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黑皮书

从洋务运动开始，一百多年之间，中国企业的商业模式一直是在官商结合的道路上徘徊，而不具有确定性。商场和官场之间，有一条看得见的发财当官的通道。这个通道，就是生生不息的官商结合模式。

企业究竟应该由谁来办？私人，还是政府；官僚，还是商人？中国企业发展的路径、轨迹，事实上与中国的制度变迁一直正相关。“政府越搞越大，市场越来越小”，这种反相关的逻辑关系，就是今天中国经济的现实。

张树新、王石、任志强、柳传志、王中军、冯仑、刘晓光、王文京、毛振华、华生、田溯宁、沈南鹏、戴志康……一座座民族绵延起伏的精神山脉，在作者穷追猛打的终极拷问与极致挖掘下，披露了其事业、人生中最尴尬、最不堪的往事，揭开了其内心深处最隐秘最深藏的世界，暴露了其生存现状、原罪救赎与痛苦挣扎阅尽繁华后的喟叹。由此，一幅幅转型社会中企业家的梦想与光荣、官商关系的纠结与错杂、罪罚明灭沉浮的悲情画卷缓缓展开。

本书堪称中国企业家“绞刑架下的报告”。

苏小和，著名财经书作家和财经书评人，北京和唐财经企业发展研究机构的首席研究员。2001年开始进行财经人物的专业调查与写作，并逐步形成了尖锐、怀疑、批判和互动的风格。其著作有：2009年好评如潮的《我们怎么样阅读中国》；之前还出版有《危机四伏》、《启蒙时代》、《中文形式》、《仅仅只有十四行》、《逼着富人讲真话》、《局限》等。

序言 跨越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
1、任志强的逻辑
2、刘晓光的历史观
3、柳传志的忍耐力
4、王中军的电影尺度
5、李彦宏的企业底线
6、田溯宁的国企梦想
7、沈南鹏的判断力
8、冯仑的魏晋风度
9、郭为的当下与未来
10、李建光的专业精神
11、戴志康的模糊商道
12、张树新的自由之路
后记

　　冯仑的魏晋风度

冯仑，陕西西安人，1959年出生。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民生银行董事，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协作网络轮值主席、中国房地产协会城市住宅开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众所周知，冯仑在地产圈子里一直以思想家著称，但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却是有所不屑。事实上并不是我对冯先生有何见，我甚至认为，由于国内企业界学院出身的企业家少之又少，给冯先生冠以思想家的名头，或许能缓解一部分人的心理焦虑，但如果真正在学术思想的层面要求冯仑，我想他还是存在很大的距离。理由有三点：
其一， 我固执的认为， 最近几代中国人中出不了思想家，无论是人文思想，还是企业思想，我们既没有前沿性的观念体系，更没有接受严谨的思想方法，我们都是被耽误的几代人，谁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
其二，中国企业建设到目前为止，连元制度都还没有完全解决。过去的30年内，所谓的企业家们都是一方面在蝇营狗苟中寻找生存机会，一方面在体味有钱人的简单快乐。我这么说，并不是谴责企业家群体，我曾经说过，中国的企业家是这个世界上最艰难的一群人，他们左顾右盼的发展，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廉价的动力。但无论怎样，我们必须承认，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企业发展还没有形成可持续的范式，我们的企业家整体意义上，可能还只是政府管制的一个附庸。如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认为，一个连基本独立思考空间都还不具备的群体，是绝对出不了思想家的。
其三， 我在冯仑这一代企业家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江湖习气。中国人的江湖习气由来已久，它只是这个扭曲的社会结构里潜行的某种规则，无论如何达不到思想的层面。包括冯仑在《野蛮生长》中讲述的他们的经历，包括他在不同的场合下，三句话之后，必
然要提到女人，而这本有意思的书，冯仑像模像样地写下自序，标题竟然是：清清白白的汤唯干干净净的脱。
不过我一直不能肯定冯仑的江湖气质是否出自他的本意，可能仅仅是他不得已为之的姿态，是一种有意为之的“魏晋风度”，其喜笑怒骂之间，可能藏有更大的关怀。比如我读他的书，总是能很容易理解，他强调的是这些年他和他这代人的清白，他还强调了他在书里说的都是真话。清白与否，也许需要历史以后做出证明，但冯仑努力讲真话的姿态，却是跃然纸上。
