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人生谋略

    作为清朝入关之后的第二代君主，康熙幼年即位，内有权臣，外有悍将，但凡有一步行差踏错，就有可能帝位不保。他不仅要君临天下，还要守成治国。不过，一切困境都没有难倒他。他除权臣，平叛逆，锐意改革，一言一行无不体现出高超的智慧。可以说，他深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奥妙之处，是一个天才的谋略家！

第一策  大器可成／1
一、圣母训教与自我养成／2
二、志量恢宏效法父皇／5
三、不动声色除巨慝／7
四、处事持重息争端／11

第二策  不拘旧制／15
一、满汉一体而天下归心／16
二、与辅臣巧妙周旋／23
三、关心农事重创新／28
四、大举恤商之措／31
五、以教化为先导／33
六、依俗而治的民族政策／35
七、远见卓识办教育／39
八、修德安民以固边／43
九、崇达赖稳定西藏／47

第三策  仁者无敌／51
一、御门听政的理政之法／52
二、躬行节俭积德义／54
三、最是痛恨浮夸风／60
四、帝王亲问农桑事／61
五、不拒民众告御状／63
六、宽仁恤民的策略／65
七、施政重宽仁／70

第四策  用贤任能／73
一、用人以德为本／74
二、选武将在智勇／76
三、权衡利弊轻太监／78
四、敢将军权赋忠勇／80
五、不肖太子犹可废／82
六、不拘一格聚贤才／84
七、委重任用专长／86
八、用人得法治河道／88

第五策  恩威并举／91
一、威严以震慑／92
二、诚敬有加待侍读／94
三、除议政之弊保大权独揽／96
四、御门听政和票拟制度／99
五、皇权不容挑衅／101
六、除祸患于未然／105
七、苦心孤诣治朋党／107
八、莫测密折慑大臣／112
九、君臣一体显盛德／116
十、大权不许诸王公／119

第六策  经世济民／121
一、以民为念／122
二、富民强国垦荒策／124
三、调整税制利贫民／127
四、五台驾到民得惠／129
五、治淮芡以造功／132
六、赈灾防灾乃治国要务／134
七、重农爱民不懈怠／139

第七策  严肃官场／143
一、列数官场八弊端／144
二、正本清源树新风／148
三、政在得人不在官多／153
四、风闻言事又何妨／157
五、雷厉风行惩贪官／160
六、难容阳奉阴违者／163
七、杀一以儆百／165

第八策  相机制宜／167
一、组建抗俄根据地／168
二、虚己以视机宜／172
三、十七军规整军纪／175
四、相机制宜终得胜／178
五、决胜千里之豪气／180
六、调兵遣将以相机／183
七、战前周密备战／191
八、攻心为上／193
九、宜将剩勇追穷寇／196
十、君之过不诿人／199
十一、安不忘危练八旗／203
十二、极妙兵法乃王道／205

第九策  勤学慎思
一、拒虚名而图实务／208
二、笃行孝道／211
三、“重道轻艺”不可继／216
四、读书穷理求治道／221
五、谦虚戒骄的修养／223
六、节欲以修德／226
七、德才兼备的教子方略／228
八、不信仙道信科学／231
九、以德行恤群臣／233
十、修文编典重文治／236
十一、固皇权两废太子／241

