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走出四博士（中国最成功母亲的教育传奇，她用爱心、信心、恒心和苦心培养出四位拥有博士学位的精英儿女。）

　　本书是一部包括教育智慧、教育艺术的家庭教育指导书。本书作者李振霞在养育四个孩子的漫长过程中不断用梦想唤醒孩子内心深处沉睡的主体性，精心呵护孩子与生俱来的创造性与求知欲，在作者别开生面精心营造的那样一个温暖、和睦、民主、幸福的家庭环境里，作者的四个孩子自尊地生活，自信地成长，自爱地学习知识，自立地独创天下……而他们收获的不止是母亲的期待，还有社会的嘉许，国家的希冀。
　　本书又是一部可供天下父母借鉴、参考、学习、参照的家庭教育个案实战书。本书作者李振霞在书中以 “一屋”、“二实”、“三主”、“四不”等教育个案为例证，详细开列教育秘方以及不胜枚举的诸多教育心得，提示天下父母如何有效帮助孩子疏通情绪、排解忧烦、克服大毛病小毛病，陪伴孩子轻松学习，健康长大，追逐梦想，建功立业。
　　本书还是一部写给天下父母的家庭教育励志书。作者李振霞与丈夫一起坦然面对生活艰辛，在“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年代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原则，对自己所追求的梦想和事业不气馁，不放弃，在孜孜以求的刻苦努力中给孩子最好的帮助，把梦想当做最好的礼物送给孩子，最终，温暖的爱心、强大的信心、坚毅的耐心灌溉一株生气勃勃的大树，收获更多理想、更多梦想与希望。

　　本书作者李振霞育有一女三男四个孩子，这四个孩子就像她创造的四件作品：勤勉，阳光，快乐，学有所成，温和仁厚。难怪李振霞被誉为“中国最成功的母亲”，她用爱心、信心、恒心和苦心培养出四位拥有博士学位的精英儿女：
　　长女金萤：为世界十大医学院中排名第二的美国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医学博士后，现为基因与冠心病研究方面的著名研究员。
长子金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学博士毕业，现为雪弗龙石油公司的首席地球科学家。
　　次子金侠：剑桥大学医学博士毕业，现为生物学与免疫学方面权威专家、博士生导师，世界著名防治艾滋病专家、“鸡尾酒疗法”发明　　者何大一教授的得力助手。
　　三子金延：加拿大国家自然科学与工程基金会博士后，现为四博士高科技公司的总裁。
　　作为一个满怀热爱与梦想的母亲，李振霞自身并未放弃，至今成就不凡。她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著名教授，是四位博士子女的良师益友，是丈夫事业的协助者……

我家走出四博士
童年的欢乐与苦衷
放弃妙龄的潇洒与风姿
顶风冒雨寻奶妈
母乳送去安康与亲情
舍得生命保孪生
孝母之心沉甸甸，挥泪传给下一代
匍匐冲锋的小武士
妈妈做的，谁说难看我也穿
当病魔与孩子纠缠的时候
幼儿演出后的不安与哭泣
不把孩子庇护在父母羽翼下
拾取爆竹尾巴的小长兄
先礼后兵，该出手时就出手
少年的烦恼与督导
“读书无用论”撞击着小小心灵
围起一块小小的平静乐土
欠债与还债中的哈哈趣闻
循序渐进，不“跳级”
更名改姓使不得
黄帅究竟“帅不帅”？
苦度四壁虫鸣之夜
再苦也要教育好孩子
笃实的信念：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把“孩子王”变为班上“好带头羊”
个个捧着大砖头静静阅读
青年的求索与拼搏
让孩子“闯出成功的悟性”
锻造一副能够保护自己的盔甲
我们终于活着回来了!
智慧启蒙，培育小天使
右手骨折，左手握笔
妈妈不要怕“脑浆出来了!”
无疆的爱,如夏花般绚烂
“痛痛”才成长
宁愿伤着自己
真正的美与不美
赋予时间独有的价值
清纯的爱
离开妈妈的羽翼搏击长空
瞄准世界高科技
架起东西方文化交融桥梁的赤子
孪生弟兄双双攻克高科技
对祖国的眷恋与日同辉
身在异邦，根在中华
做父母，我们实现了双赢
有播种才有收获
浓重得化不开的亲情
妈妈的事业并没有苍白
新腾起，新生命
后  记

　　被中华民族誉为智慧化身的诸葛亮，毕生为国为民日理万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管是这样，他在病殁前却没有忘记写信给儿子诸葛瞻，这就是著名的《诫子书》。他在信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需静也，才需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信中充满了诸葛亮作为父亲对儿子的舐犊深情和热切企盼，也是他本人一生修身养德、广才成学的经验之谈。诸葛亮告诉儿子：品行高尚的人，要以沉静来修身，用俭仆的生活来养德。如不能淡泊富贵，就不能立大志；如不能安定沉静地思考，就不能达到远大的目标。学习必须心静，才干要靠学习，不学习就不能扩展才能，不立志就不能学有所成。
　　不论是历史伟人，还是平民百姓，都希望子女成才，这是天下父母心。我和我的先生也一样，含辛茹苦地哺育自己的子女，期望他们学有所成，从事利于社会发展的事业并成功高翔。
　　我有四个子女，他们分别为：
　　长女金萤：美国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医学博士后，现为基因与冠心病研究方面的著名研究员。
　　长子金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学博士，现为雪弗龙石油公司的首席地球科学家；
　　次子金侠：剑桥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现为生物学与免疫学方面权威专家、博士生导师。
　　三子金延：加拿大国家自然科学与工程基金会博士后，现为四博士高科技公司的总裁。
　　一次，我和几位女友相聚，她们说我有一个“家庭博士群”，并问我：“是一种什么神奇的力量使你培养出那么一群好孩子？”我说：“我要好好想想，以后再对你们说。”这是我第一次承诺谈论自己的家庭，但后来我们没有找到机会再聚，所以这也成了一个没有兑现的承诺。而在中央党校大院里，甚至有一部分人竟然研究起了“李振霞家庭现象”。
　　1994年，我到中共海南省委党校工作不久，一个炎热的夏天，有两位《家教博览》杂志的记者找到我，要写我的家庭、家教以及子女的成长。他们其中之一的明光同志就是该杂志的编辑部主任。他们告诉我是他们的主编吴月珍同志（当时是海南省教育厅副厅长）讲：“要写家教的好典型，一定要找李教授”。而我却认为自己的四个子女虽然都获得了高学历，成为博士或博士后，但我并没什么特别值得他人借鉴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所以，我还是以工作忙没时间为由推辞了。
　　没想到，明光同志非常执著，似乎不弄清传说中的“李振霞家庭现象”就不肯罢休。在屡次打电话来被我婉拒后，他转而向我的同事以及周围的人了解情况，又在此基础上多次约我当面“谈话”。没办法，我只好挤出极少极有限的时间接待他们，谈得不多，主要是请他们看了几个孩子从国外写回来的信、寄给我的生日卡、大量的照片，以及相册上孩子们为妈妈写的生日祝词等。后来，明光同志发表了文章，即1995年3月《家教博览》第4期上的《一个家庭博士群的崛起》。他依据从各方面了解来的情况写出的“我的家”，篇章华丽，夹叙夹议，文笔生动，而又不失情节的真实。文章的主旨不是在宣扬某一个家庭，而是在宣扬一种精神，即当前搞好家教、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所以，我感觉还是可以接受的。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来许多电话与书信，更多的人要求我介绍“家教”的经验，我都没有应允。直至后来，中央党校一位博学多识、才华横溢的博士生江英同志提出建议，促使我下决心写了本书。
　　可是，几十年的往事，从哪里着手，又怎么写好呢？我陷入了困惑中。在一次写作间隙，我一口气读完了法国18世纪伟大思想家卢梭的《漫步遐想录》，似乎从这本书中找到了信心、力量和写作宗旨。卢梭在谈到自己写回忆录时说：“我发现要从事这样一项工作，最简单最可靠的办法莫过于让我的头脑无拘无束、让我的思想纵横驰聘，把我独自进行的漫步以及漫步时涌上心头的遐想忠实地一一记载下来。”
　　我不知道以这种“最简单最可靠的办法”写出来的东西，是否会带给读者某种需要的满足，但我按照这种办法做下去，自己却写得很愉快。因为这也是一种自我需要和自我满足。像卢梭那样“满怀喜悦地追忆发自我心的一切感情，追忆它那如此亲切而盲目的眷恋之情，回顾几年来在我头脑中产生出来、予我以慰藉甚于悲哀的那些思想”，这是来自史诗般的真实生活的“思想”。在平静的、甜蜜的心情下的回顾，带给人的只能是“一颗对人怀着深情的温柔的心在沉思之中所得的欢畅”。
　　童年的欢乐与苦衷
　　放弃妙龄的潇洒与风姿
　　哺乳是让初到人世的孩子走出身心健康的第一步。一个小生命呱呱落地，来到人世，他(她)的第一个需求就是母乳。母乳是婴儿的美味佳肴，是他生命的源泉，是增强免疫力的最佳滋补，是医治百病的“神丹”、“仙草”。
　　我家的四个子女，每一个都是我亲自哺乳的。我总觉得这是做母亲的神圣天职。
　　记得婚后生第一个孩子（即长女）时，我22岁，正带职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哲学研究生。怀孕后我凭借着毅力，努力使读书、学习不受影响。但因为当时我爱人也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师资训练部进修，两个学生很难在北京安家，更没有能力养育下一代。无奈，在一个金秋季节，我请假从北京回到美丽的松花江畔哈尔滨市我母亲的身边。当时生育子女，不论是否“独生”，都只享有56天产假。生下我那可爱的女儿后，来探望的亲朋好友，包括家人，都劝我不要给孩子哺乳。有经验的老人说，在家待不到两个月，就得去北京学习，断奶时，大人太难、太痛苦。我那些年轻的女友们也都直言不讳地说，喂奶时间再短，也要多吃、多喝，体形就会随之改变，还说我会因此失去原本健美、潇洒的风姿。
