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历史

发生在60-70年代动荡无序的中国。文中作者基本都是亲历“故事”的主角。这些发生在大时代背景下的平民“小故事”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点点滴滴汇成了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大历史”。

如果你曾经历过文革时期的暴风骤雨，如果你曾度过苦乐交融的知青岁月，如果你曾是77年艰难而又幸运的大学生，那么，40年前在时代磨难中经历过的一切苦乐与血泪，你一定依然难忘。今天，青春已逝，往事蒙尘，但真正的历史是不容忘却的。本书试图给你的记忆一条清晰的线索，以个人“心灵史”的视角，呈现给你平民心中最深切的记忆：见证时代，见证生命，见证灵魂，见证人性……

世上的历史有千万种，真正的历史却早已失传，那就是平民百姓的心灵史。

李云峰，社会学者，自由撰稿人。现居北京。

傲骨本纪
是什么在支撑着这个世界？不是金钱，不是权力，不是领袖，不是那些被吹嘘为多么有力量的东西，而是平民百姓身上的傲骨！

总有一天你们会知道，我爸爸是好人
冬舅
父亲
珍藏的眼泪

老插列传
他们也曾是单纯的孩子，命运却加给了他们太多的苦难，直到今天。让我们记下他们的血泪青春，那好似小鸟，一去不回来的青春……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海南岛“杂交”记
激情岁月
冬夜遇狼
在草原打针
落英山峦
领略寒冷
牛的眼泪

侠义志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似乎只有来自底层，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们，才有能力付出，才有能力去爱，才活得更像是人。

阿蓉姐
傣家媳妇
鸽子
过生日
黑馒头
亲情志
在时代车轮的碾压下，亲情变得如此脆弱，又如此顽强。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不用再为亲人如此悲伤，却不知道，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父亲节的无奈
还是妈妈忘不了
姥姥

艺文志
文化人的坎坷，就是这个时代文化的悲歌，他们得到的太少，失落的太多，应该承担的责任，一直都没有承担起来。

静静的团泊洼
“太阳纵队”传说
白薇“姑姑”
电影?怀旧?虚幻
读书杂亿
留声机
寒窗志
当年学生的故事，今天的孩子已经无法想象。是谁在他们的身上，压下了如此沉重的负担，而他们承受的一切，又换来了怎样的今天？

朝花俯拾
话说当年高考时
七七年高考
跳龙门
我的一九七七

食货志
民以食为天，可这又是怎样的天呀！我们重视饮食，是不是因为，我们生活中的快乐太少了？那些快乐又跑到哪儿去了？

棒子面儿粥
红薯，红薯，大大的红薯
后巷小挑担
胡同里的豆汁
苦乐南瓜
青春志
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始终动摇不了孩子的童真。我们都是孩子，虽然饱经磨难，依然向往着一个更好的未来。

挨打

疯长
故乡的故事
后悔一辈子
蓝天白云的日子
逃学
幸运的70届
我的初中老师

“总有一天你们会知道，我爸爸是好人”

