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金融之父宋子文

    宋子文，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本书以行云流水般的文笔，几近一气呵成地述说了历任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等职的宋子文在26年从政理财生涯中的“四起四落”；又浓墨铺写了宋子文发迹于广州、雄起于武汉、运筹于南京、斡旋于西安、韬晦于香港、暴敛于上海以及折冲樽俎于美英之间的桩桩史事；同时揭示了国民党高层人物明争暗斗、尔虞我诈、横征暴敛的事实，以及四大家族间错综复杂的恩怨纠葛。

    杨者圣，江苏海安人，数十年来利用业余时间潜心研究民国史。因其掌握资料准确、善于构建独特的历史人物形象、对民国历史的缜密思索，以及其作品中渗透的浓郁的民国情结，而成为既得到专业研究者认可、又受到普通读者欢迎的一位成绩卓著的民国人物传记作家。
    自1993年，杨者圣陆续出版了《特工王戴笠》、《未加冕的女王宋蔼龄》、《国民党教父陈果夫》、《胡宗南这个人》、《特工老板徐恩曾》、《国民党军机大臣陈布雷》、《和平将军张治中》、《国民党金融之父宋子文》八本传记，在海内外产生影响。后应熊向晖之约，依据熊向晖口述资料整理出版了《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和《随同蒋经国的西北之行》。这些著作均取得了很好的口碑和市场反响，其中《特工王戴笠》更是销售20多万册。

第一章  南方“新贵”
  “火箭式”新干部
  中央银行之父
  财经“沙皇”
  “为革命行苛政”
第二章  在夹缝中的摇摆与变节
  “强中自有强中手”
  “三不”政策
  “计毒无过断粮”
  “单刀赴‘沪”’
  十字街头
  源远流长的宋氏家族
  “子文”者，志于孙文也！
  失恋季节：一个老掉牙的爱情故事
  终究跨进了蒋家大门
第三章  财政部长与“狗”
  “生殖器政府”的财政部长
  与“山西九尾狐”过招
  “梅开三度”的中央银行
  “善门难开，善门难闭”
  “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
  “他是强盗，这次打完仗，我也不干了”
  “诸君打到哪里，子文跟到哪里”
  “棉麦大借款”风波  
  扑朔迷离的“辞职风波”
第四章  “红顶商人”
  “中国的摩根”
  中国银行“劫夺案”
   “我没有办法反对宋”
  “O．S．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
  “权力致富”与“信息生财”
第五章  从冒险赴陕到避难香港
  “愿以私人资格前往西安探询情况”
  “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改院布置”
  “我姓宋的不骗人”
  刺宋：“事成不会少于百万之数”
  “国家的事，有他们办，用不着我们了”
  “口里叫哥哥，背后摸家伙”
  宋派势力捅出“南尖社”事件
  “治标之道”与“治本之道”
  异军突起的“公馆派”
  “讨了他的小姨子，我就是他的连襟”
第六章  从“私人代表”到外交部长
  “可怜的宋子文”
  纵横美国朝野的“丐帮老大”
  美国大借款
  不是冤家不聚头
  “现代大儒”与“太上大使”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折冲于大国之间
  一波三折的“倒史”事件
  “茶杯风波”的台前与幕后
  失之史迪威，得之史迪威
  登上顶峰
第七章  院长宝座
  率队挤进“大国俱乐部”
  “今天并不是我要求你来帮忙”
  “三板斧”夺回接收大权
  “委员长大家可以用”
  “干得了挑起来，干不了放下来”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  
  国民党内的又一只“溺尿桶”
第八章  在走下坡路的日子里
  《中央日报》炮打宋子文
  捐银子，买顶子
  “衰仔”的复兴梦
  第二号战争罪犯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匹夫的野心，富裕的难民
  梦中不知身是客
附：杨者圣和他的“民国人物系列”