　　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我一直是女子排球校队的队员，此前曾是党校的篮球校队队员，我还酷爱滑冰、游泳、打乒乓球，所以当年我的身材还算得上健美。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有哪个年轻女子不爱美呢？可当看到那个可爱的小宝宝嗷嗷待哺时，我的心中就只有她了，完全忘却了自己，什么美丽的身材、优美的体形，也通通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孩子是我生的，就应该由自己喂奶，能喂一天是一天。”第一次做母亲，没有经验，生育初期，坐着腰疼，孩子嘬着“瞎奶头”，吮不出乳汁，哇哇地哭，我也急得满头大汗。母亲心疼我，一次又一次地把装着热乎乎牛奶的奶瓶送到我手里，说：“不要再喂了，让她吃牛奶吧，不然等断奶时，因为胀疼，你也得哭。”我笑了笑，把妈妈递过来的奶瓶放在一边，说：“吃母乳的孩子健康、聪明。为了孩子，我不怕疼。”由于我的执拗，后来谁也不再劝了。而我可爱的女儿好像深深懂得了妈妈的心，同我配合得越来越好，一个多月的她就吃得白白胖胖的了。
　　上面的一段回忆，已经是很多年前的往事了，而我却总是难以忘怀。特别是如今每当听到一些年轻妈妈谈论起“哺乳”时，总会勾起心中的往事。她们有种种的担忧与害怕，我也很能理解。
　　不过，在我看来，做母亲是要有所牺牲和奉献的。即使“哺乳”真的会把母亲变胖、变丑、变老，也应该义无反顾地去为子女哺乳。在哺乳期，不论别人怎么说“喂奶会使你改变体形”，甚至有人直接说“你胖了”，我还是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别人是不会理解，当抱起亲生骨肉、看着他(她)紧紧依偎着自己吸吮自己饱含着爱与营养的乳汁时，做母亲的那种无与伦比的欢乐！
　　经现代科学研究证明, 由于母乳中含有一种能够促进智力发展的营养物质，所以母乳喂养能够促进婴儿智力发展，且母乳喂养时间的长短更会影响婴儿日后的智力发展。如今看来，我当时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用母乳喂养孩子，的确为我的孩子们在今天拥有的智慧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顶风冒雨寻奶妈
　　没有健康的体魄，孩子难以成才。身为父母，当那脆弱的小生命一落地，就应该想到对他(她)应有哪些帮助。这些帮助当然会因人而异，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为了子女的健康，顽强克服困难，付出执著的爱。
　　我非常爱自己的女儿，真想一直由自己哺乳。可是，产假要结束了，必须回单位工作了。当时我的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觉得自己应准时回校报到，尽快补上耽误的功课——要知道，当年我是在炎热的夏日连续三天奋战考场，在诸多的竞争者中，凭借合格的成绩，才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录取的，机会实属难得；而另一方面，我又实在舍不得小女儿。据说，因为母乳含有免疫球蛋白，有利于增强婴儿的免疫力，而婴儿不吃母乳，免疫力就会降低，易得病。此外，我还非常心疼我那从26岁就开始守寡的老母亲，她含辛茹苦地把我和哥哥养大，现在又要让她为我们哺育第三代。每当想到这些，我便夜不能寐。看着女儿可爱的甜睡中的小脸，想到自己很快就要离开，而停止母乳喂养势必影响孩子的健康，我的眼泪不禁扑簌簌地往下掉。
　　就这样思来想去，终于有一天我顿开茅塞——好，给孩子找奶妈！
　　可是，天地之大，上哪里去寻找奶妈呢？产生这个想法，已是女儿满月后的第十天了，时间到了11月下旬。此时在祖国的南方，依然是百花盛开，群芳争艳；而在北国的冰城，却已是草木凋零，风雪交加了。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母亲，她老人家坚决反对：“上哪儿去找？这么冷，刚满月就往出跑，会生病的。”
　　我劝妈妈：“放心，我多穿点儿，坐汽车去找。”妈妈深知我执拗的性格，不再多说了。
　　第二天，我戴着哥哥的棉帽，穿上哥哥的那件棉大衣，就出发了。
　　上哪儿去寻找？我首先想到了医院，足足跑了十天。其间还要在小女儿哺乳时间赶回家给女儿喂奶。幸亏女儿满月后，吃奶间隔的时间长了，从两三小时一次改为四个小时一次，中间饮水，这才容我在外面跑。
　　记得那一年哈尔滨在10月20日下了第一场雪，清晨从窗户往外一望，比我们楼低一些的楼房的房顶上积了有一寸多厚的白雪。到11月下旬，已是大雪纷飞了。我在街上跑的时候，常常是顶风冒雪，回家时又冷又饿。
　　好在苍天不负苦心人，就在第十一天早晨，我再次造访哈尔滨道里第一人民医院时，终于得到了一个消息：产科病房的值班护士告诉我，前几天有一位年轻母亲，由于婴儿脐带缠颈，导致窒息，经抢救无效夭折。当时产妇哭得很厉害，现在已经出院了。我问清楚住址和姓名，当即往她家飞奔而去。这是一段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路程，跑了一阵就累了。我放慢脚步，心想，倘若真能如愿，我真要拜谢苍天了!当然，我同时也深深地同情这位失去儿子的母亲。终于，我找到了她家，敲开大门，迎面出来的是一位老实憨厚的男人。听我说明来意后，他请我进屋坐，与他爱人商量。进屋后，我环顾左右，房间不大，却整洁明亮。在东北人习惯睡的火炕上，脸朝墙躺着一位妇女。听到有客人来了，她急忙起身，擦掉连珠似的的泪水。可眼泪还在止不住地流淌。
　　她爽直地说：“已经有几夜没睡好觉了，想孩子，奶又胀痛，打针也回不去。”
　　当我向她说明来意后，她说：“有孩子吃，奶就不会这么胀疼了，这倒是一个解决办法。”并问我，“什么时候去？”
　　我说：“越快越好，可能要在我家待得久一些。”
　　她像是猜透了我的心，指着自己的爱人说：“他在工厂做工，厂子离这儿不远，这点儿家事他都能做，我出去多久都行。”我们约好，第二天早晨我就来接她。
　　我一踏进家门，就高兴地喊道：“妈妈，我找到奶妈了!”
　　妈妈似乎又开心又有几分抱怨地说：“老天有眼，保佑着你。再找不到奶妈，你非病了不可。我活这么大岁数，还没听说过有谁刚一满月就跑出去顶风冒雪地寻奶妈。你这是头一个。都当妈妈了，怎么还能干什么事都不顾命的!”
　　我抱着妈妈的脖子说：“妈妈，您看看，我这不是很好嘛!”妈妈笑了。事后，我也感到很可笑，自己也已经是做妈妈的人了，还搂着自己妈妈的脖子撒娇呢!
　　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去接奶妈了。她梳洗得很干净，穿戴得朴素整齐。高高的个子，身材十分匀称，脸上的皮肤白白的，透着红润。我心想，难怪护士说她身体健康。我十分满意。路上她告诉我，她出生于工人世家，只读过小学就没钱上学了。她爱学习，自己在娘家时边做家务边看书，到了婆家也是这样。可能正因如此，她显得很善良，温文尔雅，十分有教养。到我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我母亲允许她洗个澡。妈妈说：“很方便的，你每天随时都可以洗。”并带她进了洗澡间。浴后她反复用酒精棉擦洗乳头。当奶妈给女儿哺乳时，我还担心女儿会有异样感觉，拒绝吸吮，可是，小家伙好像根本分不出奶妈和妈妈，大口大口地吸吮着香甜的乳汁。直到这个时候，我的精神才轻松下来，多日来积郁在心中的浓重的忧虑顿时云开雾散。
　　我的嫂子下班后看到此情此景，说：“振霞是一旦下了决心，不达目的不罢休。奶妈历来是非常难找的。”我说：“这可能就是全唐诗中王昌龄所讲的‘一片冰心’吧!我这纯洁得像冰一样的母爱，终于感动上帝了!”
　　之后，我观察了几天，这位奶妈非常爱我的女儿，她好像把对自己失去的儿子的爱，全部倾注在眼前这个小生命的身上了。她的奶水很多，人也很坦诚，说话却不多，待孩子一睡觉就急忙帮我母亲干活。
　　生性善良的母亲告诉她：“奶妈不是保姆，需要吃好的，少干活。”
　　她却说：“多干活，多活动，奶才多。”
　　看着她俩和睦相处，我的感觉是：两个善良的人聚到一起了。我的兄嫂也很欣赏这位奶妈。我那个可爱的小女儿，也总朝她笑。好像我这个黑皮肤的妈妈换成了一位白皮肤的妈妈，她感到格外满意。就这样，一切都安顿好了，我才放心地回到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学习了。
　　人大专为研究生准备了专业阅览室，每天早8点开门至夜12点关门。我和同室的一位女友，经常在夜里阅览室关门后才回宿舍休息。当时，我们真像《诗经》中所说的：“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在请了奶妈之后，我虽然能够专心致志地学习了，但是明显感觉生活负担增加许多。当时我和爱人都是带职学习，每月工资合起来152元。每月给母亲寄去100元，请她按照当时哈市奶妈的最高工资酬谢人家，其余的留作家用。我们夫妻二人在北京每月的支出总共只有52元，必须非常节俭才能生活下去。虽然生活清苦一些，但我们心中却充满欢乐，一是专心学习获得的乐趣，二是经常接到哥哥寄来的家信，信中愉快地谈及小女儿情况，时而附有小女儿的照片，带给我们无穷的欢乐。
　　当时的照片和现在不同，黑白的，非常小，可是，我们却爱不释手，而且在每一张照片的后面都写上了许多形容她如何可爱的字。真是“苦中有乐，乐在其中!”