把《野蛮生长》当成冯仑的思想史阅读，显然有点拔高。我宁愿相信这样的书里，大面积体现了冯先生的风度，魏晋风度，笑谈之间，多少家国忧患，都在其中。这绝对是一本没有装腔作势的书，是冯仑的个人口述史，是冯先生站在他一个人的世界里，对中国企业近30年的发展，作出的一个小规模的见证。
冯先生甚至猜测到了人们对他的角色期待，在封底写下了他的所谓自言：
“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习气，士大夫的精神享受；喜欢坐小车，看小姐，听小曲；崇尚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
这有点像冯先生的自画像。我和冯先生是有过接触的，直接的，间接的，曾经还写过案例“骂”过他，现在看来，当时我说的是“冯仑倒退”，洋洋洒洒差不多10000多字，又是数据，又是模型，竟然不如他自己一边开玩笑一边写下的这些略带自我嘲讽的感性句子。
这所有的自我嘲讽中， 我最欣赏冯先生自我界定的“傍大款”。记得2005年的时候，我认认真真的分析过他的“傍大款”行为。那是冯仑和天津泰达的合作项目开始之后，局外人都能看到，冯先生是拿不到土地了，只好曲线救国。但思想家名头下的他，硬是折腾出“要在国有、民营和外资这几种所有制形式之间制造一种混合所有制”的光辉形象。我大不以为然，并认为这是冯先生亲自导演的一种新的公私合营，是一种体制倒退。
当然，有人陈列出冯仑导演的“新公私合营”与当年的不同之处，认为今天的公私合营是用市场交易的办法，在股权结合，资源整合的高度来演绎的，就象冯仑，他是自觉自愿通过增发新股让国有企业泰达进来。面对这样的观点，我们必须站在一个更宽阔的角度来审视。迄今为止,发达国家私有化的效果是显见的。政府从私有化的过程中获得可观的财政力量，并建立适应全球化态势的新式制度，它的发展态势将改变整个经济制度，并最终改变西方资本主义本身，从而形成“新兴资本主义”的超稳定状态，并以私有产权的力量促进全球企业的购并与重组。而在另一个层面，大量不同形态的国有企业演变成私人企业，这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态势。著名的经济学家诺兹提出“有效率的财产权”，也从效率的层面阐述了私人产权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而另一个疑问是：诸如天津泰达这样的国有企业，真如冯仑所言，有那么美好的制度性力量，值得冯仑这样的所谓思想家去学习，去参与，去膜拜吗？　　
大历史中看私人企业　　
苏小和：关于当下的中国私人企业，我愿意站在一个大历史的视角来思考。陈志武教授喜欢把洋务运动时期的一些企业作为案例来分析，比较当时的私人企业和今天私人企业之间的环境异同，方法异同；而1950年代公私合营时代的私人企业遭遇的挫折，可能最能代表中国私人企业的某种命运。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私人企业有限度的复兴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企业应该具有的生态。这当然是三个有启示意义的时代，我们的希望就在这样的历史轨迹中，彷徨也可能就在这样的历史轨迹中，面对这样的历史，我们究竟是信心十足，还是左顾右盼，的确是一个问题。
冯仑：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民营企业主要来源于几个部分：第一由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官督民办，这实际上依然还是官主导的市场经济，它的主要资源来源于官，这些机构的发起、设立都源自官。后来，这一部分民营企业逐步演化成现代包括共产党进城以后的一些国营企业的前身，比如汉阳兵工厂。到了民国时代，又多了一种，即由买办转化成创业者进行创业，这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职业经理人唐骏之类，职业经理人都是最后出来创办公司，所以相当多的人都由买办转化成民营企业家。最初替洋人打工，成为高级经理，积攒一点钱后自己创业，做一些与原东家差不多的生意，这是一种路径，换句话说，这是由洋人孵化出来的中国本土民营企业。另外，就是由割据军阀和地方政府扶植起来的民营企业。当时生产与战争相关产品的民营企业都得到军阀的支持，如织布、煤油灯，猪鬃等，除此之外，便无其他。再往后少量的草根性民营企业开始出现。总体来看，清末的民营企业大部分不属于草根，它们都有官府的背景，生存条件比当下的民营企业还要好，所以不能与今天的民营企业相比较。
