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读者以大信

     在新闻报道趋同化、独家报道越来越少的今天，副刊是塑造报纸个性的重要元素。《示读者以大信(阅读卷)》精选南方周末阅读版的文章，通过以书为媒介的思想文化评论，给读者以启迪和思考。
     《示读者以大信(阅读卷)》共分五辑，包括：学术规范；非虚构；人与书；小品以及秘密书架。
    

总序
第一辑  学术规范
  学术反腐路漫漫——我的“打黑”经历
  一位学术诚信官员与八宗剽窃案
第二辑  非虚构
  中国的“川”有没有入世界的“海”？——评陈方正《继承与叛逆》
  体温日本
  示读者以大信
  读刘丽英回忆录
  关中模式与田园诗的幻象
  世道剧变，人心尚古
  “裸猿三部曲”的警世基调
  “学问若不转向爱，有何价值？”
  上水船歌美如斯
  寻找“总理遗言”案的真相
  文人传统的绝唱
  现代话语包装下的传统政治
  行走在现实与历史之间
  是梦华录，也是思痛录
  一个平民的自由理想
  公司举，则天下兴
  读陈氏民先生的最后两本书
  价值关怀与实证研究
  美国最高法院全面保守化了吗？
  中国做对了什么——解读《中国经济制度》
  借胡同台妹的眼省视两岸同胞
第三辑  人与书
  左右为难的乔姆斯基
  从“留守儿童”到诺贝尔桂冠
  我读王世襄
  97岁老人的青春活力——读刘绪贻口述自传
  珍·莫里斯的独特行走
  束星北之后，还有李扬鉴
  德意志使命的领受者——读《荷尔德林后期诗歌》
第四辑  小品
  独一无二的松子——写给毕业班同学
  畅销之罪
  谁给日本起的名
  语言是无须“保卫”的
  不着四六的“四六体”
  国学的学与术
  假如孔子看见《孔子》——兼谈我们需要怎样的国学
  “遗民不世袭”：一条被遗忘的历史规律
  爱因斯坦都办公司了
  《三国演义》的“性之病”
第五辑  秘密书架
  从德热拉斯到王年
  我喜欢的几本书
  从经典到经验
  我的“秘密书架”
  民主：古代的，现代的
  《金刚经》的无言意蕴
  陈方正的书单
  林沛理的书单
  王曾瑜的书单
  刘绪贻的书单