　　母乳送去安康与亲情
　　鲁迅曾在《狂人日记》中，发出了震撼世界的呐喊——“救救孩子”。这当然是说要为孩子们着想，提倡新教育。我在这里则借用一下，希望社会要特别关爱哺乳期间的母亲，因为她们正在以自己的乳汁哺育着社会的未来。
　　我和我的先生非常爱孩子。家中四个孩子中有两个外号叫“小胖”，一个是长子，一个是最小的儿子。在这一节中，我要说的是长子。
　　长子出生于祖国国庆前夕，年为了纪念我们伟大祖国的诞辰，我们给孩子起名叫金煜——“煜”是光辉盛大的意思。
　　金煜小时候肩膀宽宽的，虎头虎脑，圆圆的脸，身上和脸上全是肉，带出去人们都很喜欢，说孩子胖乎乎的很可爱。惹得人们总是问：“这孩子怎么养得这么胖、这么水灵？”
　　当年我和我先生工作的地方——沈阳已进入困难时期，胖孩子在当时着实不算多。所以，金煜在同龄孩子中就显得特别突出了。
　　孩子的胖和可爱是怎么来的呢？谁能知道父母为做到这一点经受了多少辛酸和苦难？我们从来没有向孩子倾诉过这段历史，可是，他自幼一直对我们特别好，似乎什么都知道，可能是我们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给予孩子的爱，产生了一种“心灵感应”吧！我很相信人与人之间有一种肉眼看不见的感情磁场。
　　那一年，沈阳定量供应的大米白面已经很少了。面条、面包、饼干等白面制品，很少出现在商店的货架上。东北人的习惯是，妇女在产期只能吃小米，不能吃其他粗粮，如高粱、玉米等。于是，我的产期口粮只剩下一种小米了。在哈尔滨工作的哥哥，知道沈阳的情况后，想方设法从他们那里用木箱寄来了挂面。哈尔滨当时的情况虽然好一些，可再也买不到别的东西了，我至今还非常感谢哥哥的倾力相助。可是，产期一天三顿面条营养也不够啊，虽然我们想尽了办法，却还是买不到鸡蛋、鱼和肉，连蔬菜也很少，“喝鸡汤”已经成了一种根本不敢想象的奢望。没多久，面条就吃腻了——一天三顿都是用咸菜把面条送进去，确实难受。后来，我不得不打破产妇不吃粗粮的常规，把小米、玉米、高粱米与面条交错食用。为了有充分的奶水进行哺乳，让“小胖”吃饱，在没有肉食、鱼蛋，蔬菜也很少的情况下，我还是尽量多吃饭，吃不下就强吃，咽不下就硬咽。不过我确实觉得，我们的处境要比缺粮的人家好多了，孩子总算还有足够的奶吃。
　　可是，等我产假期满一上班，一系列的困难就都来了。首先是工作，我当时是沈阳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哲学教研组组长。当时还没有哲学教研室的编制，组相当于室，我们组七八个人要负担全校2000多名学生的课程。但是，有的教员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还不能登台讲课。我作为教研组长，又是老教员(虽然才25周岁)，只好多承担教学任务。当时我负责讲授全校文史四个系和数理五个系共九个系科的哲学课。上午几乎每天都有课，下午和晚上，会又比较多，只好熬夜备课。
　　工作已经令人十分疲惫了，却还要担负繁重的家务劳动。我母亲特意从哈尔滨赶到沈阳来照顾我的产期和煜儿，同时还带来了四个孩子——其中有一个是我的长女，另外就是一个侄女、两个小侄儿。侄女6岁，侄子一个4岁、一个3岁，而我的长女也只有3岁，再加上煜儿，一共五个孩子。下了班一跨进家门，简直像进了一个小小的幼儿园。我很心疼自己的母亲，可当时收入少，根本请不起保姆。所以，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我一下班，不论中午还是晚上，都会竭力帮助母亲干活。我的先生当时被调到中共辽宁省委调研室工作，省委机关地点接近南湖，而家在北陵，上下班均要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还经常出差。虽然他一心想帮忙做家务，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家务重担全都落在母亲和我的身上。由于每天起得早、睡得晚，整天疲于奔命，我从这时起落下一个头疼的毛病，有时犯起病来，头部剧烈疼痛。就是在这种艰难情况下，我还是坚持给儿子哺乳，开始是早、中、晚三次，外加上下午课间休息。后来从五次改为三次，慢慢地可以加一点儿米汤与稀粥了。
　　本来我已经感到精疲力竭，腿也肿得很厉害了。却不料又出现了更大的负担。一天晚上，在去学校开会前我对母亲说，如果回来得太晚，就只好先请她试着给孩子吃些牛奶了。可是，会议十点多钟还不让散。这时，我先生推开门闯入会场，说：“你们怎么还不散会？怎么还不放李振霞回家，孩子都饿得翻白眼了！他拒绝吃牛奶，几次三番打掉奶瓶。”
　　老金当时年轻、火气旺，主持会的人这才宣布散会。我回到家看到煜儿不喝牛奶又不肯睡觉，一副眼巴巴的可怜样，不禁热泪滚滚，心疼不已。
　　大家本不愿“交心”，可又受不了天天又挤又压的会议，就陆续都谈了。我谈了四条：第一，报上天天宣传取消按劳分配，提倡供给制，我认为不合适；第二，农村中劳力强的人都上山大炼钢铁去了，造成秋收缺人，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对，导致丰产不丰收；第三，学马列的书，不让学生在学校读，而到工厂和农村读，这不是荒废学业吗？第四，批判赫鲁晓夫，不应当和苏联断绝关系，苏联人民和我们还是友好的。
　　每晚开会的这段时间，老金刚好没有出差，我回家晚他都来接。当晚在回家的路上，我对他说：“不交心，就天天来开会，大家顶不住，每人都谈了。我谈四点……”随即向老金陈述了这四点内容。
　　他说：“糟了，你要挨整了。”
　　我说：“这些想法没有错啊，我说的是‘交心’，不是检讨。”
　　老金说：“你是没错。但是别人说你有错，你就得挨整了。”我果然还是太天真了，不出他所料，第二天下午，教研室支部书记来找我说：“你交心讲得真实，汇报时，校党委书记说，让你在全体教师大会上讲讲，做个样子。”
　　我不肯上大会，说：“我那不是检查，是‘交心’，我还没有发现我的想法有什么错，不能上大会讲。”
　　他说：“已经在全校的支部书记汇报会上定了，党委书记拍了板。”
　　隔一天，当我在大会上刚一讲完，“机关枪”、“迫击炮”全来了。说我“没有一句认错的话”、“继续在会上散布右倾观点”、“不是在检讨，而是在继续进攻”，等等。我发现自己上当了，这哪是“做个样子”，分明是在开批判会嘛！
　　会后，我感到自己心和手脚都凉了。从此，再开会我一言不发。开会一般都晚到；会上早退是固定的。理由是给孩子喂奶，有时则借口“明天上课，我要备课”。当时，全校的哲学课我讲得是最好的，课又多，所以，别人没话说——大概这也是一种群众心照不宣的关爱吧！我的煜儿由于妈妈对这类会议的消极态度，再也没有出现过饿得翻白眼的情况，每次开会前我都给他吃得饱饱的，晚上回来得早继续吃，因而他睡觉也安稳了。待他睡着，我站在床边，久久地看着我这可爱的小宝贝。心想：“我困难重重，心绪又不好，可孩子仍能白胖而又安康，真是上帝保佑!”
