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商海(BP石油总裁约翰•布朗自传)

    作为一家曾经前途暗淡的中型企业，BP的发展故事犹如奇迹，在新千年里成功地转变为全球规模最大、最有成就和最令人称道的跨国公司。在此期间，约翰?布朗曾担任BP首席执行官12年，公司正是在他的领导下逐步演变成“超级巨头”，同时在气候变化、管理透明度等方面成为石油行业当之无愧的领袖。
    在本书中，布朗用亲身经历向我们展现了如何在一个备受争议的行业中领导企业。他在改造国有企业、挑战行业观点和影响政企领导等方面形成了非常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他的全球经营之旅充满刺激和冒险，其中既包括和各个国家领导人的针锋相对，又包括技术难度堪比人类登月的各种工程奇迹。最难能可贵的是，布朗在书中分享了他对商业经营真正意义的看法，探讨了当今时代应对重大挑战的企业管理之道。
    同时，本书也忠实地反映了布朗的私人生活和公共形象之间的巨大冲突，描绘了布朗的失败经历和人性弱点，而这些也正是导致他突然辞去BP首席执行官的原因。
    《超越商海》是一本内容丰富的自传，如果你希望了解商业管理中崭新、富有启发和充满人性的一面，本书是个很好的选择。

 约翰·布朗 　　1948年出生于德国，1966年以大学学徒生身份加入BP公司，1995-2007年担任BP首席执行官，成为该公司历史上极富远见的领导人，曾多次被同行评为“最受欢迎领导人”。1998年约翰·布朗被封为勋爵，2001年成为英国终 身贵族。 布朗目前是专注于能源和电力领域的私募股权公司Riverstone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管理合作伙伴，英国皇家学会成员，英国皇家工程学院院长和泰特美术馆董事会主席。

出版说明
推荐序
偶像的黄昏
序
纽约——简要回顾
第1章  伊朗——初遇石油
第2章  阿拉斯加——我的机遇
第3章  克利夫兰和苏格兰——打造企业
第4章  横跨欧美——合并扩张
第5章  加利福尼亚——气候问题
第6章  哥伦比亚——大展宏图
第7章  从安哥拉到利比亚——领导公司
第8章  莫斯科——披荆斩棘
第9章  阿塞拜疆——地缘政治
第10章  中国——全面回归
第11章  英国——成功之路
第l2章  美国——灾难时刻
第13章  伦敦——惨遭背叛
第14章  威尼斯——经验总结
尾声  巴西——展望未来
大事记
注释
后记
致谢

    第1章  伊朗——初遇石油
    1958年5月26日，一口油井发生大火。对十来岁的小孩子来说，这可是个天大的热闹事。当时我是随父母从英国来到伊朗马斯吉德苏莱曼(MasjidiSuleiman)的侨民，和一帮同样从国外来的小孩子在菲尔茨高尔夫俱乐部听消防员麦伦．金雷讲灭火故事。他的传奇经历让我们这帮小不点儿听得心惊肉跳、一脸艳羡。
    金雷是专程从美国休斯敦飞到伊朗参与阿瓦士(Ahvaz)6号油井灭火工作的。不过经过几次努力，熊熊大火依然没有得到控制，这会儿他正等着风向政变，顺便放松一下，逗逗我们这群小毛孩。
    金雷在我们的心目中跟漫画书里看到的高大英雄简直一模一样，完全就是《老鹰》杂志里无所不能的大胆阿丹，或是自己以前看过的冒险作品中的那些主人公。他曾400多次成功扑灭过油井大火，那一身疤痕和残废的右腿就是最好的证明。金雷告诉我们他从来没有失败过，最恐怖的经历是“花了整整6个月才扑灭罗马尼亚一口燃烧了两年多的油井”。可想而知，当他绘声绘色地讲起阿瓦士6号井的大火时，我们全都听得聚精会神，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他还找来些小管子，用气球、打气筒和水给我们模拟油井里的压力增大。最后，随着气球“砰”地爆开，金雷给我们形象地上了一课一一原来井喷就是这样的！眼下，这场大火已经肆虐了1个多月，就连装备齐全的“油井救世主”、也无法驯服这头猛兽。火灾发生后我和爸爸曾去过一次哈夫凯尔(Haft Ke1)，只见到处是烧焦的井架和缠做一团的管道，可见井喷吋的情形有多恐怖。
    阿瓦士6号井的大火是1958年4月19日早上开始的，短短几分钟火光就映红了整个天空。虽然我们住的地方离井口还有80多公里，但晚上依旧能清晰地看到远处橙红色的大火直冲天际。离火灾现场越近，爆裂声和恶臭味就越浓，让人联想到炽热的地狱之火。
    金雷在火灾发生第五天就赶到了现场，作为专业油井灭火员，他的名头很响。Red Adair和Boots&Coots两家国际灭火公司都没他的反应迅速。在灭火之前，光是清理火灾废墟就花了金雷好几天工夫，他不得不跟伊朗消防员冒着120摄氏度的高温一起埋头苦干。
