘴里一无所获。最后在1942年3月1日，鬼子不得不将她释放。
当年，许广平在上海租界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家中物件也被搜去不少，其中便有周海婴的无线电收音机。待许广平出狱，母子再次相见，周海婴便马上追讨他那部视若珍宝的收音机。
抗战胜利之后，周海婴还在家中搞起了收发报试验。他后来回忆说：“为了提高发射效果，我买了两支长毛竹，从自己的屋顶向北边邻居的屋顶架起一根天线，它横跨东西向弄堂，支在28号朋友的屋顶上。这支天线称为‘齐柏林’式，中心下降两条并行的馈线，每隔一段有小竹棍支撑着，远看像杂技高空飞人的梯子，十分耀眼。”结果，周海婴的兴趣之举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三天两头来到周家监看，在他家附近游荡的特务更不在少数。
出于保护鲁迅后代安全考虑，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把周海婴送去香港读书，他便随许涤新夫妇赴港，就读于培侨中学。
到了香港，在当时的形势下，许广平一方面要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踪，另一方面还要参与新政协的筹建。不久，为响应中共关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倡议，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以及在欧美诸国的知名人士都纷纷北上或回国，参与新政协的筹建。
1948年11月底，周海婴跟着母亲许广平乘坐悬挂有葡萄牙国旗的“华中轮”离港北上。同船的还有郭沫若、马叙伦、陈其尤、沙千里、许宝驹、侯外庐、翦伯赞、冯裕芳等知名人士。12月3日一早，船在安东附近“大王岛”抛锚下人，一行人员改乘小船上岸。中共中央东北局派负责同志前往迎接，并护送到哈尔滨。正在这时候，得知沈阳已解放，于是又改乘火车抵达沈阳。
解放区的一切，特别是新政协组建前的环境以及人与事，都令处于青年的周海婴感到振奋与新奇。周海婴曾回忆：“按照上面的意思，这一大批民主人士，原打算请他们到哈尔滨住上一阵，待平津解放，大军渡江后再图南下。可是形势发展很快，只不过两个月时间，解放战争已势如破竹，四平一战，又解放了长春，平津已是指日可得，也许开春便可以去北平……”
1949年2月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2月25日，民主人士乘的专列抵达北平。“列车将要抵达前门车站时，只见铁路两旁的屋顶，每隔10米都有持枪战士守卫，可见安全保卫工作之严密。进站后，大家被直接送到北京饭店，也就是现在夹在新造的北京饭店中间的老楼。母亲和我被安排住在3楼。几天后，叔叔周建人全家也到了北平，与我们住在一起。”
据统计，从1948年8月到第2年的8月，整整一个年头里，秘密经过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约有350人，其中119人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母亲被选为全国妇联筹委会常委，3月24日代表国统区任正团长，参加第一届全国妇联代表大会，任主席团成员。后被选为妇联执行委员。到9月又参加了政协会议，任政协委员。10月又被任命为政务院副秘书长。从此定居北京。我呢，只在北京饭店住了几天，就到河北正定去，进了当时为革命青年开办的华北大学，编入政训第31班，参加为期3个多月的学习。我全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让周海婴自豪的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母亲代表民主人士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毛泽东听了非常支持，当即表态：“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这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
在华北大学政训班学习结束后，周海婴又进入辅仁大学社会系就读。后来，党和政府考虑他从小喜欢无线电，又把他送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就读，毕业之后安排留校。新中国成立后，许广平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等职务。
