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民与行政法——一个国家—社会的角度（法学论丛）

行政机关与公民的关系是明确行政法性质与功能的关键。可以说，这一社会关系既是行政法的现实起点，也是行政法理论的基本起点。但是，行政机关与公民的关系在本质上属于宪法性问题，它是国家与公民关系的一个侧面，因而，本书试图通过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审视这一社会关系。 本书采用国家—社会的分析模式。首先，概括地探讨了影响西方近代宪制建构的两种相对立的思想倾向：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着重分析了宪政思想对传统及现代行政法理论所具有的深刻影响。其次，考察了两种不同的宪制模式，试图揭示制度与现实之间复杂的勾连关系：国家与社会是一同生成发展的，国家?社会关系由相对分离渐至相对融合。自由放任的宪制日益衰微，行政职能越过了传统的边界，公民权也相应扩大，它们促成了行政法在宪制框架中兴起。行政法成为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限制国家权力的过度扩张，同时维护社会相对独立发展的空间。 西方宪政理论及行政法律制度兴起的历史，为中国宪政与行政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不过，中国宪政的进步需要根据自身的国情。本书力图探讨：全能政府条件下的国家与公民关系以及法律的地位和作用；全能政府权力运行模式的转型及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的演变；法律、尤其是行政法在其中发挥了哪些作用。最后，通过规范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分析行政法所存在的欠缺之处，并寻找能促进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良性发展的途径。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研究国家与公民关系对行政法学发展之意义
　第三节　行政机关与公民关系的三个层面
　第四节　本书的研究思路
第二章　国家与公民关系的理论沿革
　第一节　理论的背景与研究的视角
　　一、城市的立宪实践与独立公民身份的起源
　　二、近代国家的兴起
　　三、法与宪法的地位
　　四、一个国家与社会的理论分析框架
　第二节　国家至上还是社会至上：传统宪制思想中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对立
　　一、社会至上：自由主义宪制理论有关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论述
　　二、主权至上：宪制理论框架中国家主义的发展
　　三、小结
　第三节　互动的社会与国家：宪政理论的两种主导思想的演进
　　一、自由主义的发展：国家对社会的适度调控作用
　　二、福利国家宪制理论的背景：国家干预主义的兴起
　　三、福利国家的危机：国家干预社会的度
　　四、小结
　第四节　国家一社会框架中行政法理论的发展
　　一、传统宪政理论中的行政观念及其发展
　　二、行政法理论
　　三、社会与国家之间：福利国家中的行政法理论
第三章　行政法的兴起：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制度机制
　第一节　宪制的模式及公域与私域的界分
　　一、宪制的权力模式与法治模式
　　二、公民的地位
　　三、公域与私域的界分以及公民自主性的两种形式
　　四、小结
　第二节公域与私域的相互渗透：行政权的扩张与公民权的发展
　　一、如何达成公平：社会提出的问题
　　二、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行政权的扩张
　　三、个体与群体：公民权的变迁
　　四、小结
　第三节　现代行政法的功能：国家与社会调适的度
　　一、传统宪制体系的危机
　　二、行政法的兴起一一以三个宪制国家为例
　　三、行政程序法律制度：行政权与公民权的互动机制
　　四、行政法上的管制与放松管制：国家与社会调适的度
　　五、结论
第四章　社会转型中的中国行政法律制度
　第一节　国家一社会的分析框架
　第二节　全能政府模式下的国家与公民
　　一、全能政府的形成
　　二、全能政府中国家与公民的关系
　　三、法律的地位与作用
　　四、小结
　第三节　公私域分离与公民自主性的建立——“全能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
　　一、立宪改革与全能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
　　二、公民的自主性与社会的自治空间
　　三、公、私法的二元结构
　第四节　规范分析：“全能政府”治理模式转型中的公法
　　一、“管理法”的延续：1978年－1982年
　　二、转型时期的法：1983年－1993年
　　三、走向完善的行政法：1993年以后
　　四、小结
　第五节　经验分析：行政法律制度的运行效果
　　一、规范与现实：行政法律制度建构的限度
　　二、权利意识的扩展：社会对行政法律制度的回应
　　三、权力意识与权利观念：推行行政法律制度的主观障碍
　　四、小结
第五章　结语：反思与展望
后记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引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与近代被迫或是不由自主进行改革变法的历史相比，中国得到了一个自主实现“博于欧洲诸大国而与之比权量力”①理想的机会。这一次，她无可回避，主动地踏上了现代化的进程。然而，在重新建构整个国家、社会和经济制度时，她选择的是一条与自由主义、后自由主义几乎完全对立的道路，她借鉴了另一个新兴的古老国家——苏联的经验。摆在她面前的，却仍是近代变法先驱们已经面对，并尝试找寻过出路的困境：如何使不断进化的社会观念及理论、不断变革的社会制度及实际运行摆脱历史的、传统的消极因素的纠结，同时将后者中的积极因素纳入正在形成的一系列制度。②
　　走出这个困境的艰难在于：所有传统，好的或坏的，进步的或颓废的，富有生命力的或处于耄耋之年的，都集结、纠缠于一体；倘若它们仅仅是些冠冕堂皇摆在乡绅地主、封建买办、民族资产阶级的太师椅旁、任人把玩的老古董，那么，消灭这些东西易如反掌。建国10年之后，它们就会随着它们的主人消失或埋迹在历史的尘埃里；然而，它们无声无息地潜藏于每一个从旧社会、旧制度中走出来的人身上，不论他是革命的抑或是反动的，不论他是极具反思的还是消极顺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