    宋子文到南方打天下是从筹建中央银行开始的，由此而奠定了国民党中央银行创始人的地位。
    走在今天的繁华市衢上，要找一所公厕方便一下确是不容易；但要找一家银行，那是闭着眼睛也能摸到的。银行的作用，不但已经成为现代经挤的推进器，而且已经渗透到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在宋子文到南方打天下的那个时代，中国人对于银行的认识还处在开启民智的阶段。广州毗邻港澳，为中国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得风气之先，情况也许好一点。但即使如此，办得好的金融机构都是一些外商银行。英商的汇丰银行，渣打银行，有利银行，日商的台湾银行等，不但实力雄厚，且信用颇著，发行的纸币已经渗透到全省各地以此操纵着南方的金融局势。
    说到华商银行，只有嘉华、东亚等几家小银行在小打小闹；钱庄银铺倒是有几百家，但都是一些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稳定金融局势的本领是没有的，利用谣言跟风制造金融风潮却是第一流的本事。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了。广州有一家官办的广东银行，但架不住政治风潮的冲击，已经奄奄一息了。事实上，中山先生虽开府广州，领导南方革命，但执广州银行业牛耳在南方金融界呼风唤雨的，依然是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洋人办银行，自有洋人的游戏规则。赚钱的买卖，当然会做的；不赚钱的买卖，偶尔也会做，那就是所谓“政治买卖”，不外就是‘顺‘洋’者昌，逆‘洋’者亡”了。这对于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事业，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威胁。
    当然，说到闹革命自然离不开玩枪玩炮。但玩到最后，终归还是玩钱。没有钱扯起旗，招不来兵，买不来马，也买不起枪，购不来炮。《九尾龟》说：“有钱诸事办。”虽然只是五个字，却是道尽了钱之大用，同现代的流行说法“钱不是万能的，没钱却是万万不能的”正是异曲同工。中山先生闹革命，屡遭失败，原因固多；但没有钱，经常陷于囊中羞涩的困境，没有稳定的后勤支援是一大因素。现在，南方大局初定，党要改组，政要改造，军要重建，什么都要搞，但首先是要搞到票子。于是，创立中央银行，建立自己的财政金融系统，不能不成为中山先生的急务。
    也许还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创立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南方政府成立后，盐税成为政府开支的重要财源。宋子文任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一直将盐税收入存放在中国银行广州分行。1923年底，宋经理奉大元帅令拟将存在该行的11万元税款提出，拨充军用。但该行百般托词推诿，拒不交付。随后，有关行员竟携带相关单据潜逃香港。好在这是南方政府的地盘由不得他们胡来，大元帅一声令下，南方政府便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的不动产扣押查封，变卖抵款，总算弥补了盐务稽核所该项税款的损失。
    不过，这样一个教训给大元帅的刺激，给宋子文的刺激，真是太大，也太深了。中国人办的银行还这样混账，外国人办的银行还敢让人相信么？’无论如何要有革命政府直接掌握的银行，这是攸关革命成败的大事。否则，大元帅真是吃不甘味，睡不安席。这就是中山先生第三次开府广州后第二个月就任命宋子文为中央银行筹备员的初衷所在。
    大元帅的这一道命令，在宋子文看来，正所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好在宋子文既有世界著名学府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理论，又有美国纽约华尔街花旗银行“练摊”的经验，还有上海联华商业银行、华义银行、神州信托公司小试牛刀的实践，把这些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用于筹备中央银行正是一展所长、实现自我价值的良机。
    创办中央银行的第一步，是主持制订条例、章程及组织规程。这是蓝图的设计，也是未来运作的依据，不可不慎。但中国人办事，不可不认真，否则什么事也办不好；亦不可太认真，否则什么事也办不下去。但这个时候的宋子文正是一头初生之犊，把一切都看得十分简单，以为纸上的东西将来是要一条一条地实行的，当然是再三斟酌，反复推敲。于是，条例7条、章程六章38条、规程12条等无不是对照西方货币银行学说，仿照华尔街银行的样本引经据典地炮制出来的，送交大元帅审阅，由大本营政务会议讨论通过。说到中央银行的特色当然也是有的，这就是由宋子文规定可以享有政府授予的特权：代政府募集债款，代收各种公款，代政府创办国有实业及发行货币等，使中央银行真正成为南方政府管辖地区的金融中枢。
    创立中央银行最大的难题，是筹集资本金。当时，南方政府一穷二白，早已是寅吃卯粮，哪里能筹集到足够的准备金。于是，宋子文通过时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贝祖诒的关系，拟议向中国银行借款200万元。以实力论，中国银行是华商银行中的“大哥大”，区区200万元还是拿得出来的。但中‘国银行起于北方，总行亦设在北洋政府治下的北京，从而与北方政府的关系很深，甚至被视为北洋政府的“中央银行”。有这样的政治利害关系，自然不会为南方政府“两肋插刀”了。然山不转路转，石不转磨转，老谋深算的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不想把事情做绝，也为了预留一条后路让贝祖诒向总行请示，总算没有一口拒绝，并密嘱贝祖诒答允承借50万元，以敷衍一下南方政府的面子。
    这点钱成立一个钱庄是绰绰有余了，但要创办一个中央银行只能算是杯水车薪。没有办法，只好由大元帅出面以南方革命政府的名义向苏联借了一笔款，据说是1000方元毫洋，中央银行的准备金这才有了着落。另由宋子文出面，向地方金融机构借了18万元，作为委托美商代印钞券的费用。
    1924年8月8日，是中央银行董事会成立的日子。这个日子选得很好，现代的俗语就是“发，发”了。董事会由七人组成，这是由大元帅亲自指定的，他们分别是：大元帅府总参议胡汉民，财政部长兼盐务署督办叶恭绰，大元帅府秘书长兼广东省长廖仲恺，两广盐运使邓泽如，中央银行行长林云陔(筹备阶段)，南方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兼广州市长孙科，南方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兼中央银行副行长(筹备阶段)宋子文。廖仲恺任董事长，宋子文任中央银行行长。除了宋子文，其他董事都是名头很响的大人物。
    8月15日，举行中央银行开幕式，中山先生亲临会场勉励各界共同维持中央银行信用，促成中央银行发宸，“使中国商场上的经济力，不致为外国银行所操纵”。新任中央银行行长宋子文讲话，表示“自来官办银行，每因借垫政费过多，遂使周转不灵。本行自当恪守条例之限制，决不敢稍有瞻徇”。强调“本行现既发行货币，惟有十足准备金，决不敢超出定额”。这是一个现代银行家的远见，但也不能不说他对当时的环境还相当隔膜。
    的确，历来的官办银行毛病都出在信用太坏上面。原因不外是官家或军阀都把银行看成自己的钱袋，要用钱伸手就取。金库的钱取光了，就拼命印票子。滥发纸币的结果，不外是造成物价飞涨，有钱买不到东西。等到客户发现上当受骗赶到银行挤兑时，看到的却是一块“停兑”的招牌，故此造成老百姓对官办银行的印象极坏。此前，中国银行广东分行准备金被军阀劫夺，广东省银行滥发纸币4000万元等造成客户挤兑局面，均不得不挂出“停兑”牌以应付危局，就是极好的证明。P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