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看中国系列：改革及其敌人

《改革及其敌人》为“郑永年看中国”系列之一，精选了作者近年来关于国家各项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评论文章。

“所有以前的国家，崛起中的大国，都是因为它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健全。所谓的一个国家的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 “ 一个国家，在自己的国家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就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也不是可持续的。”

这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多年前在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中接受采访时说的振聋发聩的观点。《未竟的变革》一书，正是对郑永年先生自己这个观点的具体而深入：那么，如何来设计和重建我们的各种制度？

郑永年认为，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采用了一种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种发展模式下，中国的GDP总量变得耀眼无比，而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则不仅得不到生长，而且被破坏得一塌糊涂。利益集团坐大，中央权力弱化，贫富差距悬殊，抗议运动剧增，社会信任解体，种种现象，无不跟制度供应不足紧密相联。在本书中，作者围绕如下八个方面，全面论述了中国当如何改进和重建有效充分的国家制度：GDP主义及其替代战略的国家制度建设，作为体制改革重中之重的中央地方关系，党和政府机构的改革，开放政治与社会治理，改革中的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问题，围绕着国企的经济改革，围绕着土地改革的农村和农民工问题，以及灾难、危机与改革的关系。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处处体现出作者对中国问题的深刻把握、分析能力以及冷静、务实的理性态度。

郑永年，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先后出版专著18部，主编学术著作18部。此外，经常在报刊及其他媒体发表评论，是香港《信报》1997年至2006年的专栏作家，2004年始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专栏。多年来，其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广泛的影响。　　
2010年1月在国内出版《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一书，被中共中央党校指定为教材，并入选《亚洲周刊》2010年度好书。

第一部分 变革中的精英政治
技术官僚和政治智慧
新领导层政治议程的新选择
接班人制度还有最艰难的一步
第四代的政治改革观
胡耀邦与当代中国政治
回到邓小平？
十七大与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政治退出与中国的政治变革

第二部分 新社会契约与合法性
中国社会问题的终极根源在哪里？
从“隐性契约”到“显性契约”
新的“契约”、新的考验
胡温新政与中国社会主义新潮
中国和谐社会要求重建社会契约

第三部分 权力与腐败
副省长竞选组织部长和权钱交易
再论为什么中国的腐败得不到控制
对腐败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对陈良宇案应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中国当依靠社会力量反腐败
中国官员腐败的道德代价

第四部 重建意识形态
为什么必须重建意识形态？
社会转型要求中国重建意识形态
人本社会主义与中共新意识形态
政治的道德与道德的政治
中国民族主义的民族性在哪里？
中国新思想解放运动的本质是什么？
宣传部门应致力于确立社会共享价值
中国的政治改革要从细节开始

第五部分 开放与政治转型
开放政体与中国的政治转型
中国的媒体开放与政治变革
渐进开放与中国政治转型
为什么说中共要转变成为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
开放、发展与民主模式的选择
中共党员要“志愿者”化
强政府、强社会当是中国社会管理的方向

第六部分 民主与利益代表
是利益代表危机还是利益表达危机？
阶级性政党还是超阶级精英阶层？
中国的政治危险在于三种权力的失衡
民主不会忘掉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改革与中共的政治领导权
中共转型是重新定位于人民的关系
文人传统的衰落与中国政治的困局

第七部分 民主的中国模式
新一波“党内民主”政治改革？
大民主、小民主和执政党能力建设
中共党内民主的大趋势
反思民主是为了更快、更好的民主化
亚洲民主乱象让中国引为鉴
中共党内民主与党政关系
中国的党内民主与政治安全
中国的民主化及其限度
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

第八部分　 政治改革的基本议程
政治改革，改革什么？
党的改革是政治改革的核心
党政不分就不会有利益代表
高官问责与中共新政治文化
四中全会与党、政、军关系的变化
中国人大改革新动向
政协改革与政治机构的协调
公共财政制度和中国的政治改革
中国要明确政治改革“路线图”
“顶层设计”克服中国改革的既得利益

第九部分　 政治改革的挑战
中国制度创新的核心当为政治改革
中国的转型与对执政党的新挑战
政治改革与中国的制度崛起
后奥运会中国的政治改革
中国的政治改革向何处去？
中国政治“不改革”的限度
从改革到革命：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
中国共产党最需要的是什么？

技术官僚和政治智慧

中共十六大召开在即，外界早在纷纷猜测新一届领导人的组成，谁上谁下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组织的一次题为“第?代领导人的挑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则与众不同，主要聚焦于未来领导人所面临的问题。多数与会者都同意，第三代领导人在处理接班人的问题上较从前有了很大的进步，除了谁会担当什么领导角色还不明朗外，未来一届领导人已经基本形成。再者，与会者也同意中共所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如共产党本身的转型、法治建设、社会矛盾、新经济制度、世界贸易组织、国家统一和外交战略，等等。对这些问题，中共领导人本身也是有深刻认识的。但是，所不能确定、同时也使人担忧的是未来领导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中共领导集体已经从毛泽东时代全?由革命家组成，转型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技术官僚（又称专家治国）集体，或者说中共已从一个革命党转型成为管理党。这种转型是中国过去二十多年来改革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技术官僚讲究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处理问题时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在很多时候，能够把一些政治问题转化成为技术问题来处理。

技术官僚治国从80年代初开始，到江泽民时代达到了高峰。根据王赓武（东亚研究所所长）的说法，江泽民可以说是把技术官僚的优势推到了一个极点。这主要表现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在经济方面，江泽民顺利地把市场经济合法化，并且提供给私?经济以宪法上的保护；在政治方面，尽管改革并没有多大的进展，但随着江泽民“七一”讲话容许资本家加入共产党，从长远看实际上为中国政治变化引入了动力。本来这些问题都涉及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但高层是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的，或者把它们转化成技术问题来处理。

技术官僚制度是中国过去成功的关键所在，但是它也隐含着中国政治的危机。为什么这样说？首先，不是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能够转化成技术问题来处理的。在毛泽东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主导政策，所有的问题都被意识形态化，甚至连很小的技术问题也是这样。技术官?反其道而行之，尽量把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转化成技术问题来处理。但问题是，很多政治问题不能简约成为技术问题。如台海两岸关系问题、新疆和西藏问题、中国的国际战略问题，等等，这些政治问题不是技术官僚通过对成本和利益的权衡所能解决的，而是要靠政治方法，依靠政治大动作来解决。

即使是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也不能完全靠技术方法来解决。和世界贸易组织打交道本身更多的是技术和法律层面的问题，但要消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政治影响问题，则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很难说现在或者未来的技术官僚已经从政治层面上作好了对付世贸易组织的准备。

其次，技术官僚对付不了总体政治构架转型的问题。技术官僚的长处是在既定的政治构架内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这一点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这样。不说别的地区，在亚洲，台湾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都是技术官僚治理的最好例子。在这些地方，技术官僚有过辉煌的成绩，他们有效地维持了政治稳定，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为总体政治转型创造了各方面的条件。但一旦涉及政治体制转型的问题，他们就缺乏宏观的眼光和长远的目标。在印尼是这样，在台湾也是这样：主导印尼和台湾的执政党曾经都是技术官僚?党，但都被成功的经济发展所抛弃。马来西亚等国尽管情况还好，也面临着政治转型的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