文 / 六月雪

这是前成都大学副校长庄顷的小女儿梅在“文革”期间面对别人的谩骂、攻击和歧视做出的勇敢回答。而那时，她的父亲已被迫害致死。
我和梅是在“文革”前上小学四年级时认识的。从那时至今，我们一起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成为了一生最为难得的知心朋友。她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都太年少，无法理解这突如其来所发生的一切。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我从梅那里了解到她父亲的点滴。
0000庄顷原姓王，四川广安人。年轻时就读国立四川大学，因成绩出色，被选上保送去德国深造。当时中国正遭受日寇的蹂躏，国难当头。充满爱国热情的庄顷为了救中国，实现自己的理想，放弃了去德国的机会，放弃了自己的一切，去了延安。
“总有一天你们会知道，我爸爸是好人”建国后，他却时常独自苦闷，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理想在被毁灭。“文革”开始不久，他就被关押在成都锦江宾馆，每天受到连番批斗和逼供。一位庄顷生前的同事曾说过，如果有一百人在一起开会就某事讨论，九十九人持反对意见，他（庄顷）如果认为自己是对的，一人也一定会坚持。
梅继承了她父亲的傲骨，一生的坎坷从没让她屈服过，就像严冬里独傲枝头的梅花。
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穿着一件白色泡泡纱短袖衫和一条墨绿色的背带纱裙，站在同学中间像个可爱的小妹妹。电影《音乐之声》里那个最小的女孩总让我想起梅当时的模样。后来，梅告诉我，她六岁半上学，所以年龄比同学小。梅对我很亲近，就像早就认识似的。她不断地给我讲好多班里和学校的事，还告诉我，她的哥哥和弟弟都在这所小学，她弟弟和我妹妹在同一个年级。我至今记得，当时的梅像个快活的小公主，一对又大又亮的眼睛，高高的鼻梁，高高的额头，讲话时，头微微偏着，一点一点的，头发梳得光光的，她说每天都是姥姥给她梳头。最明显的，是脸上那一对小酒窝，笑起来可爱极了。
四年级快结束时，梅告诉我们，上了五年级，她要转学了，到成都大学附近的上游小学去。她还告诉我们，上游小学是所新学校，在草堂寺附近。我那时觉得草堂寺是个很遥远的地方，我根本没有可能再和梅在一起玩了，所以很难过，心想，她为什么要走嘛，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梅走后，我们没有再联系。
六年级开学时，班主任突然宣布了一个意外的好消息，梅又回到我们学校了，教务处本来想把她安排在别班，因为别班有空位置，但梅希望回到我们班来。记得当时大家都又惊又喜，欢迎梅回来。我简直觉得是奇迹发生了。
小学快毕业时，“文革”开始了，学校也关门了。因武斗越来越多，成都七中也被烧了，我们家搬进了城里。不久，我的父母也分别去了干校，进了“牛棚”。那时，梅常来我家，我也常去她家，很少见到她母亲。梅的母亲经常被挂黑牌子，游街、批斗、挨打、关押、审讯。冬天，她还被造反派拖到荷花池里，在冰凉刺骨的池水里罚站数小时。我常看到大字报和大标语上，她母亲的名字被打上了红叉，也看到过她母亲被挂着黑牌子挨斗的照片。梅的母亲是个十分优雅、刚柔并济的人，她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坚强地挺了过来。
上中学时，我和梅虽不在同一所学校，但仍常来往。梅告诉我，经常有人在她课桌椅上写标语或贴纸条骂她父亲。一天，她进教室时，看见黑板上写着醒目的标语：打倒庄顷。同学们都在注意看她的反应。她把头一昂，大声说，打不倒的，就是打不倒。还有一回，当她再次看见课桌上的纸条时，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总有一天你们会知道，我爸爸是好人！”那时，她才十五岁。后来有同学告诉她，她当时看上去既勇敢又傲气。
当上山下乡轮到我们头上时，我和梅商量好，万一我们俩都得去四川省的石棉县插队的话，我们就插在一个生产队。我们俩的母亲都很同意我们自作主张的决定。后来，梅因为身体状况实在太差，没有去插队。我则去了另外的边远山区插队。梅和我常通信。信里她告诉我，她经常在思考人生。她爱上了音乐，开始学小提琴，学得认真刻苦。中午怕影响别人午睡，她就带上琴，谱子和两颗图钉去建筑工棚，到那里把谱子往墙上一钉就练起来。她说发现自己太爱古典音乐了，音乐让她学会思考，使她充实。我深深地理解，那种不是语言文字能表达的内心感受，只能在音乐中找到，是她向我推荐了莫扎特。虽然没有机会受正规教育，可她从不放弃可能的机会去学习，长年坚持自学，参加考试。各种证书也不知考了多少。她说，那么多年来，她就是这样用知识来充实自己，没有让自己垮掉。
我儿时的辫子好友，当年活泼天真像小公主般可爱的梅，从炼狱中走出来了，变得独立坚强。她对我说，几十年人生风雨，时代变幻，并没有真正改变她对人生的初衷，对友情的珍爱。经过那么多苦难，她却变得更加宽厚。对那些侮辱和伤害过她的人，她的心里只有同情。冬舅