相较而言，生存条件比较恶劣的当属抗战前后的那一部分民营企业，那个时候由于战争，政府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法律体系。中国的民营企业或民族资本的黄金时代是1927年至1937年，这期间民营企业发展的数量非常多，草根的民营企业数量也开始增加，但随后的抗战搅乱了适合民营企业发展的大环境。1949年之后，这些民营企业被全部归公，1956年后，民营企业消失殆尽、归零。1978年民营企业又重新开始，直至今天。这是中国200年历史以来，民营资本唯一能够超过十年连续发展，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异常珍惜这个时候的原因。从开始抓投机倒把直至现在，也就十几二十年，在这期间中国现代的民营企业有很大的发展，而最重要的特征在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几乎都是源自草根。1978年以后，国营企业不做或是政府不想做，做不了甚至做不好的事情都被推给了民营企业，这其中包括人，返城后无工作的知识青年，政府、国营企业富余的劳动力，劳改劳教的两劳人员，都被完全推向了社会，人们被迫去炸油饼、补鞋、开餐馆，时至今日，很多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和走计划经济道路的国家依然还在重复这样的老路。最近，朝鲜允许小商小贩的存在，其文件规定更年期以上的妇女可以摆摊，换句话说，45岁以下的妇女不能出门做生意。这样的故事跟我们当年有些相似性。中国的民营企业起步于草根，发展到今天，仍然徘徊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下游和末端，在大量的行业中，民营企业自始至终都未进入其中游和上游的部分，始终处于一个从属的地位。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承认，改革开放几十年民营企业确实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真正受益的是国有企业。在这么几十年里，国有资产呈几何倍数增长，所以应该说改革开放的结果，使所有人受惠，使所有经济成分都得到了发展，其中更重要的是使国有经济得到了发展。
苏小和：从你的陈述中我能不能判断，你的意思是认为这一次的私人企业发展会有某种持续性，也就是说，你对中国私人企业未来的成功系数保持乐观？随着物权意义的扩张，中国私人企业在未来三十年或五十年内会越来越好？
冯仑：我并没有说它一定会成功，从中国历史大的循环逻辑来看，没有充足的信息能够表明现在的产权改革一定会取得成功，我只是抱有谨慎的乐观。由于这种乐观，我相信鉴于全球化发展的现状，以及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开放的社会系统，往回走的成本十分巨大的事实，整个社会的领导人会基于理性，在考虑到公众的利益后，不会任意改变历史的前进方向。几百、几千年以前，这个对于历史发展轨迹的坚信不容置疑，但现在这样的信心很难找到，特别是近一百年，这种信心更加微弱。
苏小和：那就以您个人的眼光做几个案例分析，比如说柳传志，他身处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行业，PC产业，它与媒体、金融等官家垄断行业几乎毫无关系，可是到今天为止，柳总个人的产权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您怎么看待他们这一代企业家的命运？
冯仑：我觉得，从计划体制，从过去僵化的社会体制逐步转化到一个开放的、充分竞争的市场体制，所行走的路径与直接走向成熟的市场体制是很不一样的，在这方面，中国无疑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但中国的路径也非常复杂，从复杂中寻找规律需要极大的耐心。另外，中国人本性温和，再加上比较中庸的中国文化，因此在中国所有的事都不能操之过急。俄罗斯人却不同，他们做事的方法大概是东北人的两倍，性格比东北人急躁一倍，他们直接从产权，从上游矿场、金融包括媒体开始进行改革，而且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前进。今天，整体上俄罗斯的经济发展看好，社会也开始纳入正式轨道。中国自有中国的特性，但现在不管通过什么路径，最终我们的希望是建立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以及一个开放、法制的社会体制。
苏小和：如果从企业的维度，而不是从体制的维度看，你认为整体意义上的中国企业家，是不是过于妥协，保守，过于利益化，工具化，缺少了探索和创新的勇气？我的意思是说， 是不是这几代企业家，仅仅是一些赚钱的工具，他们应该不会给中国企业史提供企业发展的范式。
