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人生纪实（上 下）

本书以时间为顺序从历程、交往、珍闻等三个方面记述了刘少奇同志成长、革命、战斗的一生。刘少奇同志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也是不平凡的一生，本书详述了他从出生到成长为革命战士到历练成为党的领袖人物，再到去世后被平反的一生的始末，记述了他的在重大历史关头的作用和历史功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是党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是编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研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思想和生平的部门。1980年5月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改名而成。主要职能是：编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及现任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著作，编辑党和国家及军队重要的当代文献和历史文献；撰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年谱、传记及传记性作品，研究他们的著作、生平和思想；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收集国内外有关的研究动态，与国内外学术界进行必要的交流；审核或协助审核、审查准备公开发表或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和现任中央常委未发表过的历史文稿、有关音像制品，有关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情况的重要图书、文章及音像制品等，以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和电视作品；负责联系中央指定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联系的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和历任中央主要领导人著作的编辑和年谱、传记的撰写工作；承担党中央交办的其他任务和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具体事务。

两次调查

瑞金地处赣南，东南方的邻省是广东，正东方是福建。因此，兵工厂里的工人有江西人、广东人，也有福建人。这些工人多数都是刚参加革命工作，不少人带着相当浓厚的地方观念，加上语言彼此不大懂，工作时，本省的人爱靠在一块儿，休息时同一省的人也总在一块儿玩，都操着自己家乡的口音说话，广东人说着难懂的广东话，听起来就像咚咚咚打大鼓似的；福建人说着闽北话或闽南话，听起来就像群鸟投林叽哩喳啦；江西人说着赣南话，快得像打机关枪。在不少问题上各自从本土观念出发，互不相让，有时还为了些小事发生口角，闹不团结，对工作很有影响。
少奇同志知道这些情况后，十分重视，就派马文去进行调查处理，马文年轻，工作泼辣。下去不多时，快刀斩乱麻，三下五除二，只一个星期就结束了调解，满以为马到成功，万事大吉。便高兴地回来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少奇同志静静地听完汇报后，用手托着下巴，稍微想了想，就问马文：“你到厂里住在什么人家里？在哪些人家里吃饭？”马文让少奇同志这么一问弄糊涂了，觉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心里想，这和解决问题有什么关系呢？自己又没有偏袒哪一个。便老老实实地回答：“因为我和广东人比较熟悉，吃饭和住宿都在广东工人家里。”少奇同志不大满意地说：“那么你所了解的情况都是听广东工人说的啦？”“是的。”马文一边回答，一边猛然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有了片面性。少奇同志看到马文似有所悟的样子，就因势利导地说：“问题就在这里，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呀，你去处理问题不能光听广东工人的意见，也要注意听取江西工人和福建工人的意见，然后把大家的意见归纳起来，然后从中理出规律性的东西，再去处理就可以避免片面性了。”马文心里很懊悔，自己当时怎么没多方征求意见就草率地作了结论呢。真糟糕，他像个孩子似的仰起脸来向少奇同志请示道：“那怎么办呢？”
少奇同志严肃地说：“你这次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你的结论偏重于广东工人方面，福建工人和江西工人恐怕会有意见，这样处理问题会给工作带来更大的损失！”