冬舅
文 / 维一
冬舅是母亲的哥哥。大约是他冬天出生的缘故罢，小的时候家里便叫他“冬伢仔”。随了大人的口，我便管他叫“冬舅”。
据说，冬舅天生聪明，又是家中的长子，家里自然也溺爱得不行。后来，上大学学的是新闻，长得一表人才，风流倜傥，口才又好，笔头也快，还好出个风头，所以，他毕业之后很快就当上了随军记者。当然，那个时候是抗日时期，中国还是国民党统治的政府，冬舅也就是国民党政府军队的随军记者。冬舅想要在军事新闻上干出一点名堂，那就非在主力部队里不可。正像现在的高中毕业生，谁不考清华、北大？大学毕了业，谁又不想进薪水高的大企业呢？在我小的时候，他便常说这些话给我听，意思大概是想解释他当时的动机吧。因为在我的少年时代，国民党在大陆的名声，和日本鬼子差不多一样可恶，甚至还要坏。
冬舅当上随军记者后不久，又到陪都重庆的国防部任职，后来转给张治中将军当秘书，二十多岁，似乎在政界甚有上升的机会。
日本人投降之后，国共两党开始内战。张治中知道共产党计划最先打东北，就要求蒋介石派他到西北。蒋也就居然同意了，派张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张先生征求冬舅的意思，是否随他到西北。冬舅是个受不得苦的人，当然不愿意去。张先生深知部属的为人，也不勉强，还修书一封，介绍冬舅回到湖南，到省政府主席程潜那里去任职。
分手之后，冬舅回了湖南老家长沙。大概是靠了张先生的面子，在程潜先生那里当幕僚，还被委了一个将级的军衔，尽管他一个学生出身的人，一天仗也没有打过。
之后不久，就到了长沙临解放的时候。没有想到，冬舅的文笔因缘竟然还救了他一条性命。当时，程潜和陈明仁见大势已去，准备起义，在开门纳降的前夕，大约是看中冬舅的文笔，就命其起草了《告全省同胞书》和《告全省官兵书》两件文稿。冬舅其实只是听命从事，但是谁又知道，这两篇文告竟然成了冬舅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过关逃生的护身符呢！后来，每当别人提起这段往事，他就摇头不止，不知是得意于侥幸，还是心有余悸。这些也都是后话了。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种人生的辩证法在冬舅他们那一代人中间是最有说服力的，而冬舅和他的两个青年时代的朋友各自的经历可以为此做最好的证明。
冬舅有两个湖南同乡好友，周君和李君，他们在大学里也都是读新闻。
李君从西南联大毕业的时候，先于冬舅在重庆的中央社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条件是要马上去报到。李君的未婚妻是校园里出了名的美女，才学又好，但还有一年才能完成学业，李君只好只身先去赴任，准备安顿好了以后再来完婚，接家眷。
但就在这一年半载之间，李君的未婚妻移情别恋，而且与新情人如胶似漆，不能自拔。冬舅当时还在学校，看看阵势不好，赶忙写信通知李君，力劝其尽快将未婚妻接走。李君得到消息，漏夜赶回昆明。未婚妻得知他要回来的消息之后，情系两头，不能割舍，就与新情人双双服毒殉情。留下遗书，并不要求李君原谅，但求他将二人合葬在一起。李见此情景，心中大恸，痛悔当初不该为了自己的仕途急于到重庆去。据说，此事在昆明的大小报纸上连载数日，在当时尚未开化的春城轰动一时。事毕之后，李君睹物思情，痛不欲生，再也无法工作下去。后来得到报社的体谅，加之李君的英文又颇为出色，于是就被派往国外工作。李君行前与由父母做主的一位女子草草成婚，与冬舅也是匆匆一别。后来，冬舅常常提起李君这对才子佳人，惋惜造化弄人的无奈。此行之后，国土分隔，咫尺天涯，李君再也没有回归故土，与冬舅也失去了联系。
直到数十年后，中国加入联合国，经常收听国外广播的冬舅有一天告诉母亲说，李君还在中央社，仍是驻美的记者，此次就报道了这件特大新闻，美国的广播还转播了他的文章。言语之中，冬舅仿佛为老友仍能从事新闻事业而羡慕不已，并且感叹道，也幸亏当年出了风月场中那桩不幸的事件，不然李君还留在大陆，凭他的家庭，凭他的秉性和文章，无论哪一条，都够得上在大陆政治运动中“死有余辜”的。
冬舅的另外一位好友周君，在毕业后也分派到军队中担任随军记者，据说还是国军的精锐部队。作为记者，他还特别派发了从美国进口的摄影器材，自然又是一番神气。但谁知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他负责掌管的这批摄影器材被不肖之徒偷了。于是长官大发雷霆，据冬舅说，还给了周君两个耳光。周君的懊恼和羞辱自不必说，一气之下就投奔了延安。
