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在这里，读懂百年中国与世界。
本书分为“帝国斜阳”、“今昔人物”、“不是故事”、“公共空间”四辑，上自晚清，下至如今，关注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从辛亥革命之前大历史，为什么近代中国越来越激进，看天朝上国，看利益集团，看皇权至上，看官民巨变，看时代浩劫，看红色惊悸，看畸形年代，看制度失信，看民族主义；世纪上下，读慈禧，读奕?，读蒲安臣，读曾国藩，读李鸿章，读袁世凯，读康有为，读梁启超，读陈寅恪……历史必然有大量“空白”，明了历史的进退曲折，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当下的是非正误。
岁月流逝，寻寻觅觅，千千万万个人点点滴滴记忆。公园故事，从上海租界华人能否进入公家花园，到北京动物园搬迁引起公众强烈反应；“万岁”故事，从喊了两千年的传统至辛亥倒地，到建国之后第一声迅速传播开去；“声音”故事，从斯大林时代大清洗人人自危，到牛棚岁月批斗会一波一浪；麻雀故事，从除四害运动全民围歼，到科学翻案艰难历程犯言直谏；地震故事，从“文革”三震长期以来伤亡人数讳莫如深，到全国哀悼汶川为平民第一次降半旗……丧失了记忆，人将变得比空气还轻。
每个人的历史都是一部圣经。
雷颐，1956年出生，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当农民数年，然后当兵，又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1985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长期在《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文章，著有《取静集》、《经典与人文》、《被延误的现代化》、《萨特》、《历史的裂缝》、《历史的进退》等，译有《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
雷颐博客http://blog.sina.com.cn/leiyi
第一辑 帝国斜阳
[师夷长技] 同文馆之争——“特殊性”与“普适性”的初次激辩
[天朝上国] “柔远”与普世价值
[龙旗飘扬] 为清廷打工的美国外交官
[以夷变夏] 被打出来的“海军司令部”
[国贼名臣] 天津教案的隐喻
[利益集团] 晚清的两次“行政改革”
[权力垄断] 何以“激进”
[皇权至上] 清廷“制造”革命党
第二辑 今昔人物
[晚清重臣] 李鸿章的最后时光
[康梁师徒] 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
[思想先知] 梁启超与哈耶克
[人物误读] 莫把讽刺当赞扬——李大钊曾赞扬辜鸿铭?
[一代宗师] “不采蘋花即自由”的意义——理解陈寅恪
[文汇报人] “还我头来”陈虞孙
[北大小民] “疑”重于“信”张中行
[新旧学人] 一身跨两代——阅读陈乐民
第三辑 不是故事
[官民巨变] 公园故事
[时代浩劫] “万岁”故事
[红色惊悸] “声音”故事
[全民运动] 麻雀故事
[斗私批修] 层层剥笋法
[外宾敌情] 可如实回答
[极左作法] 早请示，晚汇报
[全面专政] 曾经这样“表演”
[政治黑画] 轰动全国的“芦苇”
[反动毒草] “军”、“队”的命运
[部队怪况] 避免体制性荒诞
[导师语录] “突出政治”变形记
[阶级感情] “文革”三震与汶川之震
[畸形年代] 通海地震与刘心武的“亏心事”
[知青恋歌] 真正属于自己的歌
[精神污染] 电子音乐小风波
[诛心之论] 后现代批评与中国国情
第四辑 公共空间
[健全民间] 最怕无社会
[维权缺席] 矿难与工会
[职权滥用] “社会”与“社会和谐”
[社会均衡] 交通拥堵与公共空间分配
[招回诚信] 从恒和的信用说起
[彻底改革] “帝国民主”的结局
[思想自由] 西南联大传奇的生成与接续
[制度保证] 大学的学术标准与自主性
[个性多元] 尽管言“汉”，未可称“国”
[爱美心理] 漂亮的脸蛋与大米
[权利契约] 《越狱》背后
[数字时代] 语言冲突与社会鸿沟
[民族主义] “和平大战”与“和平崛起”
[国家心态] 刘翔退赛与体育话语的转变
后记 以自己的心血文字与遗忘抗争
被打出来的“海军司令部”
“船坚炮利”，可说是近代国人对西方列强的最初印象。但清政府建造近代海军的过程却一波三折，极不顺利。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直接与英国侵略军交战的林则徐深刻感受到近代海军的威力，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最早提出了建立近代海军的构想。但当时朝野却仍昧于世界大势，还认为中国是位于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外国仍是远逊于中国的“蛮夷之邦”，“师夷造船”有失“天朝”体制，所以不仅安于现状，而且反对买船造船。林则徐提出购买、仿造近代军舰的想法和实践遭到朝野上下的激烈反对，道光帝甚至在林则徐建议造船的奏折上硃批道：“一片胡言”。