“那么……”马文欲言又止，他心慌意乱地不知如何是好。
“你休息一下，再回去重新处理。”少奇同志斩钉截铁地说。
“好”。马文嘴里答应，可心里还有点转不过弯，自己已经在兵工厂全体大会上作了结论，现在又要去推翻，这不是伸出手来打自己的嘴巴吗？这多难为情呀！他满腹犹豫地回到自己的住处，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左思右想，脑子里翻腾着两方面的问题，一面是自己的面子、威信，一面是工作的失职。一会儿这一面占了上风，一会儿那一面又占了上风。正在无所适从的时候，少奇同志的身影又出现在眼前：“这样处理问题，会给工作带来更大的损失。”接着，少奇同志的教诲在马文脑际闪过，马文猛地坐了起来，一拍大腿：“改！坚决改！听少奇同志的话，不能顾自己的面子，要以党的利益为重。”
三天后，马文到兵工厂一了解，果然不出少奇同志所料，大家议论纷纷，广东工人高兴，江西和福建工人一肚子意见。于是马文脚踏实地作了全面了解，找了三省工人促膝谈心，广泛征求意见，然后重新作出结论，才正确地解决了纠纷，使三省工人都消除了隔阂，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
事情结束后，马文怀着轻松愉快、十分喜悦的心情再次向少奇同志汇报结果，少奇同志微笑着说：“这才对了，通过这次处理问题，你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有了很大的提高，上次的事应该作为一次深刻的经验教训啊。”工人师成立
当时，在党提出的“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号召下，动员参加红军的热潮是极其高涨的。少奇同志对于动员工人参军的工作非常重视，他领导全总执行局积极负起这一责任，指导各级工会组织动员工人群众响应号召，报名参军，保卫苏维埃政权。在动员过程中，虽然工人群众的参军热情很高，少奇同志还是认真要求各级工会做好扩军的宣传教育与组织工作，务必使每个工人都真正懂得参加红军、保卫苏维埃政权的伟大意义。各地工会很快就组织了宣传队，广泛地向工人群众宣传“当红军光荣”，同时，还深入到工人家属里去进行宣传。这样一来，工人对参加红军的重要意义有了很深的认识，而个别的对亲人参军有思想顾虑的工人家属，也受到了教育，打消了不必要的顾虑。加之，工会帮助参军工人的家庭解决了一些具体困难，工人家属都积极鼓励自己的亲人去参军杀敌，使得参军热潮轰轰烈烈，自愿要求参加红军的工人非常踊跃，出现了不少父母送儿子和妻子送丈夫当红军的动人场面。
在欢送参军工人的时候，锣鼓喧天，爆竹声响成一片；每个参军工人的胸前都带上一朵大红花，有的还披红挂绿，骑驴骑马，热闹非常。
要组成一支完全是工人出身的劲旅，的确是不容易的事，少奇同志经常指导工会干部进行调查，弄清每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是否坚定，身体是否强壮。经过一番细致的组织工作，终于完成了这个任务。1933年8月1日那天，在赤色首都瑞金，正式宣布工人师成立，命名为中央警卫师。这个师的成立，在历史上是新的一页。当时，这个师的全体指战员发表了成立宣言，宣言写道:
“我们工人师全体指挥员、战斗员是在全总执行局的号召之下，自愿来当红军的，我们坚定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全接受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所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并绝对服从其命令与指挥。”
“我们都能了解我们是工农劳苦群众革命的武装力量，是苏维埃的军事柱石。我们已下定了坚牢的决心，从今天起，以无产阶级坚决性顽强性和我们的热血与头颅，同全国红军兄弟一致，为工农阶级与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群众的彻底解放与利益，同帝国主义、国民党进行决死的残酷的斗争，彻底推翻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创造苏维埃的新中国……”
工人师的成立，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对于中国革命事业的无限忠心与热爱，显示了工人阶级崇高的品质、雄伟的气概和革命必胜的信心。这和少奇同志以马列主义教育工人的工作是分不开的。这个师的旗帜是永存不朽的。营救61人出狱
随着华北抗日斗争形势的日益成熟，迫切需要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能够坚持党的路线的干部，来组织和领导华北地区的斗争。刘少奇深切地感到：“一切工作，一切转变，都依靠我们的干部，因此干部问题是党内的中心问题。”
1936年4月，北方局决定，要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共产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这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一个特殊措施。