因为他是正牌大学的新闻出身，共产党里这样的人少见得很。于是三下两下就擢升到共产党边区一份大报的主管位置。一解放，顺理成章被任命在北京主管新闻和文化，当然是风光无限。
一九五○年初，成立了新政府，我的父亲调到北京工作。稍事安顿之后，母亲带着我，也从上海赶来与父亲聚齐。大约是母亲把我们一家的行止写信通知了湖南老家，“起义”之后正赋闲在家的冬舅不知为何也匆忙赶了来，可能是想顺便在北京谋个生计蔽日，暂时就在我家落脚。
一日，冬舅正拖着双破布鞋到胡同口的油盐店去买醋，一辆军用摩托车擦身而过。冬舅与驾车人四目相遇，尽管冬舅早已失去昔日军装笔挺的风采，周君一身刚进城时的制服棉衣也着实委屈了他的形象，但二人都认出了对方。冬舅早知周君已经加入了共产党，想到自己败军之将的身份，吓得连忙钻进胡同，三拐两拐跑了回来，神色慌张地告诉我母亲，说是不知如何是好。
开车的周君转眼之间找不到冬舅，于是就到街道上去查询。共产党的户籍制度想来从刚解放就很高明，居然很快就让周君找到了住址，跑到我们家里来。周君是个爽快的人，见面之后并不以成败论英雄。叙旧之后听说冬舅还赋闲在家，就主动给冬舅介绍工作，其中居然还有报社编辑的位置。冬舅这时早已折了锐气，就推说自己大事糊涂，不宜从事新闻行业，还是到学校教一点书为好。周君也不勉强，说是正好有位在北京教育局任局长的朋友，太太是个中学校长，不妨就到那里去，以后也好有个关照。冬舅欣然前往，从此就当上了“人民教师”。
冬舅早年对时局审度得不慎终于导致了一生的跌宕，不过世事到了如今，仿佛也算是有了个结局，像多少在江山易手后栽了跟头的人，也就且将青年时代的万丈雄心收做眼下的安贫乐素。
不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冬舅的旧学根底原本不错，笔头也健，等到五十年代末，政府为了百姓吃不上饭而大伤脑筋，无暇顾及这些空口说白话的人，他就经常写一些有关诗词歌赋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一则是到底技痒难搔，欲罢不能；二则也是物价腾飞，入不敷出，正好挣些润笔补贴家用。一来二去也就成了毛病，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此时的周君早已是党内的高官，也深知旧友的文采，于是就极力怂恿冬舅到《光明日报》去重拾旧技，并说愿以他的身份和关系帮冬舅的忙。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终于可以看出冬舅痛定思痛，大事不糊涂的地方了。
记得那天冬舅冒雪来我家，与父母商量此事。我的父母到底在政治上还没有遇上大的风浪，天真了许多，他们鼓励冬舅不要一蹶不振，还是应该利用自己的专长为社会多作一些贡献。冬舅沉默了半晌，没有说话。后来我从母亲那里知道，冬舅自己最后的结论是，一次浑水蹚了个趔趄，就不再蹚第二次了。周君听说他执意不肯，也就作罢了。说来也怪，从此冬舅也就戒了写文章的瘾，只字不出家门。只是偶或应朋友之嘱，缮写字轴，装裱送人。
在此之后，冬舅的爱好转向集句。他最爱的是集梁启超、徐志摩等近人的句子成联，偶尔也选些古人的诗词。他的集句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联。一联隐约是在说外面的世界：“更难消几番风雨，只可惜一片江山。”另一联则似乎是用来勉励自己：“剩有两鬓青霜几根傲骨，难得数年粮食一屋图书。”
冬舅原本就是个嗜吃如命的人，这时便转而学习厨艺。据说做菜有道的人一定是个馋鬼，这话用在冬舅身上一点不错。每月一发工资，他必是到有名的饭馆去点几个招牌菜，细细品尝，有了心得便在家中仿制。虽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可是他的厨具可以说毫无出众之处，一口铁锅，两个蒸笼。只有一件里外相套的搪瓷烧锅样子特别，在那个从言论到商品无不一律的时代，还真不知他是从什么地方买来的。他的手艺是炖肉肉美，烧鱼鱼香。有时到我家闲坐，看到作料齐全，他也会一展厨艺，并且总是倾其所知，言传身教。可惜的只是我的父母都并非美食之徒，对于此道并不十分在意，如今冬舅的这些点滴心得都已失传于世了。我那个时候人还小，觉得冬舅做的饭菜十分可口，并不懂得其中的奥妙，只记得他总是嘱咐母亲，烧肉时切切不能多放汤汁。后来到了美国，我的太太一直把“慢着火，少着水，工夫到了自然美”的东坡炖肉歌挂在嘴边，我这时才突然发觉，冬舅做红烧肉的要诀竟然与古人暗合，不禁连连在心中喝彩。