林则徐建立近代海军的方案被否定，有名无实、落后腐败、早就不堪一击的绿营水师仍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水军。虽然后来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运动中，湘军在江南多次与太平军进行水战，不得不建设水师，但仍然都是旧式水军。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侵略军从海上进攻，最后直入都城，使朝野深受震动，一些人开始认识到近代海军的厉害。从19世纪60年代初清廷开始考虑仿造或向西方购买军舰，这时，距林则徐提出的建立近代海军的的建议已整整20年矣！而就在这20年间，西方的海军发生了飞跃性发展，蒸汽舰已逐步取代帆舰成为海军主要舰只。
1874年末，李鸿章曾上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使清廷开始较以往重视海军建设，开始北洋海军的初创。但与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和面临的险恶的国际形势相比，清廷对海军的重视显然不够，所以十年来，海军发展很不理想，除北洋海军外，其余南洋、福建、广东三支水师发展极其缓慢。更重要、现在看来也更难理解的是，全国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海军指挥机关，各支水师皆由当地督抚管辖，本就很难协同作战，而各督抚更将水师看作是自己的私产，更难调遣。例如，福建属南洋管辖，南洋大臣名义上有对福建水师的节制权，但1879年5月两江总督兼南洋海防大臣沈葆桢曾奏请将南洋各省兵轮每两月调至吴淞口会操一次，以便彼此协调，遇到紧急情况才能更好互相支援作战，对此，福州将军庆春、闽浙总督竟以种种理由推托。南海海防大臣的号令都很难在自己所辖的福建水师中贯彻，全国海军的整体状况便可想而知。简单说，清廷仍是用管理传统水师方法管理近代海军，根本未意识到近代海军装备技术相当复杂，必须统一、系统管理高度，远非当年水师可比。何况，朝野许多人都认为建立一个中国传统“六部”所没有、只有“狄夷”才有的新机构，意味着“以夷变夏”，约略相当于今天可能会被某些人指为“西化”的罪过。
十年后，1884年8月的中法马江战役，是中国近代海军组建以来对外第一仗，却以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惨告结束。海军的惨败，才使清廷开始重视海军建设，在1885年6月发布上谕，承认虽然与曾建立造船厂、建有海军，但“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是失败主要原因。表示“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并要沿海各督抚“各抒所见，确切筹议，迅速具奏”。这是十年前曾“切筹海防”后的再次“筹议”海防。
在所有奏折中，左宗棠和李鸿章的奏折最受朝廷重视。
一手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左宗棠对没有全国海军指挥的危害本就十分清楚，此次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更以惨烈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他立即上奏朝廷，提出要成立“海防全政大臣”或“海部大臣”，“凡一切有关海防之政，悉由该大臣统筹全局，奏明办理。畀以选将练兵、筹饷、造船、制炮之全权，特建衙署驻扎长江，南拱闽粤，北卫畿辅。该大臣或驻署办事，或周历巡阅，因时制宜，不为遥制，另择副臣，居则赞襄庶务，出则留守督工，权有专属，责无旁贷，庶成效可立睹矣。惟此大臣任大责重，必品望素著，深通西学，为中外倾服者，始可当之。”收到此折后，慈禧发布“懿旨”：“海防善后事宜，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会同李鸿章，妥议具奏，醇亲王奕訢著一并与议，所有左宗棠等条奏各折片，均著给与阅看。”
对没有统一的海军指挥机关的危害，李鸿章当然也十分清楚，早在1884年2月末，即中法马江海战半年前，他就曾向总理衙门建议设立“海部”统管全国海军。当时总理衙门想专设一“海防”衙门，沿海七省海军建设大事由一重臣统筹。但这个机构却不设在京师，而外设在烟台，说明其级别之低与实权之小，仅是一地方性大臣。针对对此提议，李鸿章专门给总理衙门写了“请设海部兼筹海军”函，认为此议不可取，因为中国海疆辽阔，从旅顺、大连到台湾、海南岛，仅以一仍是地方性大臣主管根本行不通。因为此事“非一人之才力精神所能贯注，而形格势禁”无法“长驾远驭”。他尤其提醒总理衙门，这样会使这位重臣的权力过大，削弱中央权力，“开外重内轻之渐”。而他的意见是，这时应直接在京城设立作为中央机关的“海部”，而不是另建一带有地方色彩的“海防衙门”。他指出，西方各国“外部、海部并设衙门于都城，海部体制与他部相埒，一切兵权、饷权与用人之权悉以畀之，不使他部得掣其肘。海部大臣无不兼赞枢密者，令由中出，事不旁挠”。他知道海军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新军种，建设地方性近代海军已遇强大阻力，如在“中枢”设立海部，一定会遇到顽固派更强大的反对、指其为“以夷变夏”。所以他特别强调不能因为海军是从外夷传来“而厚非之”，因为“中国议论多不屑步人后尘”，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楚材晋用”；他知道总理衙门用“海防”一词而不用“海部”一词也是迫不得已，本意是想“踵其实而避其名”，避开顽固派的反对，但他认为大可不必，应直接用“海部”，因“海防二字顾名思义，不过斤斤自守”，所以不足以张国威而灭敌人的威风，在外患如此严重之时，应该直接在首都设“海部”，才有可能救急。由于清廷对设“海防衙门”本不重视，再加李鸿章的反对，此事便不了了之。
