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鲍姆看21世纪

在这本以政治议题为主的研究集中，作者著名左派史学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选择将焦点放在五个今日特别需要我们去厘清思考的领域：一、“战争与和平”这个大问题在21世纪的发展；二、世界帝国的过去与未来；三、民族主义的本质和变化脉络；四，自由民主的前景；五、政治暴力与恐怖主义。上演这五大问题的世界场景，由两项紧密相关的发展所主导：一是人类藉由科技和经济活动来改变地球的能力变得无比巨大且持续加速：二是全球化。不幸的是，这两大发展中的第一项，到目前为止并未对政治决策者造成重大冲击。各国政府的施政目标，依旧是尽可能地促进经济增长，对于全球变暖的危机，政府并未提出任何实际有效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加速的全球化——也就是把世界当成互联活动的单一单位，不受地域界限的阻碍——对政治和文化造成深远冲击，尤其是在当前这种不受控制的全球性自由市场的主导形势之下。本书收录的文章并未特别讨论全球化的课题，主要是因为在人类的各种活动中，政治是实际上较未受到全球化影响的领域之一。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是享誉国际，备受推崇的近代史大师。
    1917年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中产家庭。父亲是移居英国的俄国犹太后裔，母亲则来自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中欧。1919年举家迁住维也纳，1931年徙居柏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创至深的德奥两国度过童年。1933年因希特勒掌权而转赴英国，完成中学教育，并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历史。1947成为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讲师，1959年升任高级讲师，1978年成为该校经济及社会史荣誉教授。
    霍氏是英国著名的左派史家，自14岁于柏林加入共产党后，迄今未曾脱离。就读剑桥大学期间，霍氏是共产党内的活跃分子，与威廉士、汤普森等马克思派学生交往甚密；在1952年麦卡锡白色恐怖气焰正盛之时，更与希尔等人创办著名的新左史学期刊《过去与现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背景虽令霍氏的教职生涯进展艰难，但却使他与国际社会有着更广泛的接触经验及更多的研究机会，从而建立了他在国际上的崇高声誉。
    霍氏的研究时期以19世纪为主，并延伸及17、18和20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广至拉丁美洲。除专业领域外，霍氏也经常撰写当代政治、社会评论、历史学、社会学理论，以及艺术、文化批评等。他在劳工运动、农民运动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堪居当代史家的顶尖之流，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而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更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及大众。如《新左评论》著名编辑安德生所言：霍氏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个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者，提倡实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将波希米亚、土匪强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生活写成优美哀怨的动人故事。
    霍氏著作甚丰，先后计有14部以上专著问世，包括：《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盗匪》、《民族与民族主义》、《原始的叛乱》、《爵士风情》等书。霍氏现居伦敦。

序
第1章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第2章  21世纪初的战争、和平与霸权
第3章  为何美利坚霸权不同于大英帝国
第4章  论帝国终结
第5章  新世纪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第6章  民主的前景
第7章  传播民主
第8章  恐怖行动
第9章  暴力时代的公共秩序
第10章  不断扩张的帝国

