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犯研究/武汉大学刑法学博士文库

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之一，刑法学是研究刑法所规定的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科学。它既有深邃的理论，又与司法实践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刑法学的研究，一直为法学工作者所重视。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公布后，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刑法学论文和著作。80年代中期以后，几所法学院系招收了刑法学博士研究生，给刑法学的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一些博士生年轻有为，思想敏锐，功底扎实，研究深入，所撰博士论文，对刑法理论的研究具有相当深度。一本一本的博士论文出版成书，使刑法学的研究生机勃勃，呈现更加繁荣的景象。

前言
第一章 帮助犯概说
第一节 帮助犯的概念和意义
第二节 帮助犯的立法沿革
第二章 帮助犯的处罚根据
第一节 德、日国家的共犯处罚根据学说
第二节 各种学说之评价
第三章 帮助犯的成立条件
第一节 帮助犯成立的前提条件——正犯的存在
第二节 帮助犯的主观方面
第三节 帮助犯的客观要件
第四章 帮助犯的存在范围与类型
第一节 帮助犯的存在范围
第二节 帮助犯的类型
第五章 帮助犯与相关犯罪形态
第一节 帮助犯与犯罪未完成形态
第二节 帮助犯与罪数
第六章 帮助犯的认定与处罚
第一节 帮助犯与相关共犯形态的区别
第二节 帮助犯与身份
第三节 帮助犯的刑事责任
主要参考资料
后记

书摘
书 摘
至于独立性论者认为共犯从属性在方法论上是非自然的、存在论的，笔者认为这一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刑法属于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刑法的研究方法当然应该是规范意义上的。①
作为当代的刑法思想，社会防卫主义确实趋向于牧野博士的理论所指出的方向，但是去惩罚那些看不到有实现构成要件行为的外围行为，是不能在“共犯”的概念下去予以肯定的，并且也是和法治国思想相矛盾的。②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我国理论界，刑法学者从教唆犯具有从属性和独立性这二重性③出发，最终创立了共犯从属性与独立性统一说。这一学说在我国刑法理论界获得了广泛赞同，已成为通说。这一学说主张共犯具有独立性的观点，其最大的法律依据便在于对刑法第29条第2款的理解和把握上。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此，理论界一般认为这一规定表明教唆犯具有独立性。笔者不否认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教唆犯的确具有独立性。但是我们研究刑法决不能仅仅局限于注释 ① 其实，独立性论者的这一主张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理论背景相一致的。一般认为，共犯独立性论是主观主义刑法理论的体现，而主观主义的刑法理论是实证法学派所倡导的。在研究方法上，实证法学派就主张自然的、存在的方法论。但是自1970年以后，这种自然主义的思考方法就受到了批判。在社会科学领域，提倡事实与价值相区分的新康德哲学的规范的、价值的考察方法就占据了支配地位。
② [日]小野清一郎著，王泰译：(犯罪构成要件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3—94页。
③ 参见伍柳村：(试论教唆犯的二重性)，载(法学研究)1982年第1期。法条，为了刑事法理论的科学性，应对法律规定进行高于立法的理性思考。其实，第29条第2款的规定，并不是共同犯罪意义上的教唆犯，而是独立的教唆犯或者说非共同犯罪的教唆犯。因为在被教唆者没有犯被教唆之罪的情况下，就不可能侵犯被教唆之罪的法益，而追究教唆者刑事责任的根据只能是这种行为独立地侵犯了公共管理秩序，这一法益即独立教唆罪，而不是教唆未遂。在外国刑法中，也有相类似的条款，如德国刑法(第14条第1项)对煽动他人犯重罪以教唆犯论，但可以减轻处罚；瑞士新刑法(第24条第2款)规定重罪的教唆未遂犯与该罪的未遂犯同等处罚；波兰新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一般的教唆犯和帮助犯在没有正犯的场合下也可作为未遂犯处罚，但应减轻或免除其刑罚。对于这些立法例， 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精辟地指出：这些立法已经超出了“共犯”的领域。①既然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的规定不是共同犯罪意义上的教唆犯，那么以此认为教唆犯具有双重性(应特别指出的是，笔者并不是否认教唆犯具有从属性和独立性)，从而得出共犯是独立性和从属性统一的观点就是不合逻辑的，值得质疑的。此外，在我国理论界，也有从实质的观点上论证共犯是从属性与独立性的统一的。如有的论者指出，共犯的可罚性奠基于自身的行为上，因为这些行为本身就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这就体现了共犯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