当然，李鸿章要设立“海部”这一急迫的建议更未得到朝廷赞同。但半年后中国海军马江惨败，朝廷再次“筹议”海防，转机突现。李鸿章自然不会放过这一等了十年才来的机会，立即上了个长折，充分展开、论述了建立全国性“海军衙门”的理由。在这个长长的奏折中，李鸿章并不就事论事，而是详细、全面回顾了近十年来近代海军建设的艰难历程，提出了海军事业的发展蓝图。他把这些年自己的想法与苦水一倾而出，字里行间隐现出对朝廷对海军事业重视不够的不满和对今后能得到朝廷的支持的期盼。他分别谈了舰船、舰队、造船、军港、船坞、炮台、学校等几个方面的具体情况。李鸿章的介绍如此之细，确令人惊讶，同时令人不禁想起约二十年前他对枪炮弹药、蒸汽机的详细描述介绍。不能不承认，他是清王朝“近代化”的启蒙者。在写到创办培养海军人才的各类学校遇到的种种困难、因而成效有限时，他更是感慨良多，对朝廷的不满甚至溢于言表：“惟朝廷似不甚重其事，部臣复以寻常劳绩苛之，世家有志上进者皆不肯就学。”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微臣”很少敢在奏折中对朝廷表示不满，然而他之所以在此公开表示不满之情，因为他认为新式海军人才的培养是海军建设的重中之重，必须引起朝廷的足够重视。他知道，“科举制”是妨碍新式海军学校建设的重要原因，人们仍以走科举之路为“正途”，所以他提出必须给海军学校学生以“登进之阶，令学成者与正途并重”，并提出了“新文凭”与“旧文凭”之间如何“折换”、进而如何补职升官的具体方案。若真正办理海军事业，需要大量资金，所以李鸿章在奏折中还提出了筹集经费的种种办法。
最后，他明确提出建立一个统管全国的海军衙门：“西国设立水师，无不统以海部，即日本亦另设海军以总理之。”而中国分南、北两洋，且各省另有疆臣，调遣困难、意见也不统一，许多规章制度也不同，“任各省历任疆吏意为变易，操法号令参差不齐，南北洋大臣亦无统辖划一之权”。这种混乱状况，怎能打仗？怎能不立即设立一个全国性的指挥机关？还能恪守“六部”旧制以“从夷”之名反对新设海军衙门吗？
收到李鸿章的奏折，清廷认为所言甚有道理，便要他来京，与中枢各位大臣一同商议其事。9月30日，清廷谕令军机大臣、总理衙门王大臣、会同李鸿章妥议海防事宜，醇亲王奕譞也一并与议。最后由总理衙门复奏，提出设立海部或海防衙门，由特派王大臣综理其事，考虑到可供海战之船不多，暂时先从北洋已有船只精练海军一支，等到以后再考虑其他舰队。由于各地督抚的复奏也大都主张统一海防，尽管具体措施有所不同，所以慈禧太后于10月12日发布懿旨，同意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譞为总理，庆郡王奕劻、李鸿章为会办，曾纪泽为帮办。海军衙门成立后，贯彻先精练北洋海军方针，所以北洋海军有较快发展；1888年10月，清廷批准李鸿章具体负责的《北洋海军章程》，标志着北洋海军正式成军。
然而，虽然成立了海军衙门，统管全国的海军事务，但它的总理、会办、帮办却全是兼职，竟无一人在衙专职办事！由此可见，清廷对海军的重视程度仍然有限。其实，海军衙门早就应该成立，应有专人办理，但清政府却长期没有冲破旧的意识形态的识见与勇气，不承认现代海军必须全国统一管理是一种普适的规则，长期坚持管理传统水师的“特色”来管理现代海军，旧机构不敢撤新机构不敢设，只有在经过巨大失败、被痛打一番后才被迫设立。从中亦可看出，无论大事小事，清政府很少事前主动变革、大多是事后被动应变，确已病入膏肓了。
清廷“制造”革命党
发动辛亥革命的“革命党”无疑是激进的，然而，开始只是人数极少、原本很难成气候的革命党，最后竟能一举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几千年帝制，确实出人意外。这种天翻地覆之变当然有许多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其中还有一点或许不那么深刻、但也不能不注意的原因，就是清政府实际上是“制造”了革命党。
自1894年夏，孙中山上书李鸿章阐述自己改革观念被拒后，立即走上了激进的革命道路。1895年底他发动的“广州起义”尚未正式发动便被镇压，用他自己的话说，此时“风气未开，人心锢塞”，“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1900年底，他又发动了依然以失败告终的“惠州起义”。不过，五年之后，舆论开始有所变化，已“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此话很可能有夸大之处，但同情革命党的较以前多了不少，却是事实。因为在这五年中，清政府不是越来越开明、宽容，反而越来越愚昧、专制：血腥镇压了温和的维新变法，又为了慈禧的一己之利而以全民族的灾难为代价向“万国”宣战。这种倒行逆施，恐对革命党博得更多“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帮助”不小。
众所周知，留日学生是革命党的主要力量。但留日学生开始对政治的兴趣有限，更不倾向革命。所以孙中山等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在日华侨而不是留日学生。但维新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议论国是，对留日学生触动很大，开始关心政治。这时，留日学生就成了革命党与立宪派争夺的对象。由于康、梁的地位名声与学识水平，学生中倾向康、梁者自然居多。为争夺青年学生，本不居优势的革命派于是主动挑起论战。1905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革命派即以此为阵地向立宪派猛烈进攻，而立宪派则主要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奋起反击，双方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激烈论战，持续了15个月之久。论战涉及清王朝的性质、种族与民族问题、国民素质、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土地制度、革命会不会招致列强干涉引起中国崩溃等许多方面。但是，最紧迫、最核心、最重要、甚至决定论战双方胜负的却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的问题。