刘少奇将这个决定报告中共中央，得到了批准。刘英后来回忆张闻天对她谈到这件事的处理经过时说:
那是1936年春天，少奇同志报告，说有一批干部（61人）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只要履行一个不反共的普通手续就可以释放。当时华北抗日形势迅速展开，急需干部，而狱中同志要得到中央同意，看到领导同志签字的文件，才愿出狱。少奇同志请中央立即决定。事情来得很急（因为如果日本人侵占平津后就不能办了），又是如此重大，闻天当即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商量，决定予以批准。
这批干部是30年代初因北方党组织两次遭到破坏而被捕的。1931年2月，中共顺直省委安子文等一批同志被捕，关押在天津监狱。6月间，中共顺直省委书记殷鉴和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周仲英、周启敦、刘亚雄、胡锡奎、刘锡五、孔祥祯、张友清等大批干部先后被捕，关押在北平宪兵司令部。不久，敌人将这两批被捕的同志解押到北平草岚子监狱。   草岚子监狱是国民党在北方集中关押“政治犯”的一座监狱，于1931年9月初设立，因坐落在北平西城府右街北口的草岚子胡同而得名。它起初是北平市司法部门的临时看守所，1932年3月改名为“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总院设在南京）。
草岚子监狱是个面积不大的院子，里面有座灰色的二层小楼，是监狱当局办公的地方。楼后面有一座长筒形的大房子，就是关押犯人的牢房。牢房中有条过道，以此为界，分为南监和北监。监狱周围设置了电网和岗楼，值勤的哨兵凶神恶煞一般日夜监视着犯人的一举一动。
其实，关押在这里的“犯人”，既不是“军人”，也不需要“反省”。当时，国民党设立“反省院”，是有意对被捕的共产党员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进行折磨，以达到分化瓦解革命队伍的目的。这个“反省分院”除对“犯人”实施法西斯压迫以外，还经常使用政治围攻、旧道德感化等手段，企图使被“感化”者“反省”、“悔过”，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向他们屈膝投降。因此，这座监狱不同于普通监狱。“犯人”在这里不仅坐牢，还要经常遭受精神上的折磨。
但是，铁窗锁不住共产党人的志向，镣铐酷刑折不断革命志士的筋骨。当时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同志，是一批坚强的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同志。他们虽然惨遭非人的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他们在狱中秘密串连，建立了狱中党支部，并和河北省委取得了联系。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狱中同志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坚持了五年半之久。他们在狱中的斗争，是党和人民革命斗争的一部分。
1936年6月，刘少奇将中共中央批准的要这批同志履行手续出狱的决定交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去贯彻实施。柯庆施找到徐冰，要他把这个决定的精神传达给狱中党支部。
柯庆施对徐冰说：“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关押着我们一批党员同志，他们是一批经过考验、政治上坚定、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干部，现在急需让他们出来为党工作。”
徐冰说：“我对狱中的党员一个也不认识，联系有困难。”
柯庆施想了想，说：“在你那里工作的，有个孔祥祯，他在那里坐过牢，同他们很熟悉，可以叫他写信到狱中去。”接着柯庆施郑重地对徐冰说：“这是中央指示叫这样办的。”
那时候，徐冰以北平中国大学教授的公开职业为掩护，专门从事党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孔祥祯在徐冰的单线领导下从事地下活动，每半个月到他家接一次头。
孔祥祯是1930年从苏联回国的同志。回国后，先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后任中共唐山市委军委书记。1931年，他到河北省委军委汇报工作时不幸被捕，被关入草岚子监狱。入狱后，曾任秘密党支部书记。1932年12月，因病保外就医。其间，经组织安排，由地下党员、北平榆林会馆馆长出面作保获释出狱。孔祥祯出狱后，以家庭教师的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36年7月的一天，孔祥祯到北平东城徐冰家接头，接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任务。孔祥祯后来（以第三人称的形式）回忆他接受任务的经过时说:
那是7月里的一天，气候燥热，阳光灼人，我照例到徐冰家去找“三爷”，他一见我就拽着我的胳膊，匆匆忙忙地走进内屋。
徐冰突如其来地说：“现在抗日形势甚好，党需要一批干部，但是干部很少，没有办法。听说你过去呆过的草岚子监狱里还有几十个党员，你有没有办法让他们出来？”
孔祥祯听后先是震惊，后感到毫无可能，回答说:
“这怎么行呢？刑期不满，敌人怎么能放他们出来呢？何况刑期满了，不登《反共启事》，照样出不来呀！除了一条，登《反共启事》，声明从此不再做政治活动，那也得有人保咧！”
徐冰好像心里有数地笑笑，对孔讲：“我已经接到上级指示，说中央有决定，可以让他们用自首方式和登报启事的办法出来，你可以不可以把中央对他们的这个指示送去呢？这是一件极重要的事，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完成。”
孔祥祯说：“虽然我在狱中任过支部书记，对他们熟悉，但已几年和他们没有联系了，他们怎么会相信我呢？我知道这些同志在狱中立场是很坚定的，你说用自首登报方式出来，他们能干吗？再说，这对他们是个极其严重的政治生命问题，必须上级确实负责才行。”
徐冰马上接上说：“这的确是中央的指示，不然我怎么敢跟你说呢！你要知道，这就是假自首，中央一定会在政治上负责的。”
孔祥祯的疑虑，在徐冰的解释下，渐渐地消去了。他说：“既然像你说的这么绝对可靠，那我可以去做。不过，我和他们长期没有联系，又怎么能把信送去呢？同时，狱内的党组织有无变化，我也不知道。”
徐冰在屋内踱了几步，仔细考虑了一下，说：“你先去想想办法再说吧。”
孔祥祯接受任务后，连日苦思苦想，寻找联系线索。说来凑巧，有一天，他在大街上遇见也是因病保释出狱的魏文伯（当时名叫万曲非），就便问道：“我有一些东西想送到狱中，不知你有认识的人没有？”魏回答说：“我有个族侄，叫魏茂林，化名叫王伯平，他和狱中看守人员有关系，可以帮忙。”孔忙问：“他可靠吗？能不能往里边送信呢？”魏说：“他是同情分子，非常可靠，可以帮助送书报、送信。”
孔祥祯马上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徐冰。徐冰心中大悦，当即口述北方局的指示，让孔祥祯记录，并以他的名义写好信，交给魏茂林转送狱中。信的大意是:目前抗日运动普遍高涨，许多工作都要人去做；我与家内（意指党组织）联系上了，家里让我营救你们；如果平津陷于日本人之手，再办就困难了。信的意思十分含蓄。
信送出去约半个多月，狱中还没有回音。孔祥祯十分着急。他去找魏茂林询问，得到的是肯定的回答: 这封信没有失落，已送到狱中了。
原来，狱中党支部负责人殷鉴、薄一波和刘澜涛接到信后，有点怀疑，认为中央和北方局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担心这是敌人设置的圈套；况且，孔祥祯出狱三年多了，他的政治表现如何，也不清楚。因而他们看信后未予以置理，也没有向狱中的党员传达。
孔祥祯将狱中没有回音的情况报告了徐冰。经过一番分析，徐冰说:既然送信的人可靠，信也没有失落，那么，干脆把中央的指示送去好了，并告诉他们，这是党的决定，要坚决执行。于是，孔祥祯按照徐冰所言写了第二封信，让魏茂林转送狱中。
 据孔祥祯回忆，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告诉狱中的同志:根据新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并且考虑到你们都经过长期斗争的考验，党认为，为了争取你们尽快出来为党工作，你们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这样做是符合党的最大利益的；你们过去坚持不在敌人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做得完全正确；但是，你们那时的斗争，还是小圈子、小范围内的斗争，现在要求你们出来在广阔的范围内作斗争。信中还说:这是特定的条件下所做的决定；党现在向你们作出保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政治上一律不视为自首叛变分子，组织上不歧视，你们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接到此信后，仍然拒不执行，那你们就要犯严重的错误。狱中党支部接到这封信后，经过认真讨论，认为的确是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便分头向党员传达，并组织执行。
1936年8月底，第一批九位同志出狱。薄一波、周仲英、董天知等出狱后，很快和孔祥祯取得了联系。当时，狱中同志的警惕性很高，为慎重起见，要求第一批出狱的同志立刻对上述信件的内容加以证实。如果确是中央和北方局的决定，即送一只烧鸡给狱中同志为号；要是情况相反，就不要送。果然，薄一波等出狱后不几天，即派人给狱中送去了一只烧鸡，打消了一些同志的疑虑。
从1936年8月31日起，到1937年3月，依照党中央和北方局的决定，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同志分作九批先后履行有关手续出了监狱大门。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却制造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把刘少奇打成“叛徒集团的总头目”，并对当年在草岚子监狱中英勇坚持斗争的同志进行种种诬陷。