此后的冬舅，一改旧日的口若悬河，变得异常沉默寡言，而且不修边幅，早已看不出昔日的潇洒风度了。但内心并没有因此而关闭，对世事也还另有一番见地。有时酒足饭饱之余，也偶有警世之言。
记得有一次在我家的餐桌上，众人夸奖冬舅的豆豉腊肉有湖南曲园的水平，他便说道，有美食也就不枉此一生了。母亲打趣他，说冬舅年轻的时候可不是如此没有出息。
冬舅说，你们哪里知道，其实人生最低的欲望无非财色两道，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两个说德语的犹太人把该说的话差不多都讲尽了。在此之上才是视觉、味觉与听觉上的欲望，然而终于不脱凡俗。只有宗教才是最高的美。人生只有两件事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达到的，无论你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其一是对过去的追悔，其二就是对未来的企望。但是宗教帮助了你。对过去的追悔，你可以用忏悔来慰藉；对未来的企望，你可以用祈祷来满足。无论什么宗教，无不是帮助世人完成这两项愿望。我现在就是在追求最高境界的美。
00果然，冬舅似乎从此颇有觉悟，常常面壁参禅。不过即便如此，我看冬舅并不真心向佛，至少尘缘未了，依然终日酒肉不断，而且对世事还是颇为用心，因此往往也就能够洞烛先机。
记得是我报考中学的那一年，发榜之后，冬舅听说是北京那所最好的中学，就特意跑到我们家来道贺。父亲在政治上实际可以说是毫无抱负，但是在子女的学业上又最要面子，自然是高兴得很。冬舅先前也是说上一堆让人受用的话，可是接着就开始教导我，说在这样的环境中更要处处留心才是。我那时还很幼稚，只知道要上中学，心里高兴，他的话也没大往心里去。谁知事后的几年中，以至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社会形势大变，人心再也无法收拾，我这才略微懂得一点冬舅的意思了。像我所在的那所中学，充斥着诸多政要的子女，运动一到，果然就像发了鸦片烟瘾一样，欲罢不能。所以人心之险恶，拼杀之残酷，前所未闻。倒是冬舅自己这么一个浑身上下都是政治疮疤的人，在城南一所颇有恶名的“蹩脚”中学里混事，反而躲过了“文革”中学生毒打老师的一劫。大约是那些平民家庭的子弟，既无风头可出，又无政治野心，而且见到原先朝夕相处的老师一夕之间被诬为罪人，反倒是下不去那样的狠手。
更有戏剧性的是，从“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冬舅的旧友，早年参加共产党的周君就失了势，成了“黑帮”一族，自是首当其冲，苦不堪言。冬舅反倒因为当年的“起义”，况且又是区区一个中学教员，早早就从“劳改队”里放生出来。事后他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没有去报社，让周君少了一条“招降纳叛”的罪状，自己这条命也算是又捡回来一次。于是从此之后更加嗜吃如命，每月月初必到饭店大开荤戒，在家中更是加紧研习烹饪之道，仿佛社会上的雨疏风骤与他全然无干。现在想来，我总觉得冬舅“食不厌精”的美食修养是自“文化大革命”中才开始了长足的进步。
几年之后，“文化大革命”风声仍紧，冬舅在王府井大街上邂逅程潜先生的太太。程太太一见冬舅，就大惊失色地喊了出来：“啊呀，我的天！你还没有给打死哇！”说完之后顿觉语失，连忙放低声音再三赔不是。冬舅也只是对她笑笑，后来对我说过，想不到程太太跟了程潜先生一辈子，什么风浪没见过，到了“文化革命”却怕成了这副样子。言语中似乎对自己处变不惊的能力颇为自得。
冬舅到了晚年，早已将世事悟明。政府的统战部曾经找到过他，让他带上子女到香港定居，为的是统战台湾的旧羽。冬舅自知这又是一池浑水，到了这把年纪，就更不屑一顾了，于是婉言谢绝了此番好意。
后来冬舅中了风，不但失语，而且半身偏瘫，人也苍老了许多，但心境并不坏，豪气还在，每日仍然酒肉不断，大有当时政治口号所言“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的英雄气概。有时儿女怕他贪食过度，有碍健康，他还大发脾气。
冬舅辞世的时候，我正在德国读书，也没有来得及给他送行。不过我想，他临走前的心境大约正如一句德国谚语所言：“当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在哭，而你身边的人在笑；可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在笑，而你身边的人在哭。”
父亲