    在这些伊朗消防员中，有不少曾跟金雷合作过，那是7年前的另一场火灾，发生在纳福萨菲德(Naft Safid)的20号井，这次火灾也是伊朗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火灾事故之一。回想当年金雷用强力炸药把被烧毁的钢管炸出几百米高的壮观场面，这些消防员们至今仍津津乐道。
    阿瓦士6号井需要24小时不停地喷注凉水，由于火灾现场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消防员不得不靠打手势交流。最后，经过5次爆破和47天奋斗，这场大火才终于被扑灭，而封堵井喷又花了整整18天才完成，据说此次火灾造成的日损失高达100万美元。
    扑灭6号井之后，年已60的金雷决定退休，退出消防工作。不过回到美国之后他又参与了两次灭火工作，这才真正洗手不干了。
    然而，对我这个半大孩子来说，石油不过是个全新事物，刚刚在我的人生里留下印象。回想当年，我只是跟随父母到伊朗小住数月，没想到那里巨大的石油产业和多彩多姿的异国风光竟然深深地吸引了我。
    少年不识愁滋味
    我的父亲当时在马斯吉德苏莱曼工作，在我印象中童年时代在伊朗的生活就是炎热天气和充满田园味道的自然风光。我记得那时常常去游泳，看露天电影——《宾虚》是我最喜欢的片子；每天喝冰冻可乐，骑马到处溜达，和家里的德国牧羊犬一起漫山遍野地疯跑。此外，跟小伙伴们蹬脚踏车出去玩也是那段无忧无虑岁月中让我特别开心的事。
    我很喜欢和父亲一起去俱乐部打高尔夫球，说是高尔夫球场，其实里面的球道就是白色的盐碱沙地，而球场里的“绿地”则是浸过石油的黑沙，黑沙的表面乌光溜滑，跟刚翻过的草坪倒也差不多。对一个痴迷于美卡诺玩具(流行于20世纪30～50年代的拼装玩具)、喜欢火车和飞机的小男孩来说，跟父亲一起去油田探险是一件非常刺激的事。每次外出我们都能发现一些新鲜事物，如已经废弃的钻塔、工作中的钻机、或装有油气分离器的油井。我一直都很好奇，想知道石油是怎么从地底深处被抽出来的。每次跑到井口我都能听到从地下传来的巨大的咕嘟声，伴随着石油滚滚而出的还有刺鼻的油味或硫黄味。
    跟妈妈去逛大巴扎则是一番完全不同的情形，这里有千奇百怪的东西、南来北往的声音和各种各样的味道，这一切对一个来自英国的城市男孩来说是那么新奇，简直是难以想象。伊朗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地方，市场里到处是红色和赭色的地毯，头顶是湛蓝色的天空，脚下是琥珀色的沙漠，还有流过拉里(Lali)峡谷的青绿色的卡伦河(Karoun)。春天到来的时候，这里的沙漠会披上一层薄薄的绿纱，路边是一丛丛盛开的郁金香和亮黄色的水仙花，赶在盛夏酷暑之前争芳斗艳。
    我们最开始住的地方在纳福塔克的山坡上，这里是外国人居住区。我们的房子是一座砖石平房，门前有一片精心修剪的小草坪，是我小时候的乐园。等我到10多岁时，我们搬到了Scotts Crescent，这里的房子更宽敞，都是用美国运来的预制板建造的。这些房子装有20世纪60年代的各种现代化设施，从整体厨房到智能卫浴一应俱全。我们家后面还住了三个佣人：一个厨师，一个负责洗涮的姑娘，还有一个定期擦地板的工人。
    除了去菲尔茨高尔夫俱乐部，去游泳和看露天电影之外，大人们还有自己的娱乐活动，晚上很多夫妻会穿得漂漂亮亮的到我们家打桥牌。当地的鸡尾酒和鱼子酱非常有名，不过大家似乎更喜欢享用难得一见的奶酪面包。那是一个崇尚个性胜过金钱的时代，和后来我在英国的生活相比，伊朗的一切简直恍然如梦。我的家庭
    其实我的童年时代对英国并没有多少深刻印象。
    我的父亲老约翰·布朗曾在英国部队担任军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他在德国认识了我的母亲宝拉。1948年2月，作为他们的独子，我在汉堡诞生了。
    后来我们从德国回到英国，住在罗伊斯顿(Royston)附近的舍费尔德(Therfield)，但安稳的日子没有维持多久。1952年我父亲奉命到新加坡服役，全家于是再次搬迁。这是我第一次乘坐军舰，别提有多兴奋了。很快我就发现这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有着无尽的吸引力，白糖我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要知道在战后的英国，白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限制供应的。
    在新加坡，我们的住所是一栋黑白相问的殖民地时期建筑，这里没有空调，全靠室内的过堂风抵挡热带的高温和潮湿。我就读的唐林小学，每天一过中午就放学了，因为下午的酷热实在让人受不了。每到此时，最好的去处便是开着空调的电影院，或是附近的吉尔曼泳池。