事实揭穿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无耻谰言。   在“六十一人集团”案所诬陷的同志中，有党的组织关系并且按照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出狱的是57人，除高梦九出狱后下落不明，刘克让成了托派，扶平回家后投靠了国民党外，其余54人，都很快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被分配到急需的战斗岗位上。如薄一波、杨献珍、周仲英、董天知、韩钧等被派去山西，做阎锡山的上层统战工作，张友清去太原任中共山西省工委书记，马辉之分配到河北省委，李楚离担任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党团书记，刘澜涛先去绥东，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安子文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等。这批干部分赴华北各地，重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加强了白区党的领导力量。
薄一波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1943年3月我去延安……毛主席找我谈话，我向毛主席谈了1936年履行手续出狱的经过，毛主席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
1945年，这批党员中的薄一波等13人，当选为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任弼时作审查结论时说：“这批同志在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登《反共启事》一类的东西出狱，是北方局提出并经党中央同意批准的。所以，完全不影响他们的代表资格。”七大会议期间，鉴于有的同志不甚了解这13名代表当年出狱的经过，刘少奇曾在他的办公室对李富春、彭真、康生等人说：“这件事，是中央让他们办的。”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薄一波等同志在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按了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党的决定，并不是刘少奇个人的意见，参与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做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说明，毛主席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薄一波等同志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
至此，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学生抬棺游行之后
  1936年4月1日，天津《大公报》以大字标题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 北平学生抬棺游行
警队弹压略有冲突
北大开除参加学生四人刘少奇一边读着报纸，一边在思索……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1936年2月20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令，明文规定当局可以解散抗日救亡团体，可以逮捕甚至枪杀爱国分子。接着，又饬令华北军政当局对北平等地爱国学生“勿稍宽贷，以遏乱萌”。之后，军警捕人的消息不断传来。仅北平一地，就有二百多名爱国青年被捕入狱。
3月9日，河北省立北平高级中学学生郭清，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捕，受到严刑拷打，惨死在狱中。郭清年仅18岁，在临死前含恨地说：“我决不怕死，因为我的牺牲是有代价的。我是中国人，所以我必须救中国！”
郭清惨死的消息传到北平各学校，广大学生十分悲愤。有的学生说：“我们不是绵羊，我们不能让人宰割。我们中的一个被敌人杀了，我们要争取掉泪的机会，我们要表示复仇的决心！”由于对国民党当局的疯狂镇压的仇恨，学生运动中“左”的急躁情绪有所抬头。
这时，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党团决定于3月31日在北京大学三院举行追悼郭清大会。中共北平市委主要负责人对白色恐怖下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同意了这个行动。