生在鲁迅光环下的周海婴一直牢记着父母的教诲，从不沾父母亲的光，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在社会上立足。1956年他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后，正赶上我国搞核武器研制，他便被分配到北大核物理系，从事筹建实验室工作。1960年以后，他又到国家广电总局技术部搞无线电规划工作，担任过原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直至1994年离休。他曾任第四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至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积极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提建议，特别是在《著作权法》和反盗版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明确意见，在参政议政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周海婴眼里，母亲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包含着两种：一种是学生对老师的崇敬，还有一种是夫妻之间的爱护、帮助。“我母亲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父亲做了很多事情，抄稿、寄信、包装等等。”在周海婴的记忆中没有母亲老远喊父亲的印象，“只是有事就走到父亲面前，询问他喝不喝水，或者告之该量体温了、该吃药了，是一种自然的平视的状态”。周海婴说：“鲁迅爱抽烟，又爱思考，常常被烟头烫到手指。我母亲发现了以后，曾特意为他买了烟嘴。这样，父亲就再也不会被烫到了。”
许多人都知道鲁迅曾与朱安有过婚姻，因此还有人质疑许广平是第三者。谈及外界对母亲的质疑，周海婴曾坦承：“是的，鲁迅跟朱安女士是结过婚，但大家都知道，他是被我的祖母用‘母病速归’的电报从日本骗回来结婚的。新婚之夜，他哭了一夜，把衣服都哭湿了。鲁迅是一个孝子，他觉得母亲守寡多年，有个人陪着她也好。就这样，他接受了这个‘傀儡婚姻’。那一年鲁迅才25岁。他在结婚后第4天，便和二弟周作人及几个朋友启程东渡日本了。3年后，鲁迅再次回国都是和朱安分居。是许广平给了他爱情，她当然不是第三者了。”
1923年10月，鲁迅兼任了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学校（后改名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讲师，每周讲授1小时的中国小说史。许广平当时是国文系二年级的学生，思想进步，她最喜欢听鲁迅先生讲的中国小说史，所以每次上课她都争着坐在第一排上，并积极向鲁迅提出问题，给鲁迅留下了深刻印象。1925年3月，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而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是骨干。因苦闷和彷徨，她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正是这封信，开启了她和鲁迅的爱情之窗。那一年，鲁迅45岁，许广平27岁。此后，他们的感情渐渐升温。
“我的母亲是个新女性。可当时的父亲是‘不敢爱’的。”周海婴说，鲁迅当时有感觉，但肯定还有许多顾虑，导致他不会像许广平一样那么大胆，那么炽热。
在周海婴看来，许广平于1925年10月写的《风子是我的爱》，那篇文章是二人爱情的转折点。许广平的热情让鲁迅终于表白了心迹：“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而此中“枭蛇鬼怪”就是许广平。“可以说，以前‘不敢爱’的鲁迅这时打开了心结，他终于觉得‘我可以爱’了。”周海婴生前曾感慨地说：“在北京时他们的感情就已定了，而不是人们说的到了广州才确定。”
1926年8月26日，鲁迅应好友林语堂之邀与许广平结伴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和国学研究院教授，许广平则到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他们约定两年后到广州相聚。周海婴说：“父亲的确是个性情中人，他和我母亲的两年之约，只过了4个月，就和母亲在广州碰头了。”
1927年1月，鲁迅又到广州中山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许广平任他的助教。这年4月15日，广州的反动派受上海“四一二”事件影响，也开始实行大屠杀，逮捕了中山大学许多进步学生。鲁迅愤而辞职，于1927年10月3日与许广平来到上海，正式开始共同生活。
“其实，我的母亲不是一个简单的家庭妇女，她也是个革命家。不过为了父亲，她愿意放弃自己的事业。那时，她除了在生活上照顾父亲，还承担了秘书的工作，帮助父亲在楼下挡挡来访问的客人，在父亲休息时帮他誊写文稿。”在周海婴看来，在鲁迅与许广平共同生活的10年中，母亲为了帮助父亲，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其实，母亲曾经也很想出去工作。可以说，如果没有许广平，可能不会有今天的鲁迅。鲁迅逝世后，母亲还一直在做保留鲁迅的文物和文献的工作。不说别的，单是保护鲁迅的资料就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可人们往往都只是看到鲁迅，却很少想到他背后的许广平。”