　　那段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到来了，本来就每天饥肠辘辘的，上面又提出搞教学改革，学校让教师到工厂和农村上课。我是师院政教系即将毕业的班次四年级的任课教师，又是班主任。因为学生年级高，所以被分配到距学校很远的机械厂。从学校到工厂，走路需用一小时三十分钟，一天来回正好是三个小时路程。虽然那条路通公共汽车，但由于当时国家汽油短缺，汽车只能靠车上面背的大煤气包来开动。而且车很少，有时一个小时也等不来一辆。我认为提倡接受劳动人民教育、知识分子学习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在原则上不能说是错误的。但在连饭都吃不饱又没有必要交通工具的条件下，还要以政治来强制执行，不仅无益于学习，更有害于健康。但无奈，我和学生只好每天长途跋涉地来回奔波，又吃不饱，十分疲惫。
　　我比别人更加饥饿。因为此时煜儿已满周岁，可以吃饭了，但是定量粮只有几斤，孩子又很能吃。我只好尽量压缩自己的饮食，从自己每月21斤的定量中，给他节余一大部分；孩子的爸爸也节约口粮给他，在省委食堂就餐，食量也压缩到最低限度，经常是每顿一碗粥和一个馒头的伙食，只喝粥，把馒头拿回给孩子。我经常是早、中、晚各一顿稀稀的小米粥。如果坐在办公室或在学校里上课，三顿小米粥还可以维持，但每天还要走上三个小时的路，很快就得了浮肿病。头疼加浮肿，身体很差，确实是透支了。然而每天到工厂后，还有三个小时讲哲学课的任务，其他时间则是同工人一起劳动，完成“知识分子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任务。这双重“任务”使我每晚从工厂回来，总是拖着两条沉重的腿，一步一步艰难地爬上三楼。到家看到向我扑过来的可爱的小宝宝金煜，心花怒放，却已经无力抱起孩子了。
　　此时，我妈妈已经带着四个孩子回到哈尔滨，只有一个长子小胖留在我们身边，家庭经济情况稍有好转，于是我们请了一位很善良的老保姆。她对我很好，时常关切地对我说：“你脸真黄啊，把粮都省给孩子吃，你吃得那么少，又累，病了可怎么办？”
　　我对她说：“小胖不病就行，请你把他带好。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你能把他带得这么好，我真的很感谢你!”说完，我喝了一碗稀粥，就躺下了。我思绪万千，心想：“天天工作这样累，又吃不饱，真的病倒了，可怎么呢？国家人多，党内人多，少一个不十分明显，可是小胖少了妈妈可怎么办呢？”每当想到这里，只能用被子蒙上头，暗暗流了很多眼泪。最后我想：“再困难，我也要挺住，天无绝人之路。”
　　后来，党中央从各地调一批理论骨干来京，充实几个理论部门。我和老金有幸一起调来，同时被分配到中央党校任教。煜儿上了党校幼儿园，吃得比较好。我们的少许定量，不用再留给孩子了，大人可以吃饱。老金又属于“糖豆”干部(当时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每月发给一点白糖和黄豆，更高级别的干部则供应一定的肉和鸡蛋，戏称“肉蛋”干部。据说是陈云同志为保护干部身体而向中央建议的，确实起到了雪中送炭的好作用)，每月有一些补助，街上也可以买到一些高价食品。同年冬，由于严重浮肿，我和一些人还被中央党校送到北戴河疗养。虽然，整个国家的困难时期尚未过去，但对我们这个小家来说已经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舍得生命保孪生
　　父母对子女的养育和关爱，是一种“天职”，是大自然赋予父母的历史使命，也是无上光荣的社会责任，为人父母，哪怕牺牲自己，也要恪守职责，不辱使命。
　　“十月怀胎，婴儿哺育，均属母职。……母职，是妇女在人类社会中最光荣的天职。我觉得，泛论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任务，再比母职光荣和永恒的了。”（《论“贤妻良母”与母职》，原载1942年11月20日《解放日报》）周恩来总理的这些话，讲得多好啊！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里。这种光荣感、任务感、永恒的“天职”的信念，在我心目中交织着升腾起对子女的至亲至爱、时时准备牺牲自己，保全孩子。
　　金侠、金延是我们的次子和三子。在排行上，他们的上面是姐姐金萤、大哥金煜，所以，家里习惯称他们为小三和小四。中央党校大院的一些老人，记不住他们学名，却都知道小三、小四。他们一来到人间，就在中央党校的校园里出了名，主要因为他们是孪生兄弟，而且生于虎年除夕。年末我们这个大院来了两只“小老虎”，口口相传，十分引人注目。
　　可是，大家却不知道这两只“小老虎”尚在母腹中时就向自己生母发动了三次“攻势”，令人忐忑不安、心慌意乱。我们当时的公费医疗关系在海淀医院，也不知道这两只“小老虎”为什么总是和医生“捉迷藏”——在怀胎7个月之前，我去做妊娠检查，医生都说这是一个较大的婴儿，一切正常。到了第8个月，医生却又说：“婴儿不大，腹围过宽，可能羊水太多。羊水过多，浸泡时间长，婴儿会出危险。”并让我回家每天吃三次泄水药。于是，我回到家，就开始老老实实地吃药，每晚起夜四五次，半个月内没有睡过一次好觉。
　　没过多久，我又去做产前检查，怎知这两只“小老虎”还不肯告诉医生他们是小哥儿俩，继续“捉迷藏”。当时医生检查过之后，说：“摸起来有两个硬度像头颅的东西，可是听起来是一个心音，难道是畸形儿？”当时没有超声波和CT等先进的医疗仪器检查，只能靠耳听和手探，医生的怀疑吓坏了我。。回家后，刚好党史教研室的一位老大姐给老金送来工资，我把这个可怕的消息跟她说了，还告诉她，自己因为吃泄水药睡不好觉，身体难受、乏力。这位老大姐曾经生过一对双胞胎女儿，颇有经验，她对我说：“不要怕，再去大医院查查看，妇产医院比较好。”
　　我听了她的话，很快就去了北京妇产医院。刚开始，有两个女医生也是认定：“心音只有一个，但像是有两个头颅。”随后又叫来几位医生检查，都这样说。当时我的心里又难过又恐慌，几乎连一点点希望都失去了。后来，他们请来了妇产科的女主任。但这位老大夫并没有立刻检查，可能是为带徒弟吧，她又叫来了几个学生模样的医生来对我进行探查并用听诊器进行探诊。至此，我身边已经围了一群医生。他们检查后的看法都一样：“一个心音，两个头颅。”这让我几乎哭出声来，近乎绝望地想：“莫非真是一个畸形儿？”于是，妇产科主任开始用手探查，她在我的腹部上左按右摸，又让我右卧、左卧，翻来覆去地听诊，为此她一直弯着腰低头操作。后来，她终于挺直身，郑重地吐出四个字：“是双胞胎。”紧张的气氛一下子被打破了，不少人都笑了，无疑，他们也在为我担心，生怕是畸形儿。我的心里当然比谁都激动，急忙追问：“那还用不用吃泄水药？”主任说：“不要再吃了，生育时，水过少，会出危险的。”
　　主任让医生们都靠拢些，对他们说：“为什么听起来是一个心音呢？两个头部都在前，好触摸，可是，因为婴儿身体蜷曲着，一个躯体在前，一个靠后，因此，一个心音压住了另一个心音。”她慢条斯理地指着听到和抚摸到的部位，讲得有根有据。我真不知该怎么感谢她，这位名医加专家，可算是搬掉了压在我心上的巨石啊！我真诚地对她说：“谢谢!”她笑了笑，说：“起来吧，没问题，是双胞胎，放心回家去做准备吧!”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真是高兴得无与伦比。虽然当时是严冬季节，而且已近年关，我却感觉春光明媚，春和景明。回到家，我立即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爱人和母亲，他们也异常兴奋。母亲赶紧把小棉衣、小棉裤、小棉被等又加做了一套，这已经是临产前的两周了。
　　在得知是双胞胎之后，我又去了一次海淀区医院，转告了妇产医院的检查结果，并要求临产转院，再拿单据回来报销，回答是：“双胞胎我们可以接产，不必转院。”可是，以前的多次检查的错误结果，已经使我对这家合同医院的医术丧失了信心。为保证两个小生命的安全，我们夫妻反复商量，宁愿日子过得再紧一点儿，也要挤出钱来准备临产时去好医院。最后，我们自费到北京妇产医院，平安地生下了这对双胞胎弟兄。
　　为了就近、方便，产前的最后一次体查，我还是在区医院进行的。医生告诉我：“你还有一周生育。”在回来的路上，我放心地买了一些我能提得动的年货。回到家中又给长子金煜和自己洗了澡，把衣服也都洗了。没想到，两个小老虎居然又同妈妈开了第三次玩笑，急不可耐地想要在虎年来到人间。当日晚，即虎年除夕夜里11点，我“破水了”。住在楼上、平时像亲姐姐一样关怀我的傅玉琴医生，听到家人告急后，急促地跑下楼来，在检查了我的情况后果断要车，说：“如果让水流干了，生育就会有危险。”她亲自与老金送我到医院。我躺在产台上，医生检查后说：“双胞胎，胎位不正，是难产，赶快做好手术准备。”旁边的人一边准备刀、剪等手术器械，一边打电话，请产科主任和另外两位医生尽快赶来。
　　当时，我的头脑特别清醒，一切都清清楚楚。心想这两个小生命为什么这样惊吓自己的母亲？也不知是顺产，还是难产？只好祈福了。难忍的腹痛并没有让我停止思考。
　　产科主任一来，我就什么也不愿想了，只听到她吩咐了一声“请配合”，我就老老实实配合，又听到她说：“好，再配合。”——这种话，她反反复复说了很多次。在我感到已经疼得快晕过去的时候，一个小生命呱呱落地，还没等我喘口气，产科主任又叫我配合，于是在我疼得死去活来中，又一个小生命出世了。这时，医生告诉我：“中间隔有7分钟，一个6斤3两，一个5斤7两。”
　　我母亲常说：“生孩子时，女人的生命像窗户纸一样薄，一捅就破，说死就死。”我在生头两个孩子时，就听到过这些话，但没有产生共鸣，因为那是两个单胎的顺产婴儿。而这次却是一对孪生，胎位又不正，难以生产。我好几次感到“疼痛得要死了”、“自己活不成了”，但还是凭借母亲的天性，自己在心里跟自己说：“要好好配合医生，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让这两个小生命降临人间。让我用自己的一条命，换来两条生命吧。就算自己没命了，只要能保住这对小双胞胎，也是值得的。”意外的是，医生并没有用任何手术器械，两个孩子就相继诞生了，而且母子平安。时隔多年，至今每当想起此事，我都从心底在深深感激当时挽救了我们母子生命的医生、护士和产科主任。
　　产后头三个月还算顺利，只是吃不到多少有营养的东西。因为天灾、人祸，情况还没有大的好转。由于大家普遍缺肉吃，所以不少人家开始养兔子,我家也养了。产后买不到鸡，主要是吃兔肉。记得老金骑车到乡下去花高价买了一只鸡，这是我生双胞胎后所吃的第一只，也是唯一的一只鸡。不知为什么，我吃兔肉后腹泻，所以只好停食兔肉。当时就主要是吃粮食，有时还吃粗粮，各样粗粮，吃得很多。奶也多，供两个孩子吃，居然还有富裕。
　　那一年，我28岁，之前已经生过两胎，这次又怀了双胞胎，加上工作又忙，经济负担也过重，于是决定做绝育手术。如果在生育后立即做，顶多十五至二十分钟，可由于在家“破水”感染，产后高烧不退，不得不过了四天才做的绝育手术。这之后的三个月，我一直腹泻不止，医生说：“可能手术时，肠子暴露时间过长，着了凉。”三个月内，我一直腹痛、腹泻，日子很不好过。但这比起生产时的痛苦要好多了。特别是没有影响到“小老虎”的哺乳，这是最使我欣慰的。
　　但是，在孩子出生后的第三个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我得了乳腺炎，左侧乳房出现红肿、硬块。打针、吃药，都不见好，而且日益严重。医生告诉我，不能再给孩子吃奶了。这之前，我的两侧乳房不知不觉有了分工：小三食左侧，小四食右侧，他们向来不肯交换吃。因为左侧乳房患上了乳腺炎，侠儿的奶就没有了。不过，侠儿比煜儿好，饿急了，他可以吃牛奶，虽然量少，但不会像煜儿用小手打掉奶瓶。
　　我的乳腺炎日益严重，高烧节节上升，直到40℃。躺在床上，看一切都在动，天旋地转。老金将我送到医院，医生说需要立即开刀。在这之前，我听说过党校里有两位女同事因患乳腺炎开了刀，其中一人的一个乳房还开两次刀，且不再有奶。想到这里，我拒绝开刀，请医生给开些消炎药。
　　医生说：“太严重了，吃药已经无济于事!”