父亲
文 / 悲歌
时间过得真快，不觉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十三年了。每次打开信箱，里面不是空空如也，就是塞满了不相干的邮件。再也接不到来自故乡那熟悉的航空信封，再也看不到他那总是十分工整地写满了几页纸的颜体楷书了——我常常想，如果真有灵魂的存在，他一定不会离开我们太远的，因为他太爱我们了。对于我来说，他既是严父，又像慈母，而且还是不可多得的诤友。父亲之所以这样爱我们，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冷冰冰的封建大家庭里，自己从小就没有得到过真正的父爱。
“文革”初期他被诬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吃了不少苦头，后来在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又因为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嫌疑，在学校里的批斗大会上被当场逮捕。他在监狱里饿着肚子睡了半年多的水泥地，最后才因证据不足被放了出来。回到家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他此生有两大愿望：一是咬紧牙关活下去，一定要亲眼看到“文革”的结束；二是希望有一天，能实现年轻时就有的梦想，出国见识外面的世界。这不但是他，也是许多同时代饱受摧残的中国知识分子共有的愿望。可怜的是，他也和大多数人一样，这第二个愿望终究是落了空。
父亲的一生丰富多彩却又多灾多难。他从年轻时就喜爱文学，热衷于京剧，对摄影，书法和美术也都有相当深的造诣，是一个很有艺术气质的人。他小时候读的是私塾，最喜欢的是李杜的诗歌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对于科学数学之类则毫无兴趣。由于没有读过中学，他当年投考省里最有名的省立第一高中时，数理科目几乎都交了白卷，但校长最后却破格录取了他，因为他的国文考了第一名，而校长又实在欣赏他的文章。多少年后，父亲的爱好又影响到了我们。记得小时候，家里的书架上找不到一本数理化的书籍，厚厚的像砖头似的由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学大纲》之类的工具书和中外名著倒是一册又一册，不但印刷精美，而且图文并茂，结果害得我也是从小就讨厌数理化之类，成绩自然可想而知。等到了美国才发现，老美以为中国人个个是数学天才，经常有同事跑过来向我讨教，弄得我好不尴尬，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因为当年父亲不肯接受祖父为他包办的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又不愿按照祖父的安排去走当小官吏的仕途，一直是封建大家长的祖父一怒之下，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所以父亲从上高中的时候起，就依靠给报纸投稿来换取自己的学费。后来他做过记者，当过演员，也曾骑马挎枪奔驰在豫西南山区，担任过缉毒队员。那是一个大时代，中原大地上军阀混战不已，关内外烽烟四起。和当时众多的热血青年一样，父亲也曾梦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他也和许多人一样，常常受到命运的无情捉弄。三十年代初，他曾经在故乡的数千考生中脱颖而出，考上了南京航空官校。在前往南京报到的火车上，别人都是兴高采烈，他却是整夜失眠，原因是割舍不下正在热恋中的女友——学校里最漂亮的校花。车到浦口，他终于独自下车托词返乡了。后来冷静下来，他又连续几次重新报考却连连失败。祸也福也？后来他只知道，当年一同考上航空官校而飞上蓝天的同学中，竟无一人活到山河易帜之时。