冯仑：我觉得中国企业家具备一切探索的精神，他们进行着所有的尝试，也许正因为想拥有所有的尝试机会，有时候他们不得不委屈地活着，这也是尝试，这就相当于当一个人遇到歹徒的时候，他会反抗，但当是十个人遇到歹徒时，却无人反抗，这是为什么呢？当一个人遇到歹徒时，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他会进行尝试，因为这个尝试，他认为自己能够活下来，但当十个人同时遇到歹徒时，人们就会认为如果自己经过尝试存活下来，那么其它的人就会失去存活的机会，即自己的存活是以剥夺他人的生存权利为代价，他不知道另外九个人到最后并不会因为他的不尝试而存活下来，这就有点类似于新德勒的名单。
苏小和：没有一个人是孤岛，所有人的命运都联系在一起。
冯仑：奥斯维新也是如此，二战时期，纳粹份子将人一批批送进毒气室，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集体暴动，未被选中的人都认为这次去的是别人，自己还活着就行。中国民营企业的集体意识就是如此，所以它们就要委屈地活着，或者说要艰难地奋斗着，或者说带着幻想和希望憧憬着，它们都是这样慢慢地一路走来。　　
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苏小和：我注意到学者王绍光等人一直在倡导一条政府驱动型的发展道路，这类似于凯恩斯的路子，理论上看，这是与以市场为主导的发展道路相左的重商主义道路。
冯仑：绍光我认识，属于新左派，现在有些口号我觉得也值得再研究与讨论，如“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就涉及到几个方面，首先在于使用的频率，频率太高，总是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市场的占有率就会下降。其次，我举个例子加以说明。我曾参与纽约世贸大楼的重建，世贸大楼的倒塌也是一次巨大的灾难，但它重建的效率、次序、所需法律，与我们今年四川重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建议进行一下研究，研究的课题就是两种市场经济体制下怎样实现重建。经常往返于纽约北京之间，发现9.11之后，我们很难看到中央政府的身影，也没有工作组与所谓的报告团，这些他们都没有，但他们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而且工作效率极高。投资近三百亿美金，重建160万平米的建筑，这需要多少年？他们给出的数字是12年，2013年全部交付使用。在12年里，将之变成全世界投资密度最大的现代化地区，并保证交通顺畅，人们能够正常生活，这中间有很多事需要处理，但人们看不到其背后的复杂性，没有政府，这个重建工作照常进行。
其实这个处理工作很简单，首先，世贸大楼倒塌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救人，人如果救不出来，这就需要保险公司的介入，因为在美国几乎每个人都买了保险，巨额的赔款或许会迫使保险公司破产，保险公司的破产同样必须按破产程序申请。另外，社会拥有大量的NGO公益组织，它们会去关心受难的人们，会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处理所谓的911寡妇问题，该给予物质赔偿时就给予，因此每个911寡妇领取到400万美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就此终结。之后911寡妇的酗酒、再嫁、心理等问题都会有相对应的NGO介入，政府似乎已经撤出。在这个灾难之后，他们也有捐款，不同的公益基金提供不同的服务与帮助，有的认养孤儿，有的组织募捐，他们的义务似乎也仅仅如此。之后，大楼重建，建成之后，按照法律这座楼的产权属于港务局，经营权则在一个犹太人手中。犹太人首先要求保险公司赔偿，因为他在2个月前买了一份恐怖主义保险，获得的赔款被再次用来建楼，建楼期间，基础合约并没有改变，这就表示他必须照常支付地租，911之后，地租一分钱都不会减少。但他可以找保险公司索赔，向保险公司伸两次手，声称911前后是两次事件，这是他的权利，法院也只能依法再判一次，在这整个过程中，政府从不介入。如果事情发生在中国，政府一定会将之定调为发国难财，必须抓起来，严加治理。
在美国， 政府管不着， 拿到赔款后他开始重建大楼，作为私人企业它只有在了解市场之后才会迅速行动，所以在此之前重建的速度异常迟缓。这时，政府开始着急，因为土地依然归政府所有。为加快重建的进程，政府提出由自己来重建，经过讨价还价，政府获得一、二号楼的重建权利，拥有经营权的犹太人因此又获得一大笔补偿。在收回土地经营权的过程中，美国政府不能以行政权力对私人企业施压，经营者更不会因为重建速度太慢而接受诸如双规、查税的处罚。为了筹措资金，政府可以发行911债券之类的自由债券，这些政策都被市场化，世贸大楼也就在这样的市场化中得以迅速重建。而在国内，盖一栋同样是160万平米的高楼，没有十五二十年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就应该研究，研究我们究竟应该相信市场还是相信政府。