    今天我要谈论的主题是战争、和平与霸权，但我将以回顾过去的方式来说明当前的问题，因为这是历史学家的工作。我们无法谈论这个世界的政治未来，除非我们牢牢记住，我们正在经历的这段历史，也就是人类生活和社会的改变历程，以及人类对全球环境所造成的冲击，一直是以令人眩晕的步伐加速进行。如今，这股向前的速度，把人类和自然环境的未来，推入了危险之境。在柏林墙倒塌之时，有位轻率的美国人曾宣称历史终结了，因此，我有点犹豫是否要使用这个显然已不具公信力的词汇。然而无论如何，从上一个世纪中期开始，我们就已进入世界史的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终结了我们先前所知的历史，那个超过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亦即，从定居农业文明以来的历史。我们确实不知道，自己正在走向何方。
    我曾经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戏剧性断裂描画出大致的轮廓。科技与生产方式的转变明白可见。单是通讯革命的速度，就已经彻底消解了时间与距离。在2004年的今天，因特网才不过发明了10年而已。我也在书中指出这场断裂与未来国际发展有关的四大社会面向。一是农民的急速崩解与衰落——直到19世纪，农民始终是所有人类当中最大的一群，也是人类经济的基础。二是明显居于优势地位的都市社会应运而生，特别是人口以千万计的超级城市(hyper-city)。三是普遍具有阅读能力以及手写或机器书写的世界，取代了口语传播的世界。第四，女性地位的转变。
    务农人数的锐减，这点在已开发国家当中尤其明显。今日，这个数字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只占4%，在美国更只有2%，其他地方也差不多。20世纪60年代中期，欧洲还有5个国家其半数人口是以务农维生，美洲有11个，亚洲有18个。但今日的情况已截然不同。就营生而言，目前欧洲和美洲已经没有任何国家有超过半数的农业人口，伊斯兰世界也一样。即便是巴基斯坦，这个数字也已低于50%，土耳其的农民比例则是从原本的四分之三下滑到三分之一。就算是在小农经济的大本营东南亚，也已经有好几个地方出现了缺口：印度尼西亚从67%下降到44%，菲律宾从53%下降到37%，泰国从82%下降到46%，甚至连中国，也从1950年的85%跌落到现在的50%左右。事实上，除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大多数国家之外，农业社会仅剩的稳固堡垒——亦即，2000年时农业人口超过60%的地区——就只有英法两国的前南亚殖民地国：印度、孟加拉国、缅甸和越南。然而，在工业化急速进展的趋势下，这种情况还能持续多久呢？以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为例，20世纪60年代末，仍有半数人口务农，如今则只剩下8%和10%。过不了几十年，我们将不再是人类自出现以来的那个物种；那个其成员主要以采集、打猎和生产食物为主的物种。
    我们也将不再是乡野之子。1900年时，全世界只有16%的人口居住在城镇；195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6%；今日则差不多比半数略低一点(48%)。在已开发国家和地球上的其他许多地方，即便在农业生产区，乡野都可说是一片绿色沙漠，很少能在汽车与小聚落之外，看到人类的踪影。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以此类推法变得有点困难。没错，老资格的发达国家如今早已高度都市化，但它们不再是当前标准的都市化典型，后者如今采取直接从乡村飞蹿为超级城市的模式。今日发生在发达世界都市里(即便是那些正常成长的都市)的现象，是在原先的市中心外围所进行的郊区化现象。如今，全球人口数超过1000万的前50大城市中，只有10个位于欧洲和北美，其中更只有两个跻身于前18大的名单之列。人口超过百万人的城市中，成长最快速的，除了一个例外(葡萄牙的波尔多[Porto])，其他都位于亚洲(20个)、非洲(6个)和拉丁美洲(5个)。不论这项发展造成了哪些后果，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彻底改变了人口高度集中的都市，以及人口分散各处的乡村之间的政治平衡关系，尤其是在那些选举议会代表或总统的国家。
    关于教育变革我不打算谈论太多，因为社会与文化对整体知识程度的影响，很难和政治与文化对传播革命的影响区分开来，今日的我们，全都置身在这场突如其来、史无前例的公共与个人媒体的革命狂潮当中。且让我指出其中的一项重要事实。今日，总计有20个国家，其就学年龄的人口中有超过55%的比例在完成中等教育之后继续攻读高等教育，这20个国家当中，除了韩国之外，其他全都位于欧洲(旧资本主义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北美和澳洲。就储备人才资本的能力而言，老资格的发达国家依旧大大领先那些21世纪的主要新来者。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能以多快的速度迎头赶上？
    关于过去一百年来这项最重大的社会变迁，在此，我将不再多说，只提出一项观察作为补充：判断女性权力提升的最佳指标，就是看她们在教育上赶上男性甚至超越男性的程度。了解这一点后，还需要我告诉你们，印度依然是属于严重落后的世界吗？P1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