    康熙八年，清除鳌拜后不久，在平反昭雪的过程中，几名在北京很受康熙重视的外国传教士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等，上奏章要求清廷处死前任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因为杨光先“依附鳌拜，捏词害人”，“诡随狐假，罔上陷良”，并请为受迫害的汤若望、李祖白等人平反。议政王大臣会议已经打算批准他们的要求，康熙却没完全同意，为什么呢?因为这涉及到了一桩持续了二十多年有关新旧历法的争议。
    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很重视历法问题，到了清代初期，统治者遇到了新问题。明末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到北京修成新历法，得到科学家徐光启的大力支持，但朝廷刚要废止误差很大的传统大统历改用新历，明王朝就灭亡了。顺治初，经过验证，汤若望的新历准确无误，被顺治皇帝采纳，汤若望也受到重用，任钦天监监正，授太常寺卿，“率属精修历法，整顿监规”。
    顺治十一年，因汤若望修历有功，皇帝赐他“通玄教师”称号，升任通政使，官至正一品，并下诏高度评价说：“国家肇造鸿业，以按时正历为急务。元郭守敬号为精密，然经纬之度，尚不能符合天行，其后晷度遂以积差。尔汤若望来自西洋，精于象纬，闳通历法。徐光启特席于朝，一时专家治历实不及尔。但以远人，多忌成功，终不见用。尔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又能洁身持行，尽心乃事。今特赐尔嘉名，俾知天生贤人，佐佑定历，补数千年之阙略，非偶然也。”
    可以看出，清初满族统治者目光长远，能够不带民族和政治偏见，在科学问题上择善而从，很是难能可贵。
    汤若望主持钦天监，撤销旧设回回科，触动了旧派人物的利益，失掉职位的官员要挽回地位权力，开始攻击新历。顺治十四年四月，吴明炫上书指控新历有误及另外所谓舛错之事，朝廷立即派人到观象台验证，所得事实与吴明炫所述不符，诬告者差点掉了脑袋。
    江南徽州有一个叫杨光先的做了一篇《辟邪论》，指责西洋之学是“左道之学”，攻击汤若望新历法是“暗窃正朔，惑众谋反”，可是顺治帝不信这些，没有理会。在顺治朝，旧派人物的努力最终失败，新历法得到承认。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新旧历法的争论日益复杂激烈，后来出现了新的局面。
    康熙三年七月，杨光先再上《请诛邪教流》，文中全面否定引进西方科学，说当年徐光启就是“贪其奇巧器物，不以海律禁逐，反荐之于朝，假以修历之名，阴行邪教”，并说是“借历法以藏身金门，窥伺朝廷机密”。把《时宪历》一书封面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也说成是“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是向全世界宣布清朝屈服于西方，“邀结天下人心，叛形已成”，要求朝廷处死汤若望一班人。礼部开始并不这样看待这个问题，认为只要将不太妥当的“依西洋新法”五个字改动  ，一下，变成“奏准”就可以。谁知这时正是鳌拜擅权的时候，他成了杨光先强有力的支持者，决定给汤若望定罪。正在案件审理期间，杨光先又叩阁呈递所写《摘谬论》、《选择议》，指责新历法有所谓十大错误，特别提出在选择荣亲王葬期问题上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下五行是犯了大忌。
    康熙四年四月，保守的鳌拜等人操纵不通历法的议政王会审，做出最后决议：把汤若望和参与新历的钦天监一批官员杜如预、李祖白等凌迟处死。孝庄皇太后出面保护，汤若望才免于一死。晚来中国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等人也曾牵连入狱。五年后，汤若望病逝，从此废除新历，恢复大统历，这时的康熙年幼力单，眼看着守旧派把学术争论变成政治争战，镇压了主张科学的历法改革者。