苏小和：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凯恩斯时代，所遵循的还是里根之前的思路，甚至是15世纪法国重商主义时代的思路，而市场化的路径，芝加哥学派，奥地利学派在20世纪初期前后就将这个问题解决了。
冯仑：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苏小和：难道它还是一个权力学问题，亦或是政治学问题？
冯仑：社会中还有很多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估计还需要一代人的努力，目前在处理事情上，大家仍然倾向于使用熟练的旧方法。办好一届奥运，实际上是件大事，随之的残奥会也是大事，做好这些大事是现在的当务之急，但如果人们天天因这些大事疲于奔命，那么固有的社会结构就会打乱。为集中精力办好奥运会，现在北京的地下室已严禁居住，断水断电，原本住在地下室的居民被迫辗转地上，为寻找廉价住房而四处奔波，这就危及了别人的生存权力。以前更缺德，不允许外地人进北京，稽查人员经常开着面包车，见到盲流就装车拉走，电话也被没收，家里人也一度与他们失去联系，与绑架相似，经过若干天后他们又被放出来。这就是集中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权力没有被约束，换句话说就好比国家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不通过人大的批准与预算，然后开始随意支取费用。我们究竟是要树立一个法制的、程序的、开放的、受约束的权力，还是要以某种公益、道德和国家公共利益的名义去破坏这套既有规则？举个例子，911之后，世贸大楼开始重建，图纸即将付诸实施时，一居民声称有一位亲属的尸骨仍然被埋废墟之下，希望政府再帮忙寻找，以让他心安。面对市民的诉求，纽约市政府只好应允，为此也只好向开发商支付1200万美金的延误金。开发商要保证整个工程的进度，政府帮助居民寻找其亲属尸骨的行为势必延误工程进展，也就必然向开发商支付每天20万美金的延误金。政府花费巨额的赔偿金来满足一个公民心理上的权利主张，在世界的其它地方是很难想象的，这就是透明。我们在纽约做项目，董事会都实行网上实时直播，即使政府机构的董事会也必须进行网上实时直播，这就使所有政府或非政府的行为处于完全透明的状态，这就有点类似于如今的上市公司，因此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民主体制也应该成为我们政府的追求。事实上，高效的民主政府相当于一个上市公司，有治理结构，也有信息披露，这就会避免许多问题的萌芽与发生。　　
思考得越多，人就越痛苦　　
苏小和：有时候会想起闻一多“带着镣铐跳舞”这句话，这用来形容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似乎很贴切。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给您感触最深的困难来自于哪个方面？还是体制方面的问题吗？
冯仑：应该说是这样的， 你所掌控的企业其实就是你自己，思考得越多人就越痛苦，猪不用思考，活着就行，但人做不到。人在确保最基本的存活之后，思考的问题就会接踵而至。现在一旦转动脑子，你就会发现很多很多问题值得思考、应该思考，而一旦强制脑细胞停止思考，所有的问题也会霎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实中，中国拥有宽广的自由空间，只要完全面向市场，民营企业照样可以生存并且发展。事实上，最近几年民营企业发展所遇到的困难比早些年要少很多，尤其在公众的舆论方面，从道德价值判断方面，人们已经从心理上接受了民营企业，也将之置于与国有企业平等的位置。最先认可民营企业的，其实并不是政府，而是消费者、客户及普通的公众，甚至有可能是大家认为不好的那些人。
苏小和：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之间的对比，或者是两种不同体制之间的差异有没有使你产生过绝望？
冯仑：没有。就象天上还有一点亮光，就会有一点希望。最近几个月，我身边很多人开始谈论移民的事情，这在以前是非常罕见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是社会释放出来的一种信息。但这并不表示人们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感到绝望，而应该说让人们觉得不安全，或者说是信心减退。但我们应该看到企业领导人信心减退就意味着投资的减少，也就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减少与税收的减少，以至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减少。为什么人们对我国的经济体制突然觉得不安全了呢？最近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但还没有什么结果。