     第一篇小文，4个车胎被扎 我的那篇小文发在2006年第6期《当代电影》上，署名吴迪(启之)。题目是《学术规范与职业道德——电影研究中的抄袭与剽窃》，文中点了林先生、倪副教授、何教授、黄教授4人的名。拙文问世后，出了几件可歌可泣的事—— 最令人感动的是，何教授给编辑部和我来电。说他恨不能马上飞到北京，向被他抄袭的郦先生赔礼道歉。他还写了一个检讨，答应在《当代电影》上发表。
     最令人可怜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前影视所的梨枣先生给《当代电影》的主编和我来信，信中披露，倪副教授的《中国电影史》还剽窃了他的《中国电影电视》，抄了他9000余字。但是，他诚恳地要求，“还是以吴迪、启之的名义揭露，不要暴露他”。(此先生将吴迪、启之当成了两个人) 最令人佩服的是，一名“从事影视教学的教师”给编辑部的来信。此信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说我那篇小文是“话语霸权并且有较强的人身攻击性”，针对我将抄剽者的单位、职务、学位、职称公之于众的做法，质问我，是否想“给单位施压以惩治违规者”？来信进而认为，“这种感情超越理智、超越法治的做法不但不是法治社会应有的行为，而且也体现出学术研究者客观立场缺乏。”在写信者看来，造假有两种，一种是“主观为之”，另一种是“因文风习惯而导致的”。“应该区别对待”。来信还劝诫《当代电影》不要发表这类“贴大字报”式的文章，因为它“降低了《当代电影》的学术含量”。
     来信中最有分量，因而催我走上“打黑”道路的言论如下：“学术打假者可能未必会将目光放在目前最具有话语权的研究者们身上，因为这样打假的成本和风险可能会很高，即使攻击他们恐怕也未必会对其个人造成太大影响，因此矛头必然会主要指向青年人，以这种方式进行批评，我以为非常不利于青年学者的成长。” 最吓人的是，我差点因这篇小文惹上官司——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负责人之一，尹教授给《当代电影》编辑部打了电话，用了近一个小时对我进行严厉的斥责，并声称要到法院告我。尹之所以如此动怒，是因为，他是何教授的导师，他曾为何的一本书做序。序中对何做了高度评价。
     最让《当代电影》难过的是，何教授突然改变了主意，拒绝《当代电影》发表他的检讨。
     堤内损失堤外补。这一期的《当代电影》卖火了，据说，光中戏的师生就买了200本，后来又加印了数百本。《文艺研究》、《电影艺术》的主编纷纷找我，希望我再有这方面的稿子给他们。《当代电影》受到鼓舞，催我再写第二篇。
     就在此时，我的车胎两次被扎。到派出所报案，警察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肯定是得罪谁了。”真不愧是人民警察，一语中的。可让人郁闷的是，我等了4年，始终没收到法院的传票。
     第二篇小文：圈内无处可发 我的第二篇小文点了3个人：倪副教授、路教授(某学院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电影艺术》编委)、高教授。但《当代电影》言而无信，压稿不发。两个多月后，主编要我把人名、书名隐去。理由是，路教授是国务院学术评议委员会的委员，得罪了此人，对于我所在的单位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不利。何况，路还是我的朋友云云。我告诉他：人名书名隐去就文不成文了。路不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没有干这事的。
     不约而同，《文艺研究》的主编也变了卦——托人传来的理由是：路是他所在研究院院长的同学，是研究院的客座。而高是他去年博士答辩时的导师之一。刚拿了学位，就揭导师的短，不够意思。《电影艺术》倒没有抽肩膀，但是我也不想找了，那主编是我电影学院的学生。我不想给他出难题。
     圈里盘根错节，只好转到圈外去，此文最后发在了《博览群书》上。于是，圈子里太平了，主编们踏实了，抄剽者安心了——反正没几个人博览群书。就算览了，又奈我何？既然可以“好官我自为之”，为什么不可以“好师我照当之”？ 话虽这么说，有我这个“不安定因素”在，“好师们”总会犯嘀咕。央视电影频道节目部主任陆弘石告诉我，路教授给他打电话，请他劝劝我，不要再写了。陆对此发表评论：“他还好意思！”然而，我却对这位导师突然怜悯起来——连我的学生都从我那篇小文中看出来我属于那种“见了棺材也不掉泪”的主儿；这位在学界泡了大半辈子的教授，竟然没这点悟性。
     倪副教授在其博士论文的“后记”中说：“‘不仅要学做学问，更要学好做人！’这是刚进学校的时候，路老师在第一堂课上的第一句话，历历在目，声声在耳！”在导师榜样的激励下，倪副教授在学习做人上又迈出了一大步——2007年4月13日晚9时许，倪给我打电话，承认自己抄剽了陆弘石的著作。问我怎么办。我请她公开检讨。她说怕《当代电影》不发她的检讨。
    我向她保证肯定会发，并将编辑部主任的电话告之。然而，她从此杳如黄鹤。直到3年后，北大教授李道新惊讶地发现，她的新书又剽窃了他的著作。
     12万：打个老虎 人们说我“打苍蝇，不打老虎”。其实，我很想打“老虎”，可我不掌握“老虎”的证据。“权学交易”者才称得上“老虎”。这类交换都是私密行为，像我这样的等闲人士怎么知道？ 思来想去，想出一个办法——成立一个“学术反腐工作室”。通过互联网，放手发动群众。让“老虎”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权学交易有3个无法超越的环节：一是入学考试，二是外语成绩，三是论文答辩。要考硕博士，必须经过笔试口试两道关，那些浪得学位的官员是否合格，一查原始记录就知。二是外语。硕士要求外语成绩及格，博士要求两门外语。查一查考试卷子，就一目了然。三是学位论文。白纸黑字，你写得怎么样，导师的评语，答辩委员会态度，都有案可查。可是，掌握证据的人，凭什么要把证据给我呢？有了，我拿出12万，奖励给勇于揭发并提供证据者。打他几只老虎，出这口鸟气！ 2007年8月，“学术反腐工作室”成立，我向社会承诺：凡向本工作室提供权学交易的确凿证据者，本工作室一次给予奖金1万元人民币。
     时至今日，举报信接到了几封，说的还都是“苍蝇”。其最大者，不过是某校的教授，抄袭了某在职博士的论文。总之，“老虎”连个毛也未见，我一分钱也没花出去。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