3月31日，天色阴沉。各校前来参加追悼大会的有一千多人，大多数是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会场庄严肃穆，极尽哀荣。礼堂里燃着蜡烛，四周摆着吊唁的花圈和挽联。一位东北籍学生从棺材铺弄来一口棺材，放在礼堂中央，棺前挂着郭清的遗像，更增添了会场上悲痛的气氛。
追悼大会开始。主席致辞后，学生代表献祭品，宣读祭文。祭文说：“我们要把这血淋淋的事实大声告诉全世界，我们要清算这一笔血账。”“我们今后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凄凉。我们只有沉痛的愤恨，像火一样烈，海一样深的愤怒和仇恨。”
这时，大批军警将北大三院严密封锁，禁止学生出入。学生们的怒火更加燃烧。有人高喊：“为了追悼郭清和巩固我们的精神，我们要抬棺游行！”这一动议，立即得到追悼会上大多数学生的赞同。
于是，大批学生抬着棺材，拥上街头游行。游行队伍由清华、燕京两校的学生打先锋，北大学生压后阵。队伍走到南池子南口不远处，遭到部署在那里的大批军警的突然袭击，四十多名学生被捕，一百多名学生被打伤。
“三三一”抬棺游行，是一次壮烈的行动，爱国学生的表现是英勇的。但是，这次斗争又是一次失策的行动。这次行动暴露了革命的骨干力量，使一些敌人费尽心机拿着黑名单也抓不到的学生干部被捕了，其中有北平市学联负责人黄华、北大学生会负责人谢云晖、清华大学党支部负责人赵德尊等。北大学生会主席韩天石和巫省三、吴沛仓、叶纪霖等四人被校方开除。之后，北大学生会停止了活动。北平市学联的活动更加困难了。
在天津关注着事态发展的刘少奇，决定抓住这个典型事件，对党员和干部进行一次革命策略和群众工作方法的教育。1936年4月5日，他给北平的有关同志写了题为《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的一封信，刊登在《火线》第55期上。
这封信，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了这次行动的错误与危害。刘少奇说:正当敌人想尽一切办法来进攻爱国人民的时候，处于防御地位的爱国阵线，应当暂时避免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在这时，鼓动少数先进分子，向敌人做冒险的进攻，结果就会招致敌人更残酷与更野蛮的进攻，使自己陷于更加孤立的地位，使建立统一战线的事业受到损害。刘少奇指出：“这样的行动，如果再有一次以至几次的话，在敌人严重进攻之下，会使一切民众的爱国组织完全不能公开，会使你们完全脱离广大群众，使许多组织塌台，使许多同志和先进的爱国志士被捕被杀，使汉奸法西斯蒂夺到‘爱国运动’的领导地位来窒杀爱国运动。最后只能剩下你们几个布尔什维克在秘密的房子内去‘抗日救国’。这里还有什么‘统一战线’？！这是怎样明显的脱离群众的关门主义？！”
刘少奇指出: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错误，在党内“是有长久历史的”，所以，这种错误“不是你们负责的”；事实上，大批学生运动的骨干都是新党员，他们不了解过去的“左”倾错误造成白区许多同志流血牺牲的惨痛教训，这就不能责备你们；但你们必须懂得：“现在中央已在反对这种错误，而认为‘左’倾关门主义是党的重要危险。”为此，刘少奇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以后再不要重复这种错误”，并以这一具体事实，“在党内开展反对关门主义的斗争”。
最后，刘少奇认为:郭清是应该追悼的，应利用这件事来更激发群众抗日反汉奸的情绪；但是，追悼不应采取当时那样头脑发热的方式，而完全可以用公开的方式来进行；可以设置灵堂由各界人士自由去致祭、送挽；如果要开追悼会，可以与学校当局商议，可以请学校当局、教授讲演，也可以举行比较盛大的葬仪；“如果遇到某些事不能得到允许（如开会，盛大葬仪等），就少作一件两件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这样做，就会争取群众和社会的同情，而不会引起敌人的严重镇压。
在这封信后，根据北方局和刘少奇的指示，中共北平市委做了许多善后工作。
为了使广大群众成为有组织的力量，1936年4月初，平津学联改组为平津学生救国联合会。4月18日，根据平津学生救国联合会的决定，北平市学联改名为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4月25日，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检讨了过去学联工作中的错误，提出要以新的姿态和新的工作路线来指导学生运动，“把一切的同学们都组织起来”。