　　我对医生说：“我不是怕开刀，我刚做过绝育手术，以前还做过其他手术。我只是怕双胞胎没奶吃，只养活一个，多难过。”
　　医生说：“乳腺炎的病毒会随血液流遍全身，得了败血症，就很难治了。如果保不住你，家人该多难过。”
　　但我还是不让老金签字开刀，于是，医生很生气，在病历上写了两行字：“本人拒绝手术，一切后果本人自负。”还让我在这两行字下签了自己的名字。老金也奈何不得，只好搀扶着我上汽车回家了。
　　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当晚，我们的老邻居——一位姓王的食堂管理员来看我。老金见到老熟人，忙把今天看病的情况告诉了他。这是因为老金看我不肯听医生的话开刀怕耽误病情，内心十分焦虑，像是走投无路了。
　　老管理员说：“她不愿意开刀有什么办法，也不能硬按着她开刀啊。试试中药和偏方吧！如果出头、流脓后，兴许能保住奶子。”于是，他让老金买来大红枣，还有红色的高级人参，另加两味中药（名字记不住了），每天晚饭后，他都亲自来我家帮忙熬药。妈妈觉得太麻烦老管理员了，就想自己接过来熬药，一进厨房见他正在往药锅里放一块像指甲般大的黑东西。妈妈便问这是什么，他说是祖传秘方。从此，他不再来我家熬药，都是在他家熬好了送过来。即便是下雨天，他也会照样打着伞送过来。
　　喝了药，我周身发热，血好像都沸腾起来了。乳房上的硬块越来越集中。后来，炎症集中的部位越来越小，在最集中的地方出了头，脓一点一点地流了出来。没出两个月，病就好了，侠儿可以吃母乳了。他虽然能吃牛奶，但每次吃得不多，消瘦了不少，一吃到母乳，便啄住不放，吃得那么香甜。我妈妈担心孩子饮食过量，每回都是一见他小肚皮鼓起来，就立刻把他的小嘴从我的奶头上揪下来，直接抱走。很快，侠儿胖了起来。后来，这两个孩子越来越胖。
　　有一位同我差不多同时生小孩的女同志来问偏方的效果，我说“效果很好”，她也看了看侠儿吃奶的情形。过了一阵，她才告诉我：“王管理员说：‘我们同老金、李振霞是老邻居，深知他们的为人，其他任何人也不敢给吃这种药’。”她还说，“我当初是不得不开刀，现在奶子废了，不能再给孩子吃奶了……”
　　没过多久老管理员病逝了，我们全家感到异常悲痛，他给了我们母子康宁，可以说是我们母子三人恩人，怎能不让人万分感激！
　　过了一段时间，见到老管理员的女儿，我问：“你父亲治乳腺炎的偏方，是否留下了，传给了哪个孩子？”
　　她说：“走得急，什么也没来得及说。我们找了很久，也没找到。”
　　对于子女来说，没有接过这份遗产，真可谓“抱憾终身”了。我在对王管理员这位老恩人充满了怀念的同时，也对这份秘方的失传深感遗憾——祖国有多少宝贵的遗产，不正是这样失传的吗？
　　生育一对小孪生，很不容易，他们多次带给自己妈妈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险情，甚至令我想到不惜舍去生命来保住这两个小宝贝。而他们所报答给我的，用古人的话讲是“虎啸风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人为豪杰，奋发有为。北宋张定和传曰：“虎啸风生，龙腾云起，英贤奋发，亦各因时。”这已经是我的最大满足了。
　　孝母之心沉甸甸，挥泪传给下一代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积淀，紧扣着父母的心弦。但问题是怎样在家教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或者将原有的戒律，赋予新的内涵。“孝道”流传了数千年，除去对封建帝王、封建家长的“愚忠愚孝”，在当今的家庭中，对处理与长者、老人、父母的关系，还是意义深刻、饱含智慧的古训。
　　为人父母，在家教中，切不可忘却将这一信念传给下一代。我们的四个子女，都是我母亲带大的。其间虽请过奶妈，在母亲有病或需要回哈尔滨处理急事时，也请过保姆，但时间都比较短暂。四个幼儿基本上都是在姥姥的精心呵护下日益成长起来的。
　　我母亲是一位非常勤劳、聪颖能干，虽又没上过学却能够识一些字的家庭主妇。像无数东方女性一样，她温柔、善良、吃苦、节俭、话语不多、深思沉稳。
　　在我生第一个女儿前，妈妈已为兄嫂带了三个孩子。大的6岁，小的1岁，中间的4岁。繁重的家务劳动，使她在家没有停歇的时候，从不知什么是午睡。孩子的睡眠时间，正是她干活最多的时间。由于缺少必要的休息、睡眠及营养，她得了血管性的头疼病。我亲眼看到，她注意孩子们的营养，对自己的饮食却很不介意，有时急急忙忙吃几口，放下碗筷就去干活了。为了给她补充营养，我自参加工作后，每月省吃俭用，回家时将节余下来的工资，除乘火车等极必要的费用外，全部交给妈妈，请老人家吃点儿好的，或者喜欢什么就给自己买点儿。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先生老金了。我19岁、他21岁时我们订了婚。在结婚前那几年间，我没有为自己攒下一分钱的嫁妆。每次寒暑假都要回家一次，回来后就会告诉他：“存下来的这半年的工资，我到家后全都给妈妈了。”或者说：“看来到结婚时，我是存不下钱的，也买不了什么东西，干脆从俭吧!”每回他都笑笑说：“没关系，全都由我来解决，你放心吧!”他非常理解我，因为他知道我出生后十个月大的时候丧父，母亲自那时起便开始守寡，独力扶养我们兄妹长大，我和她之间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母女深情。
　　每次寒暑假回家，除了将钱全部掏给妈妈，我还拼命帮助她老人家干活。这本来可以聊以自慰了，但每当假期结束，我都会十分“上火”——不是嗓子哑就是嘴破了，总是依依不舍地告别我的母亲。有时，老金写来信，希望我假期能早点儿回去，我们能利用假期多在一起玩一玩，可是我没有一次满足他，因为我不能兼顾两边。这也是我终生对老金感到抱歉的地方。每次寒暑假一到家，我就会围着母亲转，碧波荡漾的松花江和美丽的太阳岛，也同我无缘了。家乡老同学不少，但也只是他们来我家看看我，我是很少出去与他们聚会的，因为我要陪妈妈。
　　在这种情况下，加上我当时的思绪，怎么也不愿把自己的头生女儿送给她姥姥带，再增加母亲的劳累和负担了。我同老金多次商量，总是感到“山穷水尽”，无路可走。因为我们是婚后来北京学习的，他在中央党校师训部，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周末只能临时借住在党校为我们提供的自家不能烧水煮饭的招待所。这里哪有容得下婴儿和保姆的空间？当时号称拥有万名师生的人民大学，已是拥挤不堪，哪里还有这种养育幼儿的栖身之所？最后，无可奈何，还得劳累我的老母了。
　　前面已谈到，孩子放在母亲身边后，我那么拼命地找奶妈，一是为孩子健康，二也是为减轻她老人家的负担。每月我们将我们夫妻二人全部收入的2／3寄回去，也是想使母亲和家人不要太拮据，以便让老人减少一些烦恼和忧愁。
　　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一毕业，我就急着回家了。考试、鉴定、毕业典礼的时间加在一起也没有多长，可是，我却感到是那么漫长。头一天举行毕业典礼，第二天就起程回家接孩子。因为是定向培养，我们在沈阳一直保留着一个“家”。在哈尔滨，碰巧嫂嫂的母亲来了，他们那里是由姥姥代替奶奶接管孩子，我的母亲这才得以脱身。我和母亲带着九个月的女儿回到了沈阳。而此时老金所在的中央党校，因为搞“反右派”斗争，不让大家按时毕业，所以他尚未回来。姥姥、小女和我这个三口之家，虽仍有些困难，但母亲显得轻松多了。虽然她的话还是不多，但脸上经常绽放微笑，一副安居乐业、心旷神怡的样子。
　　5月份，因为被下放，我们母女只团聚了11个月，我的妈妈也只轻松了不到一年，此时她不得不满脸愁云地被哥哥接走了。妈妈又要去重复她那繁重的家务劳动，继续做四个孩子的“保姆”了，其中还包括我的长女。
　　当年的金秋时节，一天，主管我们“下放”干部的原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突然跑来对我说：“组织上决定调你回去，主持开全校哲学课，由你作为负责人。”他还说，“人事处去人民大学了解了，说你没有什么问题。”
　　我问：“没有问题还给处分，那个决定怎么办？”
　　他讲：“人大说学生支部已经解散了，决定只好放一放。”
　　我哭笑不得地说：“没问题竟然给处分，而且处分的决定不能改变，这算什么事呢？”心里反复想这叫什么“正义”和“公道”。但是，不必再继续劳动改造、能够回校教书，毕竟是一件好事，我还是愉快地服从了这一决定。
　　回来后，我又立刻把女儿接回沈阳。这次随我母亲来的不是一个，而是四个——兄嫂的三个孩子也来了。
　　后来，我发现母亲具有“神奇”的本领——她竟然能把四个孩子带得不哭不闹，高高兴兴，活泼可爱。而且，她还让孩子从当时仅有的媒介工具——“收音机”中学了许多歌谣、童话故事，她还把家里收拾得整齐干净、井井有条。有时，我下班时，她已经把饭都做好了。这要付出多少艰辛和劳动啊！我经常告诉妈妈：“卫生搞马虎点儿，差不多就行了，活儿留给我回来干，等我回来一起做饭……”可她总是笑笑，也不说什么，还是默默地按她自己的计划行事。她常说：“和孩子们在一起，累也愉快!”
