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起源与制度生成：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起源研究

《双重起源与制度生成：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起源研究》是一项探究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起源的研究。作者樊艳艳通过对中国传统书院转制、新式大学对西方大学制度的引进等一系列具体活动的分析，剖析了在看似“外来移植”的发展轨迹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起源发展，以及特定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教育机构如何被纳入现代学制系统，并在中西结合上尝试创造性转化，进而保持了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连续性。《双重起源与制度生成：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起源研究》的特色在于围绕“李约瑟之谜”与“西方冲击论”两个概念及其在制度分析中所引出的激烈争论，独到地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双重起源这一主题。

周洪宇，1958年出生于湖北武汉。教育学硕士、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二级）、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校兼职教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全国人大代表，现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任全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学会教商史分会副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发展战略学科组成员、国家教育督导团专家组成员、教育部教师教育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长期研究教育史和教育政策问题，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100余篇论文。出版《文化与教育的双重历史变奏——周洪宇文化教育史论》、《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陶行知的四个世界》、《人民之子陶行知》、《陶行知画传》、《教育的信念与追求》、《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基石》、《教育公平论》、《教师教育论》、《中部教育论》、《乐为教育鼓与呼》、《怎样做人大代表》、《怎样写入大议案》等专著。主编并出版《教育活动史研究与教育史学科建设》、《陶行知研究在海外》等论著。研究成果10余次获教育部和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二等奖。其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全免费和中职免费、建立贫困生资助体系、改革高等教育助学贷款制度等多项人大建议，促成了国家有关政策出台。2008年12月，被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教育新闻网等评为“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风云人物’”。2009年1月，被教育部《基础教育参考》和中国教育宣传网等评为“纪念改革开放30年基础教育影响力人物30人”。
　　樊艳艳，1973年生，山西临汾人。先后就读于河北工程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分获理学学士、管理学硕士、教育学博士学位，现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育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2004年至今，承担或参与国家重点课题“江门可持续发展研究”等多项，参与出版著作《教育公平论》等多部，在《湖北大学学报》等刊物公开发表《教育活动史与新时期教育史学科体系的重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起源研究》等论文多篇。

引论
第一章 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起源基础
第一节 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起源的历史性基础
第二节 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起源的现实性基础

第二章 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起源路径
第一节 新式学堂或学校的制度移植
第二节 传统高等教育向现代大学的转型

第三章 中国现代大学学术自由制度之创建
第一节 西方学术自由的发展历程及其导入
第二节 学术自由在中国大学的形成与发展
第三节 对中国早期学术自由历程的总结与反思

第四章 中国现代大学自治制度之创建
第一节 中国传统教育机构的治校模式
第二节 西方教育理念的导引下中国大学自治的初步实现
第三节 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创制期大学自治的总结与反思

第五章 中国现代大学学科制度的形成
第一节 传统学科的自身演化及向现代转型
第二节 西学影响下大学学科体系的初步形成
第三节 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促成现代大学学科体系的形成
第四节 现代大学学科制度的百年反思

第六章 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起源的理论分析
第一节 制度主义视阈内的教育变迁
第二节 对西方中心论及派生观点的驳斥
第三节 有关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起源的不同观点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回顾出现于19世纪末的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制度，有着与欧美国家不同的境遇。鸦片战争的失败，迫使清政府一度兴起了洋务运动，将洋务教育作为重要的内容，加速了传统意义上的高等教育体制向现代的转型。因此，在向西方学习的大环境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发展进程呈现出两条有明显差异的途径：一是直接建立现代高等教育机构，以移植西方制度为主；二是对传统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制度上的改革，向现代转型。
　　在外力的支配下，移植外生的途径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北洋大学堂自创办之日起，就以美国大学为模式，全面系统地学习西学，学校的一切设置都以美国著名学府哈佛、耶鲁为蓝本。仿照东京大学建立的京师大学堂，不仅学科设置效仿日本，还使用日本大学的教科书。山西大学堂也在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设计下向现代大学靠近。蔡元培等大学制度设计者进一步借鉴外来的制度，比起维新运动之前的高等学校，民国早期的大学开始注重学制、科系的建设，并逐步由个别学校的设置进步到整体学校制度与行政体制的建立。表面看来，制度移植的轨迹非常明显。
　　另一条路径，即传统教育制度的转型也在不断地深入进行。1902年和1904年壬寅、癸卯学制相继颁布之后，清末各省书院基本上完成了改制工作，书院的历史任务似乎走到了尽头。然而，尽管书院制度式微，传统教育制度并非因此与中国现代大学的兴起毫无关联。在戊戌前后，曾有一些书院对其章程、课程进行了主动的改造，并将西式课程融入书院之中。书院的改造不仅是在中西结合上的尝试，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形式上为新式教育的全面推行做了充分的准备。很多传统的书院，也引入了现代的学科，引进了现代的教学及管理理念。如田正平先生所说，在清廷改书院为学堂的上谕颁发后，各地于1902年前后，利用省城书院改设高等学堂15所，在经费匮乏、时间极短的情况下，能迅速加以改造兴办起新式大学来，如果没有对原有教育资源的利用是不可想象的。
　　不论是作为个体的某个书院的自我转型，还是书院整体的改造，都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被迫的结果，作为传统教育制度代表的书院，其自身努力，应该是这个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古代传统书院“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的改造，还是以求是书院为代表的新型书院的接轨，以及以顺天府学堂为代表的传统高等教育的升级和转型，都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生成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之前在现代大学制度的起源过程中传统教育的转型鲜为人注意和承认，与传统书院向近现代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地域情况与特征难以得到关注，近年来，才有杨念群等学者对此进行专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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