简单说，革命派认为，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才能共和立宪。立宪派则认为，暴力只会导致血流漂杵，带来巨大的灾难，得不偿失。他们写道：“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葬耳。”他们相信，只要人民要求立宪，清政府“终必出于让步之一途”，可以实现代价最小的和平转型。
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论的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多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有理”会被人认为“无理”。这一点，梁启超其实十分清楚，所以他在1906年给乃师康有为的信中承认：“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清廷刚宣布预备立宪时，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当人们认识到清廷的立宪有名无实时，革命派就“其势益张”。显然，革命派力量的“息”与“张”，与清廷所作所为大有干系。所以，论战不到半年，梁启超就通过种种关系，私下托人与“革命党”讲和，表示希望停止论战。1907年初，他在《新民丛报》发表了《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更是承认：“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端的是一语中的。
这场论战，以往说革命派“大获全胜”，肯定夸张。双方各有道理，实难分胜负。但经此论战，革命派的影响、声势空前壮大却是事实。主要原因，还在拒不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梁氏一直反对激进革命、反复论述暴力将带来灾难性后果、极力主张温和改革，却能正视不利于自己观点、主张的事实，确实难得。因此，此话格外值得所有“反对激进主义”者重视。
事实一再证明梁氏所言不虚。且看清廷1908年秋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君上大权”的14条：1、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2、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3、钦定颁布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4、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解散之时,即令国民重行选举新议员，其被解散之旧议员即与齐民无异；倘有抗违，量其情节以相当之法律处治。5、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非议院所得干预。6、统率海陆军及编定军制之权，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君上将遣全国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涉。7、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8、宣布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9、爵赏及恩赦之权，恩出自上，非臣下所得擅专。10、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自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行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法律为准,免涉纷歧。11、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法律为君上实行司法权之用，命令为君上实行行政权之用，两权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废法律。12、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赞。13、皇室经费由君上决定，议院不得干预置议。14、皇室大典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议定,议院不得干预。总体而言，抄袭了“皇权”至高无上的日本“明治宪法”。