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鸥外精选集

    森鸥外(1862-1922)，本名森林太郎，出身于武士家庭，祖上历代是藩主的侍医。自幼受武士道德教育，通习儒家经典。维新后随父进京。一八八一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为出国深造，本想进文部省，却不得不按父母的旨意，就职于陆军部，任教于陆军军医学校。三年后，奉命留德，专攻卫生学。四年的留学生活，对他影响极大。医学上得到深造的同时，身在异国，西方的人文环境和先进的科学文化，使他的眼界胸襟也为之一变。他强记博闻，广泛涉猎西方文史名著，研究叔本华和尼采等哲学思想，深受哈特曼美学理论的影响，成为他后来写小说搞评论的根据。一八八八年回国后，就职于军医学校，历任教官、校长、近卫师团军医部长、陆军军医总监，最后升任为陆军部医务局长。中日、日俄两次战争时，森鸥外均曾奉命出征，到过我国东北、台湾。一九一六年辞去现役军职，翌年任宫内省帝室博物馆总长，直至去世。
    作为明治政府的高官，上层知识分子的代表，森鸥外的思想，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因循的局限。他自称是一个“留洋归来的保守派”，调和与妥协是其处世原则。但是，西方的自由思想和民主精神，也给予他深刻影响，始终贯穿于他的创作中。德国学成归来，有感于日本国内的落后闭塞，应时代的要求，森鸥外以“战斗的启蒙家”姿态，凭借他对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理论的深厚修养，在文化上展开全面的启蒙。一八八九年，他用稿酬创办文学评论刊物《栅草纸》，旨在廓清当时文学创作与理论上的混乱。就各家的文论严加评论，并与近代小说理论的开拓者坪内逍遥，关于文学上“没理想”问题进行长达八个月的论争，是为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文学论争。评论之余，森鸥外还译介欧美文学中各类体裁的作品，为当时的文坛提供多样的作品范例。所译安徒生的小说《即兴诗人》，曾获极高评价，认为臻于翻译文学的极致；著名自然主义作家正宗白鸟年轻时读此译文，曾“喜极而泣”(《明治文学总评》)。与此同时，森鸥外初涉创作，便一鸣惊人，借留学期间的亲历，以浪漫抒情的笔调，写成《舞姬》等短篇，显示出卓越的才华，赢得广泛的读者，产生深远的影响。

编选者序
小说选
  舞姬
  泡沫记
  信使
  半日
  追傩
  催眠
  鸡
  杯子
  栈桥
  修建中
  花子
  回声
  沉默之塔
  青年
  妄想
  殉情
  百鬼物语
  奇妙的镜子
  仿佛
  雁
  阿部家族
  佐桥甚五郎
  安井夫人
  山椒大夫
  两个朋友
  鱼玄机
  阿公阿婆
  最后一句话
  余兴
  高濑舟
  寒山拾得
散文选
  藏红花
  尊重历史与摆脱历史束缚
  空车
  遗嘱
  森鸥外生平及创作年表