    被任命为钦天监监副的杨光先虽然“持旧说绳汤若望”，不遗余力攻击新历，但他并不懂天文历法，“顾学术自审不逮远甚”，他自己也明白自己干不了这一行，便找借口多次想辞去职务，但未被批准，反而被提为监正，他只好推荐吴明炫的弟弟吴明煊作监副，助他一臂之力。吴明煊是他的好朋友，可也帮不了多少忙，所用大统历差错频频出现。
    尽管如此，杨光先在《不得已》一书中还说“宁可使华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这样的话。
    康熙亲政后，看到杨光先不能胜任工作，就把懂科学、通历法的南怀仁派到钦天监。当时正准备铲除鳌拜集团的康熙也在思考解决新旧历法争端的途径。他虽然还不能在学术上分清是非，但康熙明白一点，即应该消除各种偏见，以实验的结果检验两方的看法，才能有正确结果。
    七年十一月，康熙让新旧两派“勿怀夙仇，各执已是，以己为是，以彼为非，互相竞争”，宣布经过验证，“孰者为是，即当尊行，非者更改”，目的在于“务须实心，将天文历法详定，以成至善之法”。当天就派官到午门测量日影。十二月，南怀仁与吴明煊及十二学士图海、李蔚等两派人员到观象台测验。结果实际情况与南怀仁所指逐款相符，与吴明煊所称则“逐款不合”。
    议政王会议一致建议“应将康熙九年一应历日交与南怀仁推算”。  可是康熙表现出十分慎重的态度，他没有急于给出结论，为了彻底解决矛盾，他要弄清持续多年大起大落的历法争端的是非所在。康熙又到钦天监进行了深入调查，征询了另一监正马佑和其他官员的意见，弄明白南怀仁的九十六刻历比传统历法更符合实际，应予推行，而古来的气候之法，对推算历法已没有用处，予以废止。南怀仁建议康熙：“杨光先作为监正历日差错，不能修理，吴明煊妄以九十六推算乃西洋之法，必不可用，应革职，交刑部议罪。”
    康熙从多次天文测量的结果，已经认识到新法比旧法优越，对杨光先所谓的理论根据，若用西洋之法会导致“不利子孙”等等荒谬的一套，十分反感，至此也决定把历法争议的局面改变过来。他批准大臣的建议，罢了杨光先的官，但从宽免交刑部，立即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以后“节气占候，悉从南怀仁之言”。主张科学的新历一派终于又扬眉吐气了。
    南怀仁等在鳌拜倒台后提出严惩杨光先，把他说成是个恶棍，干尽坏事，“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棍徒”，请求皇上处以死刑，很明显这是想借鳌拜事件狠狠整治他一下。康熙对此并不以为然，科学问题上的是非已经澄清，不能再像以前鳌拜那样，掺杂学术以外的因素处理人的问题了。于是康熙以不超越学术范围为原则，认为杨光先虽反对新历，却够不上鳌拜的党羽，应予以宽大处理，决定念其年老，免予死罪，妻子免予流徙。对吴明煊也“姑从宽免，仍留原任”。并且指明出路：“实心实意，与南怀仁商议，务求合于正理，以造历日。”
    康熙皇帝对纠缠多年的历法争端做出了冷静的、实事求是的处理，既无民族、国籍偏见，又不受政治挑动，最终划清学术与政治的界限，这在封建帝王中是极其罕见的。
    后来又出现过这类纠纷，康熙都不轻易处理。二十年十月的时候，钦天监有个叫戈继的博士上疏告监副邵泰衢。康熙表态时，先说他自己原本不相信钦天监做出的选择吉日、风水这类事，认为所据勘察一类的书不是古代圣臣所作，都是后人随意编撰的，并无定说，甚至所预测的也互相矛盾，然而康熙也承认“此等术数亦未可尽废耳”。戈继所告之事，因“俱涉陵寝，关系重大，若行究治，则两造必有极重之罪”，所以不便深究。况且“其钦天监事宜，非专门者不能通晓”。所以康熙表示“既有此等讦讼之人，此后凡遇选择，必然加意详慎”，他也看出戈继的不善之意，决定将此本发还，免其议处。
    虽然这次所涉迷信，并非天文历法业务，但康熙本着一贯原则，不用政治法律手段解决钦天监内部事务，避免一些人的无辜受害，这是明智可取的。
    康熙从历法争议中深刻体会到了科学的重要性，后来他说：为了历法“互为讦告，至于死者，不知其几”，而分辨是非时又“举朝无有知历者”。他由“目睹其事，心中痛恨”而产生了热心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动力。P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