但日本宪法规定，在议会闭会期间，君主所发布的紧急敕令可代替法律，但下次会期在议会提出时若得不到议会的承诺，则政府应公布敕令失效。而清政府的《钦定宪法大纲》则改为“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日本议会对君权本就不强的事后否决权在此变成了更弱的“协议”权。“明治宪法”规定：“天皇宣告戒严。戒严要件及效力，由法律规定之。”《钦定宪法大纲》则明确改为皇上有“宣布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对于“臣民权利义务”，“明治宪法”共列有15条，而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却根本未将其作为正式宪法条文，仅将其作为“附录”！足见其对“臣民权利义务”还不如“明治宪法”那样重视。并且，又将其简化为9条，删去了“明治宪法”中“臣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书信秘密不受侵犯”、“信教之自由”、“遵守相当之礼貌并遵照所定规程，得实行请愿”等条款。
在这种“君权”比“明治宪法”扩大、“民权”比其缩小的“宪法”框架下，再加清政府的“立宪”实际步骤一拖再拖，连以温和的士绅为主的立宪派都指其为“假立宪”、“伪立宪”，更不必说广大民众和“逢清必反”的革命派的反应了。现在，有不少论者极力想搞清清政府究竟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并有论者认为此时的清政府是“真立宪”。这种探索自有其意义，但对于研究清王朝为何灭亡、激进的革命党为何成功而言，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探索不是清政府此时的立宪“实际”究竟是“真情实意”还是“虚情假意”，而是它的行为给被统治者何种印象、何种感觉及他们最后的主观认识是“真”还是“假”。如果他们认定清政府是真立宪，则激进的革命党的活动空间将十分有限，更难成功；如果他们认定清政府是假立宪，温和变革的前提就全然而失，激进的革命党就能轻易得逞。
事实说明，清政府在巨大压力下的让步妥协非常有限；它的立宪无论是“理论原则”还是“具体实践”，都远未达到温和的立宪派的要求，更未能让社会各界相信其“真立宪”。当一个政权的统治基础都对其动机大表怀疑、毫不信任，对其所作所为大表反对时，这个政权就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恰为激进的革命准备了条件。此时，清政府就面临着这样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一场暴力革命，恐怕已难避免。还是旧话一句，如果真要反对、消解“激进”，重要的不是指责、批评革命党的“激进”，而是研究分析何以产生激进、激进何以能够成功。“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一直坚决“反激进”、“反革命”的梁启超，一语道破此中玄机。“饮冰室主人”一百年前言之谆谆，吾辈今日岂可听之藐藐！
早请示，晚汇报
在“政治”一定要侵入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文革”中，“早请示，晚汇报”是有段时间内每天都要实行的一种政治活动、仪式，即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或工作、学习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示”这一天的工作、学习，一天工作结束后或上床睡觉前要向“伟大领导毛主席汇报”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情况。“晚汇报”最开始称为“晚请罪”，因为一天下来，工作、学习中肯定会有错误，耽误了革命工作，对不起伟大领袖，所以要“请罪”。但后来“上面”说“晚请罪”一词不太合适、带有宗教色彩，于是改称为“晚汇报”。
据当时报道表扬，有的家庭自觉每天早、晚都全家一起“早请示，晚汇报”，但不论是否在家“请示、汇报”过，都必须参加“单位”、学校的集体“请示”、“汇报”。“单位”、学校的“请示”、“汇报”每天至少四次，即上午下午上下班、上学放学各一次，如在单位、学校食堂吃饭，每餐饭前都要有一次。但吃饭的时间总会有先有后，所以有些单位就变通规定可以自行按先后三三两两“请示汇报”，整个吃饭时间，“请示汇报”不绝，煞是好看。单位、学校的“请示”、“汇报”基本是以车间、商店、处、室、班级、排、班为“单位”，有重大事件、活动时则以厂、校、连、营等为“单位”。总之，平时是以“小单位”为“单位”，重要时刻是以“大单位”为“单位”。家庭妇女、社会青年等无业人员则要到居委会参加；“体制”虽不管这些人的“饭碗”，但却要管这些人的“政治”，体制外的人也要被“组织起来”。用当时的话说，“专政”要落实到每一个角落，“街道”不能成为阶级敌人的“防空洞”。为了表示重视，有些单位还设置了专门的“忠字室”。