在鲁迅逝世以后的30年间，许广平曾为革命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76天，尝尽老虎凳、电刑和辣椒水。曾为保护鲁迅的著作和文献，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在上海组织编辑出版了首部《鲁迅全集》。解放后，她将鲁迅的房产、文物、手稿捐献国家。1968年，“四人帮”偷偷劫走鲁迅手稿，许广平将她生命最后一刻献给了保卫鲁迅的最后一战。
经过思考，周海婴找到了保存手稿的最佳办法，那就是尽快将之出版，公布于世。1975年，周海婴与胡乔木碰面。胡乔木告诉他不妨给毛泽东写信。周海婴在信中这样写道：“敬爱的主席，您最了解鲁迅书信的革命精神，并早在1937年10月l9日，您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的讲演中，就引用过鲁迅痛斥变质者的一封信，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印象。我们迫切希望在您的支特下，一部收入现存全部书信，认真按照手稿校订过的新的鲁迅书信集，能够早日出版……”
1976年，鲁迅逝世40周年之际，一部包括1381封书信的新的《鲁迅书信集》终于问世。

永远的镜匣人生
80岁生日这一天，周海婴的庆生活动比较特别，他的首次个人摄影展“镜匣人间”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以及北京爱普生影艺坊开幕。虽然是“处女展”，但是慕名前来捧场的观众还是很多，展厅门还没开，就有心急的观众趴在玻璃前向里窥视了。《镜匣人间》将周海婴的摄影人生与摄影作品从封尘的记忆中开启，一段写实的历史展现在眼前。他用相机记录了他所经历的人生，留下了一段远离我们年代的记忆，具有社会的、人文的、历史的研究意义，这些珍贵的图像所体现的敏感与活力，以一种极强的冲击力令人惊讶。
出生后的周海婴仿佛注定要与摄影结下不解之缘。第100天，小海婴就被鲁迅抱到上海的照相馆拍了照片。鲁迅在1924年写过《论照相之类》，1934年又写了一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里面还特别提到了周海婴小时候照相的事。“1936年秋末，父亲过世之后，悲痛的母亲健康状况很不好，于是一位蔡姓阿姨建议母亲去杭州异地休养，她认为至少有助于减轻失去亲人的哀伤。母亲自然不能丢下方才8岁的我，让我随去做‘跟屁虫’。蔡阿姨有一支黑色小型相机，不时地拍些风景。很快她看出了我对相机的好奇，经不起我左缠右磨，允许我按了几次快门，这一年算是我摄影的开端。”凭记忆，周海婴说那只照相机是德国蔡司厂的康太时（Contax），大概是Carl Zeiss Tesser 50mm.F/3.5镜头。可惜的是，蔡阿姨是党的地下工作者，所以当时既没有留下底片，更没有留下和她一起的合照。但是，“自此以后，我总有拿着相机拍照的渴望，这样走了大半辈子，拍过的底片竟有数万张”。
“1943年有一天，母亲比较富裕的朋友借给我一只小方木匣镜箱，由此我正式开始学习摄影了……1944年，我把积攒的零花钱和压岁钱合在一起，走进曾在橱窗前流连‘观察’了多少次的二手相机店。那些德国高档机种是初学者不可企及的，有几只日本产仿制品，羞涩的口袋尚能承当，记得它是一只最便宜的翻盖皮腔式相机，日本f4.5镜头，康搬快门1-1/200秒，使用127底片，拍16张。我用过几个月之后，为了缴无线电夜校的学费，只好把它卖掉……”1948年11月在离开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前，由于气候的因素，周海婴曾和母亲商量购置冬衣的事，最终决定去价格低廉的旧货市场购买二手衣服。就这样，周海婴省下了800多元港币。于是，酷爱摄影的他马上货比三家，买了一台低价的“禄莱”Rolleiflex相机，又买下20多个胶卷。生前，周海婴非常感谢母亲：“我很感谢母亲支持我的兴趣，宁可穿旧衣服也要满足我的心愿。”
为了安全、不引人注目地到达东北解放区，前述北上是完全保密的，没有摄影记者跟随报道。周海婴拍的这些绝版照片，无疑弥补了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影像空缺。其中有一张《民主人士讨论新政府的召开》，拍的是在沈阳市的铁路宾馆大会议室内民主党派的讨论学习会场，“冬季下午室内光线不足，勉强用慢速拍了两帧，虽然清晰度差，又非广角镜头，能够留下这历史的瞬间，于国于民我心足矣！”
周海婴早期的相册用几本厚厚的黑卡纸老式相册珍藏着，都是由母亲许广平帮他细心粘贴，页面上留有很多她的亲笔题字，“当年北京鲁迅博物馆曾有计划，在母亲身体稍好的时候请她辨认一些经年久存的时代老照片，搞清楚其中的人物和情节，母亲最终去世，成为永久的遗憾”。
