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基督徒名人

书中的十位历史人物是当时社会中的“光”和“盐”。作为“光”，他们为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国人带来了真理和希望；作为“盐”，他们在社会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却持守自己的信念。

毕乐思（Stacey Bieler），1994 年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作为一名独立学者，著有《“爱国”还是“卖国”？中国留美学生史》，与人合著《中国就在你门前》，《中国知识分子和福音》。还担任密歇根州立大学国际项目志愿者机构的总裁。

序
绪论
第一章 容闳：心系中华
第二章 唐国安：“清华”第一任校长
第三章 石美玉：中国医学界最早留学美国的女医生
第四章 范子美：传统与现代之间
第五章 丁淑静：中国“新女性”的开路者
第六章 梅贻琦：战争年代的大学校长
第七章 林巧稚：用双手托起千万人的希望
第八章 韦卓民：跨越中西文化的桥梁
第九章 吴贻芳：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第十章 晏阳初：立志乡村建设的改革家
本书人物大事年表
注释
作者简介
封面及正文图片资料来源

　　第一章 容闳：心系中华

1850年至1854年，容闳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他是第一位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作为耶鲁大学唯一的中国学生，他面临很多挑战。容闳因生性含蓄内敛，平时并不引人注目。然而，大学二年级时，他一连两次在英文写作评比中获得第一名，从而崭露头角。尽管他的写作能力受到好评，可他时常为自己数学能力差感到郁闷烦恼。
大学三年级时，他在写给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Williams）的信中谈到自己对未来事业的想法。他写道：“对于一个想回馈祖国的人来说，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每一件都很有价值，要想从中作出正确的选择的确很难。因此，我不会只凭借个人的爱好和判断来选择，而是希望依靠上帝的帮助作出满意的决定。”
在求学的过程中，容闳从未忘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他在和同班同学凯罗·卡特勒（Carroll Cutler）散步时谈到在他心中渐渐成形的选派幼童留学的计划。若干年后，凯罗·卡特勒成为位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华盛顿天主教大学的校长。
在耶鲁读书时期，中国国内的腐败情形，常常触动我的心灵，一想起来就快快不乐……我既然远涉重洋，身受文明教育，就要把学到的东西付诸实用……我一人受到了文明的教育，也要使后来的人享受到同样的好处。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一天天走向文明富强。这将成为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毕业纪念册中，同班同学们鼓励他追求梦想，盼望他能用所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成为“中国道德改革的领袖”。当时，有很多中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博大精深，对西方的东西不屑一顾，而容闳认识到西方的文学、科学和宗教对中国走向强大的重要性。1854年容闳毕业，很多人慕名前来参加耶鲁的毕业典礼，就是为了能见到这位非同寻常的中国学生。
容闳于1852年加入美国国籍。毕业后，他并不迫切地想回国。对他来说，七年的美国生活，已经改变了他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东西。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圣经里的一节经文总是浮现在他脑海之中，仿佛上帝在提醒他：“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提摩太前书》5章8节）对容闳来说，“亲属”和“自己家里的人”就是中国。于是不久，他就搭船返回香港，经过海上151天的漂泊，终于回到了故土。
早年的机会
1828年11月17日，容闳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现珠海市）南屏镇，和澳门一水之隔。1835年，容闳七岁时，父亲将他送到一所由英国传教土郭士立（Gutzlaff）夫人在澳门创办的一所女子学校读书。他成为那所学校附设的男生班最早招收的学生之一。当时大多数中国父母对基督教传教士办的学校持怀疑态度，容闳的父母却看到西方教育可以帮助儿子成为一名和洋人打交道的翻译，以帮助家里摆脱贫困。后来，学校关闭，郭士立夫人带了三个盲女孩去美国，容闳回到家乡。1840年，容闳的父亲去世，只剩下母亲照顾四个孩子。容闳因为懂英语，找到了一份帮助罗马天主教神父折叠文书纸张的工作。
四个月后，英国医生兼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带话给容闳，让他到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学校读书。早些时候他们在郭士立夫人的学校见过面。郭士立夫人曾经叮嘱合信医生，当马礼逊男子学校开班后，要招容闳回来上学。马礼逊是第一位来中国的传教士，1807年至1834年在中国传教，这所学校就是为纪念他而创建。1841年，容闳入学，当时那里已有五位年龄比他大并且比他早一年到校的学生。第二年，容闳和这些同学随学校搬到香港，新的学校位于一座山上，从那里可以俯视熙攘、繁忙的海港。