    回忆起那段时光，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街头的耍蛇艺人和算命盲人，我母亲很喜欢跟算命先生闲聊，不过我感觉她倒也并不十分相信，大概只是喜欢凑热闹而已。每到过生日的时候，我们都会吃冰激凌蛋糕庆祝，还煞有其事地用父亲的仪仗剑来切蛋糕，搞得特别热闹。由于父母亲经常外出，家里请了专门的保姆照看我。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关系紧张的那段时间，我父亲的上司被人枪杀，于是我家门口每天都有卫兵站岗，上学也是军用卡车接送。记得那时我家的花园里有很多猴子，一不留神它们就会溜到厨房或餐桌抢吃的。至于我们小孩子，最喜欢玩的就是打仗游戏，为了争当官军不做土匪，大家总是吵得面红耳赤，那情形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可以说，当时已经是“日不落”帝国残阳西下的时代了。
    我的母亲学得一手女帽设计的手艺，在战争爆发前，她在贝特里路18号开了一家女帽店，店名叫“The Hat Box”。依靠高超的技巧和对色彩款式的独特品位，她和朋友温妮弗雷德·温特成功设计了许多时尚女帽，极大地满足了当时侨民女眷的需要。她对产品细节尤为关注，喜欢采用大胆的对比色，而不是把各种颜色花里胡哨地混杂到女帽设计中。她在伦敦芙丽曼(Freemans)服饰的基础上大胆添加了鲜艳的羽毛、彩带、精致的手工绣花以及亮晶晶的小光片和珠子，很快便在新加坡风靡一时。
    1952年年底这家女帽店开业的时候，新加坡的一份报纸还特地刊登了这条消息，称我母亲是位“充满活力的设计师”。按照当时大多数人的观点，作为英国军官的妻子，她每天要做的事无非就是喝喝早茶、参加一下慈善活动或是邀请朋友到家中小聚，绝对不是到外面去抛头露面展现什么才艺，然而这就是我的母亲，从来都是敢想敢做，显然不符合那套官太太的标准。
    到1953年6月新加坡庆祝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加冕典礼时，在聚会的人群中已经到处可见我母亲设计的漂亮女帽了。我还记得那天有盛大的阅兵，战机呼啸着从人们头顶飞过，拉出长长的红白蓝三色烟雾，而我的父亲则带着他的部队从广场正步穿过接受检阅。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大英帝国的衰落，部队开始精简人员。1955年我父亲的驻军任务结束，我们重新回到英国。我父亲的家乡在英国东部的诺福克(Norfolk)，一开始他想在附近的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定居，但由于要经常往返伦敦，显然住在剑桥市更适合来回奔波。
    于是我们租下了切斯顿路71号，这是一位大学教授的房子。我转到当地的圣卢克小学继续学习。几个月后我们又搬到了切斯顿路88号，这次是父母亲买下的房子。这是一栋样子很普通的维多利亚式红砖小楼，邻居是我们的家庭医生。我记得房子前面有个很大的花园，里面有个杂物棚，是我小时候玩捉迷藏的好地方。
    说实话，我挺喜欢这栋房子，尤其是房子前面的花园，不过返回英国显然对我母亲的打击很大，她已经习惯了在新加坡担任时尚设计师的生活。我们在切斯顿租的房子非常普通，现在的这套也不算很大。。离开部队后我父亲必须重新找工作，后来他到了伊朗石油服务处，这是一家专门为在伊朗工作的石油公司物色员工的中介机构。而我的母亲意识到自己也必须开始工作才行，于是我们便把部分房间出租给房客，同时她还在家里重新开起了女帽店，名字就叫“宝拉布朗大陆女帽店”。
    想起我们在新加坡的时光，如今可谓是今非昔比，不过这也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母亲在匈牙利的生活好得多。这其中的故事我直到8岁时才逐渐了解。
    1956年12月的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家里来了很多客人，他们全都讲我一句也听不懂的外语。由于顶上两层楼已经租给了房客，这些客人就和我们住到了一起，一下子把一楼和二楼都挤得满满当当，从起居室到餐厅到处都是家里的客人。等我终于在后面的厨房找到母亲时，发现这里居然也挤满了客人。母亲当时非常热情，准备了一大盘香味四溢的炖肉汤招待大家，而且还用外语起劲儿地跟他们聊个不停。后来我慢慢听出来他们讲的是匈牙利语，至于他们说了些什么却是完全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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