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套装）（全7册）

　　李鸿章曾经师事曾国藩，淮军也是模仿湘军的体制，但是彼此之间大为不同。这与他们两人的出身背景、治学经历都有关系。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出身农家，历代以耕种传世，数百年来，都没有出过科举中人。他的祖父曾玉屏，是个讲江湖义气的男儿，年轻时常跟一帮花花大少在湘潭街市上奔驰吆喝，深受家人嫌弃；但是到了三十五岁却幡然大变，开始专心农事；对早年辍学不读的荒唐生活，更引为耻辱，因此四处征聘通才宿儒到家中来讲授。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受此影响，积苦力学。但是曾玉屏求好心切，反使得曾麟书战战兢兢，不易学成，在科考途上，屡遭败绩，直到四十三岁，才勉强补个秀才。他只好放弃功名之念，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五个男孩身上。曾国藩便是出身在这样的背景中。李鸿章则不同，他是名门之后，诗书传家，恒以博取功名为念，因此没有曾国藩那种厚重朴实的农人气息，以及“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的历练。
　　曾国藩字涤生，排行老大，下有国潢、国华、国荃、国葆四个弟弟。祖父的殷殷垂望，父亲的未酬壮志，他一肩独挑。八岁时，入父亲所设的乡塾读书。曾麟书考场失意，对国藩却悉心指导。天不亮，父子俩就起床温习功课；夜晚就寝时，还把书放在枕边，重问白天的疑惑，答对了，弄通了，才能入睡。后来能够青云直上，幼年扎实的根基是一大原因。
　　在湘乡私塾苦学十二年，曾国藩转入书院，更加努力向学。道光十八年（1838），他以二十八岁之年，高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在文人荟萃的北京，追随在甚负时望的唐鉴、倭仁等大儒之后，眼光胸襟因之一变，从八股文的牢笼中跳出，逐渐走向经世致用的大路，开始有“民胞物与”的胸怀，立志成就“内圣外王”之业。
　　他跟随唐鉴学得义理之学，但不只是局限在宋朝理学独善其身的小天地里，还要上追诸葛亮、范仲淹兼善天下的抱负；他私淑姚鼐的古文义法与考据学，但不只是在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的旧说里抱残守阙，更要跳出来兼摄顾炎武、黄宗羲那种“守先待后，舍我其谁”的壮阔心怀。他得好友刘传莹的帮助，获得了“上究天人之际，下通古今之变”的历史眼光，因此能超越一般俗儒、腐儒的境界，自创天地。他关心的事物有十四宗：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法、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兵制、兵法、刑律、地舆、河渠，由此可看出他眼光的周全。他的志向有二：大者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小者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前者在清政府统治下，他当然不敢妄求，因此他立志努力的是后者。他仿效道学家倭仁“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劄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的理学功夫，咬牙苦修，若有犯错，便痛骂自己“可耻”“欺名盗世”“真禽兽矣”。他学得道学家的坚忍，却不曾受羁于道学的迂腐，这是他高于倭仁的地方。他又摒去藻饰靡软的诗文词曲不读，一心一意钻研经史义理，“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通明年再来，他这样硁硁力行，息息格物，便是为了要“立不悖之言，垂教于乡党”。京城十三年，他的仕途生涯虽然风显一时，却无意浮沉宦海；尤其在咸丰皇帝即位，太平军已逐渐崛兴时，他曾上书“备陈民间疾苦”，不为皇帝接纳，遂想归养家乡，实践抱负。咸丰二年（1852），他受命为江西正考官，行至安徽接到母丧消息，丁忧回籍，没有想到他一生的事业却在这时起了绝大的变化，竟然真的能跳出程朱之外，上追诸葛亮、范仲淹而成就“澄清天下”的事业。因为他具备了十三年居敬存诚的修养功夫，已自创出一套兼采众说的学问系统，所以他在功名场中，有进退，有操守，能够澄心定虑，转危为安。
　　李鸿章则志在扬名显世。年未二十五，便得中进士，入词馆当编修，少年得志，意气洋洋；不满五年，又奉命出京，回乡办理团练，此后一直在戎马倥偬中度过；咸丰九年（1859），投效曾国藩幕下。他不像曾国藩得到那些理学大师的熏陶，也没有畏友切磋， 建立深厚的学问基础，更没有功夫闲暇去修身养性，反躬自励，正如梁启超说的“不学无术”，只是争逐名利。曾国藩说他“拼命作官”，真是一针见血之论。近代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回国后，因缘际会得在曾、李幕下做过事，他曾说：曾国藩不滥用威权，财权在握绝不闻其侵吞涓滴以自肥，或肥其亲族，因此身后萧条，家人清贫如故。而李鸿章死后却有私产四千万遗给子孙。从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曾、李二人操守，为人判然有别。
　　曾国藩每天有十二条生活规律：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作字、夜不出门，时时鞭策自己，毫不懈怠。李鸿章到江西投身湘军时，“师事国藩”，把这些规条学去了不少，因此他也不论冬夏，五时即起，每晨临摹兰亭一百字，但是，养性的结果，“精悍之色，露于眉宇”，练字的结果，“筋多于肉”，显然并未到家。他除了对曾国藩执礼甚恭外，待人接物，常流露傲慢轻侮之色。居高位时，乍一起床，便打声哈欠，伸一只手去穿袍服，伸一脚去穿鞋袜，仆从不敢稍迟半分，充分显现其官僚习气之深，丝毫没有曾国藩那种朴实厚重的农人气息。两人性情如此悬殊，他们手创的湘、淮军，自然表现出明显不同的风格。
　　不过，曾国藩对李鸿章还是相当赏识，夸他“宏才远志，是匡济令器”，因此追随曾国藩的三年之中（1858 ～ 1860），频受重用与爱护。修身养性方面，虽不如曾国藩勤恪，但治事方面，倒也学到“案无留牍，门无留宾”的作风，对于他后来的飞黄腾达是有力的帮助。
　　然而，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曾国藩则不免守旧而迂阔，李鸿章却能得风气之先。曾国藩究竟是典型的传统派，处身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国，过分守常而不知变通，尤其在勾心斗角的外交场合中，仍然坚守诚信的原则，陈义过高而不切实际。李鸿章则早已看破帝国主义“阳托利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因此折冲樽俎之间，纯以利害手腕相周旋，重视现实而不侈谈理想。他到了上海之后，眼界大开，看到“轮船电报之速，军器机事之精，炮弹所到无所不摧”，感觉到中国已步入“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这种眼光已超越了曾国藩的见识，是过渡期士大夫的典型，自有他的另一番成就。
　　总之，曾、李二人，都是晚清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个代表的是传统保守派，一个代表的是现代过渡派；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大清帝国，也摇摆在这两派不同的路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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