到了抗战时期，他又考入胡宗南在西安办的“战时干部训练团”。想不到的是，就在受训期满，即将以中校军衔分发到部队的前夜，一群宪兵突然破门而入，把他绑走，押到刑讯室里，不由分说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军棍，接着又逼他交待通共的活动。他越是不承认，受的毒打越凶，一直到昏死过去。过了好久之后，父亲才知道，自己是受了室友郭某的牵连。郭某倒的确是中共的地下党员，当他发觉自己受到怀疑而仓皇逃走之后，急于将功赎罪的宪兵就想当然地把父亲抓去拷问。当局后来虽然知道冤枉了父亲，可就是不肯认错放人。后来，还是那位逃走的郭某，大概觉得连累无辜心中有愧，事发半年多之后，趁看管渐松之际，终于设法帮助父亲逃了出去。
一个本想投军杀敌报国的热血青年，就这样差一点成了国共两党残酷斗争的牺牲品。这次无妄的牢狱之灾，不但使父亲身心大为受损，也使他对国民党彻底失去了信心。潜出西安之后，一天深夜，他逃到了华山脚下的一所寺院里，一个人仰望着月亮踌躇再三。出世乎？入世乎？他最后还是决定“以出世的态度，过入世的生活”。当时他怎么也料不到的是，在这个充满了苦难的世界上，身不由己地被夹在国共两党血腥的斗争中间而到鬼门关上转了一圈，这才刚刚是他的第一次。
一九四七年深秋，父亲在荥阳西关外的一所中学教书。当时国共两军在城外血战正酣，位于一个小山丘之上的学校，就成了两军拼死争夺的制高点。那天枪炮轰鸣了一整天，校园里教室的玻璃窗早已无一幸存，墙壁上更是弹痕累累。来不及逃走的教员和眷属们大大小小共有一二十人，都躲进了比较坚固且无窗户的储藏室里躲避，父母亲和当时才两岁的姐姐也在其中。终于盼到天色渐暗，枪声也渐渐稀落了，父亲和两个年轻的男教员决定冒险出去为哭泣了一天的孩子们弄些吃的，至少也先找些水来。满屋子里的大人孩子们都是一天水米未沾了。
父亲走在最前面。谁想到他刚一打开门，“咣”地一声一颗手榴弹丢了过来。多亏他手疾眼快顺手把门一关，手榴弹被反弹到几步远的石阶下炸响了。他的迅速反应和厚重的老式木门救了一屋子人们的性命。屋里的人们根本分不清是哪一方扔的手榴弹，只好扯着嗓子拼命地喊叫：“屋里都是老百姓，没有军人哪！”
喊声未落，一群早已杀红了眼的军人已经端着枪冲入屋里。多少年后父亲还几次提起当时的紧张情形，一再说连他自己都奇怪，看到当兵的手里那些仍在滴血的刺刀的时候，竟然忘记了害怕，只是紧紧地把母亲和姐姐搂在怀里——相持了好一会儿，军人们才撤走。回到家里，父母亲才发现，几乎所有的财物都被国民党的溃兵洗劫一空了。
一九四八年易帜前夕，父亲随着难民潮来到了上海。在码头上轮船的汽笛响起，眼看就要和在国民党空军中任职的姑父等人一起登船撤退去台湾了，他忽然又割舍不下还留在老家的母亲和正是年幼的哥哥姐姐，独自悄然返乡了。他又在关键时刻和命运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不知有多少人当时去了台湾，又有多少个家庭从此被拆散了四十多年，从而造成了海峡两岸无数的人间悲剧——不过也多亏了父亲的这一要回家的临时决定，否则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我了。
回到家乡，父亲对新政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他此时只有以沉默来面对现实了。相比之下，我的另一位堂叔却天真多了。他禁不住干部们的一再劝诱动员，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热心帮助党整风，实际上只是给他任职的大学里的党委书记的家长作风提了一些意见，结果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并立刻沦为贱民，更被党内和党外的积极分子们当做皮球一样，从六楼顺着楼梯一直踢到一楼——等到折磨够了，又把他发配到大西北的荒漠里去劳改，一去就是将近二十年。