　　那时好像也没有什么避孕的概念， 9月份，我们又生了一个儿子。为了不让妈妈过于操劳，生完孩子的第十天我就开始洗尿布。热水不方便，只好用冷水。这个时候看得出妈妈十分疲惫，特别是冬天几个孩子同时得肺炎时，刚强的妈妈落了泪，我也流泪了。我和老金的工资月月花光，连兄嫂寄来的那些钱，也花得分文不剩，实在没有钱请保姆了。当时保姆月工资只要三四十元，可每月我们连三四元的剩余都没有。我心疼母亲，又没有办法为她解脱，就利用上班之外的时间，极力帮助妈妈干活。直到给排着队的五个小宝宝洗完澡，我才去备课，夜里两点以前从没上过床，长此以往，养成了夜里入睡难的习惯。
　　后来，嫂嫂得了肾炎，要接我妈妈回去，于是我妈妈又带着四个孩子回哈尔滨了。她走后，我们只留下一个煜儿，三口之家，开销相对减少，有点儿余力，于是我们请了一位保姆。没过多久，女儿到了3岁可以上幼儿园了，我立刻去哈尔滨把她接回来送进幼儿园。这时，妈妈的身边从五个小孩变为三个，兄嫂的孩子也渐渐大了起来，令妈妈轻松许多。可是，因为当时人们吃不饱，妈妈在哥哥家患上了黄疸性肝炎。知道这个消息后，我边哭边怨恨苍天，妈妈刚刚解脱一点点，怎么又如此来折磨她!
　　后来，我和老金因工作需要被正式调至北京，妈妈在康复后也很想来京，我们便把老人接到北京。为使她老人家更好地休息和疗养，我们将一岁半的金煜儿送进幼儿园整托。
　　妈妈经过两年时间的康复，精神和身体都好多了，这时我们全家一起迎来了两个小生命的诞生。这对孪生兄弟的到来，似乎为她增加了无穷的欢乐。
　　母亲在带两个孪生兄弟的过程中得了阑尾炎。我们去请保姆，谁都不肯来，说两个孩子一起带，易摔、易碰，责任重大。无奈只好请一人带老四，而将老三送至大有庄一位阿姨家委托人家带。后来妈妈的身体逐渐好起来，她坚持把老三接回家。这时，我和老金各提一级工资，家中生活虽然不算富裕，但充满了幸福、和睦与安康。
　　然而没过多久，麻烦事又来了。全国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教研室的秘书打来电话通知：“组织上决定让你去通县‘四清’。”我一听，心中一惊，脱口而出道：“我的孩子还很小啊，才1岁半，又是双胞胎。”
　　“还有老金在家嘛！”
　　“你别忘了，他是男同志。”
　　“你快做准备吧，已经决定了，不能改变了。”
　　“我要去找校领导谈。”
　　“找谁也没用。这是校长夫人、政策研究室主任和副主任在全校选的。副主任是女的，去当队长，需要一个既管生活又管书写的女秘书。”
　　于是，我只好克服种种困难，尽可能地安排好四个孩子，并嘱咐好老金，又一次挥泪向母亲告别：“实在对不起妈妈，又得让你老人家加倍劳累了。”
　　在我去参加工作的半年时间里，首先是我的爱女金螢得了黄疸性肝炎。工作队给了我三天假回家探望。当我赶到日坛医院的传染病区看望女儿时，按照医院的规定，只能互相隔着玻璃门说上几句话。而我带去的东西，就由护士转交。看到爱女面黄肌瘦的样子，我心里难过极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当我走下楼梯、来到庭院里时，从三楼的窗口传出了女儿的声音：
　　“妈妈，我没事，你放心去工作吧，让姥姥带好弟弟。”
　　我抬头看着她，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眼泪更是扑簌簌地落下，半天才喊出一句：“要按时吃药，注意休息，听医生的话。”
　　她只有8岁啊！我当时心都要碎了，爱女命运未卜，与患病的她朝夕相处的三个小同胞手足，又将怎样？我真是不敢再想了。而当时死死地禁锢着我头脑的“纪律”，使我虽然深深感到母亲和老金的难处，最终还是带着揪心的忧愁归队了。
　　爱女病愈回家时，全家欢乐，经检查，她的三个小兄弟肝部无恙。可没过多久，我又接到一封老金的来信，让我整夜哭泣不止。信上说：“小四得了败血症住院了。”信是晚上传到我手的，当时回北京只有一个9路汽车，已经停开。夜里，与我同屋的女队长见我不住地哭泣，对我说：“你明天回去看看吧!”
　　第二天，我赶到了医院，也是隔着玻璃看望。医生对我说：“他每晚都哭闹找家人，不睡觉，只好给他吃安眠药。”小四在我走时刚学会叫“妈妈”，此刻可能是安眠药的作用，竟然什么也不会说了，只是伸开两只小手让我抱，可是隔着玻璃我也抱不到他啊。于是，他在里面哭，我在外面哭，我们都哭出了声。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一个母亲能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后来，我又从通县南关镇回来看过他几次，同样只能看着他，根本摸不到、抱不着自己的儿子，每次都是在失声痛哭中回到通县。
　　生活中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使我的母亲更劳累更受苦，使我的孩子们深受病痛的折磨。我也非常恨自己，当时怎么那么没有骨气，如果硬不去又能怎么样？我这一走为这个幸福的家带来了多少苦楚！我总觉得对不起妈妈，一种负重的、沉甸甸的“孝敬之心”，使我在母亲故去后，时常向孩子们念叨姥姥带他们时的苦楚、劳累和心酸。特别是他们还在国内时，清明节一起去扫墓，抑制不住对母亲的怀念以及对不起、拖累了她和永记她老人家恩情等，种种思绪一起迸发，我往往会在母亲的墓前向孩子们哭诉，要他们记住姥姥的恩情，挥泪把对母亲那深切的爱与中国的传统美德——“孝道”一起传递给孩子。孩子们现在以同样的真挚的“孝道”对待我们。可能这就是“一辈传一辈” 吧！
　　孩子们出国后，时常会邀请我们到国外探亲，一切费用由他们支付；有时他们会轮流回国探望我们；2007年，金煜作为雪佛龙石油公司驻北京地球科学家商务代表归国后，常常借圣诞节等假日去美国和姐弟团聚，并看望在那里读书的儿子，之后，又代表几姐弟匆匆飞来三亚陪父母欢度春节，给我们带回来居住在国外的孩子们的问候与爱意。这一切，都让我们共享了亲情的极大温暖与快乐。
　　匍匐冲锋的小武士
　　我很喜欢鲁迅在《热风》中所说的话：“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我和我的先生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会读书，又不成为一个书呆子，而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为此，我们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密切关注孩子的乐趣，因势利导。
　　我们一直希望：在男孩子的身上，有一种阳刚之气，一种浩然之气，一种凛烈之气，一种“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之气。
　　然而，这种气质，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下子可以培养出来的。而是需要父母自幼培育。像给小苗浇水一样地精心扶植与浇灌。
　　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四清”时，有一次从通县回家，一位称我为“大师姐”的中国人民大学老同学同我一起回北京出差。他说：“正好到你家看看小孪生兄弟。”我这位师弟很喜欢小孩。
　　我们到家后，已经是晚上9点了，小孪生兄弟洗得白白净净，换了干净衣服，正准备睡觉呢。姥姥看到叔叔很喜欢他们，就提议让兄弟俩为叔叔表演，最后还让他二人做匍匐动作，表演达到高潮，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当时，金侠和金延的年龄都还很小，不大愿意和大人对话，但很听话。站在他们身边是大他们3岁的小哥哥金煜，是管发号施令的。一声“卧倒”，两个小弟弟二话没说，听命而行，立刻卧倒。小哥哥又一声命令“匍匐前进”，他俩立刻扑地，一手侧卧在前，一手在后，向前进，很逼真。因为小哥哥没有停止喊命令，两人就一直匍匐向前，直到钻进用两张单人床合搭起的大木床下的角落里。这时小哥哥下了回转令：“转回匍匐前进。”二人从床下钻出，继续维持原来的姿势前进。从床下钻出，不仅身上是土，小脸在床下急转时，可能碰到墙了，还沾有少许白灰。因为哥哥没有下“停止”的命令，他们俩还是严肃认真地像前面真有敌人一样地匍匐着前进。直到哥哥下令：“停止，起立！”这两个小孪生兄弟才站起身来。大人看着三个孩子的表演，都笑得前仰后合，俨然看到了一位军官和两个小战士。
　　“这三个人的口令和动作怎么都这样像？”师弟问。
　　姥姥说：“这几个小兄弟天天都去看解放军在操场上练兵。他们还会很多动作，都是从警卫连的军官和战士那里学来的。每天他们在外边摸爬滚打，回来总是像泥猴似的。”
　　我想到妈妈和阿姨为他们每天洗衣服、洗澡够辛苦的了，就说：“看来这一阵子匍匐前进，衣服又得洗了，我今天回来了，就让我来洗吧。”
　　三个儿子每天满身泥土回家。那时候家里没有洗衣机，每晚都由妈妈照看孩子，阿姨洗衣服。我从“四清”工作地回来后，阿姨正好因为家里晚上有事就只能白天来了。我考虑到妈妈和阿姨每天照看孩子很辛苦，于是晚上给孩子洗衣、洗澡的任务，我就自动承担起来。完成了这些任务后，才坐下来备课，一直到深夜。虽然很辛劳，但心里仍有数不尽的欢乐。
　　为了让衣服好洗些，或少洗些衣服，而让孩子少一些匍匐和滚打，这样的母亲是有的，可是，我们从没有向孩子提出过这种要求。可能是因为我酷爱鲁迅著作，在孩子们还很幼小时，每当抱起一个儿子，我都不禁会想：“我一定要把他们培养成一个个好男儿，一个个全身正气的男子汉。”当时，我脑子里的“男子汉”形象，就是有鲁迅那种“硬骨头精神”；遇事不惊恐，不慌张，临危不惧；不懂得什么叫“低头”、“弯腰”、“屈膝”；在困难、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都能够挺直身子走过去。