“汇报”、“请示”的基本程序是大家面对毛主席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由一人“领读领唱”（可能是单位的领导，也可能不是，仅因其声音洪亮、普通话标准，当然首先要“政治可靠”）先大声说道：“首先，让我们敬祝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此时所有人同声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同时大家将右手向右上方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然后，这位“领导”再大声说道：“敬祝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所有人此时同声高呼“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众人右手亦同时向上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祝愿完了，就是唱颂歌，或“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唱完颂歌后，就是读毛主席语录，由“领导”大声说道：“让我们翻到《毛主席语录》第X页，第X段。伟大领导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大家齐声朗读。至于读几段，并没有严格规定，往往是一到三段，所读内容尽可能结合当天工作或当前形势。如果这位“领导”者不是单位领导，有时单位领导会根据当天工作事先告诉这位“领导”应读哪几段“语录”。如要开“批斗会”，就读“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秀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如果要完成某项紧急任务，就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如果要整顿纪律，则少不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晚汇报”时，所读大都是与批评自我批评有关的语录。读完语录，活动才告结束。
这是“请示”、“汇报”的基本程序、内容，各地、各单位往往会有增加。如很多地方、单位都增加了跳“忠字舞”一项。对此，葛剑雄先生的回忆十分生动。他在1968年冬得了急性阑尾炎，住院开刀后的只第一天早上经过说明情况被免去“早请示”，但因负责此事的“工宣队”认为阑尾炎不是大手术、“早请示”、“晚汇报”是关系到对毛主席忠不忠的态度问题，所以开刀当晚还是被迫到“忠字室”作“晚汇报”。以后每天的“请示”“汇报”自不能免，每次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付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后还要读大段毛主席语录、唱多首颂歌，差不多要20多分钟。可怜刚动完手术的他每次只得尽量张大嘴以表示自己在念在唱，但尽量压低声音以减轻腹部震动，同时将右手按在刀口上减轻痛疼。但跳“忠字舞”时就无法手捂刀口，而且跳来跳去身体必然震荡，刀口自然痛得厉害，幸得医生照顾，以“刀口发炎”、尚未愈合免去了跳“忠字舞”这一节。（葛剑雄：《病室忆旧》，1997年11月2日《文汇报》。）开刀住院都不能不“请示”、“汇报”，可见对此要求之严格。而《人民日报》“五七干校”则要求在“晚汇报”的仪式结束后还要写一天总结，曾参与《人民日报》创办、彼时尚被批斗的李庄先生回忆说：“早晨比较好办，对着毛主席像，排起队来，念几条语录，不外乎‘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全心全意为人民报务’之类，用以规范全天的行动。难的是‘晚汇报’。要写出书面材料，包括今天办了或遇到什么事情，当时有什么作为和想法（即林彪所说的‘一闪念’）。把这两条写清楚，已经不大容易。更难的是必须找一条对口的语录，看伟大领袖对这种事情的教导，要非常贴切，要对症下药。”“我对《毛主席语录》比较熟悉，又写过几次书面检查，完成任务尚不感觉特别吃力，抄抄拼拼就能应付。同室两位过去不搞编辑业务的同志十分为难，有时从晚上9时憋到11时。看无别人，也发牢骚：‘老李，挑土、担粮我都不怕，就怕这个晚汇报。这是谁发明的？缺德。’每遇同室领导人出去开会，这两个同志就稍感轻松，我可以代找一些《毛主席语录》供他们参用。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有点用处了。”（李庄：《三上干校》，唐筱菊主编《在‘五七干校’的日子》，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页）
在农村，同样要求要以“生产队”或“自然村”为基本单位来“早请示、晚汇报”。但以我在农村插队几年的经历来看，但农民毕竟“落后”，实际上在大多数乡村却很难长期执行，往往只是在有重大事件、或“工作组”进村后，才会有象征性活动。
有时，还会强要外宾也来这套“请示”、“汇报”。当时外交部阿尔巴尼亚语主要翻译范承祚回忆，1968年初春，他奉命陪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到天津参观访问，在这种“表忠心”、“献忠心”的场合，纳塔奈利也举手挥动《毛主席语录》，但是天津市外办的军代表让大使像中国人一样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时，这位大使却不愿意。这位军代表便一再要范翻译“提醒”大使，但范氏认为不能强外宾所难，于是对军代表说：“人家对自己的领袖霍查都不行三鞠躬礼，为什么要对毛主席像三鞠躬呢？”军代表回答说：“霍查是一个国家的领袖，而毛主席是世界领袖。”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专门开会，要外交部“立即下指示，通知各地，以后不准让外宾搞‘四大件’。”所谓“四大件”，即唱“东方红”、读《毛主席语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向毛主席像三鞠躬。（范承祚：《风范长记 教诲长铭――回忆我给毛泽东、周恩来做翻译的岁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总第96期。）