    煤早就装上了船。在这间中等船舱里，只有电灯空自亮得耀眼，桌子四周一片寂寥。夜夜在此摸骨牌的人，今晚都住到旅馆里去了，船上只留下我一个人。
    那是五年前的事了。我夙愿得偿，奉命出国，曾经路过这西贡码头。那时节，耳闻目睹，无不使我感到新奇。每日信笔写下游记文字不下数千言，登在报上，颇得时人赞赏。如今回想起来，通篇都是幼稚的思想和狂妄的言语。不然便把些寻常的草木金石，飞禽走兽，以至风俗人情，当做什么稀罕事儿，一一记了下来，足以贻笑大方。这次为了写日记，启程前也曾买了一个本子，可是，至今未着一字，仍是一个空本子。难道我在德国留学一次，竟变得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了么？不，这其中另有缘故。
    今日东返归国的我，确非当年西渡留学的我了。学业上固然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但我却饱尝了世道艰辛，懂得了人心叵测，甚至连自己这颗心也变得反复无常，难以捉摸。即便把自己这种“昨是而今非”的刹那间感触写了下来，又能拿给谁看呢！难道这就是我写不出日记的缘故吗？不，这其中另有缘故。
    哦！轮船从意大利布林的西港启航以来，已经有二十多天了。按理说，途中萍水相逢的旅客，相互可以慰藉旅途的寂寞，可是，我却借口些微不适，蛰居在客舱里，甚至和同行的旅伴都很少讲话，整日里为一桩旁人不知的恨事而苦恼。这件恨事最初像一抹乌云掠过我的心头，使我既无心欣赏瑞士的山色，也不去留意意大利的古迹。嗣后竟至悲观厌世起来，感到人生无常，内心的惨痛令我终日肠回九转。现在已变成一片云翳，深深郁结在我的心头。然而，不论是看书还是做事，这惨痛宛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勾起我无限的旧情，无时不在啃啮我这颗心。啊！此恨绵绵，究竟怎样才能消融？倘若是别种恨事，还可托之诗歌遣散胸中的郁闷。但是，惟有这件恨事却是刻骨铭心，任什么也排遣不了的。今晚四下无人，还要过很久才有侍者来熄灯，趁此时让我暂且将这段恨事记叙下来吧。
    我自幼受到严格的家教。虽然早年丧父，学业上却未曾荒疏。无论是在旧藩的学馆，抑或是上东京大学的预科，即便进了法律系之后，我太田丰太郎的大名始终是名列前茅的。与我这个独子相依为命的寡母，大概很可感到安慰了。十九岁上，我获得学士学位，人人都说，这是大学开办以来从未颁过的荣誉。后来，在某部任职，把母亲从乡下接到东京，度过了三年快乐的时光。上司很器重我，派我出国考察业务。我心想，这正是扬名显姓、兴家立业的良机，于是劲头十足，即使抛别年过半百的母亲，也不觉有多大的离情别绪。就这样迢迢万里，背井离乡，来到了德国首都柏林。
    我怀着模糊的功名心和勤勉的苦学精神，忽然置身于欧洲这座新兴的大都会：光怪陆离，令我眼花缭乱；五彩缤纷，使我神摇意夺。这条“大道直如发”的Unter den linden，假如把街名译作“菩提树下”的话，会使人以为是个幽静的去处，但是，你一旦走到这里，就可以看到两旁石铺的人行道上仕女如云。那时候，威廉一世还时常凭窗眺望街景，挺胸耸肩的军官穿着礼服，佩着彩饰，艳丽的少女照着巴黎的款式，打扮得花枝招展，一切的一切无不令人瞠目结舌。形形色色的马车在柏油路上往来如飞；高耸云霄的楼宇之间的空地上，喷水池溅起的水声宛如晴空里骤雨的淅沥；向远处望去，隔着勃兰登堡门，在绿树掩映下，可以望见凯旋塔上浮在半空的女神像。这许许多多景物，一时间纷至沓来，映入眼帘，使一个新来乍到的人感到应接不暇。但是，我在心里曾暗暗发誓：“纵然身处怎样的花花世界，我的心决不为它所动。”我常拿这一誓言来抵御外界的诱惑。
    我拉响门铃，通名求见，出示公函说明来意之后，德国的官员很高兴地接待我，并且谈妥，只要公使馆方面手续办好，不论什么事都可随时关照我。所幸我在国内学过德文和法文，他们初次见到我，没人不问我是在何时何地学的德文。
    我得到上级准许，公事之余，可以入当地大学进修政治学，我便办了注册手续。
    过了一二个月，公事接洽完毕，考察工作也进展顺利，把一应急件先写成报告寄回国内，非急件写好后也整理成几大卷。可是大学不像我这幼稚的人所想的那样，根本没有专为培养政治家而开设的课程。我踌躇再三，终于选定两三位法学家的课。交过学费，便去听课了。
    这样，三年的时光，梦也似的过去了。人的秉性终难压抑，一旦时机成熟，总要露出头来。我一向恪守父亲的遗训，听从母亲的教诲。小时人家夸我是神童，也从不沾沾自喜，依旧好学不倦。即便后来涉足官场，上司称赞我能干，我便更加谨慎从事，从未意识到自己竞成为一个拨一拨动一动的机器人了。如今，在二十五岁上，经过大学里这种自由风气的长久熏陶，心中总难平静，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真我，终于露出头来，好似在反抗往日那个虚伪的旧我。我恍然而悟，自己既不适于当个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也不宜于做个通晓法典、善于断狱的大法官。
    我寻思道：母亲希望我当个活字典，上司则想把我造就成一个活法典。当活字典，还可勉为其难，做活法典，却是无法忍受的。从前，不论多么琐碎的问题，我都郑重其事地加以答复，近来，在寄给上司的函件里，竟高谈阔论什么不可拘泥于法制的细节，一旦领会法律的精神实质，虽万事纷然仍可迎刃而解云云。在大学里，我早把法律课程置诸脑后，兴趣转到文史方面，并渐人佳境。
    但是，上司是要把我造成供他颐指气使的工具，怎会喜欢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翘然不群的人呢！所以，我当时处境便有些不稳。不过，光凭这一点还不足以动摇我的地位。在柏林的留学生中，有一群颇有势力的人物，我同他们关系素来欠佳。他们对我猜疑，竞至谗言诽谤。然而，这也并非事出无因。
    我既不和他们一起喝啤酒，又不跟他们打台球，他们便说我顽固不化，道貌岸然。并且还嘲笑我，嫉妒我。其实，这一切都是由于他们不了解我的缘故。唉，连我自己尚且不了解自己，别人又怎能了解呢！我的心宛如一颗处女的心，又似合欢树上的叶儿，一碰到什么便要退缩躲闪。我自幼便遵从长者的教诲，不论求学还是供职，都非出于自己的本意。即便表面看来好像是靠毅力和苦学，其实那也是自欺欺人，我不过是跟着前人亦步亦趋而已。我之所以能清心寡欲，不受外界诱惑，并非因为有律己的勇气，只因我对外界感到恐惧，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罢了。在我去国离乡之前，我丝毫不怀疑自己是个有为之士，也深信自己志气刚毅。唉，那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轮船离开横滨时，一向自命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竟然泪水如涌，浸湿了一方手帕，就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然而，这倒正是我的本性呢。这种本性是生来如此的呢，还是因为早年丧父、长于母亲之手所造成的呢？
    他们固然可以嘲弄我，至于嫉妒，嫉妒这样一颗脆弱而可怜的心，却是何其愚蠢！
    看见浓妆艳抹的女人坐在咖啡馆门口招揽客人，我不敢过去和她们亲近。遇到头戴高礼帽，鼻架夹鼻镜，一口普鲁士贵族口音的“花花公子”，就更不敢同他们交往了。既然缺乏这种勇气，当然也就无法同我那些活跃的同胞往来。由于彼此疏远，他们对我不仅嘲笑、嫉妒，而且还夹杂着猜忌的成分。这正是使我蒙冤受屈，在短暂的时日里，饱尝了人间无量辛酸的因由。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