　　中央党校的警卫连，天天训练摸爬滚打等等。每当训练或表演时，孩子们能够在不远地方看，跟着学，回去练。我有时看到了，就对我先生说：“这是孩子多好的课堂、多好的学习机会啊。咱们每天要上班，职业又不同，教不了他们这些，警卫战士和军官是他们的好老师。这是一种学习，也是一种意志的磨砺。”我先生很同意我的看法。于是，我告诉妈妈和阿姨：“多带他们去看警卫战士练操，让他们学着练习。衣服脏了，我来洗。”我们从不会因为孩子的衣服脏了而抱怨他们，衣服脏了我就心甘情愿去洗，坏了就默默地缝补好，一心想让男孩子们自幼培养起男子气概。
　　到了“五七”干校，他们的天地更广阔了。哥哥带着弟弟和一帮男孩子爬树、打鸟、摸鱼……一天下来，身上的泥土更多了。我们照样允许他们这样做。室内没有管道，不能洗衣服，不论冬夏我都抱着一大盆衣服去外面的水管龙头旁洗。冬天手冻得僵痛，我也从不向孩子和老金诉苦。老金在干校迟迟不给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夜里不断地写自我检查，一次又一次不能过关。每天掏大粪，一个书生，掏了一天大粪，劳累一天，回到家中能够帮助做饭，已经很不简单。我母亲和阿姨在我们去“五七”干校时陆续走了。我默默忍受着劳累的艰辛和“接受改造”的委屈，期盼孩子长大了不再经受这一切。当时我就想：“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已经是一个运动接着又一个运动，被整得弯腰、低头、裹着小脚，难以走路，绝不能让孩子再像我们一样了。”
　　我们对孩子的这种教育，到后来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应。长子金煜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前，初到美国时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因发给的生活费较少，不得不每晚外出打工，曾遇到坏人抢劫，他都无畏地予以自卫还击，并安然脱险。1995年，我们去美国探亲，他深情地对我们说：“我在国外，爸爸妈妈不必惦记，你们教给我们的男子汉气概和做人原则，足够我们用来对付各种困难了。”听了这话，我十分感动，心想作为父母，我们终于无愧于孩子们了。
　　其实，仔细一想，这并不是我们个人的操守问题，而是我们依据中华民族的优秀性格教育了子女。这种性格不论孩子在国内还是在外国，永远是他们内在气质，是无价之宝。关于这种阳刚气概，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曾说过：“正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鬼神泣壮烈。”我认为，男孩的阳刚之气，一定要自幼培养。我们的三个儿子没有辜负父母的良苦用心，他们一个个都成长为充满阳刚之气的好男儿了。这种“男子汉”的凛烈浩然之气，不能不说是他们每个人成才以及事业成功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气质。
　　这种气质，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是我国人民最为珍贵的内涵。我和我先生，都很喜欢文天祥的《正气歌》，也常背给孩子们听，并教他们背诵，虽然孩子们当时年龄还小，可能懂得有限，但却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根据我们的经验，父母不在这方面花心思是不行的。对待孩子们平时不妥当的举止言谈，要特别留意，在心底自问一句“为什么会这样？”但千万不要急于表态和妄加批评，而找出症结所在，对症下药，耐心引导。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而孩子尚且幼小，还不懂自己“善养”，这就需要由大人的耐心帮助与培育。
　　妈妈做的，谁说难看我也穿
　　父母对孩子自幼进行艰苦朴素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仅是“节约”、“省钱”的问题，而是培养他(她)们的一种终身受用的精神。一个人如果从小就对享乐“趋之若鹜”，那么他长大后在事业上、生活上也就很难做到艰苦奋斗，奋发向上。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父母首先要做到节俭。“一个邪恶的父亲只能造就堕落的儿女；一个腐败的社会所能提供的榜样只适于腐化心灵和精神。”这是18世纪法国伟大的哲学家霍尔巴赫的名言（霍尔巴赫：《社会体系》，见《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45页）。现代日本教育家井深大也指出：“‘孩子是反映母亲形象的一面镜子。’从孩子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父母的人品如何。”《怎样教育婴幼儿》(中译本，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为人父母的整天想的只是怎样让孩子吃饱、穿暖，为此花费了许多心思。当时，在那种“今天最革命，明天反革命；今天台上坐，明日阶下囚；今天造别人反，明天被别人造反”、黑黑红红变幻莫测的岁月里，人们如履薄冰，惶惶不可终日。今天谁也不知道明天的自己将会是什么样子。既没有心思，也没有权利展望未来、设计自己的人生。
　　然而，人毕竟是人，都有着自己的头脑和灵魂。头脑和血液中不可能只有一些生硬的语录和“最高指示”，总是免不了会偷偷地想一想自己和全家人的命运。当时我们的工资取消了，只有靠我们两个人的双手，养活四个在泥土里跌打滚爬的小宝宝。虽然我们长着的是双一直写字的手，但是种地得来的粮食，总可以糊口。然而，没有工资，买不了东西，孩子穿什么呢？这是我每当想到未来生活时，总会遇到的一个十分苦恼的问题。
　　在较长时间的苦闷中，我下了决心，要自己做衣服。可这恰恰是我的短项。因为我的母亲有一手好针线活，我从来都没有为自己的衣着操过心。她老人家也不肯向我这个唯一的女儿传艺，理由就是“学会针线以后要受累的，长大多挣些工资买着穿吧”。此刻迫于生活，我只好下决心从头学起，学着纳鞋底、做棉猴儿和单衣等等。衣服做好后，正值寒冬。我把棉猴儿絮得很厚实，棉鞋则是用我的旧呢子大衣裁下来的下摆做鞋面，再加上棉花。给孩子穿起来一看，上下圆圆的，但却十分暖和。两个小孪生兄弟早晨穿得暖暖和和，高高兴兴地上了幼儿园。
　　但是回来后，小三儿金侠告诉我一件事。他说早晨阿姨问他：“你们的棉猴和棉鞋是谁做的？”他说：“是妈妈做的。”阿姨说：“真难看!”听了这话，我的心凉了半截，倒不是由于阿姨的评论，因为我刚刚学做针线活，深知自己做得不好，只是生怕影响孩子的情绪。看着外面飘着大雪，寒气逼人，我想：“如果孩子不肯再穿，明天可穿什么呢？”心中不禁有些焦虑。
　　我问侠儿：“那你明天还穿着它们上幼儿园吗？”
　　侠儿毫不犹豫地回答：“妈妈做的，谁说难看我也穿!”
　　儿子小四在旁边一直听着，此时也急忙跟着说：“妈妈做的，谁说难看我也穿!”
　　从表面上看，小四金延好似在重复小哥哥的话，实际上，他是用相同的语言，表达了共同的决心。看得出他说得是那样认真，同小哥哥一样诚恳。当时他们只有4岁，却能够这样理解妈妈的心情，我真是感动极了。我当即一手搂住一个亲了又亲。我为全家设想的将来谋生的试验，得到了两个孩子的配合，怎能不让我动情？可能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经常给孩子缝补衣服、做衣服穿，在潜移默化中让孩子们养成了不讲究穿着、不同别人比穿戴、专比学习的艰苦朴素的好习惯。
　　当病魔与孩子纠缠的时候
　　可怜天下父母心。有哪位父母在孩子生病的时候，不会感到痛苦、焦虑，甚至寝食难安？实际上，孩子身体所受的病痛折磨，同父母心灵上所受的痛苦折磨，是同一个过程，而且后者常常更甚。问题是怎样正确对待孩子的疾病。
　　我家孩子的爸爸是比较理智的。在他的影响下，我在通常情况下也比较理智。我们一方面为孩子积极治疗，细心观察孩子的病变情况，悉心护理；另一方面又极力约束自己，不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惶恐不安，因为这样会增加孩子的心理负担。在那个与疾病斗争的时刻，孩子需要的是战胜疾病的信心和顽强的毅力。而能够给予他们这一切的，没有人会取代深深地爱着他们而又被他们所完全信赖的父母。
　　孩子一旦康复，我们虽仍细心照料，但却尽量不让孩子觉察。这样，才能使他(她)感到自己和别人一样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如此做的好处，一是使他们的幼小心灵在学习上，能够具有同别的孩子一样的竞争勇气与积极进取的信心；二是不依赖父母，不把自己当做一个永远需要父母照顾的病孩子，这对于他们长大后独立闯荡事业，具有很大的有利的影响。
　　我们的长女金螢得过黄疸性肝炎，小儿子金延得过败血症，病得很严重，而我们都是按照上述的方式进行护理与关爱的。
　　这里特别谈一谈我家老三金侠。
　　他幼年时心脏有毛病，现在是完全好了。可当时看了许多医生，都说他患有慢性心脏病。
　　女儿、小四儿患病，以及小三儿得病，我都非常难过，夜里哭泣是经常的事情。因我毕竟是个女人，不是圣人，作为女人的弱点我都具有。但是我从不让孩子觉察到我爱哭的弱点，绝不当着孩子的面哭泣。我向来入睡较晚，有时备完课就坐在熟睡的孩子身边，一个个地看着孩子，而当视线一落到侠儿的脸上，我常常会扑簌簌地流下眼泪。这是因为，女儿和四儿得的都是急性病，治好了就能让人放心了。可是心脏病却是慢性病，总怕拖下去会后患无穷。
　　后来，我背着孩子，想方设法地求医问药。直到1972有一年，我从地处河南省西华县的“五七”干校，被临时抽调回北京参与编写6本经典著作辅导读物。趁此机会，经人介绍，我找到了阜外医院著名的心脏科专家、周总理的保健医生胡旭东。在说明了情况之后，胡医生提出要当面看到病人。我赶紧又托人把孩子从河南带来北京进行诊治。此后多年，我们就是一直按照这位名医的医嘱，治疗和护理着侠儿的疾病。