然而时间一久，“早请示、晚汇报”还是渐渐流于形式，祝愿声、语录声和歌声越来越小、越来越快，右手上挥也变成轻轻一抬。陈四益先生当时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他回忆说：“我至今记得‘大师傅，惹不起’这句话，是因为不知道哪本书或哪篇文章里说，这是毛泽东在什么场合说过的，所以‘文革’之时复旦大学的‘小将’们将它发掘出来当作了‘最高指示’，每进食堂，都要念上一遍，然后‘三呼’万岁。那原因是因为餐前念语录、呼万岁已成程式，而这段‘指示’只有六个字，比其他长长的语录简洁得多。”（陈四益：《一个人与一句话》，2006年6月9日《文汇读书周报》。）为了能尽快吃饭，居然能“发掘”出这样一条字数最少、其实不知真假的“语录”，如此“务实”而又不触犯“天条”，端的是“海派风格”最佳体现。
1971年“9?13”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乘势批判“极左”，纠正了一些“左”的作法，源于部队的“早请示、晚汇报”终因“形式主义”渐停。但不久传达了“林彪的实质是极右”的“最高指示”，批判“极左”被紧急叫停，而一再强调要继续“批右”、强调要“反复辟”，一些短暂被停的“左”的作法又被称作不容否定的“新生事物”重新恢复。不过，“早请示”、“晚汇报”却没有恢复，或许因为在批判林彪罪行时有人指出：“永远健康”实际上就是“万寿无疆”；试想，一个人永远健康和万寿无疆有什么两样？不就是万寿无疆吗？所以“万寿无疆”是假，“永远健康”是真；这充分反映了林彪利用“早请示”、“晚汇报”妄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平起平坐、急于篡夺最高领导权的狼子野心！
不管怎样，免去了几年来一天数次的“请示”、“汇报”，使“生活”的这短短片刻终能摆脱“政治”无时无刻不在的管制缠绕，大家都有如释重负之感。
◎ 后记：以自己的心血文字与遗忘抗争
长久以来，人们总说中国文化是“历史的”。然而，现在的中国文化却很难再说是“历史的”了。因为“昨天”刚刚过去，就被迅速遗忘；不用多久，有关“昨天”的记忆可能就会成为忘得干干净净的“白茫茫一片大地”。或许邓拓先生早就看到此点，所以在四十好几年前竟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呼吁要“专治‘健忘症’”。
然而，人们往往会有“我们缘何需要集体记忆”的疑问。其实，集体与个人一样，当丧失了集体记忆时，就会“错乱”。因此过去的痛苦与欣悦、辉煌与衰败、光荣与罪过都应该铭刻在集体记忆中，只有记住历史，才能面对未来。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写道，在俄国面临的大变动中，俄罗斯人民了解历史的热情空前高涨，因为人们认为俄国在20世纪几次影响人类命运的巨变，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与俄国历史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在俄国的启蒙思想传统中，文学一直起着特殊的作用，而现在，“历史”则取而代之，“在文学止步的地方，由历史学家撰写的随笔和论文展开了接力赛”。或许，有人会强调应当忘记过去，面向未来。但正如一位波兰历史学家所说：“关注未来不能被视同愿意忘却。决不应该认为忘却是通向社会和平的通行证。记忆是国内和平的组成部分。”因为有记忆，个人和集体才会对自己的过错、罪孽忏悔，才可能不重蹈覆辙；而且受害者才有可能原谅、宽恕迫害者。忘记过去，并不能带来和谐。而健忘的集体，总会不断地重复错误、罪孽，难以自拔；人类社会也将陷入“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悲剧循环之中。
保持真切的集体记忆并不容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有人伦品目焉。”由此可见，在中国的主流观念中，历史一直有着崇高甚至近于神圣的位置。“春秋笔法”也是中国文人在政治高压下指陈时弊的惯常手法，因此历代统治者对历史的写法也就极其敏感，要垄断历史的话语权。历朝历代，都要花官帑无数，修出“定于一尊”的“历史”，即人为地规范集体应记住什么、忘却什么。
这种“定于一尊”的历史，必然形成巨大的集体记忆空白，为伪造、涂抹历史提供了可能。事实说明，历史能如此轻易地被忘却、被涂抹，着实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主流话语对人们遗忘什么、记忆什么的掌控力之强。迟早，人们将为这种“健忘症”付出代价。
“健忘”形成的一个重要“学理”原因是“唯文本”阅读。当研究一个历史人物、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历史运动时，往往将某个历史人物的公开言论、自我表白，有关事件的宣言、主张、纲领等“文本”信以为真。殊不知，公开的“文本”与真实的“历史”，往往相距甚远，有时甚至完全相反。而且，每个社会，每个时代或多或少都会有各不同的“禁忌”；对一些事件、人物在一定时空内的“书写”往往“只能这样”、“只能那样”。而学者往往也会有自己的“偏爱”或“偏恶”，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无论是人物、事件还是思想体系，可能有意无意地会或者“隐恶扬善”或者“隐善扬恶”；对某种思想往往根据“文本”便阐发、叠加、附会了越来越纷繁、丰富、精巧、华美、恢宏的意义。这一切，都使“文本”留下了更加巨大的空白。然而，后来者往往容易唯文本是信，对“定于一尊”的“记忆规范”和书写者的主观好恶形成的这种空白，缺乏应有的认识。