1847年，马礼逊学校的校长布朗牧师（S．R．Brown，1832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因身体状况不好需要回国，带容闳和另外两名男生去美国学习。他们到美国后住在布朗先生母亲的家中。后来，容闳在马萨诸塞州的孟松（Monson）学校读了两年书。其间，他接受了基督教，成为公理会的一名信徒。容闳最早是准备在美国学习两年，但两年之后他决定留下来到耶鲁大学读书。孟松学校的董事们答应支持容闳读完大学，条件是容闳要回到中国做一名传教士。容闳拒绝了这个条件，因为他认为同意这个条件，就有可能“坐失为中国谋福利的事”，他相信“上帝赋予人应尽的本分，不能因为受到限制而改变”。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布朗先生到佐治亚州萨瓦纳去看望姐姐，和她谈到了容闳的情况。当地的妇女会同意帮助容闳读完大学而不设任何条件。容闳在读书期间也曾担任校兄弟会的小图书馆管理员，挣一些额外的补贴。
1855年，容闳在美国度过八年之后，回到了中国。见到年迈的母亲时，容闳试图让母亲明白他所取得的成就，让她为他感到自豪。由于多年不用汉语，他无法参加能够让他走上仕途的科举考试。在学习了六个月的汉语之后，他当上了翻译并进入商界。容闳知道，为了能让朝廷同意派幼童到美国学习，他必须同那些思想开明、愿意借助西方教育让中国走上强国之路的高官们建立联系。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性，开始探讨用何种方式引进西方技术，以使中国走上自强之路。他们面临的选择有：建立现代学校，邀请外国专家教授西方语言和技术；派代表团出访欧美，收集资料，并将西方的兵器带回中国进一步研究、仿制；将学生送到海外，待这些学生学成归国后向国人传授西方富强的秘诀。
保守官僚们反对将中国幼童送出去的计划：其一，这需要耗费时间和金钱；其二，承认自己需要向西方学习，这对大清王朝来说是奇耻大辱。大多数学者们也反对，因为整个计划只是强调技术，而不强调用孔孟之道培养出来的“臣民之气节”，他们认为后者才是国家安泰，人民富强的保证。但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总督曾国藩和他的拥护者李鸿章却大力支持将幼童送往海外学习，以此作为自强运动的一部分。李鸿章认为留学海外是取得西方秘诀的最快和最有效的方法。
1863年，总督曾国藩正在和太平军作战，一些在曾国藩手下任职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向曾国藩举荐容闳。不久，曾国藩在他的安庆大营中召见容闳。当容闳被领到曾国藩面前时，曾国藩长时间仔细地打量了容闳。对容闳来说，那样的经历他从来没有过。很显然，曾国藩对容闳感到满意，于是就命令他到美国购置机器，以装备在上海创办的一个西式机器厂——江南制造局。
1865年，容闳完成了机器采购任务。曾国藩特别上书大清朝廷，请求封容闳正式官职。容闳被封为五品官。在那些先前将他视为外国人的中国官员眼中，他的名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870年，“天津教案”的发生让容闳得到了一个机会。这一事件引起中法危机。曾国藩命令容闳担任同法国人谈判的翻译。在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中，容闳向在一起的四位朝廷官员讲述了他关于教育的计划。于是，他们将容闳起草的教育方案呈递给朝廷。
曾国藩和李鸿章采纳了容闳关于派留学生的建议，并成功地加以推动和实施。在此之前，朝廷中保守的官僚们将容闳的建议阻挡了七年。中国官方选派学生到美国基于以下三点：首先，他们认为美国的教育比欧洲的更实用；其次，容闳更了解美国的教育体系，有助于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和美国在1868年签定了互惠协议，允许中国学生到美国任何公立学校读书学习，包括军事院校。
1871年，清政府最终批准了中国幼童留美教育计划，设立中国教育使团（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原称“幼童出洋肄业局”）。该计划的大致内容是：从1872年至1875年的四年中，每年向美国派30名男童，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并于1887年返回，终生服务国家。当容闳听到这一计划被批准实施后，倍感激动，整整两天不吃不睡，“他兴奋地走来走去，心中默默地赞美上帝。从他返回中国算起，已逾十六载，上帝终于应允了他的祷告”。
中国教育使团官员
虽然朝廷对留学计划寄予了厚望，可是上海地区很少有学生愿意报名。大多父母亲不愿让这么小的孩子背井离乡，到异国生活如此长的时间。无奈，容闳只有回到南方，到他故乡附近招募学生，因为那里的人们对海外了解较多。尽管如此，容闳还要苦口婆心地说服那些父母亲，允诺他们的孩子将来回国后会得到公职，成为政府的官员。
清政府在上海为这一留学计划设立了预备学校，强化学生们对中国传统科目的学习，把英语及其他科学类课程放在次要的位置。1872年夏天，首批30名学生乘船前往美国，他们当中有百分之九十的孩子来自于广东。这一留学计划的主要设计师和推动人曾国藩不幸在首批学生出发前去世了，他的继任者李鸿章继续推动、领导着这个留学计划。李鸿章当时已成为清政府最有势力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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