　　后来，孩子进行了心脏检查，检查结果表示他的心脏完全正常了，考大学时也顺利通过了体检。其后他在上大学期间还成为校篮球队队员，至今还经常进行打球、游泳、滑雪等体育运动，身体一直很好。——这都是后话。在当时，为了不使孩子有任何心理负担，我虽然已在北京找好了给侠儿看病的医生，却还是让他和孪生弟弟一起进京，只说是来玩玩。
　　在带着他俩玩了几天之后，我就说要给两个孩子一起检查身体。所以，整个过程中，金侠一点儿也没有感到紧张。而真正感到紧张的却是我这个妈妈，但表面上我还是极力控制住自己，表现得泰然自若。因为两个孩子都聪颖、机敏，他们很容易看出情况不对。我平时总是教育孩子要诚实，但在当时我却需要深深地掩藏住内心的苦痛和忧虑，面对孩子需要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需要时时对他们呈现笑容。演这种戏让我感到十分痛苦，也很艰难，但为了不给孩子带来长期精神上的负担，我又不能不这样做。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那种为了让孩子老实、听话地静养，而在孩子面前刻意夸大孩子病情的做法，实在是不可取的。当年对孩子疾病的检查和治疗详情，以及我们的种种安排，至今我们也没有向孩子们倾诉过。记得那时小三刚刚6岁，如果当时我们不是这样做，而是经常在孩子面前哭哭啼啼，势必给孩子造成“自己患有严重的慢性病”的心理负担，那么很可能就没有今天这样勇气十足、睿智灵活的金侠了。他的气质很不一般，因他性格内向，做任何事都是沉稳、缜密、机智，却又信心十足。记得在高考的第一天，他发烧到38.9℃，在打了退烧针后，他仍然满怀信心地去参加考试了。
　　从考场回来后，我问他的第一句话是：“今天你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他的回答出乎我的预料：“我在即将进门时，在门口停了一下，往里面望了望，心想：‘我若是考不上，你们都考不上。’”
　　我说：“这岂不是太骄傲了吗？”
　　他笑笑说：“不，我这是在给自己打气。别人头脑清醒，我刚发过烧，头还晕，得有点儿精神啊！”
　　他就是这样带病却充满信心地通过了高考，并取得优异成绩，考上了八年制的协和医科大学。当年，协和医大只招收30名学生，而且是面向全国，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作为一个中学生，许多人不敢报考协和医大，而他不顾父母担心他考不上的顾虑，勇敢地报考了自己理想的大学，而且一考即中,一直读到毕业取得硕士学位；之后他又出国继续学习，在剑桥大学医学院继续攻读并荣获博士学位。后来，他像长了翅膀一样，飞跨大西洋，到美国同他的专业对口的世界上著名的艾滋病研究中心去开始了博士后的训练，做了一名研究员。现在，他已成为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副教授。
　　幼儿演出后的不安与哭泣
　　怎样对待孩子的自尊心？这是值得每位父母深思的。自尊心是要求受到合理的、正当尊重的情感，是激发孩子积极向上的内驱力。满足孩子这种精神上的需求，他（她）会产生欢乐的情绪，能够正确接受和对待教育。不随意伤害孩子的自尊心，而是小心翼翼地培养，像园丁栽培心爱的花木一样，这是父母教育子女的一种艺术。
　　记得一次中央党校全校性的节日晚会，好像是一次“红五月”联欢会。各教研室、行政单位以及小学和幼儿园，都上演节目。金侠和金延所在的幼儿园中班，演的是很多孩子参加的大合唱。金侠和另外一个女孩站在队前的麦克风边领唱和领读。现在身高一米八四的金延，自幼就是班上的大个子，站在排得整整齐齐的合唱队的最后一排。金侠和小女孩有声有色的清晰领读和高声领唱，以及孩子们的合唱队发出的悦耳清脆的童音，显得十分协调、动听。这凝结着老师们的心血和孩子们的全身心投入训练的成果，精彩的演出博得了晚会的热烈掌声。而金侠的一个动作显得那么惹眼：他在完成领读和领唱时，常常会把两只小手合在一起，放到腹部下方，轻轻地动一动。我们教研室那些熟悉金侠的阿姨和叔叔为此笑得前仰后合，不住地叫我：“快看你儿子的那个小绅士风度。”
　　但是，作为一个熟悉孩子的母亲，常常会看到自己孩子身上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金侠的这个动作不止一次地出现，自然也就不止一次地获得了叔叔阿姨们“聪明、伶俐、大胆的小绅士”的赞誉。可我却发现了问题，并深深地感到内疚。原来，演出前在家里换衣服时，金侠曾说过“罩裤的松紧带松了”，我们忙给金延换衣服，却把金侠会遇到这种情况的这件事给忘了，不得不让孩子在舞台上采取这种应变措施。虽然这证明孩子非常机敏，却也说明了妈妈粗心、没有尽到责任。
　　按照事先的约定，孩子们演出后，要到后台去等家长来接。因为演出十分成功，掌声阵阵，我本以为去接时他们会高兴得欢蹦乱跳。可是出乎我的意料，我看到的情景却是：他们一个在哭，一个站在旁边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我赶紧问：“怎么了？”
　　金延说：“爸爸批评我了。”
　　金侠说：“我差一点儿掉裤子。”
　　我忙对金侠说：“那是妈妈的责任，妈妈忘记给你紧罩裤的松紧带。你觉得自己演得怎么样？”
　　金侠说：“不知道”。
　　我诚挚地赞美道：“演得很好。领读得清清楚楚，一字不错；唱得清脆好听。”金侠的自尊心一向很强，此次演出前就一再问我：“妈妈，我能不能演不好？”听到我这样一说，他终于笑了。
　　与此同时，孩子的爸爸也正在后台和一些年轻人说着话。等他转过身来时，我问他：“为什么批评小四呢？”
　　他说：“演出得很好，我们到后台慰问一下。可小四还没等演完，一转头看见了我，就叫着爸爸往台下跑。”
　　我没有抱怨爸爸批评孩子扫兴、煞风景，而是对金延说：“爸爸批评得对。他是校团委书记，上后台来慰问大家。你们合唱队还没有演完，怎么一个人就往下面跑？我坐得远没有看到，看到了也得批评你。”
　　爸爸也对他说：“我也不是批评你演得不好，你哭什么？”
　　我也忙说：“你演得也很好。合唱队唱得很齐，没有人出错，说明你也唱对了，一点儿也没有走调。”金延最爱听这种话。因为他平时唱歌常走调，哥哥姐姐一说他唱得不对，他就会不好意思。这次上台前，他也曾问过我：“妈妈，我会不会唱走调？”我说：“肯定不会走调的，老师已经带你们练了好些天呀。”
　　当时我想，几个孩子的自尊心都很强，他们做得好就应该多鼓励，这有助于增强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于是乎，我一再鼓励他们，那个晚上真是走一路夸一路。等回到家时，孩子都显得十分高兴和快活了。
　　这件事虽然不大，可说是一桩小事，但给我的印象却十分深刻。这包含着一个对待孩子们比较适用的普遍道理。须知，孩子们都在成长中，正在追求上进，所以好的表现总是多数的。家长如果对此视而不见就会伤孩子的心，因此家长们要多多鼓励、夸奖、赞美和表扬孩子。当然，鼓励也要掌握适当的方式和分寸，不能将错的说成对的，该批评时不能以鼓励来代替。而这可能就是我和老金时常采取的“恩威并重”的教育方式吧！
　　不把孩子庇护在父母羽翼下
　　勇敢精神特别是大智大勇，是孩子克服一切困难、通向成功之路的盾牌。做父母的一定要随时随地培养孩子的这种精神，不要总想着把自己变成一块盾牌，去保护孩子在家或学校里免遭不测。那是把孩子变成懦夫、胆小鬼，甚至奴才之路。
　　“文革”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也破坏了人们生活的平静，这场大灾难大破坏的强烈冲击，波及了每个家庭，波幅之大很少有幸免者。我们的四个孩子，也没有幸免。怎样让孩子在不平静中求得平静，使他们的幼小心灵在强烈的冲击下不受更大的损伤，仍然能够勇敢地站立和顽强地生活，这是我们头脑中经常萦绕的问题。讲抽象的道理孩子们很难理解，也难以见诸行动。所以，我们就注意抓住具体的事情，帮助孩子们逐步培养起优秀的品质。
　　 我家孩子的爸爸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就作为中央党校的第一批揪斗对象被揪出来，在一段时间里，接连挨批斗、写检查。又过了几个月，我们组里又专门给我召开了所谓“反康生反动组织”的交代会，使我也处于被批判的逆境中。
　　一天晚上将近11点了，我和老金从各自的单位出来，在校园内不期而遇。两人会合到一起，默默地走着。到家打开门锁，一进屋就看见长女和长子躲在桌子下面，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两个孪生兄弟则趴在大床的下面，看到我们进来了，这才爬出来。
　　我们抱起两个小孪生兄弟时，他们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了。他们的姐姐和哥哥从桌子下面钻出来，告诉我们，整整一晚，外面的孩子一直在往窗子上甩泥巴，边甩边叫着“打黑帮崽子”。
　　听到这个情况，尽管我们的心里很难过，也很担心，但却掩藏起这种情绪，而是告诉孩子们不要怕，要有胆量，勇敢些。当然，我们也知道只是抽象地这样说，是不能解决孩子们的根本问题的。于是，我们就告诉他们：“你们看，窗户上只是些泥巴，没有谁敢扔砖头的。扔砖头打碎玻璃、破坏公物，就会有人去抓他们。不扔砖头，玻璃碎不了，谁都进不来，没有人能够伤害你们的，不要害怕。”
　　尽管当时全国一片混乱，破门、破窗而入的情形屡有发生，我们也非常担心孩子们的安全问题。但是，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不能跟孩子们说这些，否则带给他们的只能是惊恐和胆怯。由于我们经常说的是如何勇敢地应对困境与危险，孩子在后来又遇到此类情况时，就显得从容多了。

装　　帧：平装

页　　数：303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