苏小和：那你现在有绿卡吗？
冯仑：没有，我还是用中国护照。但如果有人给我一些很好的建议，我也不会拒绝考虑这个事情，以前我从未考虑过这件事。　　
我有4套话语系统　　
苏小和：我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你的话语体系非常学院化，这是否与您早期的教育相关？
冯仑：因为是你把我带进了学院话语体系，因为你来自苏小和，所以我只能用学院化的语言。
苏小和：但在一些比较公开的场合，你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嬉皮士，一种有意为之的魏晋风度，我想知道，您是不是有意地在用这种游戏精神、嬉皮士的精神、癫狂的姿态来消解你内心的忧伤，或者说绝望？
冯仑：这并不是有意识的，我觉得人是不能塑造的，人是环境的产物，也是生存状况的一种自然选择。
苏小和：这意味着你有好几套话语系统？具体有哪几套？
冯仑： 我有四套话语系统： 学术的、官场的、商场的与江湖的。见到什么样的人讲什么样的话，如果对方与你谈学术，那就要用学术语言系统来应对；如果与你瞎侃喝酒，那就用江湖一点的语言来周旋；如果面对政府领导，那就采用政府的语言系统来对话；如果跟老外谈生意，就应该用比较商业的语言来商谈。人需要适应环境，人的语言系统越多、词汇量越大，才能活得更自如。人的感觉非常复杂，往往事情被分割的越细，情感越复杂，对事情的把握
也就越准确。
苏小和：这种多项话语体系，会不会让人有分裂之感，会不会让人觉得自己太累？或者有一种虚假的印象？
冯仑：你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我建议你回过头去看，你会发现小时候老师、家长给我们灌输的东西其实都是虚假的，它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这就是我们的原生态教育。
苏小和：但人是理性的产物，人有敬畏之心。
冯仑：是么？我保持谨慎的观点。作为高级动物，人具有动物的某些本能，但从某些方面看，人甚至有点禽兽不如，因此，人的理性和敬畏可能是个伪命题。这是我在非洲仔细观察过不同时段不同状态的动物之后得出的结论。让我有这样想法的原因有四：首先，人会撒谎，释放假信息。在自然界，除开为保护自己释放的一些假信息，所有的动物都非常本真，没有任何的虚假。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大到种族、国家，小到男人女人、父母、子女，全都在释放假信息。可笑的是人类一方面在释放假信息，另一方面却又在培养一些研究、发现真理的学者。试想，如果没有这些假信息，这批所谓的学者所要做的事情仅仅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也正是因为人所释放的假信息太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变得如此复杂，并成为学者们的一个长期研究课题。其次，人会强奸，动物不会强奸。在所有的哺乳类动物中，只有人类会做出这类违反他人意志的事情，其它哺乳类动物只有在经过同意的情况下，才会采取行动。再次，人不遵守规则。在动物界，我们会看到胜者拥有领地的主导权，拥有占有雌性的绝对权威。比如羚羊，经过决斗，胜利者会与雌性羚羊交配，而那些败下阵来的羚羊则会俯首称臣，严格遵守着它们“胜者为王、败者寇”的规则，不违规、不嫉妒。但人类做不到，他们经常不按规则办事，愿赌而不服输。最后，人是唯一将本能上升为美德的动物。在哺乳类动物中，母亲照顾幼崽，甚至因此丧失性命，都是本能，但这种本能一旦进入人类社会，就会被上升为一种美德。人类社会，母子反目成仇，为金钱吵的不可开交的子女与父母也是数不胜数，就此可以看出人类不如狮子和老虎，但人会将这些本能上升为美德，所以人类脸皮厚、恬不知耻甚至禽兽不如。对于人类来说，要回复一种真诚，真善美才是最重要的，过去称之为直面惨淡的人生。
苏小和：你觉得要医治这种不诚实，最好的途径是什么？
冯仑：没有什么途径。
苏小和：你有信仰吗？
冯仑：我的信仰就是相信自己。我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在看了世界上各种奇怪现象之后，发现我们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学习的理论、规则，实际上都不能让我们应对这个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依靠的，唯有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