父亲虽然侥幸逃过了前几轮“阳谋”迫害，但到了“文革”风暴袭来时，他和无数的知识分子一样，早已是在劫难逃了。他先是因为上高中的时候，集体参加过国民党，而成了“历史反革命”，不久又因为受人牵连——又是受人牵连——成了现行反革命教唆犯，而被抓进了监狱。此事的起因是我大哥下乡插队的一名同伴，深夜钻在被窝里偷听台湾电台的广播被发现，同屋的几个知青都被五花大绑地抓起来严厉审查。在当时，偷听敌台可是个不得了的罪名。一查我大哥不是“红五类”出身，再顺藤摸瓜自然就扯上了我父亲。在那个血统决定一切的年代里，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可怜的是，父亲虽然在千里之外，还是逃脱不了残酷斗争的漩涡。
三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一闭上眼睛，还是常常清楚地看到那天傍晚父亲带着手铐，被一群警察和红卫兵簇拥着回家搜查罪证的情形。尽管嘴角有血痕，圆领的白色旧汗衫上带有鞋印和污泥，面对着院里院外乱哄哄看热闹的人群，父亲的腰仍然挺得很直，一脸的坦然。看见此时的父亲，我突然想起了他过去经常教给我们的那两句话来：“做人一定要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看得出来，父亲当时早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想不到的是，院子里的批斗会开得正酣，屋子里忽然传出来一阵疯狂的叫喊：“找到了，找到了！”紧接着一名红卫兵手里捧着一个铜锈斑斑的旧墨盒从屋里冲进人群，对着父亲大声吼道：“你暗藏国民党党徽，分明是妄想变天！”一直躲在角落里的我此时不由暗暗叫苦，这是小时候父亲教我练习毛笔字用的那个铜墨盒，它的盖子上有个残缺不全，几乎看不清楚的国民党党徽是不错，可这是民国初年的老古董啊！“文革”初期扫“四旧”时，全家只顾焚烧书籍字画，砸碎祖传的古玩玉器，这个小小的根本不起眼的铜墨盒不知被遗忘到哪个角落里尘封土埋，连我也早已把它忘掉了。想不到的是，它今天竟被挖地三尺的红卫兵们翻了出来，成了父亲“盼蒋反攻大陆”的证据，而使他罪加一等。
“文革”终于结束了，中国的政治气候也随之起了变化。渐渐地有海外关系成了时髦的事情，有亲属在台湾的人更加受到当局的特殊关照。我那个“右派”堂叔的父亲本来是国民党辛亥革命的先烈，如今他的子女一下子成了家乡的政协委员，奉命对在台湾的亲属进行统战。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堂叔沦为贱民几十年，堂堂大学教授一度为生计所迫而沦落街头，以卖烤红薯和租赁小人书谋生。由于是戴着帽子交给群众监督改造，那些号称“小脚侦缉队”的街道居委会老太婆们个个都能随意侮辱他。那样艰难困苦的岁月他都挺了过去，终于好不容易盼到快要平反的消息了，他却因为一时兴奋，而突然发病去世了。真是时也命也。
对于类似的统战策略，父亲依然以沉默作为回答。他唯一的心愿，是来美国探望正在留学的我。可是老天又来作梗，护照还未办好，他已染病在身，无法远行了。
父亲并非大学者，也不是名作家，一个平常，但却绝不平庸的知识分子而已。他年轻时冒死逃离西安后写的《星夜闯潼关》等作品早已散失。除了几大本他亲手拍摄、洗印的最得意的旅游照片，几十首旧体诗和十余篇游记之外，他并无传世之作留下来。他的大部分珍贵的日记，在兵荒马乱之际未曾丢失的，也大多在“文革”动乱中自己动手烧毁了。到了垂垂老矣的时候，他曾经说过，如果上天再给他五年的时间，他一定要把自己的一生写成自传，留给孙子们看，题目就叫做《爷爷的遗产》。没有料到命运是这样的吝啬。那次独自外出旅游时的突然心脏病发作，竟使他再也无法醒来，而我们姐弟也从此都成了无父之人！
父亲一生酷爱大自然。退休之后，他先后多次游历了国内不少的名山大川。说来也巧，他去世的地方，就是一个群山环抱的美丽湖畔。他虽然走得孤独，但也算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了吧！
我知道父亲在弥留之际，一定还在念念不忘要出国看世界。前年回故乡扫墓时，我捧了他的一半骨灰，和那刚刚写了前三章的自传，一起带回美国供奉在我的书房里。父亲有灵，应当如愿了吧！
珍藏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