周海婴一辈子酷爱摄影，共拍摄2万余张照片，把镜头对准社会底层的劳苦平民，尤以上海难民、上海“二?六”轰炸、民主人士秘密前往东北解放区、辅仁大学和北京大学校园生活等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上海和北京的社会生活及市井风貌系列照片弥足珍贵，记录下的茅盾、巴金、萧军、季羡林等人图像都已是珍贵史料。“1949年初夏，我从华北大学短期学习结束，廖承志建议我们几个‘孩子’，各自补习所缺的高中文化课程后，第二年去苏联求学。这样，我返回上海旧址霞飞坊寻师回炉。不久，抗美援朝开始，我在三楼阳台听到飞机投弹轰炸声，看到窜天的浓烟，这便是‘二?六’轰炸上海卢湾区。冲天黑烟被我拍了下来。隔天我又和表兄马永庆赶去现场拍摄残存废墟，进入现场时，我们被警卫所阻，亏得那时候我们不知天高地厚地为自己印了名片，叫作‘海马摄影社’，凭这枚小片子，才得到许可进入警卫圈内。进去后我拍到了一批炸毁的废墟，还有伤亡家属悲痛欲绝的镜头。”
“70年来，我的摄影兴趣不减，从未间断却并不连贯，这与时局、运动、心情和工作、生活有直接关系……在摄影中我找到的是自己的乐趣，如今却无意间为大家或小家留下了凝固的瞬间。”进入老年的周海婴由于身体的原因，不像以往那样到处去拍照了，但摄影依然是他的最大爱好。数码时代来临，摄影技术发生革命，他也努力地跟随时代，平时用数码相机拍照。他总是称自己是“准摄影家”。据悉，桥牌和摄影一样，是周海婴一生相当钟情的“雅好”。生前回忆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周海婴说，同学可以打桥牌、跳交谊舞，他出于好奇，偶尔走去观看，就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鲁迅的儿子不好好读书，只知道打牌跳舞”。
2011年4月7日凌晨5时36分，鲁迅研究专家、无线电专家、摄影家周海婴在北京医院走完了81岁的人生旅程。早于2010年5月21日，他因患血管炎住进北京医院，一直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周海婴的长子周令飞说，父亲的遗嘱共有6条，第一条就是希望作为鲁迅的后代，要承担起弘扬其思想、传播其精神的使命和责任；第二条是办好鲁迅文化中心，将来成立鲁迅基金会。周令飞说，“我父亲最后一条遗嘱才是关于自己的身后事，他希望把自己的骨灰撒出去”。
4月11日上午11时，周海婴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头枕鲜花，党旗覆盖。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怀着沉痛的心情向周海婴作最后的告别。与大多数告别仪式不同的是，礼堂内回旋的不是凄婉的哀乐，而是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这是周海婴生前最喜欢的音乐。
除了家人和同事，有上千人赶来为周海婴送行，包括他的好友和文化界人士，礼堂外的队伍绵延了上百米。从日本福山县专程前来的佐藤先生，他说自己的父亲是和鲁迅渊源颇深的原内山书店的工作人员，因此这次来送别周海婴，是希望“继续两代人的感情”。
周海婴生前坦承，自己对名与利想得不多，看得很淡，只想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小时候，父母就教导他不能以名人的孩子自居。周海婴夫人马新云回忆说，1945年她家搬到上海霞飞坊62号，与住在64号的周海婴是邻居。弄堂里的孩子们常在一起玩耍，大家并不在意周海婴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也从不刻意去摆架子，孩子们彼此平等、感情融洽。自1952年8月1日，周海婴与马新云结婚后，50多年来夫妻相濡以沫，互敬互爱。马新云一直表示希望走在周海婴的前面，没想到老伴先去。周海婴的去世对马新云打击很大，显得消瘦而又憔悴。
7岁时父亲去世，81岁时终于与父亲天堂相见。儒雅、温和的周海婴追随伟大的父亲去了，他之所以被人追忆并不因为他的伟大，而是因为他的平凡！

人生◎手记
对于父亲，周海婴一直认为公众的认识在很多方面存在片面性。“一些描述鲁迅的文字把他刻画成一个喋喋不休、拿着匕首和投枪的战士。形象是紧皱双眉严峻凝重的，没有个性和生活，而其他方面似乎都淡化掉了，只剩下一个空壳。”作为儿子，周海婴觉得，当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份被革命性所掩盖后，鲁迅形象很空洞，“我们不认识这样一个鲁迅”。从周海婴身上，可以重新发现鲁迅作为一个男人，为人父、为人夫的另一面。
终其一生，周海婴都生活在父亲的光环之下，常常被贴上“鲁迅之子”的标签。“我是在一个‘人场’的环境下长大的，就像磁场，我被这个‘人场’控制着。父亲一直在鞭策着我，也在给我压力。”

装　　帧：平装

页　　数：352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