我也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历史研究并“结合”自己曾经下乡、当兵、当工人的生活经历，才逐渐认识此点。有一番阅历后，对自己青春年少时读过的某一本书、某一段文字，当年深感艰涩难懂，现在顿感原来简明易懂；当年认为无关紧要，现在才知原来至关重要。而这种要警惕“空白”、“空乏”的观点，前人早有深刻论述，自己也早就读过，只是当年未能理解、体会罢了
大学时代，我对“当代外国哲学”深感兴趣，自然要读到当代法国“结构主义”大师、“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阿尔都塞。当时，他的著作并未翻译过来，只有一些介绍、评析文章，在这些文章中，第一次知道了他的“症候阅读法”。“症候阅读法”是他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在阅读中把所读文章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这另一篇文章作为“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这种阅读方法不相信看得见的东西，即书本上的白纸黑字都是不值得相信的“表面文章”，而真实的东西往往是“不可见的”，往往表现为“匮乏”和“缺席”，必须在作者的文本的“症候”入手，从字里行间读出空白、犹豫与沉默。对此高论，当时我“费尽心机”仍感一头雾水，也就似懂非懂，不了了之了。
如果说“当代外国哲学”是我的课外兴趣，那“中国古代思想史”就是不得不学的专业课了。当读到明末清初学风丕变，以黄宗羲为宗祖的浙东学派坚决主张“言性命者必究于史”，钱大晰强调以读史来救治当时学风之弊，对长期的“经”、“史”两分强烈不满，章学诚进而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盈天地间，凡涉著述之林，皆是史学”、“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等等论述时，我并未理解其中大有深意，反不无轻慢地以为饾饤琐屑。
或许，只有岁月才能使人理解深刻。这些年，我对“唯文本是信”的荒诞与危险感觉越来越强烈，认为越来越严重的“唯文本”阅读，是当前值得重视、应当警惕的“学风”之一。这种“纯文本”阐释舍去历史，通篇都是最新潮最时髦的“学术话语”，以此歪曲历史使之符合“理论”。而“趋新若鹜”的青年学子，格外容易被其震住、唬住、迷住，不知不觉便戴着这种“有色眼镜”看待历史与现实。因此我经常不厌其烦、不惮重复地写文章提出要透过“文本”，要看到“文本”之后的历史实在，指出“纯文本阐释”有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历史研究，就是要能够发现“空白”，然后“填空”。这时，三十年前读过、当时并未理解、几乎已被忘记的“症候阅读法”突然浮现脑际。阿尔都塞早就这样写道：“要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要看见那些‘失察的东西’要在充斥着的话语中辩论出缺乏的东西，在充满文字的文本中发现空白的地方，我们需要某种完全不同于直接注视的方式，这是一种新的、有信息的注视，是由视域的转变而对正在起作用的视野的思考产生出来的。”道理简单而深刻。同时，同样几乎被我忘记的“浙东学派”也重新浮现出来，真正体会到他们对“不切人事”、“离事而言理”这种貎似饾饤的“学术批评”和对“史”的强调，其实饱含着历经一个王朝覆灭劫后余生者的椎心泣血之痛！
历史必然有大量“空白”因此有填不完的“空”，但“知其不可而为之”，尽量不让历史“留白”、尽可能为历史“填空”，就更是历史学家，不，应是所有人的责任。为历史“填空”并非智力游戏，明了历史的进退曲直，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当下的是非正误。历史是对过去的记忆，喜欢、因此一再引用米兰?昆德拉的说法，对过去记忆的丧失，将使“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这便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原因所在。
借用董桥先生在“一袭真切的民族记忆”中的比喻，千千万万个人点点滴滴记忆的“寻寻觅觅补补缀缀”，图的是缝补成中国人的“公共记忆”，“尽管只是百纳衣上的半截袖子、一幅下摆”，毕竟渗出了岁月流逝中“民族的体温和体味”。只有更多的人，无论是在历史大潮中曾经引领潮流、力挽狂澜的“精英”，还是任大浪裹挟、只能随波升沉起伏的“庸众”，都写下自己的“昨天”，参与“历史记忆”的形成，打破“定于一尊”历史话语的垄断，我们才能“最后补成一袭金镂玉衣那么真切的民族记忆”。
“昨天”如果连飞鸿雪泥都不曾留下就白白逝去，终归令人遗憾，人们确应以自己的心血文字与遗忘抗争。
装 帧：平装
页 数：285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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