5月29日，由上述组织发起，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当时，刘少奇认为，上海有党的工作基础，便于联系华中、华南，而且城市较大，又有租界，便于掩护。因此，他主张，把全国学联机关设在上海，并提出应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帜打出去。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全国学生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形势的变化，刘少奇要求白区各级党组织“积极参加与帮助青年学生运动，扩大它的群众基础，加强他们的组织，并为青年学生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他要求地下党充分利用公开的合法方式，根据各种学生的不同觉悟程度、不同兴趣爱好，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团结更多的群众投身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来。
在党组织的正确指导下，华北地区的学生运动日益发展。北平各校学生开始组织各种学术性的社团，举办一些和抗日救国运动相结合的学术活动。1936年9月1日，在燕京大学成立了公开社团“北平求知学会”，各校成立了分会，会员有一千多人。它们联络其他学术团体，经常组织“新哲学讲座”等演讲活动，还出版了《求知月刊》，向广大学生宣讲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知识和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北平师范大学组织了“科学战争研究会”，把读书、科学探讨和抗日救亡工作结合起来。清华大学成立了“实用科学会”等团体。这些社团活动及其组织的活动，吸引了许多平日不大关心政治，但对科学有兴趣的学生参加，使他们在学术活动中受到了教育。
刘少奇还根据青年学生的特点，提出必须在青年中有系统地经常地进行“文化、娱乐、教育和体育工作”。
当时，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北平各校纷纷成立了文艺团体，创办了文艺刊物。燕京大学有“十二九”文艺社，清华大学有“清华文学会”，中国大学有“文艺茶会”等。歌咏活动普及各大中学校，《渔光曲》、《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唱遍了城市和乡村。差不多各校都有剧团，爱国学生演出的著名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深受群众欢迎。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还利用假期在西山举办了夏令野营、郊游等活动，使许多学生受到了集体主义的教育。
 针对当时学生运动中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刘少奇强调指出，必须正确对待学校当局、名流学者，实行师生合作，共同救亡。他对学生运动的有关领导人说:某些名流学者尽管“常常成为卖国者的理论家，但他们还是中国人，事实逼迫他们一定的时候也不能不认为抗日战争是必要的。因此你们在批评中还应表示善意的态度，应避免一些刺激感情的故意攻击的词句，你们应该鼓励他们往好的方面走”。“你们应尽力使他们站在中立、同情和赞助你们的地位上来”。
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学生救国联合会更加注意争取、团结师长的工作。1936年5月4日，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发表《告五四运动诸先生书》，诚恳地希望爱国师长对学生运动给予指导、支持和合作。7月7日，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发表了给国民党当局、各界人士及各校师长同学的公开信，表示愿意和师长合作，并向对学生爱国运动给予帮助的师长致谢。
10月10日，北平各大学著名教授徐炳昶、顾颉刚、钱玄同、陶希圣等66人联名发表《教授界对时局意见书》，提出反对日人干涉中国内政、政府应立即出兵绥东抗日等8项要求。10月14日，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发表《对目前政治形势宣言响应北平市教育界对时局通电》，决定发动全市10万人的签名运动，支持教授们的爱国行动。“意见书”和“通电”，很快在华北及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月，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北平各大学教授宣言发表后，上海教育界黄炎培、穆藕初，天津《益世报》主笔罗隆基，以及包括左派、国民党自由主义者在内的各派人士等已从事响应，签名运动“颇有扩大到各地各省之势”。到11月，签名者已达数万人，显示了全国抗日联合战线的力量。  
 1936年10月15日，刘少奇给从事群众工作的同志写了题为《怎样进行群众工作？》的一封长信，系统地总结了以往白区群众工作的经验教训，阐述了领导群众斗争的基本原则。信中指出:集中一切力量来开展群众工作，广泛地组织……

装　　帧：平装

页　　数：996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