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插图珍藏版)

    《菊与刀》于1946年出版，是美国女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二战后受命于美国政府完成的报告。当时美国政府急于制定关于战后日本治理的政策，需要了解两大问题：第一，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盟军是不是要采用对付德国的办法进攻日本？第二，如果日本投降，美国要不要保留日本政府机构及天皇？本尼迪克特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调查了战时拘禁在美国的日本人，同时也收集了大量有关日本的文艺学术作品，完成了报告，并推断：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以直接的方式统治日本；美国需要保存并运用日本原有的政府机构。在战争结束后，她的预见和建议得到了证实和采纳。
    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报告整理出版后，在日本反响强烈。1951年，这本书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被称做现代日本学的鼻祖关于日本研究的经典著作。本书在命名时，本尼迪克特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菊”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士道的象征，这二者体现了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温和又好斗、爱美又黩武、尚礼又倨傲、善变又顽固、驯服又专断、忠贞又反叛、勇敢又怯懦……作者在书中还分析了日本社会等级制度及“安分守己”的习俗，说明了日本幼儿教育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原因，把这种文化概括为“耻感文化”。此书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其极大的影响至今不减。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1887-1948)，生于纽约，原姓富尔顿(Fulton)，美国女人类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需要根据日本的情况制定具体的政策，于是本尼迪克特在1944年，受命于美国政府，收集各项资料，完成了这份报告，并在报告中阐述自己的推断。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决策与她的推断意见一致，她准确的预见是本书亮点之一。
    她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英国文学，1919年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从事人类学研究，师从于二战前最伟大的人类学家之一——弗兰茨·博厄斯(FranzBoas，1858-1942)，1923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她于1927年研究印第安部落文化，写成《文化的类型》(PatternofCulture，1934年)一书，1940年完成《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ScienceandPolitics)一书，批判种族歧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民族性的研究，而其中对日本的研究——《菊与刀》一书的贡献最大。二战结束后，她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当代文化研究”，于1948年9月病逝。

《菊与刀》中的浮世绘与启示录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得其所  各安其分
第四章  明治维新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第七章  情义最难接受
第八章  洗刷污名
第九章  人情的世界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第十二章  儿童学习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任何文化传统中都包含了关于战争的信条。西欧各国尽管各有特色，但也在很多方面具有一些共性，比如号召全民参与的战争动员方式，局部失利时坚定信心的方式，战死和投降者的稳定比例，以及对待战俘的某些行动规则等，这些在西欧国家的战争中都是可预见的，因为即使包括战争在内，这些国家也同属手一个文化大体系。
    日本与西方在战争惯例上的所有差异，都可以成为了解其人生观以及对人的全部责任看法的资料。我们进行研究的目的是要对日本的文化及行为进行系统的分析，至于那些与我们的信条不符合的东西在军事上是否重要，我们没有必要在意。但这其中的每一个行为却可能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提出了许多与日本人性格相关的问题需要我们作出解答。
    日本为战争的正义性进行辩护的那些前提条件与美国的恰恰相反。其衡量国际形势的观点与我们存在差异。美国认为战争是由于轴心国的侵略所引起的。日本、意大利、德意志三国以征服的行为非法地打破了国际和平。不论是“满洲国”、埃塞俄比亚还是波兰，轴心国所占领的地方都证明他们推行的是以强凌弱的罪恶方针。他们的行为践踏了“让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信条，或者至少是侵犯了对自由企业“门户开放”的国际准则。日本对战争起因的看法则另有不同。在他们看来，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全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就不会消除。日本必须为建立世界的等级秩序而战。当然，这一等级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因为日本才是能够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唯一的国家，日本也才是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的国家。日本实现了国内的和平统一，平定了内乱，建筑了公路，发展了电力、钢铁等产业。根据日本官方数字，其青少年接受公共教育的比例达到了99.5％。所以，它应该帮助落后的兄弟邻邦——中国。“大东亚”各国属于同？一人种，日本应当首先把美国从世界的这一区域中驱逐出去，然后是英国、俄国，使之“各得其所”。诸国都应在国际等级结构中确定各自的位置，这样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探讨这种被高度评价的等级制在日本文化中包含的意义。这是日本民族自己创造出来的、最符合其口味的幻想。在日本看来，最大的不幸就在于那些被占领的国家，并不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这一理想。尽管如此，即使战败后，日本仍然认为不应该从道德上排斥“大东亚”这一理想。此外，在日本战俘中，即使是最不好战的士兵，一般也不会指责日本对亚洲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所怀有的目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必将保持其某些固有的观念，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对等级制度的信仰和依赖。这一点与热爱平等的美国人是完全不相容的。但我们却必须弄清楚这一等级制对日本意味着什么，又有什么益处。
    日本对胜利的希望所寄托的依据也不同于美国的通常看法。他们宣扬日本必胜，精神必将战胜物质的言论。他们说：美国是个大国，军备的确优越，但这不算什么！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们根本没有放在眼里。日本民众从国内的一家大报纸——《每日新闻》上，读到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害怕数字就不会发动战争了。敌人的丰富资源并不是在这次战争中创造的。”
    在日本取得胜利的时候，日本的政治家、策划者以及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说：“这次战争是日本人信赖精神与美国人信赖物质的较量，并不是军备之间的较量。”当日本在战争中失利的时候，他们还是反安强调：“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注定会失败。”在塞班、硫黄岛溃败时，这一信条毫无疑问成了很方便的遁词，然而这并不是专门为失败而准备的遁词。在日军炫耀胜利的几个月期间，它一直发挥着进军号角的功能，并且早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这一信条就已经是一个深入人心的口号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在名为((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就说道：日本的“真心使命”是“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忧，吾等何惧于物质”。
    与许多备战的国家一样，实际上他们也确实存在担忧。整个30年代，日本国民总收入用于军备的比例一路飙升。偷袭珍珠港的那年，近一半的国民总收入都被用于了陆海军的军备上。而只有百分之十七的政府总支出额用于民用的行政性支出。对物质军备的关心程度日本与西方诸国并无区别。然而，就像武士的佩刀只是日本道德品质的象征一样，军舰和大炮，也只不过是永世长存的“日本精神”的表面象征。
    美国向来追求强大，而日本却一贯重视非物质资源。像美国一样日本也开展增产运动，但其增产运动却基于一个独特的前提。他们认为精神就是一切，是永存不灭的。物质虽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但却是次要的、短暂的。日本的广播电台经常鼓吹：“物质资源是有限的，不存在千年不灭的物质，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这种对精神的信赖原封不动地被应用在战争中。日本的战术手册中有这样一句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这是他们传统的口号，并不是专门为这次战争而特意提出的口号。他们的军队手册第一页就印着粗体字的“必读必胜”四个字。他们的飞行员驾驶小型飞机以自杀方式撞击我军军舰，这就是精神战胜物质的无数素材。日本人把这类飞行员称为是“神凤特攻队”。所谓“神风”，原是指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东征时，一次飓风使其船队覆灭，从而拯救了日本，所以称为“神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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